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洛:邓小平理论和长江三峡工程

  199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了宪法,其中一条,就是将鄧小平理论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鄧小平理论写入宪法的弊病,许多文章已有论述。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既然把鄧小平理论进了宪法,鄧小平理论的地位,也就得到宪法的保护。任何反对鄧小平理论的行为,也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三峡工程是中国政府五十年来实施的规模最大的工程,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工程,据说这是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工程。既然这个工程这么重要,鄧小平作为政策决策的总设计师,对这个工程一定不会置之不问,一定有他的构思和模式。可是当翻遍鄧小平文选,就会使您十分失望,因为您找不到一句鄧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关键论述。难道鄧小平这位总建筑师忽视了三峡工程的重要性,未作过任何指示?如果鄧小平对三峡工程作过重要指示,为什么却又找不到鄧小平的论述?这是一个十分令人纳闷的问题。

  1980年7月鄧小平专程视察了葛洲坝工程和三峡工程坝址三斗坪,听取了有关三峡工程的汇报。1982年11月24日,鄧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鄧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鄧小平的表态为三峡工程的上马开了绿灯。1983年5月,国家计委组织350人审查通过了150米方案,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可以说,没有鄧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不可能上马的。

  为什么不把鄧小平的这些讲话收录到鄧小平文选中,使其成为鄧小平理论的一部分?如果是鄧小平对三峡工程的讲话有错误,那么鄧小平理论就不十分高明,也就没有必要写入宪法;如果是有人故意将鄧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指示排除在鄧小平文选之外,篡改鄧小平理论,要贪天功为己有,那么这种行为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现在就这个现象作一分析,首先对坝高和蓄水位作一简单介绍。

  水库是蓄水和调节水流的水利工程建筑物,可以用来灌溉,发电,防洪,供水等。水库调节水流的能力,取决于水库的容积(库容)。水库的库容分为死库容和活动库容,死库容为死水位以下的水库容积,不能参与水流量的调节。死水位的作用,就是保证水轮发电机组所需要的水头。水库的水位如果低于死水位,则水轮发电机无法利用水力发电。活动库容用于调节水流量,活动库容大,调节调节水流的能力大,反之则调节水流的能力小。活动库容按其使用目的可分为兴利库容(发电灌溉)和防洪库容。按照德国水库建筑规范,从死水位到正常蓄水位之间的水库容积为兴利库容,从正常蓄水位到防洪高水位之间的库容为防洪库容。防洪高水位之上2—3米就是水库大坝的坝顶高了,这2—3米的高度,是为洪水时的波浪高及设计风险所预留的。水库的淹没范围由防洪高水位及水库上延曲线所决定。由于大坝坝顶和防洪高水位的高差只有2—3米,所以在一般的新闻媒介报导中,常常只报道大坝坝顶高或防洪高水位。以1992年批准的长江三峡工程为例,坝顶标高为海拔185米,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75米,防洪高水位当时没有公布,这个数据直到1998年才公布,为海拔180。7米;三峡水库的总库容为393亿立方米,其中死库容为171。5亿立方米,活动库容221。5亿立方米。在活动库容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65亿立方米。细心的读者就会发现,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兴利库容165亿立方米,两者之和大大超过活动库容221。5亿立方米,这不是笔者的书写错误,而是在长江三峡工程中重复计算了兴利库容和防洪库容。同样,确定三峡工程淹没范围的,不是防洪高水位(海拔180。7米)和它的上延曲线,而是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可见,就是一些最简单的水库工程数据,中间也还有许多不为常人所知道的东西或是常人所理解的东西。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三峡工程的争论,争论的重点不是在要不要建这个工程,而往往集中在坝高(或防洪高水位)和什么时候建的问题上。

