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新生:坚守与逃亡——关于非典型肺炎的思考

  非典型肺炎从哪里来

  日前,加拿大一家颇有影响的媒体发表了一位专栏作家撰写的非典型肺炎追踪的文章。其大意是,非典型肺炎源自中国的珠江三角洲,由一位当地的医生通过香港传染给了香港人和加拿大人。这些被传染的病人分别到了越南的河内和加拿大的多伦多,结果造成了当地疫情的扩散。一家知名的中文电视媒体在制作专题节目时,含蓄地肯定了这一说法。

  但也有不同的声音,网上一些消息盛传非典型肺炎源自某大国的生物实验室,是这个国家在利用病毒的扩散来转移世人的视线。尽管该国的卫生主管部门一再辟谣,但这种“阴谋论”仍然有一定的市场。还有一些人认为非典型肺炎与艾滋病一样,是发达国家进行病毒试验产生的灾难,他们从西方长期在非洲一些动物身上进行新病毒的实验,从而引发艾滋病,来证明病毒的产生源自人类的不理智行为。

  更有一些新潮的朋友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传播与某著名歌星的死亡联系起来,认为正是非典型肺炎夺去了歌星的性命,也导致许多人患上了同样的疾病。

  这些传言,要么荒诞不经,缺乏科学依据;要么未经国际权威组织调查核实。就像艾滋病到底源于何处人们无法知晓一样,此次爆发的非典型肺炎到底源于何处,恐怕人们也难以彻底查清。正如卫生部的一位官员所说,在中国最早发现病例,并不意味着非典型肺炎产生于中国。如果不是有意为之,对病毒扩散的无心之失,人们不应该苛责。

  非典型肺炎可能源自外国,也可能源自中国;可能源自人类,也可能源自其他动物。面对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人类的脆弱暴露无疑。迄今为止,我们对寄存在我们身上和我们周围的微生物还知之甚少,许多未解之谜仍然困扰着人类。在对付疾病的同时,人类总结出了许多很好的方法,制造了许多有用的药物,但只要我们还必须依赖大自然所提供的资源,我们就必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必须承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后果。我们所犯下的任何细小的差错,都可能带来巨大的灾难。

  例如,现在人们普遍使用抗生素来抵御细菌的入侵,但在与人类搏斗的过程中,细菌逐渐地产生了抗药性,这就使得今后再发生新的细菌入侵事件,人们不得不使用更多的抗菌药物,这样一来,人们对抗菌药物的依赖程度就会加深,而自身的免疫能力就会下降。更麻烦地是,在研制抗病毒药物的时候,我们也不断地从人体的血液中提取有效的成分,而人体的血液本身就包含了许多未知的病毒,尽管现在制药企业对血液原料采取灭菌处理,但对那些不可知的细菌,人们显然无法找到有效的灭菌方法。所以,作为一种高等动物,我们不得不时刻等待新的灾难、新的发现、新的突破。

  其实,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与自然不断交流的过程。在一段时间内,来自自然的力量可能会战胜人类的智慧,但只要不断进取,人类总能迈出胜利的脚步。

  非典型肺炎是否可怕

  与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学者餐叙,看到眼前来来往往的“蒙面人”,不禁将话题转移到非典型肺炎上面。这位主管传染病治疗药物研究的所长对中国人人自危的举动不以为然。他说从科学上分析,非典型肺炎并不比其他的传染病更可怕,现在公布的是4% 的死亡率,而历史上许多次瘟疫的爆发所造成的死亡率都高于这个数字。他说现在越是疫情严重的地区,他越要进去,道理很简单,不搞清传染病的发病机理,就无法研制出有效的治疗药物。

  我佩服他的豁达和勇敢,但作为医学门外汉,我还是有点提心吊胆。毕竟这是一种肉眼看不见也是常人无法理解的病毒,其传播的渠道又是如此的广泛,所以,不管专家如何解惑,我还是有些忐忑不安。我相信有我这种心态的人并不少。回家看看新闻报道,中国大陆截至到4月26日,发现非典型肺炎2753例,其中已经死亡的122例,确实只有4% 左右。但人们之所以戴上口罩,就是害怕成为不幸的4% ,也害怕将这一不幸传染给其他的人。这种爱护自己,也爱护他人的做法,其实值得提倡。

