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立群:学术界的腐败与海外学子的不回国

  秋水先生在“我为什么不回国?”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我国科技人才大量流失已严重危害到我国民族工业和国家整体竞争实力的发展。虽然中国领导高度重视留学人员问题,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特别是留学生回国工作的主管部门,国家人事部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更连连制定这样,那样吸引留学生回国效力的政策法规,然而,形势比人强,在具体部门的操作中和现有体制的规范下,阻碍留学生回国的因素层出不穷。秋水先生所指出的“三个留人”是理想,“三个撵人”经常是生活的真实。用人机构和单位只需要在事业,感情,待遇三个方面做点文章,就足以让求职者知难而退,这也是实情。

  不过,在秋水先生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到两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即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对海外学子带来的影响和政府在一九八九发生天安門事件后,在处理海外留学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带来的后果。本文将仅注重于第一个话题展开讨论。随着改革开放,学习西方好的东西不容易,国内的某些“知识精英”在学习如何积极钻营,与政治权力挂钩做起知识方面的国际,或历史“倒爷”,使知识,学位,职称迅速走向商品化,并产生高额利润方面,却是成绩卓著,深具中国特色。以此起家的“著名博导”和“学界权威”,堂而皇之地成为了中国的学术正宗,盘根错节地称霸一方,形成了一个个的既得利益群体,使真正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面临重重困难,备受打压,使海外学子望而怯步,不得其门而入。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在最近举行的校长论坛坦承,北大教师人事改革面临的瓶颈在于观念的转变。许智宏说,北京大学的改革就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聘任制,打破过去“能上不能下,只进不能出”的弊端。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认为,北大的改革没有触及既得利益群体。杜钢建教授指出,北大的改革并没有触及到高校内部管理制度中的一些关键性的的问题,而是拿一部分“弱势群体”开刀,保护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这对一个学校的学术创新能力只能带来负面影响。他认为,如果学术研究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为了评职称而工作,学术研究必须去适应那些不得不量化的评审标准,甚至是为了评审标准而不得不去扭曲自己的研究成果,那么这种成果的价值又有多大呢?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编辑曾军博士,对青岛社科院研究员杨曾宪作了一次《我们怎样遏制“学术泡沫”》的访谈。杨先生指出,“将西方理论变学问,在编著译著上寻出路,像国人编的西方哲学史、西方美学史,总数已大大超过西方本土;譬如将诸子学说变理论,靠贩卖传统文化吃饭,像儒家新说、道家新论,几乎月月都见新文章。这之中,多数”新成果“只是学术拼盘或概念游戏而已,且拼盘质量每况愈下,游戏程序早已僵化。”

  围绕着几年前学术腐败、学术规范问题的激烈争论,使一批学术造假者被曝了光,大家也开始越来越重视学术研究或者说学术论文写作的基本规范等问题。杨先生认为,“真正危及学术生命且难以根除的痼疾,恰恰是泡沫学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泡沫学术往往是打着学术旗号扼杀学术,打着学术规范幌子践踏规范。泡沫学术在完成它的晋职获奖彰显名声或其它非学术功能之后,很快就变成学术垃圾,既无益于学术,更无益于社会;泡沫学术本质上是反学术的。”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许多泡沫学术,是学术打假打不掉的,一般学术规范约束不了的。而且,由于其曾获得很高学术奖项,其‘带头人’,此前已是或其后更是著名博导、学界权威,使其得以合法地繁衍着、蔓延着,堂而皇之地成为学术正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学术规范建设努力最终都将归于无效,因为这种合规范的非学术,正在吞噬掉真正的学术!”

  杨曾宪先生在这里谈到的只是在文科方面的一些情况。文科可以被认为是一些描述性学科的统称。搞文科的可以仗着一支秃笔,引经据典,妙笔生花,自由发挥,是历代科举选拔制度的宠儿。由于近代的中国缺少了思想和主义,随着改革开放,一些有权有势,投机取巧的文人做起了“文化倒爷”,挟洋人自重,或搬弄古人炒作起来,一发不可收拾。而且,他们已经根深叶茂,坐大成了气候,按照常规的改革和学术规范,还真把他们无可奈何。

