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鸣:从“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看大陆的文化变迁

  近来,媒体大事报导“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沸沸扬扬,好不热闹。制造这位美女共耗资人民币30万,数十位专家对郝璐璐的全身10余处进行了整形手术。变身变脸后的郝璐璐确实漂亮了许多,且迅即成名,当上了“美人工程”的代言人。“中国第一人造美女”的诞生是一种文化现象,代表着一种时尚,反映了大陆的文化变迁,因此有些议论要发。

  告别传统、追随西方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古今如此,中外皆然。考古学的发现表明,大约三、四万年前,欧洲的古人类就开始制作各种项链和悬挂物来打扮自己。中国距今2万8千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和1万8千年前的北京山顶洞遗址都出土了骨制和石制的人体装饰品。丑女东施,见了美女西施皱眉,竟情不自禁地模仿起来。东施效颦,“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 (《庄子·天运》),虽成千古笑柄,但其爱美之心可悯,求美之意可叹。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喀索斯(Narcissus)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倒影,憔悴而亡、化为水仙花,真是生也美丽,死也美丽。

  人类追求和欣赏人体美固然有其生物和进化的基础,但人类区别于动物,具有文化和思想。如何看待人体和外形美,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异,而且随时代的发展在变。

  古希腊文化崇尚人体美,人神同形,艺术上留下了以“掷铁饼者”和“断臂维纳斯”等为代表的一批雕塑精品,让后人叹为观止,望尘莫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人文主义流行,绘画、雕塑、和文学作品大量表现人体美。资本主义经济在西方确立后,对人体美的宣扬和追求导致了新产业的出现和老产业的振兴,人体美本身也成为热门的商品、致富的财源。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汇编。《诗经》的开篇之作《关雎》就是一贵族男子对一摘采荇菜的劳动女子的恋慕之歌。“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姑娘的美,让这位贵族“寤寐思服”“辗转反侧”,为了得到她的芳心,而“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真是费尽了心机。《诗经·硕人》对一位贵妇人的美描写更是细致入微“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然而,中国古代的哲人早已认识到美与善未必存于一体,“姬纳诸御,嬖,生佐,恶而婉,大子痤美而狠”(《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美(审美客体)和审美感受(审美主体)如不和谐,审美活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夫乐不过以听耳,而美不过以观目。若听乐而震,观美而玄,患莫甚焉”(《国语·周语下》)。

  孔孟将人体美置于伦理道德的体系内加以考察和论述,以“仁”为基础,以“礼”为准绳,重视美与善的统一,强调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从儒家的道德标准出发,孔子对以美貌取宠于统治者的名叫宋朝的男子十分厌恶,孟子则认为美女西施“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孟子·离娄下》)。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儒家还提倡高尚的人格和情操,“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道家崇尚超功利的人生态度和与自然和一的自由精神,“独异于人”、“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庄子·齐物论》)。儒道互补,在中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人格、情操、气质和精神美的文化观。

  传统的中国社会,男尊女卑,妇女的美德远胜于美色。统治者不但提倡和宣扬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用忠孝节烈一类的道德说教对妇女进行精神上的奴役,而且还用法律、族规和家法对妇女实行肉体上的惩罚。传宗接代、相夫教子、孝敬公婆、操持家务是妇女的主要职责。婚配虽有郎才女貌的说法,但择偶的标准,注重的还是门当户对、财富权势、和人品道德。

  尽管中国的皇帝大多喜爱美女,中国的文学艺术中不乏对美女的描绘,中国文人士大夫狎妓、逛青楼时,也喜欢美女。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却对美女有一种特殊的偏见,红颜多薄命、狐狸精变美女等说法流传甚广。国家的衰亡,亦往往归结于美女为害。“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道德,则必有祸”(《左传》)。夏亡于妹喜,商亡于妲己,西周亡于褒姒。刘向《列女传》中的贤德之女,美女甚少,而《列女传·孽嬖传》中的邪恶之妇,美女几乎过半。女祸论的影响,至今犹存,视江青为文革灾难的祸首,就是一例。

