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守道:忠君不等于爱国

  1998年,《文汇读书周报》先后发表了陈福康先生的《赵孟俯也成了“爱国名人”》和张建智先生的《评判还是理解》两篇文章。陈先生认为赵孟俯以赵宋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做官,是不能称为爱国名人的。张先生则认为,在没有明确爱国的标准之前,不能随便下结论。张先生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负责的。可是,有一位署名李牧的先生对张先生的文章大为恼火,写了《“理解”的艰难》一文予以驳斥(载98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

  我认为,争论赵孟俯是不是爱国名人,并不仅仅是赵孟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评判历史人物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与是非的问题。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名人,首先要搞清楚爱国的标准。爱国的标准是什么呢?

  陈、李二先生是根据以下五点认定赵孟俯不是爱国名人的:一、赵孟俯是赵宋宗室;二、赵孟俯在元朝当了官;三、明朝的史鉴和清朝的韩骐写诗讥讽过他;四、元世祖给赵孟俯出过要他评论赵匡胤等人的难题(意思是说元世祖是不太尊重赵孟俯的);五、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表示,象钱谦益、吴伟业那种原来是前朝的臣僚后来又在新朝当官的人是不足齿的。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如果赵孟俯不是赵宋宗室而是一个与赵匡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么他在元朝当了官是不会影响他被称为爱国名人的;如果赵孟俯虽然是赵宋宗室,但象赵孟坚、郑思肖一样不在元朝当官,也是可以称为爱国名人的(陈先生为《爱国主义教育词典》没有把郑思肖列入爱国名人名单而愤愤不平);并且,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还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赵孟俯以宋朝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当了官,如果元世祖没有给他出过那样的难题,史鉴、韩骐没有写过那两首讥讽的诗篇,乾隆也没有表示过那么个意思,即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的类似“法律依据”性的东西,赵孟俯的爱国名人的称号,恐怕也还是可以考虑的。有了这么五条,你赵孟俯还想当爱国名人?没门!

  我实在看不出这五点与“爱国”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宋朝是中国,元朝也是中国,在宋朝当官与在元朝当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哪一点上触到了“爱国”这根弦?赵氏家族与非赵氏家族都是中国人,为什么非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不是耻辱而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就是耻辱,并且这种耻辱与“爱国”联系在一起?为什么元世祖、清乾隆不尊重、不喜欢的人就不能是爱国名人,爱国名人非得得到这些帝王的称赞和喜爱不可?一般来说,诗歌的语言是模糊的,诗歌的意蕴是含蓄的,自古以来诗无达诂,怎么后人的诗歌也成了作为论证前人成败是非的证据?史鉴、韩骐是代表什么人发的言、下的结论?他们的权威有多大?陈、李二人可能会说,赵宋是正统、是中国,元朝是非正统、是夷狄之邦。赵宋果真就那么正统吗?难道它不是赵匡胤篡位夺权的产物?站在宋朝王室的立场,赵匡胤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合法的皇帝,站在后周王室的立场,赵匡胤何尝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乱臣贼子?或许赵孟俯正是意识到了赵匡胤的双重人格和两副面孔,在元世祖要他对赵匡胤加以评论时,他才感到是一个难题的。视元朝为外国,那是宋朝人的见解,作为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应该的。

  显然,陈、李二先生的爱国标准是:爱宋朝就是爱国,维护赵氏家族的尊严就是爱国,忠与皇帝就是爱国,得到皇帝尊重才算爱国。一句话,忠君就是爱国,除此之外,都是不能称为爱国的。遗憾的是,陈、李二先生在自以为对的爱国标准中,把元朝当成了外国,把狭隘的民族气节、宗族观念当成了爱国精神,把赵氏家族当成了中国的化身,把忠君当成了爱国,把帝王的言谈当成了法律,把帝王的好恶当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坦率地讲,陈、李二先生的这个标准是极端错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和危险的。

  什么叫爱国?从字面上解释,爱国就是喜爱自己的祖国。爱是一种情感,爱什么和不爱什么,本无所谓光荣不光荣的。然而,自从人类中分化出帝王和臣民以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便被当成了真理信奉,暴力和阴谋常常得逞,僭越与正统频频易位。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階級没有祖国”。在帝王专制的社会中,臣民对帝王的无条件效忠,不但是明文规定的政治任务,而且被规定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对君王特别忠诚、驯服的人,常常被冠以“爱国”的称号得到奖励和表彰。从此,“爱国”就成了一种荣耀,一种功劳。“爱国”也就成了忠君的代名词。然而,皇帝和国家,毕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忠君和爱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普遍唾弃,爱国者爱国的受体,是人民而不是皇帝。忠君不等于爱国,爱国不一定要忠君。不顾人民群众死活,死心踏地地为昏君效忠,难道是爱国行为吗?实际上,忠君纯粹是皇帝个人的需要,忠君教育是统治者的一种愚民政策,忠君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化的奴才精神。

  什么叫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立场,标准是不一样的。张建智先生说:“爱国的标准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显然就是指爱国的标准和内涵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由帝王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而作出的界定上。李鸿章忠于大清王朝,慈禧说他是爱国的,但不少人认为他是卖国贼;康有为被政府通缉逃亡国外,清政府说他叛国投敌,但不少人认为他是爱国人士。谁爱国谁不爱国,标准不同,答案也就各异了。李牧先生在文章中说:“民族气节一直是读书人心中不倒的旗帜,丧失了它,还奢谈什么爱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在把封建伦理作为唯一的道德标准的时代,李先生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得到各国人民认可和维护的时代,在多民族和睦共处、同舟共济的国度,我却只能这样说:“不讲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帝王为神圣,视人民为无物,视他族为寇仇,还奢谈什么爱国?”

  我赞成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爱国主义,反对希特勒、东条英机式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他们挥舞着“爱国”的旗帜,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驱使千百万老百姓赴汤蹈火,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灾难。我不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效忠皇帝是爱国行为。忠君和爱国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在无道昏君当政的时候,忠君和爱国应该是水火不相容的,忠君只能是一种无知和罪恶,把昏君彻底打倒,把家天下推翻,才是真正的爱国之举、正义之举。

  历史之树常青。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也不应墨守陈规。王安石早在八百多年前就讲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古人之言、祖宗之法,应该重新审视。观念的枷锁,必须打破。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葛剑雄教授在《乱世的艰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一文中有一段震聋发聩的话:“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表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径”。

  标准和方法,应该都在其中。

  作者电子邮件:zolotang(at)gmail. com

  作者:汤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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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heart1950 说:,

    2008年05月04日 星期日 @ 14: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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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爱国与爱政府混为一谈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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