张英红:中国:走向政治文明

  2001年11月,美国总统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华盛顿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一致确认和共同捍卫“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整整一年后的2002年11月,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江澤民在报告中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重要论断。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治党治国经验的科学总结,顺应了时代进步的潮流,标志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东方大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物质文明进步的基础上,开始理性地扬起走向政治文明的世纪风帆。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变中,所构成的社会结构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相应地,人类文明的结构也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体。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是人类社会文明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物质文明是构成人类文明的基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构成人类文明的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程度的集中体现,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没有政治文明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现代进步的文明社会。

  现在学术理论界一般认为,政治文明主要包括政治理念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为文明等。属于价值层面的政治理念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精神指导;属于制度层面的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绳”,是政治理念的规则化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化;属于实践层面的政治行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民主政治,没有民主政治,就没有政治文明。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相对立,专制政治属于政治黑暗,民主政治属于政治文明。

  美国尼布尔认为,“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在与专制制度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政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结晶和宝贵财富,具有普世性和全球性价值。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和社会,都不可能绕开“民主”而求得可持续发展。古希腊思想家德谟克利特说过一句闻名于世的话:“在民主制度中遭受贫穷,也远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的幸福要好,这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追求和向往,已经走过了上百年的艰难历程。孙中山当年面对席卷世界的民主潮流,欣然写下了“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警世名言;毛泽东说“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并指出共产党找到了“民主”这个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鄧小平则干脆宣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會主義,就没有社會主義的现代化”。今天,在共产党最高文献中正式提出建设“政治文明”,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

  建设政治理念文明,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长期实践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博爱等政治理念文明,是人类社会充满智慧的结晶和最可珍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在建设政治文明中大胆吸收和借鉴。这就迫切需要人们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一要突破狭隘的国情论情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区别于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宗教、人口及自然地理国情。但像在中国一些人中盛行以“国情”为由排斥人类政治文明以及拒绝政治革新的“国情崇拜”情结者却世所罕见。自从天朝大国遭遇西方文明以来,祭起国情之旗只学西方物质文明而拒绝西方政治文明的“洋务派思想”就代代相传。从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大致可分为民主原生型国家和民主后发型国家。所谓民主原生型国家,是指在与本国的专制主义斗争中自我实现民主政治的欧美等国;民主后发型国家,是指本国专制主义异常强大而无法自我生成民主政治的亚非拉等国。作为“亚细亚专制主义”典型代表的中国显然属于民主后发型国家。民主后发型国家要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除了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外,别无他途。,对于国情,要作具体分析,它既有静态性也有动态性,既有自然属性也有人文因素,既有不可改变或难以改变性也有必须改变性。从自然状况来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居世界之最;从经济方面来说,中国“贫穷落后”,至今在世界上属中下收入国家;从政治文化方面来说,中国是世界上封建专制主义时间最长的国家。对于一个正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的古老大国,只有彻底打破几千年盛行的“专制主义国情”,才能成功建设现代政治文明。

  二是突破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禁锢。苏联以其自掘坟墓葬送在二十世纪末而宣告苏联社會主義模式的彻底破产。建国后,当中国本土强大的专制主义与苏联输入的極權主义联姻后,自戊戌变法以来的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就遭到了最致命的扼杀。在封建主义和極權主义双重奴役下,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只有中国人自己才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改革开放以来,鄧小平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走出一条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式社會主義的新路来。改革开放的过程,其实质就是不断突破传统苏联模式严重禁锢、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會主義的过程。这在经济改革上十分明显,已经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跨越。但不可否认,以政治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苏联極權主义政治对我国有着最为严重的消极影响。虽然毛泽东、鄧小平都认识到苏联極權政治模式的严重弊端,但由于种种原因,苏联極權政治模式对我国政治的严重影响远未得到全面清理。

  三是突破僵化的冷战思维的局限。作为曾经毫不犹豫“倒向苏联一边”几十年的中国,在与西方全面对抗的冷战中,不可避免地使一些人陷入了冷战思维的泥淖之中,其突出表现在姓“资”姓“社”的主观偏见上。在资本主义母胎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社會主義思潮和社會主義运动,是对资本主义辩证的否定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对此,马克思主义老祖宗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资产階級在创造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上的伟大历史作用。马克思高度称赞美国的《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当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时,马克思代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专门发出贺信:“欧洲工人认为由工人階級忠诚的儿子阿伯拉罕·林肯来领导自己国家进行解放被奴役种族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史无前例的战斗,是即将到来的时代的先声”。马克思还由衷地称赞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称赞有加,毛泽东对来延安访问的美国客人明确说过:“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们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但后来,囿于冷战思维的局限,一些人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演变成对资本主义的全盘否定,以全面仇视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患上了严重的“恐资病”。这就使得人们在对发达国家创造的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吸收和借鉴上长期“裹足不前”。

