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谁在扰乱中国人的视线和思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逐渐形成一股新的经济理论和思维,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海外代表如张五常,大陆代表如厉以宁之流,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张牺牲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以便快速使少数人获得利益,从而“打造一批中产階級”,并对这些中产階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寄予极大的希望。由于这些专家、学者在历史的条件下,有机会接触并影响中国政府的领导们,所以改革二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走了一条新自由主义经济之路。

  由于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和崩溃,中国政府在私有化的道路上,选择了走捷径来发展经济,社会资源高速集中在一小撮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手中,许多大小官僚和大小富翁横向纵向联合,出现了一个千丝万缕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控制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从而掌握了社会话语权,这就是社会腐败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广大人民群众则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困境中苦苦挣扎,却又无法判断到底是谁伤害了我们;中国社会再次进入丛林,而中国人也只好信奉“丛林法则”,于是弱势群体无处不在,又无处喊冤。

  “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利益”,这种舆论歪曲了一个事实,实际上是牺牲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来满足极少数人的利益;“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阵痛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休克疗法”,造成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不知不觉中,被人从口袋中掏空了一切;“社會主義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状态,而中国政府强调自己是社會主義市场经济的结果,是西方国家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根本没有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之分。中国特色的舆论和理论,可以影响中国人,但无法左右西方人的看法和原则。

  在中国极少数人掌握了社会大部分资源后,这些人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階級。马哲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形成一定的政治关系和思想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关系决定国家、政治制度;只要看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看看全国政协的成员,我们会发现这里面占大多数的是官僚和资本家,还有社会名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解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这说明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鄧小平在制定改革开放的政策后,没有想到政治改革居然会悄无声息地伴随经济改革而来,更没想到会出现如此的政治局面;在资本追逐利润的经济规律下,中国社会变得血腥,人们变得没有道德感,社会的公平、正义被抛之脑后;这种牺牲一切达到的效益和效率,本质是邪恶的,暂时的效率和效益将最终阻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阶层对立会逐渐发展成階級斗争,内耗和腐败如何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动荡的社会是不会繁荣富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警惕中国“拉美化”的原因!

  中国第四代领导班子上台后,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目的就是希望社会的阶层对立不要发展成为階級斗争。然而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变化,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甚至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保护弱势群体和关心中下层社会群体谈何容易。马克思指出:“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制定的法律、法规,是倾向于有钱人和有权人的,通过政策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倾斜是否能够成功?因为法律、法规是钳制和限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

  虽然中国第四代领导班子仍然坚持私有化的进程,但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终于寿终正寝了,人们发现了它的真相后,必然对其抛弃和纠正;张五常厉以宁之流所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必将被历史反省和谴责,这些大富翁们的言论只能代表本階級的利益,而不会被全社会接纳。文章结尾,笔者引述一段蒋介石先生的感叹,或许能代表历史的某种再现:“当政二十年,对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毫未著手,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为晚。”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 李扬

  首发于《议报》第195期

  作者:李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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