  那位留美的学者谈到美国的应急机制,认为无论多好的制度,都需要正常的人来遵守。如果陷于恐慌,即使制度再好,也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善哉此言。我们不能想象,一个隔离令,让家人之间失去了肌肤之亲,如果公民没有法律意识和社会公德,独自出逃,会给社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在一个敢于面对危机的民族面前,任何灾害都无法让人低头。反之,在一个极度恐慌的社会里,哪怕一个很小的灾害就可能酿成大祸。记得小时观看露天电影,几滴雨丝导致人群骚动,由于围墙大门无法开启,前堵后拥,踩死踩伤观众无数。事后清点,一家四口,惨死脚下的有三人。几十年过去,每次想到那次灾难,都让人不胜唏嘘。

  看来,比疫情更为可怕的应该是人们的恐慌心态。我们不提倡无知者无畏的精神,但我们至少应该学会倾听专家的意见,并在作好防护的基础上,勇敢地面对生活。

  餐馆里的顾客少了,中餐也改为西吃了。服务生多了,消毒的用具多了,饭菜的价格也上去了。我想,餐馆的老板这是在“堤内损失堤外补”吧。从经营权利上来讲,餐馆的老板无可指责,但这样一来,难保不会让那些捧场的人望而却步,餐馆老板是大大地失算了。所以,比瘟疫可怕的是恐慌,比恐慌更可恨地是乘机抬价捞一把的人。

  在电视上看到溫家寶总理和吴仪副总理到北京高校的食堂与同学一起进餐,心中感到一丝安慰,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平等,而溫家寶以大国总理的风范,为所有的中国人树立了战胜瘟疫的信心。

  当心非典型肺炎的泛政治化

  近日,一些海外媒体以不同寻常的篇幅,报道了中国政府在处理非典型肺炎时所采取的政治手段。应该说,中国政府的一些做法完全符合中国现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它既表现了本届政府在处理非典型肺炎方面的决心和勇气,也展现了中国依法治国的崭新面貌。然而,令人遗憾地是,少数媒体将中国政府依法所采取的措施看作是政治角力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在非典型肺炎处理过程中实现政治力量的再分配。

  这是一种典型的“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的新闻报道。在法制不完备,政府的运行暗箱操作的情况下,人们不能不对领导人的更换产生各种联想。问题在于,当法律已经作出了规定,并且中国政府严格依法办事的情况下,再进行各种想象和发挥就属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要素就是,以国家的法律来制约政府的行为。如果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而不被追究,这才是需要媒体想象和发挥乃至发掘的地方。如果严格依法办事,仍然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或联想,那么,这不是公正媒体应有的风范。

  当然,从人治到法制,中国仍然处在过渡之中,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没有严格的依法办事,甚至我们的法律本身也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譬如,在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对非法定的传染病的诊断、预防、报告和公布程序就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这就为一些地方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提供了借口。因此,今后不但要进一步完善法律,同时还是全面准确地实施法律,不能让有的人逍遥法外。但是,在执法仍然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不能对任何严格依法处理违法人员的行政行为都看成是政治纷争的表现。换句话说,他人的恶不能成为自己作恶的理由,他人违法并不等于自己违法不受追究。

  强调中国政府是依法处理有关责任人员,并不是干预海外媒体的合理想象和政治预测。事实上,正是海外媒体许多具有穿透力的深度分析,让中国更加感受到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但是,当中国已经制定了相关法律,并严格依法办事的时候,海外的传媒也应当尊重事实,用更加客观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许多中国人是听得进逆耳忠言的。问题在于,抹黑式的报道不但无助于中国人了解真相,反而有贬损中国人形象的嫌疑。将一场重大疫情变成政治上的晴雨表,可能会混淆视听,并最终转移各国与瘟疫斗争的视线。因此,媒体应该将笔墨主要用在报道防治非典型肺炎的技术措施和制度安排上来。

  非典型肺炎报道的泛政治化,是对各国为防治疫情而披肝沥胆的政治家们的一种恶意的诽谤,也是对这些国家公民一心一意防病抗灾行为的一种不尊重。

  其实,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只有尊重别人,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做人是这样,做新闻也是这样。