  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五四运动,反孔、反封建,提倡新文化运动,人体美开始受到关注。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学校教育“德智体”并列,德育为首,美育则不是被废除,就是被忽略。“文革”期间,毛泽东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句,影响了整个时代的潮流。“階級斗争”的理论,提醒人们要警惕“化成美女的毒蛇”,人体美的追求被列为禁区,人们对之谈虎色变,避之不及。甚至在改革开放初期,高跟鞋、披肩发、喇叭裤、太阳镜等也还被视为“资产階級自由化”的表现而遭禁止,整形美容,则不啻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体美几乎未在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换言之,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化不推崇人体美。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的出现是改革开放日益深入、商品经济逐步确立的产物,是时代变迁、文化更新的结果。人们告别传统,大张旗鼓地追求人体美;人们追随西方,通过来自西方的整形手术并按照西方的审美标塑造东方的美人儿。人性的回归、功利的考量、媒体的炒作、市场的需求、外来的影响,推动着追求人体美的浪潮,汹涌澎湃,蔚为大观。

  西方标准的“东方美人”

  “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的手术包括隆胸、重睑(割双眼皮)、和隆鼻等。进行手术的美容中心宣称,它是按照东方美人的标准对郝璐璐进行打造的。也就是说,丰满的乳房、双眼皮、高鼻梁、是东方美女的特征。

  英文“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大致相当于汉语的“情人眼里出西施”,是说美与不美在于观赏者的眼光。这不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文化。中西方有着不同的人体美审美标准,相异的根源,一是人种的不同,一是文化的差别。人种不同,因而审美对象不同,文化差别,则造成不同的审美意识。

  汉族为世界第一大民族,属于蒙古人种。西方民族来源多样,划分复杂,但多数都是高加索人种。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在人体特征方面各有特点。就面部特征来说,高加索人种深目高鼻,大部分是双眼皮,而蒙古人种的鼻子相对较平,眼睛大多有内眦褶,单眼皮居多。人种许多特征的形成受环境特别是气候的影响。然而,汉族是由历史上的众多民族融和而成,汉族的体质特征和血统中含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进入汉族,一是从中国的西北部,如唐代的胡人和元代的色目人与汉族通婚;另一条途径则是从南方。南方的居民虽然也属于蒙古人种,但掺杂属于高加索人种的血统。汉族南下,同化了当地人,致使南方的汉族也具有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种族混杂的结果之一,就是双眼皮在汉族中大量出现。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认定的美女到底是以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娇小还是高大的鼻子为美呢?中国古代文人对美女眼睛的描写,虚写多于实写,或是注重眼睛的魅力“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汉书·孝武李夫人传》),或是刻画眼神“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诗经·硕人》)、“明眸善睐”(曹植《洛神赋》),“目流睇而横波”(傅毅《舞赋》)。《红楼梦》对美女眼睛的描写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林黛玉)、“眼如水杏”(薛宝钗)、“一双丹凤三角眼”(风姐)、“俊眼秀眉,顾盼神飞”(贾探春)、“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下几杯酒,越发横波入鬓,转盼流光”(尤三姐)。至于美女的鼻子,不知是本人孤陋寡闻,还是古代文人很少描写,我至今尚未发现什么像样的资料。

  从文学作品中,我们对中国美女的眼皮是单还是双、鼻子是高还是低一类的细节难以得知。文学的路难行,让我们试试艺术。

  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的《仕女图》和其他人物画。张之杰先生在《单眼皮,双眼皮——由仕女图所引发的观察和思考》一文中,专门对历代仕女图中美女的眼皮进行研究后发现,从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直到明末清初,甚至抗日战争以前,画中所有仕女“都是单眼皮,双眼皮的一个也没看到。”宋代以来的男女肖像画中,则单双眼皮都有。这是因为人种的混杂,导致许多汉人长了双眼皮,肖像画要求写实,所以单双眼皮都有。仕女图是画家的创作,不必拘泥于现实。早期的美女都是单眼皮,由此,中国文人形成了美女单眼皮、细长凤眼的审美观。以至后代,许多人长了双眼皮,画家仍然按照传统的审美观创造心目中的美女。

