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愚:伟人经济、战争思维和经济肿瘤

  夜郎自大,而地大物博就更加自大。政治像古旧的婚俗,总是不能抹掉炫耀的色彩。然而,当以哲人的眼光回过头来,就会发现时代的悲哀。

  我们不仅自大,还加上了盲从。如今,计划经济已经被批得体无完肤。当农民需要果腹的时候,批的是计划经济;当权力需要兑换利益的时候,批的也是计划经济;总之,社会遇到的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计划经济造成的;计划经济成了万恶之源。但是,当问起计划经济实质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回答上来,没有人关心它的实质。社会在否定它还没来得及认识的事物!

  当我们回头审视自己的脚印的时候,发现狂风刮起的灰尘,已经使脚印变了形,甚至已经难以找到真实的脚印。改革开放前,真的是计划经济吗?当敬爱的毛主席成为神的时候,农业有“八字宪法”,工业有“先重后轻”,消费有“闲时吃稀,忙时吃干”,分配有“大锅饭”,流通有“统购统销”,人口有“英雄妈妈”。所谓的计划是伟人定目标,中央根据伟人的目标拟个计划,开个大会,吹嘘一通,举起手来,思想统一,立刻宣传到家喻户晓,于是,一拥而上,便轰轰烈烈了。这是计划经济吗?不!这实际上是战争中最高统帅的动员和战役的实施。

  马克思的计划经济最初来源于平衡个个部类产量、平衡生产消费,减少流通环节,资源全盘统筹,实行按劳分配,企图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不是很完善,但也不应该成为万恶之源。仔细研究才会发现,原来我们搞得不是计划经济,而是伟人经济,宫廷经济,战争经济,权力经济,是由万能的伟人主导的经济。

  由于中国地貌复杂,是一个多灾的农业国,中国人在自然面前无能为力,自古就有很多浪漫主义的神,不仅死去的人物会成神,活着的人物也会成神。死去的人物靠歌功颂德的墓碑成神,活着的人物靠装神弄鬼成神。神是伟大的,万能的,永远正确的;经济在神面前只是奴仆,也就是一块橡皮泥,随便神把它捏成什么样,只要吹口气,便会神气活现。

  当我们使用着凯恩斯的宏观调控,当我们仔细去考察一下欧洲、北美经济中那种“看得见的手”的时候,应该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那曾经惊呼凯恩斯是社會主義毒蛇猛兽的资本,正在计划中愉快地增值。难道我们还不理解什么是计划经济吗?当人们只能从《资本论》中理解资本主导的社会的时候,没想到欧美的经济却融入了大量的计划成分,国有资本的增长,公共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的增加,价格、金融、税收的法制化以及法制化的工资,不都是计划经济的成分吗?美联邦储备难道没有计划经济的性质?

  计划经济是不管资本的所有者的,只是一种经济形式,为什么非要贴上主义的标签呢?马克思是一个学者,决不能因为他曾经说他的思想的階級性,就把他的学问都贴上階級的标签。难道我们还不能摆脱冷战思维吗?中国老百姓有一句俗语:“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一世穷。”计划经济是什么?算计经济而已。

  我们没有看到过计划经济,却在那里否定计划经济,理性思维那里去了?一个深信不疑的时代,造就了一个什么都不信的时代,深信时人云亦云,不信时也人云亦云,人们开始否定它们并不认识的事物。因此,把伟人经济套上计划经济的麻袋,拿起棍子,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

  中国的伟人是战争中站起来的伟人,于是,在无限崇拜中,经济建设引进了战争思维,“战略”、“战线”、“战斗”、“动员”、“长征”、“胜利”等概念都被引进到经济建设中来,用攻坚战的方法炼钢铁,用游击战的方法搞科研,用人民战争的方法修水利……

  军官出身的各级负责人,把经济建设变成了战争。直到现在,战争的词汇仍然在各种经济建设的文本中。

  比起经济来说,战争是简单的,无论是大战役还是攻山头,都可以一哄而就。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复杂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就更复杂;战争不过是政治的手段,政治仅仅是经济的反映;经济的根本问题是成本,战争是不计成本的,只有眼前的胜负;我们是在用简单的思维去干复杂的事情。战争是破坏性的,我们在用破坏的方法搞建设。于是,东边刚熄火,西边又冒烟;刚补了补丁,又露出了屁股蛋儿;几年大轰隆,几年大调整,经济成了精神病。

  在经济政治化,军事化的几十年里,日本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经济强国,亚洲出现了“四小龙”,中国却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中国只得进入改革开放,不得不说“新长征”,只是没具体化到“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当老人家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之后,以“政策”为名的“负财政收入”,带动着地方财政、民间财力、海外财力、人才、优质劳动力都涌向圈内,于是,取得了一个炫耀多年的胜利,在南海边长出一个经济肿瘤。当一个九十岁的老人家认为上海发展力度不够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上海立刻肿了起来。伟人人格化的,攻山头式的中央财政,像观音菩萨手中的玉净瓶,只要轻轻地抽出杨柳枝,蘸着瓶中的水洒向哪里,那里就春风化雨,郁郁葱葱;那些不能撒到的地方,就会秋风瑟瑟,一片萧杀。令中国社会承担最大风险的基尼系数,就是这样造成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能够制造出说明自己伟大的楷模。珠三角、浦东经济区和当年的大寨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大寨用的是每天十万人参观者的大粪和内蒙古的羊粪,经济肿瘤用的是全国人民的血汗。奇怪的是,这部经济版的政治说明书,是在“中心转移”的口号下出版的。“样板经济”、“橱窗经济”、“戏剧经济”都是政治的经济,中国的政治,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经济的政治。

  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光辉灿烂说成是经济肿瘤,是因为它们像人肌体上的肿瘤一样,吸收了整个肌体的能量,形成了局部的肿胀,破坏了肌体的平衡。当愁眉苦脸的后人接过这台经济天平的时候,不得不对着大大小小的肿瘤发愁,用“看得见的手”拿起一边的砝码移向另一边,把已经不多的春雨撒向干涸的土地。一次痛苦的调整又一次重复。

  我们有两只手,一只“看得见的手”,一只“看不见的手”,这才是新型社會主義的市场经济。不能做一个醉酒的糊涂蛋,说着含混不清的词语,迈着蹒跚的步子,挥起着只手,否定那只手,挥起那只手,又否定这只手。

  要相信农民,把土地交给农民;要相信工人,把工厂交给工人;要相信商人,把流通交给商人;请权力退出经济。伟人已经故去,政府不要再续演伟人经济的故事;战争已经过去,战争的思维搞不好经济;肿瘤已经形成,只有用共和国的肌体慢慢地消化。中国人民不需要保姆,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2006、3、2、

  作者:俞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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