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毅:爱国主义的悖论与超越

  每逢战争庆典,千年文明古国各大电视媒体无不竞相宣讲开国元勋们在战争期间的蹉跎岁月和丰功伟绩,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不厌其烦地走向银屏,一时间,战争片异化为爱国主义煽情片,编导和演员则蜕化为走红的爱国主义煽情者。编导费尽心机的成功策划和巧妙制作与诸多著名演员精湛演技的配合虽不完美,更谈不上天衣无缝,美妙绝伦,编导肆意歪曲历史和演员矫揉造作的卖弄却有利于编导和演员扬名于举国上下。

  战争庆典无非以政治化和艺术化的伎俩再现历史人物的“光辉形象”,企图挽救名存实亡的爱国主义,趁势笼络人心。战争庆典常常反映一个共同主题:只有自诩为天使的仁义之师才能领导受苦受难的无知群众推翻剥削统治,从胜利走向胜利,跟着救世主,翻身得解放。历尽沧桑的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民族独立斗争,最终感动大慈大悲的上帝,将欧洲文明火种撒播在古国大地,生根发芽,一个红色的妖魔降生了。天使神奇般的产生被杜撰成苦难民族的救世主——上帝派遣的光明使者。这位使者将西来福音传遍古国大地,几经挫折,最终以非法的手腕夺权政权,并自诩为古国的合法政府。

  战争庆典是一种祭祀仪式,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大型战争庆典一般在庄严肃穆宏伟的建筑大厅里举行,或在视野宽阔的大型露天广场上举行。古代的祭司高高地矗立在露天的神坛上,双臂向上舒展,仰视天空,口念神咒,所有参与人员在其导引下进入神秘状态,感受神灵。特殊的环境、特殊的服饰和令人迷惑的神咒可以激发参与者内心深处的宗教情结,以宗教的形式追述部落历史和国家历史。战争庆典上,精心编造的歌舞可以再现部落祖先的迁徙过程和开国元勋的光辉业绩,使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以此增强部落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这种建立在血缘和文化基础上的认同也会导致对内文化专制和对外文化扩张,成为人类难以避免的矛盾冲突和战争根源。

  战场上杀人越多越英雄。每次战争结束,英雄们都会出席战争庆典仪式,接受特殊的嘉奖。庆典结束,许多英雄还会参与全国战斗英雄模范事迹巡回演讲,生动描绘战场上无数杀戮的狰狞和血腥,以证明“英雄”的美名来之不易和当之无愧。老子有言: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演讲策划者特别青睐学校。面对天真无邪和胸怀大志的学生,英模的慷慨激昂感人肺腑,浓浓的乡音时常淹没在学子们热烈的掌声之中。报告会上的签名留念虽然无法与今天的明星相媲美却更加虔诚。

  杀人的相对性似乎是跨越时空的一个绝对真理。一方面,杀人非法且不道德。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滥用私刑、滥杀无辜或自相残杀均属违法行为,必遭法律制裁。另一方面,杀人合法且道德。政府为了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可以严惩罪犯,依法杀人。战争最能反映杀人的相对性。对于本国而言,为国家利益而大开杀戒乃英雄所为,理应受到政府嘉奖。此时,遭到唾骂的不是英勇杀敌的英雄而是临阵脱逃的懦夫,至于叛徒就更加不能容忍,惟有处决之方可解恨。对于他国而言,被杀者变成英勇献身的烈士,杀敌英雄则变成了不可饶恕的刽子手。战争杀戮者同时扮演英雄和刽子手两种既相关联又相冲突的双重角色,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是衡量的尺度。

  国家利益至上主义是一种狭隘的道德主义。这种狭隘的道德主义在战场上就上升为极端的爱国主义。战争极端地再现人类的邪恶本性,人类的伦理道德价值观完全被国家利益所异化。战争庆典将杀人者视为英雄,因其残忍的杀戮代表杀人者所属国家的利益。战争使人类的伦理道德价值观陷入两难困境。道德与不道德消失在血腥的战场。没有伦理道德,只有代表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仅仅服务于国家利益。为了动员个体放弃自身利益转而献身于国家利益,权力集团常常通过意识形态灌输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战争庆典成为战争动员。通过再现敌人的暴戾行为和先烈的献身精神,激发国家内部成员的民族仇恨情绪和对先烈的悼念与崇敬,从而增强国家内部的凝聚力。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具有利他和利己的内在矛盾。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集团而言,爱国主义是利他主义,然而,对于另一个国家内部的权力集团而言,这种爱国主义则是利己主义。为了国家利益而献生的战士既是英雄又是刽子手。此处,评价战争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国家内部权力集团的利益。可见,战争冲突不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冲突而是国家利益冲突。所谓爱国主义实则为一种国家利己主义。

