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中国经济的基本模式面临挑战

  了解大陆情况的人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非典型肺炎正在向农村地区蔓延。有消息说,山西一些村庄已经被完全隔绝起来,无论村民是否感染,一律不准进出。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对待瘟疫,包括国民党政府防范麻风病传播的传统办法。问题是,大陆当今的物流和人流绝非昔日可比,这种传统的办法在现在的条件下是否能够奏效?一旦进一步失控,又将如何应对?

  十多年来,大陆经济越来越依赖来自农村的所谓” 民工” 。这些虽然身在都市却又没有城市户口的二等国民,总数已经超过了一亿两千万,支撑着大陆几乎所有的建筑、服务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业。没有这些产业在过去十年的高速发展,没有这些民工的血汗就没有大陆经济这些年的增长,这是人所共见的事实。同样非常清楚的是,由于拒绝接受民工正式移民城市,这些民工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他们不仅饱受歧视和凌辱,而且没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民工中间的许多人,一方面被迫处于高度的流动中,同时,又长期生活在环境和卫生条件极为恶劣的所谓” 临时性” 社区中,既享受不到抽水马桶等基本的都市文明,又失去了乡野的清新空气。大批民工借以栖身的,是城郊的农村。在中共城乡二元的体制下,这些地方虽然早就被城市飞速发展所包围,但是,由于村民依然是农村户口,这些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不能纳入城市公用系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贫民窟。大陆媒体美其名为” 城乡结合部” 。

  象世界上所有贫民窟一样,民工集中居住的地方成为各种污秽汇集之处。大陆贫民窟的特殊性在于,其居民的居住合法性比其它发展中国家要更低,所以政府的服务就更加不足。政府不仅不提供基本的教育卫生服务,连民工自己办的子弟学校也要强行关闭。尽管各种各样的人间悲剧和罪孽在民工的社区大量发生,大陆当局的基本态度就是假装看不见。除了缺乏基本的同情心之外,他们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维持农民只能进城打工,不能移民的基本方针。可以说,这个方针是大陆十多年来经济模式的一个基石。

  这个方针的要害是只准农民参与创造城市财富,但不许农民分享城市财富和福利。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必须保持其” 流动人口” 的身份,而没有正式市民的权利。这个方针以及建立在这个方针基础上的大陆经济模式,是大陆民工超低劳动价格的真正原因,但是,大陆的官方学者以及媒体则以所谓” 市场供求法则” 来自欺欺人,似乎民工的悲惨处境完全是某种自然法则所至。

  现在,大陆经济模式之不公平连老天爷也看不下去了。正如有人已经指出的,这次非典型肺炎的” 怪” 病在中国大陆发生,并不奇怪。正是打工仔们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大陆不交钱不治病的医疗体制相结合,催生了这个可怕瘟疫的发生与传播。

  广东是中国大陆得益于民工血汗最多的一个省。外来民工人数超过一千两百万,高达本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在民工血汗工资制度的基础上,广东一省的财政收入,等于山东、江苏等几个沿海大省的总和。但是,生活在广东的富人以及本地人的生活质量也不得不为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而付出代价。

  不久前我曾经去了最早发现非典型肺炎的广州和佛山一带,亲眼看见在一些豪华的所谓高尚住宅小区高墙外,是无人整治的臭水沟,沟边即是民工的简陋棚屋。在我看来,住在院墙之外的民工自然会对自己的命运感到不平。但是,住在高墙之内的人又有多少享受呢?他们在庆幸自己没有落在大墙另外一边的时候,却也不得不与民工一道分享污浊的空气,飞扬的粉尘,轰鸣的噪音,现在,还要共同面临非典型肺炎病毒感染的危险。

  许多人以为,非典型肺炎会象台风一样,对经济发生一个冲击,然后又一切如常。但在我看来,这次瘟疫并非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灾难,而是大规模剥夺” 民工” 的大陆经济模式内生的灾害。这个瘟疫的发生表明,大陆以牺牲农民的基本权利和福利为代价集聚财富的经济模式,已经走向反面。这种经济模式导致的灾难,不仅仅伤害弱者,而是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基本生活。非典型肺炎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一个极不公平的社会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我希望大陆的当权者能够明白这个信息。

  摘自: 凯迪网络

  作者:梁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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