  坚守与逃亡

  近日,不少媒体讨论中国高校的大学生应不应该离开学校返回老家的问题。这是特殊时期中国所独有的怪异问题。SARS疫情的发展,使得中国许多部门暂时停止了工作,一些高校也临时放假,以避免学生和教师受到SARS的感染。对这种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他人的举措,居然有学生不买账,他们无视学校的规定,不听政府的劝告,擅自离开了校园,返回家中。一些高校为了整肃校纪,对违反规定的学生给予纪律处分,居然引来了一些学生在媒体上热烈讨论。中国学生素质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

  大学生能否离开学校自动回家呢? 这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根据中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的规定,传染病爆发流行时,当地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进行防治,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地方政府决定,可以停工、停业、停课。停课的目的旨在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因此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停课后不能随意地走动,否则将会背离立法者的初衷。作为大学生,虽然依法不需上课,但仍然应该接受大学管理,不得违反校纪离开学校。现在大学生置自己的安危与他人的健康于不顾,违反学校的规定,擅自回到家乡,学校当然有权对其作出处分决定。这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应该而且必须作出的决定。

  从中国大学生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法治所面临的双重压力。一方面,部分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仍然奉行法律虚无主义,对国家的现行法缺乏必要的敬畏;另一方面当自己的活动受到限制时,又拼命地拿法律说事儿,似乎自己受到了天大的委屈。这种极端的法律工具理性使得中国法治进程面临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

  首先,由于缺乏共同的法律信仰,面对现行法律,一些学生采取一种蔑视或俯视的态度,对法律本身横挑鼻子竖挑眼,在适用法律的时候,采取断章取义的做法,挑拣对自己有利的条文,随意地挑起争议或提起诉讼,造成社会不应有的混乱。笔者曾经说过,这种不良的法治环境比没有法律更加可怕。因为法律成了人人可以揉搓的面团,在一次次的争论和不停的蹂躏中,法律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威严。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底线是,当国家规则尚未出台之前,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尽情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当国家统一的规则施行以后,面对法律,公民应该带着虔敬的神情自觉地遵守。现在大学生那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目空一切的态度是中国法治的大不幸。

  或许笔者过于偏激。但是,作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是现代公民行为的底线,如果连这一底线都无法坚守,我们不能想象未来的中国将会呈现怎样的局面。

  其次,法律的有效性来源于社会公众普遍价值观念的认同。而这种普遍的价值观念首先体现为一种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其次才上升为国家的法律。如果没有普遍的价值观念,没有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作为基础,法律是无法有效实施的。我们处在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也处在一个道德重建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一些共同的道德判断,即使由国家强行颁布一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大可能得到遵守。大学生的行为说明了这一点。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了道德的重建,不能仅仅强调道德的多元化而无视基本道德准则的统一。不能任由一些大学生破坏公众普遍的道德准则,作出一些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

  最后,在一个健全的社会里,公民的行为准则是多层次的。国家的法律是最基本的底线,各个组织内部的纪律也是必要的行为界限。如果仅仅满足于对法律的遵守,而没有看到组织内部的纪律规则,同样会损害他人或组织的利益。一些大学生的所作所为不但挑战法律,而且违背了学校的规章制度,当然应该受到惩罚。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实际上就是一个不会尊重社会、不尊重他人的人。这样的人对社会的发展有害无益。

  解读政府官员的军令状

  面对SARS疫情,各级官员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是责任政府应有的表现。但是,也有一些政府官员在疫情面前表现的不够冷静,他们以惯用的工作方式,给自己也给他人立下军令状,表示如果出现大规模的疫情,将自动辞职。(见《南方都市报》报道)

  这是一种貌似悲壮,实则涉嫌作秀的行为。首先,面对自然,我们只能遵循客观规律,防止出现人为的疫情扩散。但在没有搞清疫情的发展规律,特别是没有弄清SARS的发病机理的时候,立下军令状至少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SARS有比较长的潜伏期,也有十分广泛的传播途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疫情不会出现。

  有人认为,政府官员敢于立下军令状是对人民负责的表现。这是一顶可疑的高帽。在人民的生命健康面前,政府官员的乌纱帽又算得了什么?我们不是容忍政府官员面对疫情消极怠工,而是要求政府官员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应该具备起码的科学知识。严格的隔离固然可以防止疫情的扩散,但谁能保证在隔离区内不会发生新的疫情?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找到疫情发生的源头,也没有完全搞清致病的原因,对一个地区部分人群的必要隔离是各自为战的需要。正如北京代市长所说,这是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各自为战,才能防止交叉感染,才能逐步地控制疫情。

