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山:爱国主义的流变

  在中国,近50年来最经久不衰的一个词,就是爱国。爱国歌曲早已汗牛充栋且不说,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已经星罗棋布,遍布中华。凡是能挤出块闲地方的,谁都要布置一个出来,隔三差五组织公务员和中小学生参观参观,顶事不顶事先搁一边,向上司交差是大事。然而何谓爱国呢?恐怕不止是匹夫匹妇,很多高官名宦也说不大明白。

  其实,爱国是个很抽象的词儿,而爱国主义则于近代才时髦起来。在老祖宗哪儿,国的概念尚且很淡,谁耐烦在后面再缀上个“主义”?因为没有一以贯之,所以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爱国始终有着三个不同的内容,用“主义”来套,便是:爱国民主义、爱国土主义、爱国君主义。在秦汉以前,“爱国民主义”是主流;秦统一华夏后,“爱国民主义”日渐式微,“爱国土主义”逐渐崛起,“爱国君主义”也跃跃欲试;宋以后,国土和国民都不那么重要了,国君和与其相适应的政府,便上升为人人必须爱之、忠之乃至死之的最高目标。

  秦汉以前,“国”仅指诸侯国而言;而今天之所谓的“国”,在当时则称为“天下”,或曰社稷。民贵君轻的思想是当时的主流,国土和国君反在其次。强敌入侵,打不过人家,就订立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没有人说这是卖国;国君倒行逆施,赶走他或是杀掉他,也不过是“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夷狄进攻周,国君古公亶父(周文王祖父)说:“百姓奉立国君,为的是利益得到保护。今天夷狄进犯,为了得到土地和百姓。百姓受我领导,跟接受他们领导有什么区别吗?为了我而牺牲百姓的父亲、儿子,我不乐意。”于是带领自己的亲友,从豳地迁到了祁山脚下(《史记? 周本纪》)。楚平王无道,伍子胥引来吴国军队把楚灭了,没有人因此骂他是“楚奸”、卖国贼,反而称赞他是千古英雄。勾践败给了吴国,割地赔款,带着夫人与吴王为奴,不惜尝吴王的大便,人们不说他无耻,反而说他是条汉子。

  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古人觉悟高,乃因竞争太激烈。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时三千国,周武王时1800国,春秋时240国;即使经过两千余年的“优化组合”,到了战国时代,莽莽九脉仍余七国。国灿若繁星,且不断分裂组合;居民在国与国之间来去自由,无须办护照。你昨天还是中山人,今天中山被赵灭了,你便成了赵国人;你本是卫国人,但秦国愿意封你为上卿,你可以去秦国拿“绿卡”,做客卿。因竞争激烈,但凡想干些事业的都力争“得人心者得天下”,于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学说的提出顺理成章。对于这种民本思想,晏子阐述得很详尽:“不能爱邦内之民者,不能服境外之不善;轻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国之邪逆;愎谏傲贤者之言,不能威诸侯;倍仁义而贪名实者,不能威当世而服天下。”

  秦王扫六合,国与天下合而为一。国君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国内没有了可与抗衡的竞争对手;“民心”不再是被争取的目标,反而成了被慎防的对象,和疆域及皇冠相比,黔首的命贱如蝼蚁。诗云:“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国家有了实力,不是北筑藩篱,便是南控彝蛮;为保江山社稷,即使拿人肉作军粮把一城人吃光,也能宣付国史,成为流芳千古的盛事。然而一旦国势衰微,无力保证领土的完整了,于是又“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请出几个美女来,打扮成“公主”去和亲。自秦汉以后近千年内,华夏的民族英雄最耀眼的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开边扩土的王侯将相,如蒙恬、卫青、霍去病、班超、张骞;另一种则是弱柳扶风的绝代佳人,如王昭君、文成公主等等。

  宋王朝的南渡,是“爱国主义”的重大转折,转折的重要标志是岳飞的冤死。从此以后,国君与国家融为一体,君在哪里,国就在那里,哪怕只剩下一座孤城,甚至一个山洞、一条海船。为了保住帝位,可以割地,可以赔款,可以杀功臣、诛良将;为了赔款,不惜把民财刮尽,把国民大批饿死,直至“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同时,“君为臣纲”成为纲中之纲,“生为国君的人,死为国君的鬼”成为全国上下最高的道德规范;国君保不住了,就陪着自杀,或是抱着幼主跳海。民族英雄,由开疆扩土的王侯将相,变成了甘愿为亡国之君陪葬的文天祥、陆秀夫之属。岳飞之死,不死在秦桧之奸,而是死在他把国土看得比国君更重要。对这一点,明人文徵明看得很清楚:“……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在明代“土木之变”中,名将于谦没有汲取岳飞的教训,虽然保住了国土,但当被俘的旧主回国并复辟之后,于谦立刻丢掉了自己的脑袋。

  宋以后,华夏政权先是亡于蒙,后又亡于满。为了缓解“亡国”之痛,知识分子中有人主张将国家与天下区别开来:“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希望老百姓不必爱国,而应爱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日知录? 卷十三》)但三百年来,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再被篡改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来看,他的主张始终没有被掌权者所接受;对于广大百姓来说,则始终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辛亥革命以后,重见汉官威仪,且“五族共和”,不再有“亡国”之痛,但在国人剪掉脑后“猪尾巴”不久,“爱国”的后脑勺上却翘起了“主义”的小辫子;与此同时,“领袖”一词也从意大利墨索里尼那儿引进来,并且立即窜红,代替了皇冠。从此以后,尽管人民反复被尊称为国家的主人,但“国家”与“天下”却始终没有被分开过,“领袖”成了滋润万物的雨露,国民必须对他“三忠于四无限”,起码也要象葵花向阳一样团结在他的周围。以是观之,一而再再而三被祭起的“爱国主义”的大纛,不管怎样花样翻新,其实不过仍是赵构“爱国君主义”的旧货。

  据历史资料称,蒋介石撤离大陆前夕,经常组织股肱大臣们观看电影《文天祥》,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用心可为良苦,只可惜噬脐为晚。事实上,任何当权者,如果不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一切“爱国主义”的教育都只能是自我麻醉的意淫。

  2004年6月10日于广州

  作者: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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