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影响巨大。知识界讨论问题,必引征“五·四”,奉为圭臬,以为真理不可易。但是,很多热情、激烈的“五·四”观念,其实经不住客观和认真的考查。王元化先生在“关于五四再答客问”中中肯地指出:“我们头脑中有很多既定观念,日积月累,成为习惯力量。再估价(‘五·四’)就是重新认识这些既定概念,重新清理这些东西。……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是打破既定观念。”在这些“既定观念中”,王先生首先举了“反封建”的例子。“救亡”和“反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中心,三十年代以后改为“反帝”、“反封建”,成为中国现代化思维的出发点。但是,“反封建”的提法的确需要细致的分析。

◆ 对“中国封建”的再认识

  套用欧洲的史学范畴,把从秦到清这一段历史附会成封建社会,把官僚、士大夫附会成贵族统治階級,这是几十年来中国知识界不容置疑的定论。诸多对历史、现状和未来的讨论,都以这个定论为出发点。

  在欧洲,贵族是中世纪的领主。领主受封采邑,采邑中的自然资源为领主所有,采邑中的人民为领主的奴仆、附庸。领主又效忠于君王。采邑和封爵靠血缘世代相传,政治和经济上都有很大的独立性。这种以领主和采邑为主体的制度,欧洲史学称为“Feudalismus”(由拉丁文的Feudum——采邑一词衍生而来)。武王革命,建立周朝,把国土分封给共同灭殷的诸侯、功臣和殷商的旧贵族,让他们世代相传,服事周室。各国除去向周室纳贡,政治和经济基本上是独立的,甚至文字不同,车轨各异,度量衡和货币不相沟通。我们的史书把这段历史叫做封建(夏、商两代或许也是这样,文献不足,不能臆断)。“Feudalismus”与此类似,因此把它翻译成“封建”,是很恰当的。

  幽王被犬戎所杀,诸侯立平王,东迁洛阳,周朝的封建制就开始动摇了。先儒说:春秋五霸,一霸不如一霸。这是因为,越后来的霸主,就越把自己势力的扩张放在藩屏、维护周室之上。到了战国时,大家干脆把日益衰弱的东周扔在一边,互相兼并征战,要一统天下了。所以,在记载战国事迹的《国语》中,周仅仅是诸国之一。那时候的很多思想家,包括儒家的孟子,都在到处游说,鼓吹“王道”。天下统一,权力集中,实在是大势所趋。秦灭六国,结束了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国特有的中央集权政治。《史记·秦始皇本记》详细记录了秦王自称皇帝,和大臣议论,反对封建的过程。汉初的大功臣,都被封了王爵和国土。但很快,高祖就把他们一一消灭,而把国土改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甚至与大臣誓约: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后来,中央向各王国派驻傅(老师)和相(行政总管),教导诸王,主持行政,大大削弱了他们的自主。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失败,诸王彻底失去了对自己领地的政权,实际地位降为臣子。贾宜的《治安策》就是劝文帝压抑诸王的名著。从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彻底结束,开始了延续两千年的中央集权政治,封土建国,血缘相传,世袭领地基本上消失。这样看来,在中国,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而贵族也随之消亡。“反封建”与“反贵族统治階級”的口号,都是无的放矢。

  但是,在欧洲文化中心论盛行的二十世纪,搬用欧洲的成论,比附、分析中国的历史、政治,这种方法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的大师胡适提倡:“大胆假设、细心求证”,无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把它奉为座右铭。这样治学,把结论放在证据之前,难免先入为主,曲解事实。很多人明明知道中国封建制度的始末,却依然契而不舍地在秦、汉以后的历史中,寻找封建制度的蛛丝马迹。证据不足,就不惜把概念软化,把封建制度改成“封建社会”、“封建主义”,模糊它的定义,扩展它的外延,以寻求符合。靠了这样牵强的推导,商、周是奴隶制度;秦、汉到明、清是封建制度;晚清才刚刚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观念一直沿用到今天,一切对它怀疑和批评的观点都淹没不张。

◆ 对“中国落后”的再认识

  既然,欧洲主要国家两、三百年前就已陆续进入资本社会,而中国还盘桓在封建社会,当然是落后了。把十八、十九世纪科学、技术、军事、金融等方面与欧洲诸国的巨大差距,解释为整个文明的差距,中国“封建”,中国“落后”,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虽然存在着差异,却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但迷信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却不是这样看问题。一次交响音乐会后,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满怀感慨地对我说:“人家两百多年前的音乐就那么雄壮,乐器就那么先进。咱们中国怎么就没有交响乐呢?落后啊!”首先,形式和风格不是判断音乐质量的标准,乐器制造技术更不说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十七世纪意大利艺人们制做的乐器,其音质饱满,富于特色,无与伦比。一只斯特拉迪瓦利琴,为全世界的小提琴大师们所珍爱。很多人使用最先进的声学、材料学和计算机技术,企图仿其万一,都没有成功。交响乐的创作在海顿、贝多芬、舒伯特的时代达到了高峰,以后渐渐萧条下来。这些当然是我们的名牌大学教授不能或不愿意知道的。迷信欧洲“先进”,诅骂中国“落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论断荒谬,大抵如此。

