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少云: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两个重大决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向热河及长城沿线、华北地区扩张;一路向内蒙古地区扩张。

  一九三五年,逐渐高涨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潮流,终于爆发了“12-9运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多次打败前来追剿的张学良的东北军,促使“西安事变”的发生。抗日的情绪已经变得如此强烈,致使国民党政府觉得对日反应非强硬不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开始转变。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爆发。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发表“四点最低立场”时说:“……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七月二十八日之后仅两天,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七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宋平著 《蒋介石生平》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377页)

  在七、八月间,蒋介石密令原驻无锡、常熟一带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隐蔽进入上海市区。再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受制于《上海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仅驻有两个团的保安部队及一些警察。到八月十日,国民党军进入淞沪地区的部队已达三个正规师五个保安团,兵力为敌四倍。另有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张发奎部一个军正星夜赶往增援。八月十一日,南京国防会议在南京总理府召开,会议通过了“全国各派政治力量在蒋委员长统一领导下,救亡图存”的抗战宣言。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秘密下达向上海日军开战的命令:“鉴于华北方面日军有继续扩大战争之趋势,为消除威胁首都之安全隐患,兹命令:一、京沪警备区张司令治中兼任淞沪前敌总指挥,率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三十六师及所属部队向上海之预定围攻线开进……四、海军按预定之方案,阻塞长江水道……五、进攻期为八月十三日凌晨……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蒋中正”。(邓贤著 《落日》 国防大学出版社 第65页)

  八月十二日晚,日本人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再次照会英、美、法、意四国提议召开共同会议,蒋介石电令前线:“严阵以待,暂不进攻”。

  八月十三日午后三时许,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五二三团团长吴求剑率易瑾营长的第一营向八字桥搜索前进,与日军一小队遭遇,双方发生对峙。由易瑾打响了淞沪会战的第一枪。

  在八字桥开战之后,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军军舰开始向岸上目标开炮。数万国民党军也在上海市区向日军各据点发起全面进攻。至此,历时数月震惊世界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了。

  显然国民党军的进攻出于敌方意外。日军一面死守据点,一面向国内紧急呼救。八月十五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从国内调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和炮兵、坦克、航空兵一部增援上海。

  多年以来,我们众多权威的历史书籍都认为淞沪抗战是日军挑衅开枪、进攻所致。其实,有确凿证据证明:淞沪抗战是蒋介石有备而发的主动进攻。是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一个重大决策,对整个抗日战争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上海是远东最大的国际商埠,高楼大厦林立,里弄小巷犹如迷宫,易守难攻,背后还有吴福线(苏州至福山),锡澄线(无锡至江阴)两道国防工事。是与日军对峙的理想战场。

  上海是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而且是西方大国在华利益的主要所在地。在上海作战可以影响西方大国的在华利益,可以影响国际视听。在这一点上,有一个值得我们后人借鉴的历史教训,蒋介石过高估计了西方人的利益和参与程度,对他们抱有的希望超过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投资。由于寄希望于国际干涉,指挥朝令夕改,形成国民党军混乱的局面,造成部队巨大的损失。

  淞沪抗战为政府机关、院校、工业设备和各类物资向后方大转移赢得了三个月的时间。这对于八年抗战乃至于以后都起了重大作用。

  淞沪抗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意义:“战后蒋纬国著文称,抗战初起时乃父顾虑日军立即沿平汉路南下,所以一面在北方给敌侧后威胁以分散其兵力,一面将本军主力集中于华东地区强迫对方将主攻方向由南北轴心改为东西轴心”。(黄仁宇著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168页)

  一般的认为:我国的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一线。

  再细说一点,我国自然地理的分界线为:“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经过吕梁山、陇山、兴隆山(兰州以南),到昌都和波密的一线,可以将我国分为东南和西北两个半壁……从昆仑山循着秦岭到淮河和长江一线,又把西北、东南两半壁各分为两半。西北半壁的北部蒙古高原和新疆高原,以草原和荒漠植被为主;半壁的南部青藏高原,主要为高山草地和冻荒漠。在东南半壁的北部,是一般所谓北方,以阔叶落叶林(夏绿林)和针叶林为主。在东南半壁的南部,是一般所谓南方,以各种类型的阔叶常绿林为主,只是在西南部以及某些东南高山(如台湾)才有云杉、冷杉等针叶林的大量存在”。(竺可桢著 《看风云舒卷》 白花文艺出版社 第46页)