  利他与利己是爱国主义无法克服的伦理悖论。正如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所言:“将个人的无私转化成国家利己主义是爱国主义的一个伦理悖论”。爱国主义是一种高于个人利益的利他主义,是国家忠诚的一种证明。因此,个人控制和放弃“无私的冲动”乃爱国者所为。“无私的冲动”意指超越于国家利益的利他主义,一种绝对的道德主义。这种绝对的道德主义长期受到国家利益至上者的歪曲和漫骂,被讥笑为不切实际的梦幻。与绝对的道德主义不同,“汉奸”仍未摆脱狭隘的私心。“汉奸”往往为了自身利益而背叛自己的国家,转而投靠新的主子,更是民族或国家的耻辱。“汉奸”也意味着个人弃暗投明的自由权利完全被剥夺。自抗战以来,“汉奸”一直被贬斥为卖国求荣者而声名浪迹。

  在国家利益至上者看来,光荣献身的爱国者是世人敬重的英雄,叛国投敌的“汉奸”是遗臭万年的懦夫。这里,爱国与叛国的相对性被国家利益至上者有意淡化、忽略和歪曲。然而,国家并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而是随着主权的变化而变化。从历史的角度看,杨家将、岳飞、郑成功之流被推崇为“爱国者”,而秦浍、李鸿章、汪精卫之流则被贬斥为“卖国者”。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历史人物只不过反映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杀戮。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如果尊重历史事实,就不应该用今天的国家主权概念套用历史、从而抹杀和扭曲中国历史上频频发生的各种血腥杀戮。

  爱国者与叛国者的相对性充分揭示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关系。单一的民族国家往往将民族和国家相互等同。事实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由单一的民族所组成。无论美国和欧洲、还是印度和中国,民族多样性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语言和文化是民族的两个重要标志。多民族意味着多语言和多文化。对于多元化的国家,权力集团企图通过制造和传播共同文化增强国家认同注定徒劳无益。制造和传播共同文化必然贬低和排斥受支配型文化。对于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国家,共同文化通常是不同文化群体权力竞争的产物。处于支配地位的权力集团往往选择合乎自身利益的某类文化作为国家的共同文化,不具普适性。增强国家认同不能依靠共同文化,而要依靠公民权利的保障。

  制造和传播共同文化的本质在于用国家利益取代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至上者有意淡忘、忽视和扭曲以跨地域和跨国家为特征的民族多样性,导致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就中国而言,许多民族,并非如斯大林所讲,生活在共同地域,相反,他们往往以散居和杂居的方式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不同国家。例如,苗族和彝族不仅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一带,还分布在泰国、缅甸、越南和老挝等东南亚国家。每当中国与这些国家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就会出现。一方面,不同的国家认同迫使分散在不同国家的同一个民族相互敌对、剑拔弩张和兵戎相见,国家利益至上得以充分表达;另一方面,难以割舍的民族亲缘关系又不断解构和颠覆国家认同,对于当事者而言,何去何从确是一种两难选择。要么爱国、要么卖国,要么反战。三者之中,数反战最难。爱国者以国家利益为重,即使堕落为战场上的杀戮者,也不失英雄所为。卖国者为摆脱专制束缚而弃暗投明,必定难逃“汉奸”之嫌。绝对的道德主义尽管超越国家利益,却被爱国主义者讥笑为极不现实的反战者。

