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立鑫:当代中国社会的学术腐败及其治理对策

  0引言

  当代中国社会的学术腐败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学术腐败直接危害到我国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严重伤害了我国科研队伍的科研创新心,不仅糟践了国家本来就投入有限的科研经费,而且也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民众对学术研究的崇敬心受到了打击。学术腐败将直接导致民族素质的下降和国家综合竞争力的下降,“中国人能否站得直,就靠科技这根脊梁的支撑!”(《光明日报》2001年5月16日)本文探讨当代中国学术腐败的现象、根源及其治理对策。

  1中国当代学术腐败现象

  1. 1权学交易

  所谓权学交易指的是部分高校以及高校中的部分党政官员通过党政权利的寻租而获取不正当的学术地位,并且通过所获取的学术地位获取连带经济利益。此外也包括通过学术地位或办学权利的寻租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例如,据报道,某校“校长两年就成功申报了13个国家和省市级项目,而这其中还不包括他正在承担和表格制作公布后新申报的项目,还不包括学校的校级项目”[ 1].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批评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同上)国内每两年一次的博士点评审工作是学术地位或学术评审权利寻租的集中表现,景况可用惨烈二字形容。各申报点之间流传一句格言:跑点未必成功,不跑点必定不成功。有些学校为申报一个博士点所投入的经费上百万计。多数经费开销于请客送礼变相贿赂。不少高校的中还出现了高层干部为获得高级职称或高级学位所进行的权学交易。先当官后当教授,甚至先当官后当院士的也不在少数。本世纪初短时间内我国行政干部中的硕博士学位的猛增也似一种不正常现象。在学术资源寻租方面,个别科研单位和高校利用手中的学术刊物或学会组织,兜售学术头衔(接受某些大款资助而授予名誉教授的高校不在少数),出卖刊物版面(某些刊物已经被学者称为“卖淫刊物”),典型的例子是山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主办的学术刊物《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国内刊号:CN14- 1157/N)是被《中国期刊网》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全文收录的刊物,该刊每期可以发表170篇左右的论文,平均每篇论文不到2页,涉及科技政策、经济、管理、信息、电子、商务、机械、数学、物理、化学化工、力学、土木建筑、交通、运输、教育、各科教学交流、物流、图书情报等几乎所有学科,据披露,该刊每篇论文收版面费600人民币[ 2].某些高校甚至出现了出卖文凭的丑恶现象(《中国教育报》2004年8月25日第2版)。此外,各大高校的校级行政领导都或多或少担任了全国性的专业学术领导职务,而这些职务多数是通过内部瓜分或行政指定得到的。多数院校中学术委员会主任绝大多数由校长或院长担任,已经成为一种惯例。

  1. 2学术造假

  学术造假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科研成果造假,例如汉芯CPU陈进造假事件骗取国家上亿元的科研经费;最近媒体披露四川大学的两起事件也涉嫌严重的学术造假;原北京大学教授刘辉将别人的科研成果统计在自己名下;2)科研项目造假,国家每年投入大量经费用于资助各类科研项目,有媒体披露,有相当一部分科研项目的申报存在不同程度的造假,例如项目参与者成员的学位、职称的虚假。多数自然科学项目主要是由硕士研究生来完成的,项目承担者变成了老板或者学术包工头;3)学术履历造假,例如在履历中编造子虚乌有的学历、学术头衔、学术经历,或者拔高学历或学位(现在社会上已经分不清硕士生和硕士、博士生和博士);4)学术泡沫,天下文章一大抄已经成为人文学科的一大景观,极端的方式是直接剽窃他人的论文,如天津师大的沈姓教授的一本《求是集》“专著”中至少有14篇文章剽窃自他人的作品。隐蔽的是用自己的语言重复他人研究成果或已有的成果,然后堂而皇之出版所谓的“专著”或教材。据统计,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类教材不下千部(每年产出30余部) [3] ,但是真正有质量的都不超过5部。网络上公然出现买卖论文的站点,例如:http:// www. lw99. com/ 等,用搜索引擎google搜索“网上买论文”可以得到338万个结果,可笑的是lw99网站的首页上竟然还挂着“党的先进性教育学习心得”的广告。当代抄袭论文已经告别剪刀加浆糊的作业方式,取而代之的是“复制”“粘贴”的操作。现在各大高校大都有自己的出版社,某些校领导要评定职称,利用本校出版社,出版所谓的著作,利用本校的学报发表论文,这些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据统计,中国每年发表的论文数名列世界前列,但被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乏善可陈。5)学术失范,中国学术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不区分“著”“编”和“编著”,论文最后没有参考文献,文中没有脚注或尾注,无视他人的研究和成果,吹捧夸大自己(如擅自使用“世界著名”“世界一流”“填补空白”“领导世界研究潮流”“站在世界学术前沿”等用语)。