  “军令状文化”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土壤。当煤矿一再出现塌方事故时,各地政府官员都立下了军令状,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减少伤亡。事实证明,这是多么荒唐的想法。军令状立下了,可事故仍然接连不断,因为中国矿产资源关系没有理顺,倒下一个市长,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矿难的发生。遗憾地是,这种军令状式的工作方式被写进了中国的法律。安全生产法虽然规定政府官员必须对矿难负责,但面对一个又一个大的矿难事故,执法机关似乎再也难以举起法律的利剑。中国的法律面对一个个生命似乎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量。

  其实,在人与自然的较量中,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在一段时期内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向自然低下高贵的头颅,这是理性的表现。只有尊重自然的规律,才能更好地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出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途径。那种拍胸脯的做法是原始社会的粗放式管理,中国政府官员应该摈弃。

  同样是拍胸脯立下军令状,如果有科学的依据,有明确的承诺未尝不可。问题在于,有些军令状本身就十分可疑。譬如,什么叫做“大规模的疫情”?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是因为马谡承诺保卫街亭,可是现在的军令状有这样清晰的表述吗?当军令状变成了对自己份内工作的一种特殊的宣示,当军令状变成了充满歧义的大话之后,军令状已经失去了其应有的严肃性了。

  军令状的出现还有很深刻的法律背景。在中国没有完善的行政法,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职责十分模糊,人们不知道依照法律应该要求官员做些什么,政府官员也不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因此,一旦遇到重大事件,军令状式的表演就会出笼。

  军令状是中国极不正常的官场现象。它反映了中国行政的非科学性,也体现了法律对政府官员约束的不可靠性。只有认真检讨军令状文化,才能提高中国官员的执政水平。

  矫枉不能过正

  2003年5月10日,世界卫生组织的发言人巴拉谢格雷姆对媒体发表谈话称,“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有了全部的病人,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传染的,这说明数据还存在问题”。这是负责任的科学家作出的认真判断。

  我们不能想象,在没有找到传染源头的情况下,能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目前,关于疫情扩散源头的报道有许多,有的认为是中国广东的一位大夫在香港将SARS传染给了香港人和加拿大人。也有人认为是香港的一位教授将SARS带回了北京。在中国内地,关于疫情的扩散说法更多。有人认为是两位北京人将疫情带到了上海,还有人认为是广东人将疫情扩散到了内地。谣传的结果是,一些地方采取了挖断高速公路,禁止外地商品输入的极端隔离措施,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社会矛盾。甚至一些地方官员也因此丢掉了官职。据报道,湖北省宜昌市一家医院的大夫到北京进修,返乡后没有报告行踪,结果其丈夫被免去了银行行长的职务,这位大夫所在医院的院长也受到了行政处分。(见《楚天都市报》2003年5月12日)

  面对一个个因玩忽职守而被免去职务的政府官员,人们又喜又悲。喜的是,中国政府雷厉风行,严控SARS的蔓延。悲的是,在一个个免官的背后,有没有明确的法律支撑?中国从来不缺乏责任事故的追究制度,但这些制度从来都没有认真实施。此次SARS疫情的扩散,让中央政府看到了制度的威力,于是中国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被免去了职位。但是,随着SARS疫情的扩散,不少官员的调门越来越高,他们动辄祭出尚方宝剑,口称杀无赦,甚至不惜以乌纱帽作抵押,立下军令状,保证本辖区不发生疫情。这种对疫情的规律毫无认识的追杀令,不仅没有让人看到法制的力量,反而让人们更加感受到缺乏秩序的阵阵寒意。

  有没有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是一个问题,是否严格依照责任追究制度办事是另一个问题。目前,关于SARS疫情的应急机制虽已建立,但一些地方官员的行为并未违反行政法规。在这种情况下,随随便便地免去官员的职务,有违法治的精神。当前固然需要拿不负责人的官员开刀,以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但是,如果以人治的态度,通过免职的手段整肃行政队伍,可能会适得其反。其结果是,为了推卸责任,地方官员会进一步瞒报有关的疫情;为了防止受到其他地方的指责,会推迟上报相关的发病情况。

  科学的态度不应该是人人自危,草木皆兵,而应该是实事求是,承认过去的错误,相互协作,尽快找到发病的源头。在SARS这个自然疾病面前,人们不能失去理性,更不能公报私仇。而应该首先找到治病的原因,然后再依法办事。