  东南、西北分界线与所谓“15英寸雨量线”基本一致。这条线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吻合,长城即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地理分界线。

  著名的“胡焕庸人口线”也基本上是这个走向,即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之间的连线.在这条线的东南部分占国土面积的48% ,人口占95% ;西北部分占国土面积的52% ,人口仅占5% 。地理对人类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司马迁在《史记-六国表》中写道:“或曰:‘东方,物之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很多人都认为这属于风水方位地运的迷信说法,不足为信。然而自汉代以前的兴亡之迹,的确是这样。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再次印证了这一观点。显示了司马迁把地理形势与历史、政治形势相结合,作通盘思考审度的深刻的地缘战略眼光。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将地理上的差别看作是思想本质上的差别。我们却往往简单地一言蔽之“地理环境决定论”。殊不知历史条件不同,发展的道路自然不一样。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制约,甚至完全取决于自然环境。

  费正清曾说日本人将中国的历史研究的非常透彻,以为可以学蒙古、满族那样占领中国。

  蒙古、满族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都是典型的由北向南席卷全国。

  由东向西、沿长江逆流而上犹如上台阶,且点少面窄,放不开,快不了。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最终的侵占地为:老河口-宜昌-秀山(湖南、四川交界)-黎明关(广西、贵州交界)-平马(广西恩隆县东)的连线以东的广大地区。(由缅甸入侵之敌受阻于怒江惠通断桥)。再向西就是中国的地势第二级地区了。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战既发生在湘西雪峰山,获得美援的国民党军利用有利地形一战击溃日军的进攻。

  现代军事家蒋百里在战前就曾预见,战线将在“三阳”(洛阳-襄阳-衡阳)一线。

  顾准感叹道:“豫西、鄂西和湘西,……这一条长带是我国的一个丰饶而险要的地区。这一带在古代是中国的心脏地区之一。……1954年在洛阳,对于主席选定这样一个地下到处是古墓,处理颇困难的地方来建设工业,很不理解。豫西、鄂西、湘西这一串地方的开发,是洛阳建厂的继续。这不仅是国防建设的需要,也是深通中国历史的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顾准日记》 经济日报出版社 第210页)

  “早在大约一九三二年,蒋介石就设想过与日本作战的情况下在四川建立国都的计划”。(《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630页)

  “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在南昌主持军事整理会议时,蒋介石提出:所以我们如果采取一线配备与一次决战的抗战计划,就是所谓孤注一掷,一败之后将永无复兴之望了。因此我们现在对于日本只有一个法子,就是做长期不断的抵抗。……若是能抵抗三年五年,我预料国际上总有新的发展,敌人自己国内也一定有新的变化,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有死里求生的一线希望”。(黄仁宇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第160页)

  “一九三五年八月蒋介石在一次政治干部集会中说:‘我们本部十八个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第630页)这其中的地理因素,甚至可以说军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会经济结构更重要。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蒋介石令阎锡山、傅作义对向绥远地区进犯的伪蒙军进行坚决的反击。对抗战部署进行新的布局。

  淞沪抗战国民党军先后投入兵力累计达七十余万人。鉴于此,日军决定把战略重心从北方战场转移到南方战场来,国内动员预备役。陆军兵力由战前的十七个师团,扩才充到一九三八年底的三十四个师团、五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骑兵集团。先后六次增兵上海,使其兵力超过三十万人。其中从华北抽调了第六、十六师团及第五师团的第九旅团。在随后进行的徐州会战中,又从华北抽调了第十和第五师团。淞沪抗战迫使日军在华形成华北、华中两大集团。这样就极大地缓解了我华北方面的压力。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日军在战略和战役犯的五大错误,其中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战略时机都与淞沪抗战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日军在华北的占领地也就出现了大的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乘机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敌后根据地。中国抗日战场上形成了相辅相成,互为犄角的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淞沪抗战国民党军伤亡惨重,以血肉之躯抗击着优势装备的日本法西斯,毙伤日军六万人以上,大量地消耗了日军的战争资源。仅陆军弹药消耗就达一百零六万吨。虽然迫使日军在华形成华北、华中两大集团,但是扭转日军由北向南的主攻方向为由东向西的根本目标尚未完全实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陷。