  2造成学术腐败的根源

  2. 1官本位和学术缺乏独立性。

  官本位和学术的失声直接导致了大部分“权学交易”学术腐败。中国几千年来实行的都是官本位传统体制。虽然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直倡导“民主”思想,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意识依旧缺失。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对上负责制已经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几乎所有的工作,最为典型的模式是:领导决定——开会布置——下级执行,而不是: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分头执行。长官是每一个基层单位真正意义上的酋长,掌管着这个单位的所有资源分配大权,生活资料的分配依据行政级别实行三六九等,高校中,科研处长掌管全校的学术资源,教务处长掌管全校的教学资源,后勤处长掌管全校的国有资产分配资源,人事处长掌管着全校的人才资源,招生办主任则掌管是否录取新生的杀生大权,各个院系的院长主任则掌管本院系的所有财政、人事、教学、科研大权。所有的这些权力在当今社会中都能够成为利益寻租中的资本。例如当官有权就能轻而易举地当上教授,当上博导,并且凭借这些权利在国家评审机制中获得话语权,通过国家评审机制中的话语权从而光明正大并轻而易举地进行各种学术资源的交换。往上说,国家各种科研项目的评审、国家各种科研成果奖励评审、博士点评审等等。所有这些评审无非是参与这些评审的各个高校的长官们之间的瓜分和交易,每次参与评审对他们来说都是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狂欢。往下说,各省市、各高校内部的科研项目、科研成果评审无非是国家项目评审的缩小版。这些都已是高校教师们无言默认的游戏规则。而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纯学术的力量基本失声。

  这种长官优先的游戏规则直接造成了学术竞争的不公平性,它直促使普通教师不得不放弃部分正常的科研精力进行所谓的学术公关,甚至有部分人直接走上了行政的道路,通过行政的道路“成长为学科带头人”。这种由行政决定学术的体制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垄断性,破坏了学术研究本该具有的公平性 [4] ,直接导致了学术水准的下降。

  2. 2国家对教育科研投入的不足

  造成权学交易尤其是卖文凭、出卖学术刊物版面以致乱收费的另一个根源是国家对科研和教育的投入不足。1998年,教育总投入占GDP的比例,美国为6. 43% ,挪威为6. 9% ,日本为4. 72% ,而我国到2000年只有2. 87%.而这有限的教育投入得很大一部分还投入到了少部分重点高校。在科研投入上,美国和台湾为2. 5% ,韩国是3% ,而我国是1% 略多一些。

  现在全国所有大学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其中包括教学经费的负责制。一所大学几乎就是一个小社会,所有的教师要养家糊口,年轻教师要买房,年老的教师要抚恤,生病的教师要照顾,有突出贡献的教师要奖励要津贴,一般学生的生活要照顾,贫困学生的经济要帮助,所有的一切都需要钱。而国家每年给学校的投入可谓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果各高校完全依据国家拨给学校的经费,很少有学校能够正常运转起来。校长们不得不动脑筋想办法为学校的经济问题奔波,以弥补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全国几乎绝大部分大学中,至少有一名校长专门主管学校的第三产业或者负责学校经费的创收。没有这一项工作,学校几乎就要关门。学校本来是经济大潮冲击下的最后一块净土,但是这最后一块净土也由于经济的压迫不得不出卖自己的灵魂。因此,学术资源的寻租、教学资源的寻租以及各种所能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都摆上了交易市场。这些也直接导致了一部分权学交易的腐败。这种局面不改变,全国大专院校的校长们科研机构的领导们都将陷入无米之炊的困境,发生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学权交易的学术腐以及相关学术腐败就很难得到遏制。