  西方人讲现代政治,政、教分家是个大关键,因此,与鼓吹建立伊斯兰圣国的宗本主义发生冲突。在中国,三千年前周朝建立时,就开始明确限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周朝的最高统治者自贬帝号,称为王。帝是天帝;王是人王。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政教分离的政权。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对政治影响深刻的流派所讨论的,几乎完全是人与人类社会的题目,是很彻底的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官僚行政体系,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高度成熟,高度实用,是诸多朝代长治久安、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中国的仕进制度,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建制最完善的,培养、选拔、任用平民成为政治人材的制度。假如说封建比较“落后”,中国的封建制度早在两千年前就结束了。中国的佛学,精深博大,应该是思辨趣味最高的哲学之一(希腊文“哲学”的本义为“爱智慧”)。中国文人丰富、精致的诗、词创作,是世界抒情文学中最杰出的部分。闭眼不看这些事实,一味人云亦云,自我否定,把传统中的一切,甚至很多不相干的东西,如裹小脚、抽大烟、留辫子、穿长衫,一概当作落后、不开化的象征。然后,痛哭流涕,慷慨激昂,要“救亡”,实在是人不亡国国自亡。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不说明整个文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全面落后。把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说得一无是处,远远落后于西洋,要彻底决裂,脱胎换骨,是“五·四”人偏见。

◆ 对“贵族统治階級”的再认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流行的观点,把中国社会划分成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两个階級。一切官僚、文人、士大夫都是“高高在上”,不识耕种的贵族统治階級;农民则是“劳动人民”,被统治的階級;階級之间的划分和矛盾极端深刻。事实上,中国至晚在战国时,世袭贵族的制度就开始瓦解了。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汉武帝下诏求茂才异等,乃至于隋唐以后的科举,是中国官僚制度从荐贤、贡举到分科考官,逐渐成熟,逐渐制度化的主线。以唐朝的科举制度为例:所有官员和农民的子弟,只要出身清白,没有犯过法,都有机会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出钱开办的学校学习。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全国人口约八百多万户,而各中央、地方学校在校学生总计约七万三千五百人。学成之后,依照品行的优劣,由邻里乡亲推荐,地方长官核实,就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而科举考试是获得作官资格的最主要的途径。另外,还有约六万四千公共职员,也可以通过考核选拔,成为九品以上的正式官员(在唐朝叫做入流)。这些都明确记载在史书中,不能有什么怀疑。二千多年来中国官僚政治的原则,从来是任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在中国,有贵人,而没有贵族階級;有穷人,而没有平民階級,那种与欧洲封建时代类似的階級划分和对立,早就绝迹了,官、包括大官的来源几乎全都是“劳动人民”。

  最近这两千年,中国的“穷人”与“贵人”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所想象的亲密得多。欧阳修的《相州昼锦堂记》有一段精彩的开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对穷人与达官之间的关系,摹写、论述之确当,古今中外,无与伦比。欧阳修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穷人”出身,而成了名满天下、身踞要职的人。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母亲没有改嫁,而是带着年轻的欧阳修艰苦度日。欧阳修学写字,家里买不起纸、笔,就在沙土上划。后来,欧阳修不仅作到参知政事(副总理)、枢密使(国防部长),而且成了一代文坛的领袖,开创了有文人特色的宋朝诗、文和词的风格。“劳动人民”入仕作官,致仕(退休)之后,又回家去种地,这是绝大部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履历。嫂子不肯煮饭给他吃的苏秦,和被妻子唾骂出门的朱买臣,是两千年前的例子,而《红楼梦》中的贾雨村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是晚近的故事。

  “五·四”时的那些有良心、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们,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归纳起来,编出一部“中国階級斗争史”的剧本,为的是给自己安排一个英雄角色:挺身而出,以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监护人自任,保卫他们的利益,捍卫他们的文化,抱怨他们的愚昧,为他们启蒙。这种令人陶醉的自我升华是他们生存的意义和战斗的动力,是自我激励的心理疗法,而階級对立的理论正是其中的兴奋剂。为此,他们无视中国农民与士大夫的密切关系,无视社会道德共识的形成与发展,无视士大夫文化的来龙去脉,不惜删改事实,曲解历史,拿来做行动的依据。我们把这种历史观叫做“平民主义”,这个“平民主义”至今毒害着众多善良的知识分子。

◆ 对“统治階級文化”的再认识

  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五·四”人最大的敌人。他们不仅把《诗经》、汉赋、唐诗、宋词看成统治階級的垄断文学;把社会的道德共识看成是压迫人民的工具;甚至连语言、文字都被认为是专门用来愚弄、难为老百姓的。陈独秀提出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胡适把两千年的文学成就斥为“用死的语言做的死的文学”。

