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权贵私有化与矫正正义

  伴随着中国加入世贸,估计将有更多的国企卖给外资。这种交易有一个大问题,那就是:谁是卖方?

  从法理上讲,国有企业属于全体国民,国企负责官员只是担任经理和看守的角色。但是在与外资交易中,官员却直接出面对国有资产进行处置,在既没有公共监督又没有民主参与的情况下,国企官员难免不上下其手,从中渔利。这好比仆人背着主人擅自将主人的资产出售或转让并从中获利,致使主人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不少人以为,中国加入世贸,与国际接轨,有助于法治秩序的建立,有助于遏制腐败。然而正如我上面所说,腐败主要发生在仆人背着主人擅自处置主人的资产这一环节,这和仆人在与外人做交易时是否遵守市场规则没有多大关系。要克服腐败问题,关键是主人必须获得主人应有的权力,也就是说,国民须对国有资产的处置有监督和参与的权利。

  众所周知,在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只有市场化没有民主化。国人缺少起码的权利,无法形成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致使权力者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改革过程,就是权力者巧取豪夺,化全民之公产为官员之私产的过程;中国的私有化,就是权贵的私有化。时至今日,公共资产已经严重流失,并且还在继续流失,权力者大发横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

  针对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首先是利用权力而暴富的那些人——拥有的财产都是合法的,而恰恰是这一点,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不少人反对将私产入宪,因为他们担心此举将导致把非法财产合法化。严格说来,私产入宪和把非法财产合法化并不相干。毕竟,保障私产不是保障非法私产,因此,人们仍然保有依据法律对非法财产进行追究的权利。私产入宪原本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是,在权贵私有化已经积重难返的情况下,我们将如何对待已经被权力者据为私有的非法财产?在社会正义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我们将如何矫正正义?

  必须看到,这是目前中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均无先例,所以直到今天,许多人对这一问题还缺乏足够的理解。

  不错,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于是,不少人说这是鄧小平路线的胜利,是只经济改革只市场化不政治改革不民主化的路线的胜利。我承认这种观点并非全无道理,正因为中国是在专制高压下推行经济改革,因此实行起来全无掣肘,格外顺利,政府想涨价就涨价,想裁员就裁员,国营企业想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想送谁就送谁;私有化的“交易成本”果然很低。

  然而,中国的私有化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缺乏合法性。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是,因为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却无可置疑。虽然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换,但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不曾有、也不会有“秋后算帐”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

  说来也是,在中国,倘若政改不是过分地落后于经改,贪污腐败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恶劣,贫富差距不至于发展到今天这般惊人。倘若中国能在早些时候就开展政治改革,纵然某些权势者一度获取了较多的利益,民众还不难予以包容,把它视为赎买,视为换取政治开放的不算昂贵的代价。可是,腐败一旦太过分,而且这种过分的腐败恰恰又是在高压的保护下才造成的,当人民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捞一点残羹剩菜。可是,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如中国继续采取只经改不政改的路线,继续权贵私有化,只不过在掠夺瓜分之余也给老百姓一口饭吃,并凭借现代化的国家镇压机器,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然后经过几个世代,不法之财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

  作者: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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