  以压制国内异己分子和损害他国利益为代价的爱国主义应当予以摈弃。战争是爱国主义的极端再现,一种国家间的利益之争。国家认同和爱国的基础应该是保障国内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不损害他国的合法利益。对于不被当作公民或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个人和群体,权力者没有理由要求其成为爱国主义者。对于一个肆意践踏他国合法利益的政府,无权要求国内公民成为爱国主义者。背叛一个对内文化专制和对外文化扩张的帝国政府是真正的爱国者所为,德国的迪特里希·朋霍菲费尔正是二战期间敢于反对纳粹暴行的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迪特里希·朋霍菲费尔义无返顾地反抗残害人类的纳粹政府,并非背叛祖国,而是对祖国的热爱。祖国不能等同于政府。迪特里希·朋霍菲费尔因背叛邪恶拯救人性而死,再次见证了基督的救赎精神。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随时可能蜕变为对内文化专制主义和对外文化扩张主义。求生是生命的本能,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则将求生意志蜕变为求权意志。通常情况下,满足于权力集团贪婪本性的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善于假借爱国主义的名义,笼络人心,以国家利益为重,通过压制、摧残甚至毁灭国内异己分子和他国敌人的生命而苟活于世。

  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本质上必然损害国内弱势群体利益和他国利益,不是绝对的道德主义。绝对的道德主义超越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尊重一切生命的求生意志,既反对残害生命和家园的战争,也反对宣扬煽动爱国主义的战争庆典。战争庆典的目的本不是满足胜利者的高傲自大,而是警醒世人战争是毁灭一切生命的恶魔。地球是所有生命的家园,无论谁输谁赢,战争都无法避免对生命的杀戮和家园的极端毁坏,正如老子所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战争无赢家,任何民族和国家都应该尽量避免战争,即便不得已而为之,也不能丧失悲天悯人的情怀。老子说:“杀人之众,以哀悲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清楚地认识到人类战争的愚蠢和残酷。入侵者也罢,抵抗者也罢,只要诉诸战争,就难逃毁灭生命和家园之罪责。由此可见,绝对的道德主义具有一种关爱生命的普世精神。无论战友还是敌人,他们首先是生命。生命应该受到尊重。尊重生命意味着慈悲。慈悲的人懂得感恩、忏悔。慈悲的人怀有一颗超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无私之心,能平等对待一切生命。

  善与恶代表着人类的两种文化倾向:内敛和扩张。扩张是一种向外的文化,意在索取,它使爱国主义演变成文化帝国主义,内敛的文化是一种向内的文化,意在通过反思超越个人自私或群体自私。扩张的文化将生命看成一种工具,功利主义而非伦理道德渗透于人与人和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之中。内敛的文化重视对生命的尊重。绝对的道德主义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命本身。扩张的文化过分看重自我的利益。自我与他者相互对立。自我对资源的占有意味着他者对资源的丧失。自我与他者是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并未超出自我的范围,仍然束缚于自私的欲望,一种对权力、财富和名誉的贪婪,是导致矛盾、冲突和战争的人性根源。超越狭隘的道德主义,人类文化必然由扩张转向内敛。为此,需要毫无分别的尊重一切生命的求生意志和遏止文化专制与文化扩张。

  文化专制和文化扩张离不开权力与文化中心主义的联姻。遏止文化专制和文化扩张必须遏止权力和克服文化中心主义。“文化中心主义”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群体对其他群体的偏见和敌对,它是个人或群体的一种态度,倾向于将人类社会划分成不同的群体,认同其中的一个或数个群体,同时将其他的群体视为他者或另类。”各个民族和国家难以摆脱文化中心主义的束缚,倾向于将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看成是最好的、优于其他民族,并且将本民族或本国的文化模式作为标准,衡量和评价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也可将文化中心主义理解为一种膨胀的文化自我意识,是个人或群体在日常生活和学校教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关于本民族文化或本国文化的看法。国家利益至上者常常利用人类普遍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渲染民族优越论,以此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培养所谓的爱国主义精神。文化自我意识维系着民族的生存。文化自我意识需要适度。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文化自我意识膨胀,容易产生对异族或异国文化的贬损和排斥。文化中心主义者通常以本民族文化为普适标准评价异族文化。文化中心主义者还常常以文明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受支配群体,并将其“他者化”,于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形成不平等的文化关系,从而衍生出“原始与现代”、“落后与先进”、“野蛮与文明”的文化区分。

