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三·一八”枪响之后

  一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6年3月18日下午,天色阴沉,寒气逼人。在北京新华门前,段祺瑞政府悍然下令开枪,共杀死和平请愿的学生、民众四十七人,伤二百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

  当天的《国务院通电》称请愿学生、群众是“暴徒”,第二天的《临时执政令》进一步指控极少数著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如徐谦、李大钊、易培基等)“啸聚群众”,“散布传单,率领暴徒数百,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袭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

  “三·一八”的阵阵枪声震撼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灵魂。枪响之后,鲁迅先生停止了手头的写作,愤然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四—九节),发表于3月29日的《语丝》周刊第七十二期。他把这一天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给历史留下了一个衰亡民族良知不泯的声音:

  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污之曰“暴徒! ”

  ……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这些文字毫不隐晦曲折,直截了当地点名批评了段祺瑞政府,而且在惨剧发生后的第十一天就在北京公开发表。

  3月25日,鲁迅写《死地》,发表于3月3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

  3月26日,鲁迅写《可惨与可笑》,发表于3月28日的《京报·副刊》。

  4月1日,鲁迅先生写下了传世名篇《记念刘和珍君》,发表在4月12日的《语丝》周刊七十四期。这篇文章因为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而广为人知,我们永远都忘不了——“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君”以及“一样沉勇而友爱的张静淑君”,忘不了“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时的“惊心动魄的伟大”,她们“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充分见证了中国女性的勇毅和临难的从容!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这些文字传诵了七十多年,感动了一代代的青年。如果不是鲁迅先生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写下的文字,后世的人们也许根本就不知道刘和珍其人,一个年仅二十二岁就被无情杀戮的女孩。

  4月2日,鲁迅先生写了《空谈》,发表在4月10日的《国民新报·副刊》上。那些一针见血的深刻议论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我们触目惊心——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

  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已经是陈腐的话了。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

  4月6日,他写了《如此“讨赤”》,发表于4月10日的《京报·副刊》。

  直到5月6日,他还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三》,发表于17日的《语丝》周刊七十九期。

  在“三·一八”枪响后的一个多月中,鲁迅先生接连不断,连珠炮似的写下了一系列匕首投枪一般的文字,并公开发表在当时的报刊上。一个杀戮青年的民族是可悲的,但有了鲁迅,有了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了《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和《语丝》,我们的民族便还有希望。杀人果然可恶,但没有鲁迅更加可怕,一个民族的整体堕落以此为甚。

  二

  除鲁迅外,以后走上了一条和他截然不同道路的兄弟周作人,这个以苦茶隐士自我解嘲、致力于写小品文的作家,他的忧愤虽然没有他的哥哥来得深重,但对于“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他同样的悲痛。

  “三·一八”的第二天,周作人就写下《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不仅指名道姓地愤怒谴责段祺瑞等杀人者,对无动于衷、至少袖手旁观的国民军也毫不客气。他连续在《京报·副刊》发表《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可哀与可怕》等文,为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之死痛心疾首,对“不知哀矜”的男女感到可怕。

  第五天,他写下了《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发表在3月29日的《语丝》七十二期),谴责“这回执政府的大残杀”,认为“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他说:“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他的文字平稳而不激烈,但对死者的追念,对政府的谴责、抗议则没有什么两样。

  4月5日,《语丝》七十三期发表了周作人《新中国的女子》,对牺牲学生给予极高评价,觉得“最可佩服的是女学生们的勇敢”,与《记念刘和珍君》一样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女子”。

  5月24日,他在《语丝》八十期发表的《闲话四则》中提到:“三月十八日以来北京有了不少的奇迹,结果是沉默,沉默,再是沉默。这是对的,因为这是惟一适当的对付法。”这些话虽然没有鲁迅“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来得精粹、沉痛,但周作人那一时刻也没有沉默,他几乎参加了每一场追悼会,并送去哀愤的挽联。直到1926年5月31日,他还在《语丝》八十一期发表《死法》一文,6月28日又写下“百日”祭文(发表在7月1日的《世界日报·副刊》),称“‘五四’是解放运动的开头”,“‘三·一八’乃是压迫反动的开始”。

  面对“三·一八”的枪声,在暴力和血腥面前,周作人和当时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被吓倒,而是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守住了一个知识分子良心的底线、人道的底线。这个周作人和我们习惯中所了解的那个隐士、汉奸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重读那些遗忘已久的文字,简直不敢相信这是出于周作人的手笔。