  在五十年代,毛泽东是主建派,主张在长江三峡建高坝,卡住洪水。要卡住长江洪水,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就要大。根据长江洪水痕迹推算,宜昌站1860年长江洪水的最高水位为58。32米,最大洪水流量为92500立方米/秒,三天洪水流量为232。0亿立方米,七天洪水流量为473。8亿立方米。1870年的洪水更大,最高水位为59。5米,最大洪水流量为10500立方米/秒,三天洪水流量为265。0亿立方米,七天洪水流量为536。6亿立方米。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是主建高坝派,林一山建议三峡工程最高蓄水位海拔235米。苏联专家组也是高坝派,他们建议建更高的坝,最高蓄水位海拔265米;当年的工业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李锐(也曾担任毛泽东的工业秘书长)是反对派。1958年3月5日中共中央成都会议4月5日政治局会议批准对三峡工程的报告。中共中央的决议中写到,“为了便于今后有关的工业、农业、交通等基本建设的安排,并且尽可能减少四川地区的淹没损失,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应当控制在200米(吴淞基点以上〕,不能再高于这个高程;同时,在规划设计中还应当研究190和195两个高程,提出有关的资料和论证。”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中提到的三峡大坝正常高水位海拔200米应该是指防洪高水位,同时,也把这个正常高水位作为确定上游四川地区淹没损失的出发点。

  1959年7月,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以三峡工程为主体的长江流综合利用规划报告,报告按成都会议规定,提出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海拔200米,水库的有效防洪库容为326亿立方米。报告指出,“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的研究范围,过去对190、200、220、235直至260米的许多方案,从防洪发电航运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并考虑到重庆的淹没问题,证明200米的方案最为现实有利。”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认为200米以下的方案“仍属不利”,因为三峡工程要控制千年一遇的洪水,现在的防洪库容326亿立方米是“最小的必须库容”;另外水位低于海拔200米,则无法实现南水北调的自流方案,同时正常高水位每下降5米,每年发电量将减少60亿度。“从航运角度上来讲,当三峡工程正常高水位低于200米时,重庆港处于水库上游最严重的淤积区域。”

  若不是政策出现偏差,经济发生危机,那么长江三峡工程上马建设则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事,因为在五十年代末中共中央就已作出决策,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若是套用在1992年通过的三峡工程论证中的八股论证法,早建(三峡工程)比晚建好,晚建比不建好,则在六十年初代没上三峡工程是大错特错。但按1986年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技术总负责潘家铮的话,如果当年上三峡工程,将是一个大灾难。不知为何三十年前上这个工程就是大灾难,而三十年后,该工程就能福荫子孙万代?

  重新提出兴建三峡工程,是在七十年代中后期。事端的引出是讨论长江防洪问题,湖北省和湖南省为此发生激烈的争吵。由于洞庭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大量围垦,湖泊的蓄洪能力大大降低。湖北省要求湖南省退田还湖,以保长江防洪安全;湖南省还记着五十年代初修荆江分蓄洪工程时的一箭之仇,不愿放弃已到手的“鱼米之乡”,提出沧海良田,要退就退到云梦泽的时代去。由于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华国锋、李先念分别来自湖南湖北,要公断此案确实不容易。这时以林一山为代表的长江水利办公室借此机会重新提出要建长江三峡工程,要把因围垦而失去的洞庭湖分蓄长江洪水能力搬到三峡水库去。

  当时提出兴建三峡工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陆的大而全的经济结构。为建设长江葛洲坝水电枢纽而组成的葛洲坝水电工程局,拥有十余万职工,这十余万职工在湖北宜昌市安家落户,建起了半座宜昌新城。此时葛洲坝工程一期已建成,面临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是这十万余建设大军的就业问题(1984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上马,后因先上了离宜昌市不远的清江隔河岩电站,方将此问题向后推了几年,但到九十年代初,这十余万人的就业问题又冒了出来)。同时,当年担任长江葛洲坝工程的负责人林一山和钱正英,也希望能利用葛洲坝工程的建设,把三峡工程也一起推上马,以实现他们一生奋斗的专业理想。他们在建设葛洲坝工程时,为三峡工程的上马打下了许多伏笔。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又提出了1959年的三峡工程200米方案,同时以海拔190米和195米两个方案作陪衬,推荐三斗坪做坝址,再一次把三峡工程推上了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这个方案代表了林一山为首的建设高坝的主张。1979年,水利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议》,提出要大干快上。