  2. 3评估机制的出错

  在以上1. 2中我们讨论过学术造假的种种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便是我们的评估机制出了问题。

  现在我们评价一所大学的科研水平,并不是衡量这所大学的科研成果在国际上的认可度,或者是这所大学的学术论文在国际学术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而是统计这所大学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所具有多少个博士点和硕士点、具有多少个国家级科研基地或省市级重点学科等等,总之是一种完全量化的评估系统。我们评价一位教师的科研水平,并不是衡量该教师在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或者该教师所发表的论文在学术界所引起的重视程度,而是该教师所发表的论文的数量。追求数量而不是质量成为评估当代中国高校学术水准的最重要的手段。更为要命的是,这种量化的评估结果还与国家对高校的经济投入紧密联系,比如211工程评估,进入211工程的高校,国家就有相应的投入。诸如此类,建立了国家级科研基地,或者省市级重点学科,国家也有相应的投入。目前全面铺开的高校本科教学评估体系也同样如此,所有的评估项目都量化到具体的项目上,如教师的备课笔记、学生的考卷、教学活动记录等等。如果这些所谓的硬性指标不能达到标准,即使你的水平再高也与国家投入无缘。这样的本科评估所直接带来的后果便是全校动员造假(没有备课笔记的补备课笔记——哪怕这位教授所讲授的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也要写成备课笔记;没有教学研讨纪录的补教学研讨——甚至无中生有)否则不予通过。

  我们的评估体系中的另一个要素也直接导致了学术腐败。那就是学术水平的评估与学科点的挂钩。为什么那么多高校对博士点的申报趋之若鹜?明知道竞争惨烈还乐此不疲?那是因为博士点与学校综合水平的排名挂钩,博士点与科研项目的审批挂钩,博士点与重点学科的建立挂钩。而这些挂钩的背后依旧是国家的经济投入。如果没有博士点,学校的综合水平就排不上号,如果没有博士点,科研项目就难以获得,如果没有博士点,就必然与科研基地或重点学科无缘。据说在评审科研项目的过程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项目申报者如果不是博导,通过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在这种评估体系之下,各校的领导不鼓励教师“高产多出”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高产多出,才能申报博士点,才能申报国家基地,才能申报重点学科,才能争取到国家投入。这也是高校领导们不得以而为之的无奈之举。为此不少学校规定了教师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在这种数量的压力之下,哪有什么高质量的、世界前沿性的课题或论文问世?

  3必须彻底治理学术腐败

  学术界是一个社会最后的良心和净土,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大脑和脊梁,如果一个民族最后的良心和净土也腐败了,以致这一民族的大脑和脊梁被病毒彻底侵袭了,整个民族将不可避免地堕落为劣等民族。虽然当代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一程度,但我们决不能让这种腐败的病毒得以蔓延。这必须引起中国所有知识分子的严重关注。以下我们讨论治理学术腐败的可行性对策。

  3. 1摒弃官本位的管理体系,还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

  摒弃官本位的管理体系的一件事就是要彻底转变观念:各级领导部门从“管理者”角色转换到“服务者”的角色,包括国家教育部、各省市教委和各高校相关领导部门。学术的问题让学者们来解决。同时,将管理者角色和学者角色分离开来,杜绝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现象。管理者绝不参与专业学术评价工作,更不准参与与本人有关的学术评价活动,包括各种科研项目、职称评审等。这里指的“不参与”是不参加各种评审和被评审的任何项目,如,管理者在位期间不参与职称申报和科研项目的申报。

  世界上绝大多数大学的学术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学术研究不会受到来自任何行政权力的影响,大学“对学术非常尊重,而不是对权力的尊重”。“提高中国大学科技成果,就要加大科技投入,提高对学术和学术精神的尊重” [5] ,学术规划、科研项目、学科点的建立、学术成果的评定等问题要由学者们来决定,而不是行政和官员的干预。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学术问题由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同时实行学术委员会学者化制度,学术委员会中兼任行政干部的教授(所谓“学官”)不得超过半数。只有充分尊重学术,给学术以充分的自由和独立,学术研究才能给社会和国家更多的、实质性的贡献。否则学术研究很容易流于迎合行政管理层所需要的花拳绣脚,好看不重用,学术腐败也必然随之而生。