  应该承认,中国地域辽阔,人口流动频繁。在防止疫情扩散方面有许多难题。但是,如果毫无道理地剥夺他人的自由,甚至免去他人的职务,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毕竟疫情终会过去,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还会持续。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因为无端怀疑乘客为SARS患者,给顾客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位司机后来不得不向乘客赔礼道歉。一个有希望的国家,首先应该临危不惧,其次应该从容应对。那种毫无道理的社会恐慌所带来的危害比SARS本身的危害更可怕。困难时期,我们更需要理性,科学的理性,法律的理性。

  与外国记者说SARS

  近日,一家外国通讯社的记者小姐就中国的SARS疫情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与其他媒体的记者一样,这位记者首先询问我对疫情的看法。老实说,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对这次不期而遇而又不知所终的病患,我们除了坦然面对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令人可喜地是,没有多少中国人把这次疫情看作是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一次不宣而战,也没有多少中国人借此向政府发难。相反地,在疫情公布之后,许多中国人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也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人。

  记者问我,这次疫情改变了什么?我告诉她首先改变了中国的生活,让老百姓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其次,也改变了我们政府的执政理念,让政府知道了公开的重要。从去年11月份的第一次病情发作,到今年4月份中国政府宣布SARS为法定的传染病,期间虽然有些波折,但中国政府毕竟以实际行动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记者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观点,她一再追问政府真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了吗?我只能告诉她,中国政府正在改变,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摄像机已经架设在了卫生部,部长会议已经可以实况转播了。政府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公众的知情权会逐步得到满足。不知道我是否说服了这位记者,但在我看来,象所有的记者朋友一样,在报道SARS疫情的问题上,他们似乎混淆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法律规定要求政府官员怎么做?一是政府官员实际上做了什么?

  在我看来,在SARS还未被确定为法定传染病之前,简单地套用《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追究领导人的责任是不妥当的。如果现行法律中没有规定必须启动传染病的紧急报告、公布和控制机制,那么,即使政府官员的行为有不妥当的地方,也不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一旦中国政府将SARS列入到了法定传染病之中,各级政府官员就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否则就应当承担法律后果。

  从信息传播的机制来看,一个是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机制,一个是政府对外信息传播机制。如果在政府内部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某些官员瞒报或漏报,构成了渎职,那么就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但是,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政府必须及时对外发布有关的病情通告,即使该病患未列入到法定的传染病序列中,只要它具有传染性并且已经在小范围内构成疫情,就必须让当地的公众知道有关情况。疫情的报告与公众的一般知情权是两个有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政府官员没有及时向上级报告疫情,固然应当承担行政责任,但如果没有及时向公众发布官方的消息,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也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在外国记者朋友看来,中国这次SARS疫情的发展似乎是由于政府处置不当造成的。有这种想法的外国朋友还有很多。他们从中国每年春天的政治日程表上寻找答案,甚至通过追踪南方某个医生的活动轨迹来查找病源。应该说,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法律上看,即使找到了中国第一例SARS病人,也不能确认中国就是SARS的发源地。SARS作为一种未知的病毒到底来源于何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只要中国政府坦然面对,就一定能够找出中国疫情扩散的真正责任人。这样做虽然不能改变现状,但至少可以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记者朋友问我为什么这样乐观。我告诉她,我们与SARS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千年的发展中,我们除了坦然面对死亡之外,还学会了用各种方法与大自然中的病菌周旋。人与自然的关系毕竟比人与人的关系要好处理的多。我们无法预知SARS何时会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但我们一定会找出与它相处的办法。

  外国朋友或许更关注SARS疫情背后的体制原因,但在我看来,更应该关注是,公开以后怎么办。

  新闻的力量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生逢其时”。在24小时的新闻节目中,SARS的报道占据了绝大部分时间。作为突发的瘟疫,我们每天都能从新闻媒体上看到死亡的消息。然而,在瘟疫面前,中国人不但挺住了,而且逐渐地调整了自己的心态,适应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就是新闻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真实。正是由于媒体的及时跟踪报道,让我们知道了身边的危险。也同样是新闻的作用,让我们知道了战胜危险的方法。从短暂的恐慌,一度的无助,再到挺身面对,积极生活,是新闻让我们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社会,是新闻让我们第一次对自己的命运有了如此直接的触摸。负面报道多了,灾难报道多了。可是,社会并没有混乱,老百姓也没有惊慌失措。相反地,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灾难,老百姓学会了坦然面对,学会了从容应对,学会了更加积极地生活。