  十二月十三日,首都南京沦陷。日军屠城,罪恶罄竹难书。

  日军占领南京后,渡过长江,沿津浦线北上,与华北南下的日军夹攻徐州,企图把南北两个战场联结起来。然后攻占郑州,沿平汉线南下攻占武汉。在台儿庄战役中,国民党军重创由华北南下的日军第十及第五师团。取得了抗战以来的一个重大胜利。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国民党军弃守徐州,突围转移。徐州会战吸引了一直在准备与国民党军主力决战的日军达两个半月。

  六月六日,日军占领开封。敌第十四、第十六两个师团集中力量向郑州进攻,六月七日,一部进抵中牟附近,郑州形势岌岌可危。郑州如果失守,日军就能直接威胁武汉、西安,进而威胁我西南大后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也将成为前线。这时,蒋介石批准了由第一战区司令部参谋长晏勋甫提出的黄河决堤计划。六月九日,国民党军在郑州北面的花园口和赵口炸开黄河南堤。滔滔洪水迅速冲开百余米宽的决口,向东南奔去。洪水漫过正在逼近的日军的道路,阻止了日军的追击。洪水穿过河南平原进入安徽省,从山东半岛的南面入海。洪水淹没豫、皖、苏四十多个县,泛滥面积达五万四千平方公里,八十九万人死亡,一千二百五十万人受灾,造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这是黄河历史上极其少见的人为毁堤制造黄泛区的事件,给中华民族、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黄河决堤造成黄泛区后,国民党军在黄泛区西,日军在黄泛区东,双方对峙达六年之久。一九四四年四月,日军越过黄泛区占领郑州。五月二十五日,洛阳失守,日军直叩潼关。然而,时过境迁。一九四四年以来,国际国内发生了急骤的变化。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对德军展开了大规模的连续反攻(十大突击),英美即将开辟第二战场。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日军的反攻也逐渐加强。在缅甸,中、美、英盟军也已展开反攻。在滇西,中国远征军已越过怒江攻击前进。在中国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已展开局部反攻。此时的日军犹如盛开的樱花,即将死亡。这时攻占郑州已不足以危机全局。

  日军进攻武汉企图使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府,逼迫国民党政府屈服,迅速解决中国问题。

  武汉三镇不宜防守,而武汉近郊尤其江北方面更是无险可守。日军原设想经陇海线转平汉线以主力由北向南席卷武汉。毛泽东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关于战略计划和将来行动的意见》中说:“敌为夺取陇海、平汉两路直取西安、武汉,决胜点必在潼关、武胜关……保卫潼关,亦即保卫了武汉。……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 第95页)由于花园口决堤后,滔滔黄河水和形成的黄泛区,迟滞了日军南下的道路,遂决定以主力沿长江由东向西进攻。“武汉战役被延长了大约三个月”。(《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 第632页)潼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都掌握在我方手中。至此,扭转日军由北向南的主攻方向为由东向西的战略目标完全实现。