  “三·一八”的枪声,青年殷红的血在周作人心中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所以,他才会一而再地提及“三·一八”。1928年,当国民党“狂热地讨赤”、屠殺革命青年时,他又想起了“三·一八”的死者,将他保存的燕京大学魏士毅烈士纪念碑的照片交给《语丝》发表。二十年后,他在1945年3月18日的日记里不无苍凉地写下:“‘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铁狮子广场上还躺著尸体,身上盖著一层薄雪……”。甚至四十年后,他还在1966年3月18日的日记里写着:“今日是‘三·一八’纪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现在记忆的人,已寥若晨星矣。”悲凉之气笼罩了他的整个生命,他也在随后到来的民族浩劫中丧生。可以说“三·一八”的噩梦缠绕了这位知识分子整整一生。

  温文尔雅、以写《荷塘月色》著名的朱自清先生,时为清华学校老师的他也参加了“三·一八”那天的集会游行,亲身经历了从死尸堆里爬出的血腥一幕。作为屠殺的见证人,3月23日,他在屠殺后五天内就在悲愤中写完了《执政府大屠殺记》。他说:“这在北京是第一回大屠殺!”“这一次的屠殺,我也在场。”为了让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他详尽地记下了那骇人听闻的公开杀戮,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感所闻。枪响之时,他还以为是空枪,直到鲜红的热血滴在他的手背上、马褂上,他才清楚屠殺发生了。他说,那滴在身上的死者鲜血的“红色我永远不忘记”,那近在耳旁的伤者的“呻吟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清楚地记下光天化日下的兽行,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可信的珍贵记录——

  有些人虽幸免于枪弹,仍是被木棍、枪柄打伤,大刀砍伤;而魏士毅女士竟死于木棍之下,这真是永久的战栗啊!据燕大的人说,魏女士是于逃出门时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木棍儿兜头一下,打得脑浆迸裂而死!……卫队不但打人,行劫,最可怕的是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往往剥到只剩一条袴为止。

  他还记下了值得纪念的两件事:

  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他现在已离开我们了!)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这都是我后来知道的。这都是侠义的行为,值得我们永远敬佩的!

  在那场惨剧中,他的学生韦杰三被罪恶的子弹击中,挨不到三天,在一个漆黑的深夜(1926年3月21日凌晨1时48分)他的微笑就永远凝固了。4月2日,朱自清先生含泪写出《哀韦杰三君》(发表于4月9日的《清华周刊》)。他反复地说韦杰三是一个可爱的人,反复地说起韦杰三的微笑。他说“三·一八”那天早上在天安門下电车时还见过韦杰三的最后一面:“也照平常一样,微笑着向我点头。他的微笑显示他纯洁的心,告诉人,他愿意亲近一切。我是不会忘记的。还有他的静默,我也不会忘记。”无论多少年后,凡读过这篇文字的人又有谁能忘得了韦杰三永远的“微笑”呢?

  时任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公祭大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据报道,他说到这里“潸然涕下。于是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时任女师大教务长、刘和珍的英文老师林语堂,在刘和珍她们“被难后之第三日”就写了《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3月29日发表在《语丝》七十二期),说自己经过了“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二女士之死不尽像单纯的本校的损失,而像是个人的损失”。她们“是代表我们死的”。“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刚动过手术的梁启超先生在医院对记者表示自己“极为愤慨”,认为“无论在任何国家,均非依法从严惩办不可”,否则就是政府“自弃于人民矣”。

  1926年4月1日,年轻的诗人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诗镌》发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以饱含深情的语言歌唱为自由、正义而血洒铁狮子胡同的死难志士,称“诸志士们三月十八日的死难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伟大的诗”。

  呜呼三月一十八,

  北京杀人乱如麻!

  …………

  刘半农的诗句,经赵元任作曲后传唱全城,悲怆、低沉的旋律飘荡在二十世纪音乐史的上空。两个文弱书生,不惜自己“名教授、名学者”的羽毛,不惮铁血、子弹,唱出了一个民族无比悲愤的心声,成为衰亡民族不屈从于强权与暴力的见证。

  三

  即使如《现代评论》周刊,也并不都是陈西滢式的“闲话”。主编王世杰的《论三月十八日的惨剧》、主要撰稿人之一陈翰笙的《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一致抨击军阀政府的杀人暴行。身为北大法学教授的王世杰还在《现代评论》连续发表《京师地检厅与三·一八惨案》等文,明确提出法律制裁问题。他根据大量事实断定“此次残杀,是一种预定计划,不是偶然发生的事实。段祺瑞以及其他参加残杀计划的决定的人,自然要与他土匪式的卫队,同为本案的责任者”,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这个问题。

  许士廉、高一涵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公开谴责政府。作家杨振声和凌叔华等则以“三·一八”为背景发表了短篇小说《阿兰的母亲》、《等》等。翻开当年的《现代评论》,那个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温和的知识群体针对“三·一八”惨案发出的声音和其他优秀知识分子并没有什么两样,历史的真实面目就是如此。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邵飘萍办的《京报》,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广泛深入地报道“三·一八”的真相。