  另一位学者萧春雷先生在《我们住在皮肤里——人类身体的人文细节》一书中指出,中国男人隆准(高鼻)为帝王之相;女人则不然,“仕女画中的女子,鼻子若有若无,似乎还是小巧为美。”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美女是否以丰满的乳房为美?这一问题,因篇幅所限,我另拟专文讨论。但总体说来,中国大多时代的美女标准,不包括丰乳。特别是宋代以来,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更加严厉,束胸、缠足开始流行。直到1927年,广东才禁止妇女束胸。鲁迅先生为此写了《忧“天乳”》一文,结尾写道:“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因为我从南到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的。”

  综上所述,双眼皮、高鼻梁、尤其是丰满的乳房,不是中国传统美女的特征。如果说,汉族的种族特征对单眼皮和娇小鼻子的美女标准的形成影响至深,那么,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则是将丰乳排斥于美女特征之外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当不同人种的人们相遇时,一方往往会对另一方的体质特征感到惊异,评价亦常常是否定的。达尔文曾被告知,中国人觉得西方人突出的鼻子很可怕,而欧洲人则觉得中国人的鼻子太宽。1860年日本派往美国的武士代表团报道,西方妇女的眼睛看起来像狗的眼睛。西方人则对许多亚洲人的眼睛不是双眼皮、却长着内眦褶而感到失望。对他们来说,亚洲人眼睛的狭细形状,不但太小,而且显得无精打采。

  鲁迅先生曾在192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略论中国人的脸》的文章,其中提到“我还记得初看见西洋人的时候,就觉得他脸太白,头发太黄,眼珠太淡,鼻梁太高。虽然不能明明白白地说出理由来,但总而言之:相貌不应该如此。至于对于中国人的脸,是毫无异议;即使有好丑之别,然而都不错的。……后来,我看见西洋人所画的中国人,才知道他们对于我们的相貌也很不敬。”鲁迅先生的解释是,“大约人们一遇到不大看惯的东西,总不免以他为古怪。”以往,大多数民族都以本民族的体质特征为美,固然与该民族长期形成的审美习惯有关,但深层原因恐怕还是民族或文化优越感。然而,一旦一个民族的优越感被摧毁,其人体美审美观亦往往会发生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西方文化迅速走向全球,西方人体美的审美观开始领导或影响其他地区的审美时尚和潮流。许多中国人目前所追求的双眼皮、高鼻梁、丰乳的东方美人实际上是一种西方标准的东方美人。这种人体美的审美观,是东西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结果。历史上,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互动的方式长期都是“以夏变夷”。如今,西风东渐,中国文化大量接受外来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中国人体美审美标准的变化就是西方文化影响的一个明显例证。中外文化互动方式的这种变化,反映了19世纪以来,世界历史格局的巨变对中国文化的强烈冲击、振荡所造成的中国人民族心理的转变。

  传统道德vs.人造美女

  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仿效者有之,赞誉者有之,告诫者有之。也有人不以为然,理由则是儒家孝道。

  儒家孝道,有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的教诲,还有“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礼记·祭义》)的训戒。儒家这一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巨。

  中国古代早已实行外科手术,《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虢国中庶子与扁鹊对话时提及上古医生俞跗治病时曾“割皮解肌”。传说扁鹊为鲁国的公扈和赵国的齐婴二人治病“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即悟,如初,二人辞归”(《列子·汤问》)。解剖在战国时期亦不乏见,《内经·灵枢》载:“八尺之士……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后,虽然偶尔也出现过象华佗那样杰出的外科手术家,有关解剖的图谱或著作,如宋代的《欧希范五脏图》等,亦有刊行。然而, 整体看来,中医传统缺乏解剖学,外科手术也不发达。这种状况固然与中医理论注重气、阴阳五行和辩证论治等有关,但自汉武帝以来在中国传统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孝道思想的影响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从儒家正统出发,一些封建王朝还明文规定禁止解剖人体。人死后,要“全尸而葬”;“死无全尸”既是可怕的恶运,也是恶毒的诅咒。帝王要臣民去死,留你个全尸,那是浩荡皇恩。菜市口受斩刑的死刑犯,行刑之后,其家属要请“缀元”把头颅和尸体缝合起来,然后再葬。太监过世,也要和被割下来的“命根子”,一起入土。时至今日,中国人在器官、人体捐献方面仍不踊跃,传统观念的作用难咎其责。

  清代,医学家王清任为了治病救人,数十年在乱坟岗和刑场考察研究,“亲见百余脏腑”,著成《医学改错》,内含数十幅人体脏腑图,纠正了中医长期流传的许多错误观念。可是,王清任却遭到“教人于胔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的攻击。如今,郝璐璐仅仅为了外表的漂亮,就对“受之父母”的身体大动干戈,以传统道德论之,当属大逆不道,“是可忍,孰不可忍?”