  这样,原来湖北省和湖南省之间的矛盾,就转变成了大坝上下游的湖北省和四川省之间的矛盾。中国大陆生产力布局上,原来一直有这样的原则:煤不准往北输,电不许向西送。四川省认为三峡工程发的电只供应华中和华东,四川得不到一点好处,而水库淹没的土地和三百万移民(200米方案预计移民数)大多数是在四川,吃力不讨好,所以坚决反对建设三峡工程(1958年,西南地区和四川的负责人李井泉等也不支持三峡工程)。理由就是,淹没损失太大,移民人数太多。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大陆的决策层发生了人事变化,四川省人和代表四川省利益的人回到了和进入了决策圈。曾任四川省第一书记的趙紫陽担任国务院总理,对此颇有顾虑,认为上三峡工程要淹这么多地,迁移这么多人,四川各方面还没有过关,吃不消。反对建设三峡大坝的李锐出任组织部副部长,协助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最重要的是,鄧小平又东山再起,登上决策者的位置。

  作为三峡工程的主要受益者的湖北省则坚决主张要上,这个主张受到中央水利电力部的坚决的支持。面对上游四川省的坚决反对,为了能使三峡工程能尽快上马,长办提出了所谓的低坝方案,正常蓄水位150米,这样,水库的主要淹没区在湖北省内,小部分在四川省。并提出三峡工程发的电可以向西输送,供应四川东部。如果这个150米的设想还不能被接受,长办另外还准备了一个正常蓄水位为128米的方案。无论是128米还是150米的方案,据说都有与200米方案相同的防洪效益。这样就出了一个所谓的长江三峡工程的低坝方案。其实,这个正常蓄水位为150米的方案,是个骗人的方案。这个方案中,正常蓄水位虽然为海拔150米,而大坝顶高却为海拔185米(分二期建成),两者相差35米,对外只讲150米,而不提坝高。移民淹没范围按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计算,而不是按防洪高水位计算的,所以移民人数大为减少。不是实际的移民人数大为减少,而是报告中的按海拔150米计算的移民人数减少了。当正常蓄水位海拔150米时,水库的活动库容量只有73亿立方米,而在1959年的结论中认为,326亿立方米是达到防洪目标的“最小必须库容”。所以150米方案,也能达到防洪目标,自然是个骗人的结论。

  三峡工程在中央决策层的地位如此重要,鄧小平不会不管。1980年7月,鄧小平坐船视察了长江三峡和三斗坪坝址和葛洲坝工程,听取了汇报。1980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家建委组织专家对长江三峡工程进行论证。1982年11月24日,鄧小平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在二十年内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汇报,在谈到兴建三峡工程时,鄧小平表态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鄧小平所说的低坝方案就是正常蓄水位150米的方案。鄧小平老家四川,此次重新上台,不会不顾及四川省的利益。当他听到150米方案防洪效益好,移民人数又少(不是过去所说的3百万,而总共只有33。54万人),四川省受损不大,总共才淹农田18万亩,所以把屁股坐到低坝派一边。之后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也表示同意鄧小平的意见。就连反对派李锐也曾一度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在1986年的三峡工程论证中,无非是把三峡工程的二期建设计划,改成一次建成,坝顶高程海拔185米。显然,鄧小平没有搞清楚坝顶高和正常蓄水位的关系,以为正常蓄水位为海拔150米,坝顶高也应在150米,或再高出2—3米。鄧小平也没有搞清楚,当坝顶高程降低后,移民的人数减少了,淹没的损失也减少了,但是水库工程的防洪效益和发电效益必然也要大大下降。鄧小平以为,不管是高坝方案还是低坝方案,只要是三峡工程,“搞起来后,对防洪作用很大”。鄧小平哪里知道,这73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面对汹涌的长江洪水是那样的苍白无力。为了减轻四川省的淹没损失,鄧小平还在1984年指示过,“要有意识地在这个地区多摆些项目”。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场现代皇帝新衣的戏。鄧小平就是那位上当受骗的皇帝,湖北省和水利部就是那两个骗子,这150米方案就是皇帝的新衣裳。鄧小平上当受骗,作了“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的指示。为皇帝做新衣裳的骗子,为什么能够得手?原因是多重的,皇帝的自信骄傲武断;皇帝周围的臣子无人敢说真话,怕丢乌纱帽;没有民主决策的程序;没有舆论的监督。就是那位幼稚的顽童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惊呼,这位皇帝也听不见。可见鄧小平也和常人一样,也会上当受骗。不知道鄧小平是事后知道自己上达受骗,而又不敢承认被骗,正视错误,提出修正,还是至死还不知道,穿着这件皇帝的新衣裳去见马克思。鄧小平在1982年之后,在两次讲话中曾提到三峡工程。一次是在1986年3月31日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的∶“中国政府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人民,对于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事,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不会草率从事的。”1986年4月鄧小平在听取汇报后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也有政治问题。”从鄧小平的讲话中,无法判断,鄧小平对三峡工程建设有什么系统的理论。从鄧小平的工作作风来看,邓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不是一个理论家,更没有提出过系统的理论。