  同样是新闻,让我们知道了互助的力量。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播出因抗击SARS而英勇牺牲的医务人员镜头的时候,止不住的热泪在我的脸上流淌。每一个默默倒下的医务工作者所产生的震撼或许是微小的,但当那么多的医务工作者前赴后继勇敢面对死神,与病魔搏斗的时候,社会的力量,人们的互助精神就显现出来。这里面没有动人的口号,也没有政府的奖励,有的只是一种敬业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人们看到了人性的光辉,看到了作为社会群体的我们面对自然的力量。

  可以说,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生活在真实的空间中。或许我们的一切还不尽如人意,但只要我们确知我们所处的位置和环境,一切都在我们的把握之中。

  新闻是一种信息。在新闻不发达的时代,我们坐井观天。曾几何时,面对突发性的事件,我们还不能或不敢勇敢地面对。我们这个民族遭遇到了太多的苦难,似乎一点点的磨难都可能让我们失去生活的勇气。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面对来自大自然的病毒,面对深海的潜艇事故,面对井下的遇难矿工,面对周围的许多变故,我们不但挺过来了,而且思考了问题出现的原因,正在积极找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一个懂得向前看的民族,才是一个有希望的民族。

  新闻不但给了我们直面人生的镜子,也给了我们一根结实的绳子,它让远隔千里的人们因为共同关注的新闻事件而联系在了一起。正是这根绳子,让每一个弱小的人变得坚强,让不可能攀登过去的山峰踩在了我们的脚下。面对灾难,一个人的捐助是微不足道的,但由于新闻的传播,使得更多的人献出了自己的爱心。这些沿着绳索慢慢汇来的热流,感动上苍,让瘟神却步。

  新闻是一种观点。它带给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真诚。透过那一个个灾难性事件,我们读懂了新闻工作者对生命的礼赞。或许,有些新闻工作者更愿意让我们接受他们透过事件所表达的观点,但只要我们能够接受更多的新闻,拥有理性的判断,虚伪的谎言总能被戳穿。

  新闻就是生活。在这个生存空间日益狭窄的社会,我们必须了解周围的一切。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人的新闻。或许在不经意间,我们成为了新闻人物;或许他人生活中细小的变化,就成为了我们眼中的新闻事件。只要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就需要新闻沟通。

  中国应该向新加坡学习什么

  中国总理的手和新加坡总理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在这样非常的时刻,泰国曼谷的会议格外引人注目。面对SARS疫情,各国有必要相互学习,共同对付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在我看来,新加坡最值得中国借鉴的经验就是,面对疫情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发展。据报道,当新加坡的内阁部长中有人出现发烧的情况时,总理立即决定,将部长送往医院诊断。甚至当李资政的夫人不幸与SARS患者接触时,有关当局马上采取措施,对其留置观察。新加坡这种果断地切断传染病源,对有关人员采取严格隔离的措施,看似无情却有情,因为它包含了政府对国民整体利益的担忧,也体现了政府对社会的负责态度。新加坡人以严于律己而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反观中国,虽然绝大部分国民懂得爱护自己也爱护他人,但是,在自己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公民作出了非常不明智的选择。在一些重点隔离区,有的公民擅自违反隔离的规定,私自外出。甚至一些城市务工的民工为了逃避交通检查,以自行车代步,长驱数百里回到农村老家。还有的公民为了一点小事,与负责隔离的执法人员发生冲撞,严重地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规定。

  其实,无论在新加坡还是在中国,对传染病实施隔离都有法可依。中国《传染病防治法》对隔离措施作出了十分严格的规定。那么,为什么还有中国公民违反规定,损害自己和他人的利益呢?这是一个法律意识问题。在一些中国人看来,法律的规定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对他人来说,法律规定是严格的,必须照办;而对自己来说,如果执行法律会带来不便,那么就可以不遵守法律。这种法律的虚无主义或工具主义导致中国在许多领域仍然处在无序的状态。