  用传统道德评判郝璐璐的行为,其不当之处,岂止是仅仅违反了孝道。传统社会对妇女提倡三从四德,三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仪礼·丧服·子夏传》),妇女要彻底成为男人的附庸。2003年6月,当医疗美容机构——伊美尔的市场总监向郝璐璐提出要通过整形手术,将她打造为一位东方美女时,郝璐璐仅用了20分钟,便做出决定,接受手术,既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也没有向男朋友通报。四德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周礼·天宫·九嫔》),妇容多少和容貌沾边,但主要还是指后天教养出的仪态。郝璐璐的整形手术,目的明确就是为了增加美色。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一个女人一生有三件事值得去做:吃好、玩好、美丽。现在这几件事我都不缺,我也该满足了。”

  传统的妇女贞洁观要求“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认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朱熹、吕祖谦编选《近思录·家道》)。元代明善在《节妇马氏传》中记载了“乳疡不医”的故事:“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人见。竞死。”明代李梴著书《医学入门》传授行医之道,“如诊妇女,须托其至亲先问症色与舌,及所饮食,然后随其所便,或症重而就床隔帐诊之,或症轻而就门隔帏诊之,亦必以薄沙罩手。贫家不便,医者自袖薄沙。”

  无独有偶,公元4世纪圣女马克丽娜(St.Macrina)的乳房上长了个瘤子。但她拒绝让医生触摸或对自己的乳房进行手术,仅要求母亲在几乎坏死了的器官上画十字的符号。与马氏的命运不同,据说,当马克丽娜的母亲,刚一触摸她的乳房,肿瘤便消失了。记录这一故事的本尼迪克特教团的僧侣告诉人们,上帝十分赞许她拒绝男性的触摸,上帝亲自治好了她的乳房,只留下一小块疤痕,作为上帝恩惠的标记。19世纪中期,美国的一位得了癌症的女士告诉来访的女友伊丽莎白·布莱克韦尔(Elizabeth Blackwell),由于这种疾病的敏感之处,男医生的诊治让她深感羞辱。当时,女子不能学医,也没有女医生。这位女士,不久因病而死。布莱克韦尔女士,深受触动,冲破重重障碍,最终成为美国第一位女医生。妇女的困境和遭遇在中西两种不同的社会中,却颇有共同之处。

  郝璐璐,为了美,让男医生为其隆乳,暴露肌肤的照片登在网上,供人随意浏览,手术后的乳房,电视节目中的现场观众还可以触摸。凡此种种,我们的老祖宗,倘若地下有知,一定会大声叹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对于正在奋力迈向现代化的中国,既是巨大的财富,也是沉重的包袱。中华文化,内容庞杂,精华和糟粕共存,香花和毒草同在。传统道德维护传统的社会结构,而传统的社会结构则是传统道德赖以存在的基础。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巨变,传统文化受到了全面的冲击。火葬之俗普遍流行;重解剖、既开颅又破腹的西医后来居上,成为中国医疗事业的主力;“三从四德”、“男女授受不亲”的说教已无市场。郝璐璐的行为是否值得仿效和赞誉,有待讨论,但如果用传统道德对其指指点点,显然有欠公允,难以服人。

  文革的灾难、社會主義阵营的崩溃瓦解、追逐利润的市场经济的建立、西方文化的冲击,使中国大陆面临着空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旧的打破了,新的亟待建立。看如今,苍茫大地,黄流滚滚,假商品、假文凭,蔓延充斥,贪污腐败,屡禁不绝。如何吸取结合中西文明的优越之处,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创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道德体系,使古老的文明之邦,焕发新的青春,是中华民族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寄自美国

  作者:轻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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