  语言、文字是文学的载体。中国人读书学文。孔子说:“何莫学夫《诗》”,说:“不学《诗》,无以言”。学好了,入仕作官,富贵显达。所以,与其它民族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家很多都是朝廷大臣。这是中国的制度对政治家的素养要求特高,鼓励天下人学习文化的结果。并不是先有一个贵族階級,然后才有贵族文化。更谈不到贵族階級故意把语言、文字弄得艰涩难懂,把文化据为己有,垄断起来,不让老百姓学习、创作。

  文学是这些政治家的业余创作:他们得官在位,居庙堂之高,则或描写官宦生涯,或时而反映国家大事;去官归隐,处江湖之远,则或抒发个人情感,或依然拳拳顾恋中央政治,忧国忧民。至于他们对市井田里的普通人的命运和日常生活描写不够,最多只能算作不足,可以补充,不能一概“推倒”,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古代,有“文人的文学”和“非文人的文学”,却没有“贵族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话本和戏剧是非文人文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些话本和戏剧的主要体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病诟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这些作品中常常带着明确的道德判断;含着做好事、受曲折,会有好报应的愿望,正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东西,古今中外,没有很大的差别。好莱乌那些顶叫座的片子,无非如此。

  城里说书,讲的是三国演义、封神榜,下边座无虚席,听众如醉如痴;乡下演戏,唱的是张生、莺莺、杜十娘,农民拖家带口,骑驴撑船,争着来看。“五·四”人以为这些都要不得。他们批判话本,写小说;鄙夷戏曲,编话剧。以为只有舶来的形式,老百姓才喜欢;非要讲破落小人穷困潦倒的故事,老百姓才觉得有认同感。其实,哪个老百姓会自愿去同那些生活中失败的角色认同呢?分析心理中的阴暗面,把普通人见不得人的东西拿来曝光,斥为“民族劣根性”,正是“精神贵族”们的爱好。偶尔在网上看到一个报导,说鲁迅成了现在学生的“公敌”。大家一致认为他的东西难懂、偏激,遣词造句亦颇可非议,其中以“狂人日记”和“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为尤。鲁迅小说中的人物虽然因为被放在中、小学课本里,成了人人必读的东西,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伤逝》拍成电影,就是不叫座。假如有人鼓起勇气去拍阿Q,一定不如那些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宣扬统治階級糜烂生活,陈旧腐朽的“杨贵妃与唐明皇”、“还珠格格”、“杨家将”一类受人欢迎。“五·四”知识分子以使命自任,强迫老百姓合上他们的口味,不合他们的口味,则或者是“歌颂统治階級”,或者是“低级趣味”。

  深刻、揭露的文学不是不好,不是没有价值,只是不能神化,不能硬说老百姓喜欢,否则就是强奸民意了。

◆ 和而不同——自信与宽容

  古人说:大道和而不同。所谓“和”,是了解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以自己的条件和经验为出发点,考查、借鉴他人的优劣、得失,取长补短。这样,自身可以得到不断的充实、完善,又给予他人生存的空间,所以能够既自信,又宽容。所谓“同”,则是以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真理、一个规律、一个高尚的道德、一条正确的道路。于是,狂妄的人则将自己的一管之见强加于人;而自卑的人则放弃自我,一味追求与众人相同。结果是:或者剥夺他人自立的权力,或者牺牲自己的优点与特长;或者刚愎自用,强暴专横,或者朝秦暮楚,随波逐流。唯有见识广,阅世深,勤于思考的人,才能明白“和”的道理。而孤陋寡闻,愚钝懒惰的人,见到一样,尝到甜头,立即奉为至宝,无暇旁顾。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人类社会是复杂、多样的。随着地理、宗教、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体制的不同,每个民族都经历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历史。总结一个地区——比如人口不多、地域不广的欧洲——的经历,推广来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断定人类社会的进程必有固定不爽的轨道,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不能例外,以为找到了这个规律,就把握了“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把人类历史比作单轴坐标系,把不同的文明拿来排队,以判断它们的“先进”与“落后”,“优秀”与“低劣”,这是因为,持历史决定论和社会进化论的人们不懂得“和而不同”的原则。迷信这样狂妄寡陋的成见,以为欧洲的文明才是唯一优秀、唯一先进的文明;把西方文化悬做标准,自己对号入坐,紧跟在人家屁股后边,生怕追得不快、学得不象;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则深恶痛绝,必欲彻底砸烂而后快;史书记载有合不上那些成见的,就搜求野史、传说,曲为解释;有人批评这种盲目,就骂做腐朽顽固;老百姓不理解,就是昏睡未醒。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毒害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做人、做事、做学问,常常如此。这是要灭绝国家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救国,而是祸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很多干将去过日本,认为日本学西洋学得特别到家,是其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可日本并不曾诅骂、抛弃自己的传统啊。看见邻居门上春联写得好,回来就把自家的房子拆了,打成废墟,要照着人家的样子,彻底重盖。就算你花了十年心血,盖得跟人家一模一样,说不定人家又起新房子了。这样邯郸学步,刻舟求剑,踩着人家的脚印子,亦步亦趋,难怪折腾了百十年,还是落在人家后边。

原载[华夏文摘]

  作者:张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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