  在理科方面又是如何呢?形势恐怕更不乐观。本人是学习理科的,感触自然要比对文科更深一些。理科在中国历来被认为是不入流的能工巧匠,属于下九流的工匠一类。理科也被认为是一些由定性发展向定量,可以用数学逻辑准确表达的科学和技术的统称。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孔孟之道挡不住西洋的军舰和洋枪,洋炮,吃亏就在于制度上的腐朽和科学科技上的严重落后。正因为落后了就会挨打,就会亡国,痛定思痛,从清朝后期开始,中国的有识之士兴起了洋务运动,选派留学生赴西洋学习取经,主张科教兴国,注重的正是理科,而不是文科。

  在科学技术和知识方面,洋为中用,实行“拿来主义”,只要不侵犯注册了的专利,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在学术研究上抄袭别人的论文,剽窃人家的研究成果,还公开发表占为己有,就不但是个职业道德问题,也是一种制度上腐败和人格上的沉沦。进而,如果作为国内的学部委员,著名教授,学术权威,竟然习惯性地把剽窃来的研究成果,大言不惭地拿到重大国际会议上去宣读,当着原作者的面作演讲就更不可思议,丧尽国格,简直厚颜无耻了。

  出国的留学研究生有幸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增长见识,宣讲自己的研究成果,弘扬中国的国威,为国增光,但是也很不幸地亲眼目睹了以往深受自己尊敬的学术泰斗,德高望重的权威教授在国际会议期间所表现出来的丑态和本来面目。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些海外学子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与他们狼狈为奸,同流合污,回国后可以指望得到他们的大力提携,轻易得到高职称,成名,升官,发财;要么就不耻他们的行为,与他们分道扬镳,任凭这些海外学子在学术研究上有多大的成就,在回国内找工作时却被有关的教育和研究单位软性地拒之门外,反复扣门而不得入,只得漂流在国外。

  在这方面,很难找到确切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只能以实例举证。有人曾经问到我,为什么留恋,定居于国外,而不回国发展?我的内心充满着苦涩和无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很不幸,早在1986年7月本人就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美国农业部USDA的研究中心所在地,内布拉斯加大学,召开的四年一届本专业大型国际会议上遇到了上面所说到的困境。当时一起参加这个国际盛会的中国籍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共有十三位。我们在会议报到后,领到了会议论文集汇编,厚厚的四大本,加上一册会议日程安排,并且了解到中国派出了一个由本专业顶尖的一批教授和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已经签到。我们在当天晚上相约一起去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旅馆,探望了我们仰慕已久,十分尊敬的教授和学者们。

  谁知道,当我们回到会议安排的大学宿舍,静下心来翻阅会议论文集汇编,看到中国代表团递交的五篇论文时,那份吃惊,失望和生气的心情简直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递交,并打算在会议上宣读的五篇论文,其中四篇是属于BLUP理论研究性质的。任何一个在这个领域从事BLUP理论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一看就知道这四篇都是抄袭,不管是核心内容上的抄袭,还是整段,整篇的抄袭,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根本无法遁形。连我这个当时刚到加拿大才9个月的访问学者,起码也系统地熟读了代表本专业理论发展每一个环节的200余篇重要的理论文章。看到这四篇中国代表团递交的论文,我满头雾水,冷汗直冒,简直无法相信,因为我连原作者是谁都清清楚楚啊。

  从晚上10点到下半夜2点,我所在的宿舍门就被敲个不停。先是住在同一栋楼,一起来开会的加拿大同学来纷纷提醒,告知他们的发现,接下去是美国康奈尔,威斯康星等大学,来自世界各国的研究生前来提醒,并告知原作者都已到会,希望能及时通知中国代表团,采取措施,不要弄出大的丑闻。反正已经无法入睡,我打算到楼下校区走走,吐出胸中的这口闷气。结果在宿舍走廊我遇到了同样无法入睡,住在同一栋楼的其他五位中国留学生,并轻而易举地约齐了住在别栋楼的另外4位中国男留学生和3位中国女留学生。

