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章:谁说我们中国是“优等生”经济

  在评价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问题时,国家统计局新任局长邱晓华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2005年,中国经济在全球是‘优等生’的成绩,这一点为世界首肯。今年,中国经济一定能继续仍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3月18日《财经时报》及强势媒体都有相关报道)

  作为一个国家的统计部门的语言,应该说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大惊小怪的。职能部门吗,说说自己的认识也无妨。但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的长官随便说一个职能部门的认识,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职能部门认识了,它带有强烈的公众引导意义。再假如国民都按着邱晓华局长先生的公众引导去认识的话,我们是“优等生”经济,我们还能怕谁?实际上,邱晓华局长先生的“优等生”经济错了,统计计算错了,金口吐出的不是“莲花”,而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甚至说,中国吃亏就吃在这种浅层次认识的“优等生”上。

  就“经济”而言,仅仅依据一个表面的数字到底能够说明什么?这宛如做生意,生意成交额100万,“嘿!不错”。那么经营成本是多少?管理又是多少?两大块成本相加150万。生意成交额100万与两大块成本150万相比,亏空50万。而另一家企业做了80万业务,两大块成本相加60万,两项相抵净赚20万。按邱晓华局长先生的认为,做100万业务的是‘优等生’呢?还是做80万业务的是‘优等生’?生意是经济,不仅仅是血脉一致,道理也无二样,这是任何学过经济学的人起码的常识,毋需盈手捧茶细思量,更毋需扼腕长短说:“唉!我怎么犯了一个低等错误。”

  拿具体的一笔生意情况去套全中国的经济实质,不仅极说明同根、同宗、同血脉,还能给人一种瞠目结舌的感觉,甚至将国民脊梁骨的冷汗吓出来。据报载,2004年我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人民币,1999年公费出国耗资3000亿元,一年的公款吃喝逾2000亿,如果我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按30000亿计算,单比三项费用就啃掉了财政收入的3成(《学习时报》第326期)。3月12日,全国政协委员刘光复先生在会上发言谈到: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就达2000多亿,几乎和2006年的国防开支相近。(3月13日《中国青年报》),等等这一切叫人们听都不敢听的数字,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中国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本高得叫人在听觉上都难以承受的住。中国的执政成本高地让中国的老百姓,在听觉上难以承受,是中国的老百姓未见过世面吗?未必!日前,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最新完成的《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显示,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问题应该减少。按照公务员GDP的比例指标来看,我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虽然,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与GDP相比,我国为39人/ 百万美元,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目前美国为2. 31人/ 百万美元,日本为1. 38人/ 百万美元。一比一看得出我国公务员“超标”近20倍。如此庞大的行政队伍和叫人听起来都咋舌的天文数字,在执政的效果上怎么样?在这里,毋需笔者作更多的赘述,仅二例新闻媒体的简要报道足以说明问题。一例是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月15日的报道,报道说:“守着水库没水吃,守着电站不敢用电;电站越建越多,群众越迁越穷”。这种怪现象就出现在黄河上游梯级水电开发地区,水电不但没有富了当地群众,反而加深了当地贫困。另一例也是新华社消息,全国人大代表王有德先生在人大会议上慷慨陈辞道:“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总体上看,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效率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远没有实现转变。话到此,试问:我们中国的国民又有哪一位傻到这种程度,本来‘劣等生’的经济偏偏又说‘优等生’经济呢?”

  再看看老百姓在“优等生”经济的情况下切身体会吧?且不说日前“两会”代表们将中国国民的“现代三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房价高带到了两会上,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作过一项7625人参与的调查,调查显示,85.3% 的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3月20日《中国青年报》)这一切人人都有亲身感受的两会代表和中国国民,怎么一到了新任统计局局长位置上的邱晓华先生那里就变了“味”了呢?倘若,两会代表呼声和建言以及中国国民的切身感受不准,是愚昧,是郁闷,那么,看看咱们国家、国外甚至是国际社会是怎样评价我国“优等生”经济柜架下的具体态势的,不也是一剂“清脑安神”的好药吗?

  2006年3月1日《新京报》报道,中国科学院2月28日发表的《2006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对世界59个主要国家的绩效资源水平进行了排序,结果表明:丹麦是资源最好的国家,中国仅排在第54位,是资源绩效最差的国家之列。据新华社电:2006年世界环境绩效排名于2006年1月26日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上发布,在133个参加排名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居94位,没及格。尤其是值得国民注意的是:在亚洲国家中,马来西亚排名最高,居第9位;日本紧随其后,排名第14位;韩国稍逊,居42位;我国的台湾地区居24位,与我们差着70个位次;印度和巴基斯坦排名比中国靠后,分列第118和127位。仅仅从这一点上看,国际上的研究结果与国内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是] 一致的。2006年2月28日下午,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一一《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在京发布。绿皮书认为:我国环境生态已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环境事故“一触即发”。同时,绿皮书还认为: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目前,全国1/ 3的土地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30% 成为劣五类水,60% 的城市空气质量为三级或劣三级。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许多大城市肺癌死亡人数增加了8- 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占中国GDP的3%-8% ,达到1280亿元。到2020年,中国仅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占国内GDP总量的13% ,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仍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那么,全部用以补偿这一项损失还不够。此外,我国的环境问题,不但严重影响并将严重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给国际社会造成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况且,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也于日前在对大量数据、图表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中国等61个国家仍然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与英国、美国、德国、瑞典和法国等5国的差距超过80年。现代化报告提醒国人不要自视过高。

  综上所述,我们中国还有没有“优等生”经济可言呢?面对在这样的“优等生”经济的柜架下生存、发展的人们,谁还能有底气说自己是“优等生”经济?窃以为,不管谁人,只要良知不泯,理性不减,都不会随便说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优等生”经济的。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斗胆,而是责任!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人物周刊》编辑、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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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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