  从人性的角度看,文化中心主义或文化自我意识缘于个人或群体对自我的过度执著,佛学称其为“我执”。简言之,“我执”即“烦恼障”,可大致归纳为贪、嗔、痴。正是执著于权力、财富和名誉,个人或群体倾向于以自我为中心,贬低和排斥异己,人类社会才会频繁发生各种矛盾、冲突和杀戮。克服个人或群体的文化中心主义或我执心态,反思至关重要。反思是超越个人和群体利益的回光返照,一种内在精神之旅。通过不断质疑“我是谁”,自我不断退让,由内向外不断扩大,不是自私的膨胀,而是通过内在关照,逐渐将自私的小我纳入无私的大我之中,使自我意识到个人或群体的利益必须建立在他者的利益之上,意识到所有生命都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这种无我利他的境界犹如佛经所言:“心包太虚,量周沙界。”自我的退让决非放弃自我的利益,而是将自我的利益纳入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之中,使自我意识到“我”与世间万物具有同样不可剥夺的求生意志,彼此之间不是支配与受支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共生关系。尊重生命的“伦理在于使我体验到一种需要,觉得必须像对待我自己的求生意志那样以尊重生命的心情对待一切求生意志。”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将对生命的尊重局限于国家内部的少数权力集团范围内,绝对的道德主义则将尊重施予一切生命。

  当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着人类文化的全球传播。文化传播固然有利于不同文化群体间的交流。问题在于文化的传播往往带有强制性。通常,核心国家凭借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以语言和文化为中介向周边国家销售所谓的普适性文化,实则是借助强权满足权力集团的一己私利。国家内部的支配性语言和文化同样由中心向边缘扩散,推广官方语言和共同文化意在加强文化控制,以增强国家认同的名誉,依仗权力维持不平等的文化关系和权力关系。科学技术成为权力者的宠儿,不断刺激“文明人”的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科学的悖论在于它既给人类生活带来快捷与舒适,也不停地驱使“文明人”攫取控制自然界和他者的权力。对此。人类先哲早有先见之明。犹如《庄子:天地》所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事过境迁,古人的教诲并未使现代文明人学会节制。科学技术继续充当权力意志的奴婢。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权力的增长依旧成为衡量人类成长和进步的主要尺度。

  透视文化专制和文化扩张,知识的权力特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德国的拉纳尔在“上帝的和平与世界的和平——神学的反省”一文中指出:理想状态下,获取知识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参与。现实社会中,知识是人类相互竞争的工具。西班牙神学家雷蒙?潘尼卡也指出:“人类易于把语言当作一种武器。”官方语言、联系语言、世界语言、科技语言和地方方言之类语言等级划分就是最好的证明。依潘尼卡之见,文化裁军是通向和平之路。主动裁减支配性的文化是核心国家和周边国家权力集团迈向和平的第一步。从整个世界来看,正是支配性文化导致文化等级结构的形成。文化裁军并非否认支配性文化对人类的贡献,而是反对将这种文化作为一种武器,排斥和灭绝非支配性文化。

  遗憾的是,核心国家和周边国家不会主动进行文化裁军。绝对的道德主义必须借助权力平衡,否则文化专制和文化扩张不会得到有效遏止。美国基督教神学家莱茵霍尔德?尼布尔早就指出:宗教信仰、人类理性和社会强制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消除社会不公正的三种主要资源。人类热衷于亲情之爱和朋友之爱,但难以接受宗教仁爱。宗教仁爱是无条件的平等之爱,即是,无差别地尊重一切生命的求生意志,真正实现“爱人如己”。作为一种绝对的道德主义,宗教仁爱长期面对一个挑战:国家利益至上者不会主动放弃权力,因为权力是获取财富的重要基础。从历史经验和现实来看,没有权力的依托,宗教仁爱难以消除社会不公。理想状态下,求生意志和求权意志应该服从绝对意志,即,超越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绝对的道德主义。现实状态下,求生意志、求权意志和绝对意志的相互平衡才是解决人类矛盾、冲突和杀戮的有效途径。宗教的魅力和伟大在于“谁丧失自己的生命,谁就会找回生命” .不过,没有权力保障的宗教难以遏止权力。权力不会主动退让,为了遏止权力,必须依靠强制。服务于国家利益的爱国主义容易演变成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扩张主义,不利于人类和平。受制于权力意志的和平从来不稳定,稳定的和平依赖于文化裁军和权力平衡。战争不会带来和平,为了遏止战争,不仅需要文化反省,也需要权力平衡,方可迫使权力者主动退让。

  2006年5月21日于贵阳花溪

  作者:弘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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