  在鄧小平去世时,在报刊上登载了鄧小平对三峡工程的指示时,“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句话变成了“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把“我赞成低坝方案”一句去除,剩下只有半句莫名其妙的话。“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关键是看准的什么。鄧小平看准的是低坝方案,赞成的是低坝方案。而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不是鄧小平的的低坝方案,而是一个“中坝”方案(正常蓄水位175米)。1992年退休在家的林一山在听到正常蓄水位175米的方案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时说,这个175米方案最终还是要回到200米方案上去。林一山的这句话是实话。正如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在1959年指出的那样,正常蓄水位175米方案的防洪库容只有221。5亿立方米,尚未达到326立方米最小的必须防洪库容,无法达到预定的防洪效益;正常蓄水位175米,无法实现从三峡水库向北京调水的方案,尽管南水北调仍然是三峡工程的第四个主要目标;正常蓄水位175米方案,发电效益不佳,枯水季最多只有25%的发电机组能投入运行;重庆港正好处于水库上游最严重的淤积区域,泥沙淤积无法解决。所以林一山坚信,三峡工程只要上,最终就是高坝方案,而不是鄧小平所赞成的低坝方案。林一山知道,这150米的低坝方案是个骗人的方案,上当受骗的就是鄧小平。

  “萧规曹随”。三峡工程开发建设总公司也是正朝向高坝的这条路上走去。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装机容量为1768万千瓦,即26台68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一年后修改为1820万千瓦,即26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现在又在南岸白云山下,建设地下发电机房,准备再增加了6台70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一共装机容量将更改为2240万千瓦。一个水电站的发电机装机容量,是由水电站坝址处的常年平均流量和水库的蓄水位高度所决定的。坝址处的常年平均流量在1992年审批之后没有发生什么特别重大的变化,所以只有未来水库蓄水位的高度,才是决定增加发电机装机容量的唯一的因素。逻辑的推测则是,三峡工程的装机容量扩大了23%,相应的水头也应扩大23%。正常蓄水位175米方案中三峡水库的绝对水头为113米,水头增加23%,就要再增加25米,175米+25米,正好是200米。1959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的三峡工程规划,正常高水位200米,水轮发电机组的总转机能力为2200万千瓦,与扩大后的发电机装机容量基本一致。

  鄧小平说∶“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这就是鄧小平理论对三峡工程的指导。在三峡工程上,鄧小平不能分辨真假,上当受骗,可见鄧小平理论并不高明,也不值得写入宪法。在此可以看到,一些高喊鄧小平理论的人,干的却是欺君的勾当。如果把鄧小平关于三峡工程的讲话收入鄧小平文选,“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那么他们欺君的勾当就暴露无遗。所以鄧小平理论并非是鄧小平对问题的看法,而往往是提出鄧小平理论的人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他们挑选符合他们口味的文章和讲话,组成所谓的鄧小平理论,而把那些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统统砍掉。既然鄧小平理论被写入了宪法,那么这种阉割和篡改鄧小平讲话和鄧小平对问题看法的行为,都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既然鄧小平理论被写入了宪法,那么鄧小平赞成的低坝方案,就是鄧小平理论组成部分,现在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不是鄧小平所赞成的低坝方案,就是违反宪法的行为。

原载[华夏文摘]

  作者:王维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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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评论 »

  1. 游客 说:,

    2005年07月17日 星期日 @ 23:56:44

    1

    也许白猫黑猫就是这个理论的实质吧,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为什么要浪费那么多的纸张。这个白猫黑猫好像也就是四川人的一句俗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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