  3. 2严格执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国家对高校和科研的投入,开放教育。

  高薪养廉最具有可行性的便是高校和科研机构。任何腐败都与权力相联系,例如各级政府权力部门、各国营企业的管理层。这一类权力腐败要通过高薪养廉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有限的“高薪”和这些行业腐败所获得的利益相比相差太大。而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腐败是一种需要用降低社会地位去换取较少的经济利益、需要突破社会道德底线的、扭曲的权力腐败。这种被扭曲的权力腐败只需要正常的经济支撑,就能回归到社会传统道德价值观上来,学术腐败也就能得到治理。因为绝大部分社会公民都认为社会价值地位比相对有限的经济地位更为宝贵。一般人犯不着用宝贵的社会地位换取有限的经济利益。

  其次,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只应该包括小学和初中的基础教育。而研究生教育不应该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内。高中和大学都已经不再义务教育之内,但是新中国历史上却一直实行研究生义务教育,这不仅不合法,同时也不合理。如果取消研究生义务教育,我相信可以减轻很大一笔经济负担,而这些资金完全可以部分缓解高校经济投入的部分不足。

  最后,政府还可以考虑放松对开办私立学校和外资学校的限制,引进国际先进管理经验。解放前清华、燕京及上海的一些外国学校或教会学校,都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包括许多共产党人革命者,所以我们不要怕民间办学或外国人办学。这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益无害。

  3. 3建立科学公正的评估机制

  从世界各国在科学贡献上的价值观以及人类科学发展史上来看,任何科学研究的价值评判,并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其质量。因此,我们的评估机制必须从量化系统义无反顾地转移到质量系统上来。数量只能是用来衡量质量的手段。例如,在教学上水平上,合格率、优等率、标准差或离差度等量化手段就可以用来衡量质量水平。衡量一个学者的科研水平也不是以数量来比拼,而是在质量的基准上看数量。所谓质量要看科研成果在学术界的影响,尤其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

  避免花钱买论文或变相买版面之类的造假现象的有效措施是不以论文数量论长短,而以论文质量排名次。其中一个比较好操作的标准就是论文发表后在相同专业内论文的他引、正引率(有些引用率属于反引或自引,都应排除)。此外,国外出资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报告、国内外大学邀请讲学等,都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学者在学界的学术影响和地位。这些都是比单纯的论文要实在可行的衡量标准。虽然国内大学邀请讲学也会有腐败的现象(例如小圈子内的互相邀请),但是如果把讲学限定在公开发布的形式,同时讲学过程中有听众监督,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遏制可能产生的讲学腐败。此外,著名学者被邀请作为学术刊物的编委,这也是衡量学者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的因素。

  为了避免评审任何学位点、科研项目和获奖项目中的腐败,可以采用公开评审的办法,所有参与评审和被评审的单位、个人都必须公开(这一点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毫无问题),不仅评为的评审意见要公开,入选的单位和个人的材料也要公开。被评上的单位或个人材料在网上公开后,鼓励举报,一旦发现作假,一票否决,并给于一定年限内不得申报同类项目的惩罚。

  学术评价机制不仅是客观的、公正的,同时也是严厉的。国际学术界通行的惯例是,一个学者一旦被揭发学术不端(哪怕是轻微的抄袭、数据造假、试验虚假等),其学术生命基本终止。再也没有任何学校会聘用他。只有严厉的制裁措施,学术泡沫之类的学术腐败才能得到遏制。

  [ 1] (http:// xys. dxiong. com/ xys/ ebooks/ others/ science/ dajia7/ yuanshi24.txt

  [ 2] http:// xys. dxiong. com/ xys/ ebooks/ others/ science/ dajia7/ dzkj3. txt

  [ 3] http:// www. investchina. com. cn/ chinese/ zhuanti/ xxsb/ 864747. htm

  [ 4] 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研究之间的学术竞争,而长官垄断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学术竞争。

  [ 5] 刘全生,2006,中国大学教育最需要什么——美国著名华裔教育家刘全生教授访谈录,文汇报,2006年5月8日,环球视窗

  作者:金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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