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雄:中国人的素质及其它

  一、素质是什么东西?

  认识几个字的中国人没有没有说过“素质”这个词的。大约是90年,暑期回乡,与时任乡村小学老师的儿时好友闲聊,大谈“中国人的素质”,结果以一个问题收场:素质到底是什么东西?

  辞典的解释是,素质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相信是没错的,可是太过于抽象。比如说,对于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文化素质、思想素质之类,这样的解释还勉强凑合。可是,当我们说“中国人的素质”如何如何时,这“素质”看来另有其意。

  我所不明而现在企图使之明的,就是这个“意”。我以为,这里的“素质”,是指一个人“对于社会秩序遵守、维护的自觉程度”。梁漱溟先生认为中西文化的最大差异在于“中国人的社会性较差”。这里的社会性,我把它理解为我上面说的素质,只不过我力图使之具体化一点。

  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呢?我想,其表现形式或许千姿百态,但其“性质”却一:能够保障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益。人作为一个类而言,是通过我们称之为科学、技术的东西向自然界获取利益。但是,落实到具体的人,情形是我们向他人获利,或者,被他人获利——交易普遍地存在于社会成员之间。因为获利手段之不同,才有了道德的高低之判,甚至进而产生了法律。道德、法律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还是人的利益:使人这样一个具有复杂社会性的类得以存续下去,因为某些获利的手段,如暴力、欺诈,如果失控的话,最终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家都遭殃。对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遵守和维护,其自觉程度,就是“素质”,而我们常说“中国人的素质很差”,实际上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的判断。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这样的社会秩序能够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什么大家反而不去遵守呢?

  二、做“少数”的好处

  中国有一个笑话:有四个女婿,相约各买一壶酒,送给老丈人过生日。其中的一个想:“我送一壶水去,然后混在一起,相信也喝不出异味来。”他就送了一壶水。喝酒的时候,他惊异地发现,这壶酒完全没有酒味——原来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

  这当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否则也不会成为笑话流传。实际的情形是,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那个女婿的“阴谋”常常是得逞的。这也说明一个道理:遵守社会秩序(送酒)总要付出代价。倘若做一个社会秩序以外的“少数”(以水代酒),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代价。也就是说,做“少数”总是有好处的。

  康德曾经分析过说谎的机理和效应(我也因此感慨:什么时候我们的哲学精细到了这种程度,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被关注或许才会令人满意)。他认为,说谎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大多数人的诚实。试想,如果说谎成为普遍,那还有谁会相信他人的话呢?不相信他人的话,说谎还有什么意义呢?因此,说谎必定是“少数”,它是对大多数人的诚实的利用。诚实的本质可以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遵守,而遵守社会秩序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获利方面也会打折扣。正因为如此,才有人热衷于说谎,想方设法地要成为社会秩序之外的“少数”。既然是少数,何以我们又得出“中国人的素质差”这样一个全称判断?

  三、“少数”成了“多数”

  近来学界对于游民社会的关注,使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古代向有“士农工商”的等级划分。这四民尽管有高下之分,却都可以叫做“良民”,因为他们有固定的家产,而且从本质上也企盼着正常、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保住家产,另一方面扩大家产。但是,他们显然并不是中国社会的全部:在他们之下,有游民;之上,是严整的官僚体系。游民是“不事恒业者”(此与良民恰成对照)。因为“不事恒业”,他们没有遵守社会秩序的能力,游离在社会秩序的边缘。而官僚体系,因为它的特权性质,它更把自己置身于社会秩序之外。游民与官僚在反社会(秩序)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特质。

  官僚(皇帝是总代表)、“士农工商”(良民)、游民,可以看作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三个支柱。但它们各自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而且彼此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首先,官僚阶层因为其反社会特质,总要以其自身的腐败不断地挤迫良民阶层的生存空间,使之逐渐失去自己的家产而沦落为游民。游民社会因此而不断壮大,一旦遇着某种时机——根据历史的经验,多是天灾,其次是所谓的人祸如外族入侵,但根本的人祸是官僚的反社会——游民就会造反,其结果是推翻旧的官僚体系,重建新的官僚体系。但是,变化的是“大王旗”,不变的是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官僚体系的反社会特质。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每一次这样的改朝换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其唯一的意义就是完成了又一个治乱循环。

  总之,主导中国历史“进程”的,并不是社会秩序的力量,而是反社会秩序的力量。以皇帝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尽管也深晓下层的反社会力量对于自身统治的极大威胁,因而总要设置最强力的国家机器维护统治,但其自身的反社会特质又总使其统治归于崩溃。这样的一个从治到乱的过程,实际上是遵守社会秩序的“少数”逐渐变为“多数”的过程。由于官僚代表的反社会秩序的力量总是居于主导的地位,也使“少数”的成为“多数”显示出某种必然性,正如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有其必然性一样。

  四、孔孟之道算什么?