  这次采访会议的记者来了不少,要防止在第二天的国际会议上出现重大丑闻,我们必须直接了当地向这些国内学术泰斗,权威教授指出这些抄袭行为,劝阻他们在大会宣读论文。虽然我们清楚知道,这是在太岁头上动土,这些顶尖的教授在国内的权势是不容忽视的。我们专业的学会,学报,杂志,以及教师的晋升和评级推荐,研究经费调拨,科研课题审核,研究成果评审,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上,这是我们万万得罪不起的。如果这次与他们碰翻了,我们哪怕就是有了博士学位,在国外发表再多论文,回国也别想有出头之日,但是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们十三人一起在中国代表团下榻的旅馆外守过了夜。等他们一起床,我们就向他们说明了当前存在的实际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在我们的一致要求下,代表团长不得不在分组会议开始前,主动宣布放弃了这四篇论文的讲演,避免了一场国际丑闻。会议结束后回到加拿大自己所在的大学,向比自己早出国,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的不同专业其他院系中国研究生一打听,我这才知道这只能怪自己少见多怪了。抄袭和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在国内的学术界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在国际会议上这样的丑闻和冲突也屡见不鲜。

  按照他们的经验,如果不想同流合污,抱着私人目的去刻意巴结,搞好关系,为了避免彼此的尴尬,不要陷入敌对状态,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最好在以后的国际会议中不要与国内派出到会的代表有任何接触。至于出不出国际丑闻,则不是我们的责任,也不是我们控制得了的。这些“大人物”不在乎出丑,我们在乎又有什么用?反正在国内报刊,甚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是见不到这些丑闻的。每次都是“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会议上的讲演,得到各国专家的一致好评,获得如雷般的掌声”的报道,因为这些人在国内有权有势,稿件就是他们自己提供的。在国外,这些国内的名教授,博导会向我们“不耻下问”,甚至专程前来虚心讨教他们带研究生课题中的一些问题。然而,回到国内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我们对他们的威胁太大,又不是他们的门生和弟子,恐怕就很难被容得下了。

  有一位在国内很有地位的博导教授,被派出到加拿大作为高级访问学者进修一年,逾期不归,流落到餐馆打黑工。正好遇到了陆肆,他申请了移民,在等待移民身份时,本人凑巧听到了他的一次毫无羞愧之意地鼓吹自己的“丰功伟绩”,使毛塞顿开,终于领悟了他们这批人是如何通过“识时务”而成的“俊杰”。

  在问到他,怎么不回头搞他的专业时,他回答,“这你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在国内搞的那套,与发达国家比,差得太远了。我可不是书呆子,看问题看得很透。才到了两个月我就清醒地认识到,这里大学工程系里的教授都是些自命不凡的书呆子,一点不懂得变通,送礼也都没被看上眼。讨论合作研究项目,居然要我来亲自动手具体做,真想得出?他做好了我来审查还差不多。他想出来的题目我都没搞懂,我怎么做?在国内具体工作都是我的一些助手做的,根本不用我动手,因此,我很快就放弃了。”

  “你能评上教授,当上博导,发表的论文不会少吧?”我问道。

  “这还用说?没有两下子怎么当的教授?现在反正说穿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国内要想吃的开,首先是要紧跟领导,在政治上要求进步,取得领导的信任最重要。又红又专,红字在前面,入党,行政上兼职是最可靠的,不红就什么事也做不了,想专也专不成。专业上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嘛!关键就在于你会抄,不会抄?你要抄,也得多看几篇文章,费一点心思。就像要做一个好裁缝,也得改改式样,换换颜色。写文章取材至少要来自几篇不同的文章,组合起来要改用自己的文字,改用自己的构思和编造出自己的表格,不能笨到照单全收,让人家一眼就看穿喽。这些自命清高的书呆子怎么跟我比?他们一年,或几年辛辛苦苦才搞了一篇,两篇东西,又不知道抬头看路,有了文章也不一定能发表。到要评级,评职称时,我有几十篇在一级的专业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他们才几篇,我升上了教授,他们有的连副教授都没有评上,还不得来巴结我,看我的脸色?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帮我一把,我也帮你一把,你放我一马,我也放你一马。大家相互拉扯提高一下,不都上去啦,都当了教授,学报的编委,评委,学术委员会的会长和秘书,不就都成了我们的天下?”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中期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费生,不是自己考取的出国研究生,就是大学从教育部和外事办等有关机关,争取来的经费和教师培训名额,经过严格挑选保送出国的。这些留学生的专业基础非常扎实,而且学习和做研究都十分努力,在美国和加拿大创下了“东方不败”的记录,即多数都是全A 学生,在为数不多允许外国学生申请的奖学金得主的颁奖仪式上,可以见到上上下下的多数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北美的教授对中国留学生的“超高智商”困惑不解,因为当时通不过博士资格考试,或考试不及格的决不会有中国留学生。