  建设政治制度文明,就必须在宪法的框架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法治国家。对于斯大林的暴政,毛泽东曾感叹地说这在欧美民主国家“不可能发生”;对于“文化大革命”,鄧小平总结说这固然与领导个人的品质和作风有关,但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和稳定性”。前苏联高级官员阿尔巴托夫在《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一书中说:“我们从斯大林后四十年中应该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政治机制方面必须破旧立新,必须建立民主制度、政治文化以及文明的公众意识。我坚信,这就是改革的主要任务。我们能否解决这一任务,解决到何种程度,关系到我们强国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的国家究竞还有没有未来。”无独有偶,中国《求是》杂志总编辑王天玺在其总撰稿的《东方之光——“叁個代表”与理论创新》中说:“没有一个优越的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即使有显著的技术创新成就,也不能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恒久的力量。这是铁的历史法则。”任何在价值层面极好的东西,只有经过相应的制度层面路径,才能在实践层面得到较好的体现。政治制度建设对于建设政治文明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政治制度文明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政治制度源于国家的诞生。国家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人们共同意志的体现,却是个人无奈的选择。一旦诞生了国家,就产生了公共权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公共权力被当作“私器”追逐和独家垄断,统治階級无不用人民的鲜血铺就一条通向权力巅峰的“红地毯”。面对政治愚昧时期的“丛林法则”,柏拉图向我们描绘了他心中的“理想国”:“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階級,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世界文明史充分说明,要确保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实行法治。实行法治,是人类迄今为止最耀眼的政治文明成果。

  宪法是实行法治的依据。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其基本职能在于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美国宪法不但使美国获得了民主实践的巨大成功,而且使后来的世界各国争相效尤。但有宪法未必有宪政。不少国家仅仅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法之实。为此,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160 多年前就不无感叹地说:“美国的联邦宪法,好象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的美丽艺术品。”但同时,托克维尔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最专制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民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宪制史,一个共同点就是宪法形同虚设。从1905年起,古老的中国就开始有了制宪的历史。从钦定宪法大纲,到中华民国约法,从中华民国宪法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可谓百年宪法无间断。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现行宪法也进行了多次修改。宪法能否真正实行,实行的宪法是不是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良法”,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法治程度。亚里士多德说过,“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实行宪政的前提在于除了宪法,就没有任何别的权威,也就是说,不允许有任何个人和组织凌驾于宪法之上。鉴于文革的沉痛教训,改革开放以来,鄧小平就特别强调树立宪法权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十二大就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十五大又进一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會主義法治国家”。十六大重申“依法治国”。但要真正建成法治国家,必须在宪政视野下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制度创新。

  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是二百多年前法国《人权宣言》的庄严宣告。凡权利无保障和分权未确定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在文革中,面对汹涌如潮的红卫兵抄家、批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手捧宪法也保护不了自己的公民权利,最终惨死在自己与战友们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手里,更遑论普通老百姓的权利保障了。绕了一个大弯以后,1997年9 月,江澤民在十五大上正式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政府历史性地向世界公开声明尊重《世界人权宣言》和履行《国际人权宪章》,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 日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 月28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批准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是中国建设政治文明的重大举措,它迫切需要相关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

  建设政治制度文明,关键在于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化为取向一样,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建设政治行为文明,就必须使政治行为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公开化、平等化、非暴力化。政治行为文明不仅是政治理念文明和政治制度文明在实践中的具体展现,而且是折射整个政治文明的标尺。政治行为分为政治组织行为和政治个体行为,政治组织行为是指政党、国家和政府以及社会政治团体在政治参与中的一切活动;政治个体行为是指政治家、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等在政治参与中的一切活动。

  政治行为公开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与政治黑暗的专制主义惯于奉行“政治神秘化”和“暗箱操作”迥异,政治公开化要求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人们的注视下公开运作。在现代信息社会,政治公开化、透明化客观上要求新闻舆论独立和新闻舆论自由。希尔斯曼在《美国是如何治理的》一书中认为:“不管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新闻自由,民主本身就无法存在。”政治行为平等化,是现代政治文明题中应有之义。与专制主义奉行等级特权不同,政治行为平等化就是一切参与政治的主体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它实现了从“人服从人”到“人只服从正义和法律”的跨越。政治行为非暴力化,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与充满血腥暴力的专制政治使夺得权力的人沾满政敌和人民的鲜血、失去权力的人就要失去生命和自由相反,现代政治行为文明则以非暴力、人道的与和平方式,在法定的程序中解决政治争端,实现权力的交接。

  “道德是一个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句名言出自美国国父华盛顿之口。世界政治文明史已经昭示,政治家杰出的个人道德、倾人的社会良知和使人景仰的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政治行为文明。这在古代有中国尧舜禅让的传说,在近代有美国华盛顿的光辉典范,在现代有南非曼德拉的伟大壮举。中国尧舜禅让的传说且不说,华盛顿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他个人的政治选择,在岁月的流逝中已经构成了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在中国乾隆皇帝四海宣扬皇威的时候,战功赫赫的华盛顿完全没有“夺天下坐天下”的皇帝思想,他“使世界因此多了一位总统,而使王冠从此黯然失色”。在那个盛行皇权和终身制的世界上,仅担任两届总统且年富力强的华盛顿挂冠而去,开创了美国总统至多连任两届的惯例。后世似乎只有曼德拉可与之相比。

  建设政治文明,当务之急就是实行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制度的创新。江澤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會主義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就要求对传统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进行大变革,实现从革命党的党化教育向执政党的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转变,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公民意识和宪法观念,这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必由之路。

  摘自:神州思想文化网

  作者:张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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