  令人欣慰地是,随着疫情的蔓延,许多中国人终于看到了法律的重要性,他们不仅要求政府依照法律惩治那些拖延公布疫情,导致疫情扩散的官员;而且要求那些没有采取适当的隔离措施,对公众造成危害的卫生防疫人员下台。这是法律意识进步的表现。但是,与新加坡相比,我们仍然有许多方面值得改进。第一,今后必须处理好良法与恶法的关系。在传染病方面,中国虽然有了明确的法律,但这部法律采取了封闭性的制度设计,仅仅规定了甲乙丙三类传染病,对SARS这样未列入法定传染病的疫情诊断、预防、报告和对外公布仍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为一些官员推卸责任提供了借口。今后中国应该考虑完善传染病诊断方面的法律规范,以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

  第二,在法律作出规定以后,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采取隔离措施,防止各地随意执行法律的现象发生。应该看到,与新加坡相比,中国的地域辽阔,法律的执行成本很高。但是,只要法律作出严格的规定,任何地区、任何部门都必须严格执行。中国政府在疫情发展的初期,并不是没有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考虑到一些经济的因素,没有采取更加果断的防疫措施,致使一些传染病人将疫情带到了更多的地方。现在中国已经依法在交通工具上和主要城市采取了非常严格的隔离措施,防止再出现传染病扩散的局面。从短期来看,这样做虽然会给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只要能够有效地抑制疫情,今天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法律的价值从来都不是来自于仁慈,在法律威严的背后,是人类对生命的敬畏。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战胜病患的根本途径之前,必要的自我防范,良好的法律秩序是最好的治疗药品。

  我们不能指望这场危机能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我们必须学会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法律空间。从国家领导人紧闭的嘴唇中我们读出了形势的严峻。作为普通公民,我们应该自觉遵守法律,与政府共赴国难。

  患难见真情

  苦难的日子方知友情的可贵。在中国全力防治SARS疫情扩散的时候,中国人是多么期望得到国际友人的帮助呀。一次例行的访问,一声平淡的问候,都能给处在危难中的中国人带来些许的温暖。

  近日,中国一些网站对某个国家领导人的不友好表示展开了讨论。一些人士认为,在中国面临困难的时候,外国政府领导的支持非常重要,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取消对中国的访问是一种难以理解的行为。但也有一些人士认为,自己家中有难,客人延期来访也属于正常的国际礼仪,不应该作出过度反应。这些议论虽然都有道理,但没有看到问题的核心。

  在国际法中,外交礼仪和国家之间交往的惯例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之间的交往,除了必要的成文法约束之外,公认的国际礼仪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它往往成为衡量国家之间关系好坏的一个晴雨表。因此,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在未得到邀请国理解的情况下,直接作出取消访问的决定的。

  这次在亚洲一些国家出现的SARS疫情,影响到了该地区各国的正常发展。但疫情到底来自何处,应当如何防止疫情蔓延,正是各国领导需要坐在一起认真讨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领导之间的交往不是应该减少,而是应该增加。前不久在曼谷召开的国际专门会议就是各国政府共商抗疫大计的一次有益的合作。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思潮,甚至还有个别领导人将SARS的病源确定在中国。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中国从来都没有对邻国构成过威胁,中国也从来没有在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之外,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抢占国际市场。至于这次来势汹汹的SARS病毒,到底源于亚洲还是源于世界的其他地方,现在还不得而知。有报道说,早在一年前在美洲的一个国家就发生过类似的疫情。这次中国乃至亚洲一些国家发生的SARS疫情,究竟是一种人造的病毒还是来自大自然的报复,人们还无法确知。但有一点应该是清楚的,就是面对已经到来的疫情,相互指责甚至相互封锁是完全不正确的。只有各国共同携手,才能尽早战胜病魔。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非此即彼的冷战世界。在发展过程中,各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困难。因此,各国应该团结起来,共同迎接挑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各国公认的价值观体系。在国际价值体系重塑的过程中,国家不分大小,都应当贡献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任何以邻为壑的举动都应当尽量避免。

  在中国的战国时期,曾经出现过合纵连横的策士,他们游走于诸侯小国之间,希冀以小智慧来赢得小国的发展空间。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做法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无可厚非。但是,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承认国家之间的差异,但尊重每一个国家平等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以挑战国际礼仪来显示自尊,恰恰是一种极度自卑的表现。

  应该承认,现在个别国家仍然在谋求国际霸权,他们还没有学会尊重国际规则。在这种情况下,个别领导人见风使舵的势利做法似乎也可以理解。但是,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学会尊重别人。

原载:《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作者:乔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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