  那时候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数都很单纯,注意力集中在学习和研究上,相互憋着劲,比着学习成绩,研究成果和发表在国际专业学报和期刊上的论文数量和质量,并没有把物质和待遇上的中西差距看得很重,都是打算学成后回国工作的。我们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能力充满信心,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得到教授,北美的同学和各国研究生的尊重,思想上受到国际知名教授和学术带头人的影响很大,比较正统,容不得学术上的抄袭和剽窃行为。尽管1989年发生了陆肆,由于母校和中国领事馆都切断了与我们的联系,使大家对回国工作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是不少人还是没有放弃学成后要报效祖国的初衷。

  本人是在1992年夏天取得的博士学位,在完成论文答辩前的一年半期间,与许多同期完成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我向国内的有关大专院校和研究单位发出了超过50封求职信。信中提出的唯一要求,是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希望能得到一定的条件保障。很遗憾,我只收到两封回信。一封回信来自内地某省一所大学的教务处,在半张纸大的便条上只写了表示热烈欢迎的一句话,再联系就没有了下文。另一封是来自本人十分敬重的一位当时将退休的老教授的回信。他在几页的亲笔回信中,为我分析了当时国内教学和科研方面所面临的问题,说明取得博士学位直接回国很难开展工作,而且有被认为在国外混不下去才回国的可能性,建议我不妨在国外做博士后,或先某职,工作几年后再看情况。

  加上政府在一九八九发生天安門事件后,在处理海外留学生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使那些坚持爱国,不愿意在海外攻击中国政府,拒绝在屈辱条件下填写移民申请表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对被政府无情地抛弃,感到寒心和失望。与许多同期完成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一样,我不得不放弃了取得学位后直接回国的打算。在此后的十余年中,本人又多次试探过回国工作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在国内本专业掌门和风光的还是同一批人和他们的嫡系传人,本人仍然是反复扣门而不得入。至今,当年在美国的内布拉斯加大学一起参加国际盛会的十三个人,除了一名进修教师期满后直接回了国,本人尚未听到另外十一位先后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有任何一位回到国内工作的消息。

  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和知识分子的道德沉沦恐怕是一个积重难返,根深蒂固的老问题了。自古就有千古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之说。再有偷书不算偷,论贼也是个“雅贼”,作出一付“书呆子”的穷酸样来掩盖其道德上的恶行,博取同情,自欺欺人的谬论。在近代,更有政治目标为其外衣作掩护,政治权利和学术互补共进的妙用。在长官意志决定一切,体制僵硬,缺乏法制概念和舆论监督的中国,是非不分,这些不道德的行为受到层层保护是司空见惯的。这些称霸一方的学术权威,教育和科学研究方面的掌权者,被宣传为在引进和普及西方科技方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成绩是主要的,贡献是巨大的,以此掩盖了一切弊端。

  上梁不正下梁歪,毛病出在上头。被权力和体制维护下的恶性肿瘤如果不被切除,中国学术界的腐败现象要纠正也难。面对国内严重的门户之见,不是这些学术权威的门生,崇拜者和被认定的自己人,很难挤入门墙,正真有才华的海外学子只能望洋兴叹,知难而退了。缺乏一个公平的竞争,新闻监督和权力制衡机制,这才是中国的教育和科学研究体制改革困难重重的真正问题所在。

  中国学术界的腐败是中国在海外的留学生滞留在国外,不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说,在1950年代初期,大批中国在海外的学者和研究工作者能够舍弃一切,响应政府的号召,回国为建设新中国而献身,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同样能做到。只要政府能够真正拿出决心,清除学术界的腐败现象,安抚当年因为政策上的严重失误造成的伤害,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和发展机会,当年中国派出的大批留学生中的多数人,还是不会忘了他们出国留学的初衷,甚至会带上他们在国外已经育成了的下一代,回国效力的。

  作者:范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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