  官僚、良民、游民衍生变化的结果却并没有导致始终处于弱势的良民最终消失,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官僚、游民本身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它们必须依附于良民,从良民身上谋取生存的资源。如果说游民是一个盲目的群体,当他们衍变成官僚以后,一定会自觉地扶持、维护起一个稳定的良民社会。要建构这样的社会,必得有相应的社会秩序。要建立这样的社会秩序,必须有一整套的指导思想。于是,孔孟之道在时候派上了用场。

  有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从来没有在中国获得现实层面的体现,而宋儒朱熹也有类似的言论。(“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熹:《答陈同甫》。)根据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这都是十分正确的判断。儒学的目的是要建构起一个完善的社会秩序,就其纯粹的思想形态观之,除了因其农业社会的产生背景而带来的一些落后之外(如男尊女卑),它本身并不坏,依儒家思想建构起来的社会实在是一个非常有序的社会,人人安居乐业,个个温良恭俭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父慈子孝,夫妻有义,朋友有信,实在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问题在于,皇帝是并不遵从儒家思想的,他只是发现儒家思想最能有效地“栽培”出一个良民社会,因此才大力推行孔孟之道。也就是说,儒学历来只是皇帝手中的一个工具而已。有学者说,帝王的统治并不靠儒家思想,而是靠法家,这应该是不错的。最大限度地利用儒学,以治群氓,正是帝王的法术。

  总之,千百年来孔孟之道只是帝王手中的工具,这是没错的了。历朝的皇帝,不管其先祖的出身如何低贱,如何远离儒学,总要不遗余力地鼓吹儒学,也只是因为儒学真是能够满足他们的统治需求。儒学的被“假定”为一尊,自汉武帝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我相信,对于儒学的真实态度,刘彻未必比他的先祖刘邦把尿拉到儒生的帽子里好多少。可笑我们现在的一些读书人,要么因为儒学本身的思想形态而对之高唱赞歌,要么因为它的被利用而对之大加挞伐,反而完全不去理会利用它的人或势力——或许这正是帝王们竭力培植的良民心态?

  五、素质怎会不差?

  中国的历史,总不脱治乱循环的怪圈。当年,黄炎培在延安向毛泽东进言,也是出于这样的担心。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江山代有人才出”,没有什么例外。这中间,看来是有些必然性的。我们前面说过,官僚、良民、游民是构成中国社会的三条支柱,只有明了这三者之间是如何地互动,才可以找出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历史必然性。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極權社会。对于统治阶层来说,维护自己的極權统治是唯一的要务。其它的一切,他们做的,说的,等等,以及统治階級以外的民众,都只不过是维护统治的手段或工具。

  自由主义者们经常针砭中国历史上的“意图伦理”,但统治者们的真实意图却并不是他们标榜的这带有崇高道义色彩的意图,他们的真实意图始终集中在他们的权力——也就是说,带有崇高道义色彩的“意图”本身,也已被策略化,成为工具或手段。他们标榜于外的意图的道义的崇高性的唯一意义就在于淹没个人生命的价值,并冀图借助于强力使之转化为某种内在的自觉。于是强力以道义的名义毁灭个体的生命,成了中国长久的人文景观,并且其规模和程度肯定与这道义的崇高性成正比。極權者总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自己的统治,当然是因为他们因此可以置身于社会秩序之外,以最小的代价(或许根本不必付出什么代价也说不定)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倒是很符合“经济人”的行为准则,不过经济人靠的是创造财富,極權者靠剥夺财富。“不惜一切代价”地维护统治权力,用权力去获取最大的利益,这已经是与社会秩序天然背离了。

  既然做一个权势者有如此巨大的好处,成为其中的一员自然就成为民众最强烈、最普遍,似乎也最无奈的向往。也就是说,如果可能,人人都希望可以成为社会秩序以外的“少数”——尽管在本质上他们是拥护社会秩序的。在这方面,“士”的理想最有说明的意义。

  如果对中国的“精英选择”方式做些考察,唐以前,颇近似于“血缘原则”——权力以继承、世袭相传。尽管也有如汉代的“举孝廉”之类,也不过是因为“忠君”,因为孔子早就有言在先:“不孝而忠者,鲜矣。”唐兴科举,使“学而优则仕”成为现实。一时之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梦想。

  当然有“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如愿者,但更多的人皓首穷经、潦倒终身。他们的矢志不移以及如范进一旦得意以后的狂喜,更能说明中国的士,是多么强烈地在追求着摆脱社会秩序的一天。士以外比较有可能进入权力阶层的当数“商”,他们靠的是“捐”,花钱买官。但更多的情形却是:商们通过别种方式——最多的是贿赂——使自己与权力紧密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使自己在一定的程度免去社会秩序所带来的代价。较之“士”、“商”的与权力阶层的接近,“工”、“农”就显得力有不逮,除非个个都有“头悬梁,椎刺骨”的狠劲——但那已经成了“士”了。

  正因为“工”、“农”的力有不逮,所以他们只能以自己的方式离开只好秩序,置之于社会秩序之外,这就是做游民。如果说,士人的科举、商人的买官或贿赂是一种趋向于权力阶层的游离于社会秩序的主动行为,那么“工”“农”的沦为游民,却一定是被迫的。他们的压力直接来源于官僚阶层的反社会特质。官僚的反社会特质加上他们的强势力量,一定会挤迫“工”“农”的生存空间,直至他们的最后破产。当这股力量聚集到一定的程度,必然豪杰蜂起,以道义的旗帜把游民组织起来,推翻现存的官僚体系。而这样的“义举”必定会有最后的成功者,因为中国官僚体系的反社会特质就象他们躯体中天生的癌细胞,躯体长大了,也就意味着它的腐朽也开始了,它如何经受得起社会底层那汹涌的波涛?吴晗分析明朝的灭亡时说:“与其说是李自成的成功,还不如说是朱明政权的自然崩溃比较妥当。”仔细考量,中国历史的哪一个朝代覆灭不是“自然崩溃”?蒙古人的铁骑和满洲人的大纛,代表着相对而言较为异质的文明,可一旦被同化,照样“自然崩溃”。倘若不是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中国肯定还要悠闲独步于治乱循环的历史怪圈,而我们也断不会说出什么“中国人的素质很差”这样辱没先祖、大逆不道的话来。而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只要在社会秩序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被定于一尊,只可膜拜,只可服从,不许辩驳,不许反对,这样的话就一定会继续说下去。

  1999、5、28

  作者:曾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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