  3月19日,《京报》第二版刊出题为《国民拥护国权大流血——八国通牒之大反响》的长篇报道,副标题是“死三十余人伤二百人死伤确数容再详细调查”(其时,如韦杰三君还辗转呻吟于医院中,并未断气),率先公开报道了“国务院门前之屠殺”,确证“中弹倒地之男女甚众,满地皆血,哭声震天”,并刊登了七十多位伤亡者的姓名、单位、籍贯、职业、性别及负伤的部位、伤势等详细情况,以血写的事实把段祺瑞政府钉在了历史的被告席上。

  这一天,同时发表了邵飘萍先生连夜起草的《世界之空前惨案——不要得意,不要大意》。他还调整版面,刊出请愿代表撰写的长篇纪实《民众大流血之别报》,揭露惨案真相。

  3月20日,《京报》发表邵飘萍亲笔写的社论《可谓强有力之政府——举国同声痛哭,列强一致赞成》以及特写《小沙场之战绩》,辛辣地嘲讽段祺瑞政府“以国务院为小沙场”,弹无虚发、尸横满院的“战绩”。同一天,《京报·副刊》发表了石评梅的《血尸》,几天后又刊出她的《痛哭刘和珍》一文。

  3月21日,《京报》发表《警告司法界与国民军——段、贾等可逍遥法外乎?各方注意屠殺案要点》。这个普通报人、这张民办报纸居然在当政者的眼皮底下毫不含糊地提出“缉拿要犯公开审判,使犯罪者伏法”这样要命的问题。

  3月22日,《京报》发表《诛人类之蟊贼》、《敬告法大学生》等时评。

  3月23日,北京各界、社会团体、学校在北京大学大操场举行万人追悼会,悼念刘和珍、杨德群等四十七位死难英烈。邵飘萍亲往采访,并登台演说,慷慨激昂,痛斥政府杀害和平请愿的民众。第二天《京报》作了详细的报道。

  3月31日,《京报》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全面详尽地报道惨案真相,印刷三十万份,以“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仅仅从3月19日以后的十二天里,《京报》就发表了一百一十三篇有关“三·一八”的消息、评论、通电、文章,平均每天十多篇,最多的一天达十八篇。《京报·副刊》也发表了鲁迅先生等撰写的有关文章一百零三篇(参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江长仁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4月26日,邵飘萍先生惨遭军阀杀害,《京报》也被封杀,离“三·一八”枪响仅一个月零八天。在上海,叶圣陶在“三·一八”的第二天就写下了《致死伤的同胞》( 发表在3月28日的《文学周报》) ;郑振铎特地赶写了话报剧《春的中国》;老牌的《东方杂志》以不少篇幅刊出“三·一八”惨剧的照片。

  以上是1926年3月18日军阀杀害了四十七人之后,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们的群体反映。军阀虽有杀人的武器,却也奈何不了他们手中的笔,他们在青年男女们淋漓的鲜血面前用自己的良知写下了耀眼的篇章。

  透过这些热血文字,我们依稀看到了这个民族的面孔,在独裁政府开枪杀人之后,本民族的优秀分子,那些文学家、学者、新闻记者并没有鸦雀无声,在枪声面前沉默了,而是公开地发出了正义的声音。这是一个衰亡民族之所以没有灭亡的真正原因所在。正是这些本民族的精华能够直面强权和暴力,坚定地捍卫人类的良知和人性的尊严,我们的民族才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年轻的刘和珍君们倒下去了,血泊淹没了她们年轻的面孔,如果没有她们的师长们站出来,写下这些传世的唁文,不,不是唁文,应该是檄文,也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追寻她们彗星般的足迹。因此那些挺身而出的老师们将和她们的英名一起永垂史册。

  正因为有了这样优秀的热血青年,有了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了举国上下社会舆论的一致抗议,尽管那个年代依旧黑暗,当时的花瓶国会还是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殺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进行调查取证,多少“维持一点司法独立的精神,也替国民保存一点异于禽兽的人格”(周作人语);因此才有了国务院“阁员总辞职”,段祺瑞才被迫颁布了对死难家属的“抚恤令”,段祺瑞政府也于1926年4月倒台了,这一切离大屠殺发生还不足一个月。

  那些死伤的青年学生未必有什么高深的政见,但他(她)们都一样深深地热爱这个国家。那些老师辈的教授、学者、作家、记者、编辑,政见也许五花八门,对社会的关怀程度也天差地别,有些根本不关心政治,但面对屠殺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发出了共同的怒吼,一致谴责杀人政权,这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们的面貌。他们用自己手中神圣的笔,行使了天经地义的抗议权,发表他们文章的报刊《京报》、《国民新报》、《世界日报》,还有《晨报》(曾公布“三·一八”伤亡者名单),更不用说《语丝》,甚至《现代评论》等都在“三·一八”枪响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写下了永远值得骄傲的一页。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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