  黑格尔说:“有两种公正互相对立地出现,并不是好像只有一个是公正的,另一个是不公正的,而是两个都是公正的,它们抵触,一个消灭在另一个上面;两个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彼此为对方说明存在的理由”。(《哲学史讲演录》第二卷 商务印书馆 第106页)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公正合理的事物互相冲突碰撞。黄河决堤就是这样的悲剧。蒋介石承担了这个冲突碰撞。离开历史背景去评价事件也是不科学的。本文无意替蒋介石辩解,况且蒋介石是一个历史人物,他也无需后人为之辩解。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阶段性与连续性。蒋介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代表着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近现代史重要的一环。因此,当有人提出“历史需要蒋介石?”(《读书〈历史需要蒋介石?〉》刘伟 2001年第8期第76页)不免想争两句。“身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家,蒋介石必须接受二十世纪伦理的约束。蒋介石所作所为越过了人类二十世纪的道德伦理底线。”(同上)我亦一平民,非作践自己的生命。只是发现与蒋介石同一时代的政治家里没几个符合“没有权力要求平民付出生命。生命乃是政治的底线,没有任何政治可以置于生命之上,正义战争也没有此权力”(同上)这一标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血迹斑斑,自不待说。“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纳粹德国的士气,以英国为首的盟军空军曾将空袭作为重要的战争手段。不过盟军炸弹的目标是德国平民”。(《参考消息》2003年3月10日)“丘吉尔说:‘在此(指轰炸城市)讨论道德问题是荒谬的’”(同上)美军将原子弹投在广岛、长崎针对的也是平民。在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几路大军陷入包围,莫斯科告急。斯大林下令:“摧毁和焚烧前沿纵深40—60公里的所有居民区……立即投入所有飞机,集中使用火炮好迫击炮,使用侦察兵、滑雪兵和游击队……必须摧毁所有居民区,毫无保留……”(《参考消息》2003年1月27日)“把德军赶到冰天雪地里冻死。所有人都认为这个命令非常残酷,而且身受其苦的不仅仅是德国占领军……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娅所在的游击队就参加了这样的行动”。(同上)

  日军兵分三路,第二军指挥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等四个师团,于八月二十七日由合肥附近出发,沿六安、商城、光山向信阳进攻,然后沿平汉线南下武汉。第十一军指挥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零一、第一零六等五个师团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攻。国民党军力求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而战于武汉之远方。从六月间开始,敌我双方在千里战线上激战了四个多月。十月二十二日,南北两个方面的日军均已抵达武汉市外围。十月二十一日广州被日军占领。保卫武汉已失去意义。十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进入华中腹地继续坚持抗战。

  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因占地甚广、战线延长、兵力不足,同时不得不抽调大批兵力巩固后方,对付敌后游击战争,随即停止了战略进攻。日军妄图三至六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早已破灭。国民党军的主力并没有被消灭,持久战的局面业已形成。在此之后,日军虽然也有局部性的进攻,但都已无力改变战争态势。

  正面战场从芦沟桥事变开始至武汉失守,历时将近一年又四个月。国民党军抗击着日军,迟滞日军的进犯,杀伤消耗着日军,以空间换时间,由沿海向内地后退了约七百公里,由华北向华中后退了约一千八百公里。一寸山河一寸血,换取了这一年又四个月的时间。国民党政府以重庆为陪都,坚持抗战,没有屈服。

  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后,罗斯福曾有一段著名的谈话:“要打败日本人,唯一的办法是抓住中国人不放……如果中国因孤立而屈服,……这意味着日本人不仅可以从中国腾出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军队,而且还会武装起五百万到八百万中国人来,这些黄种人的大军会像蝗虫,不,像狮子一样扑向白种人的澳洲,扑向印度和俄国,占领埃及,然后和德国人在中东会师.那时候美国人还能指望干些什么呢?噢,上帝知道”。(《大国之魂》邓贤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页)这是美国人角度的中国的价值地位。蒋介石因此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一起,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四大领导人。假如中国真的被打垮或是屈服,那会是怎样呢?历史的确无法假设,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的国家,在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日军,为战胜德、意、日法西斯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三个反法西斯大国依然拿中国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做交易。而且苏联早已插手支持新疆的分裂势力。

  抗战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抗战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战。抗战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存在赢得了理由和尊严。抗战胜利属于所有不屈的人们,属于中华民族。钱穆说:“抗战胜利建国完成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对世界新使命之开始。……不久之将来,当以上项标题创写于中国新史之前页”。(《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 第914页)

  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作者电子邮件:hsy2825@sohu.com

  作者:何少云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历史长河 » 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两个重大决策 浏览数

1 条评论 »

  1. 讲实话的人 说:,

    2008年03月05日 星期三 @ 12:41:18

    1

    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是千百万的国民党人。他们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到深山。在上百万的平方公里上血染山河,正是他们 那鲜血流成的河把日军给阻挡了,给淹没了。

    回复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