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成玉:用一个字概括中国社会的特征

  如题。在笔者看来,这个字就是“虚”,即虚伪、虚说、虚让。

  先说虚伪。众所周知,在中国为官,向上级“送礼”即行贿是必不可少的过硬功夫。但送礼并不是仅仅舍得送钱、送物、送美女这么简单,其学问还是颇深着的呢!作为领导,倘若下属送什么就收什么,那成何体统?多没脸面?以后还怎么树立威信发号司令领导下属?因此,送礼这事情在当下中国就很复杂,颇有学问。送礼者不仅要学会行为隐蔽,掩人耳目,不留任何痕迹,而且更要使领导在得到礼品的同时,还不损形象、面子。面对诱人的“礼品”(比如美女),领导们明明心里馋涎欲滴,但嘴上却硬说不要。送礼者此时如果当真,那可就真成为白痴了。而精明者则是用虔诚恳切的态度、委婉动人的用词,一劝二劝再劝,直劝到领导收下的合理性、替领导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使领导在确保既不丢面子又感到十分安全的情况下,盛情难却,笑纳为止。官场可谓中国社会的心赃部位,而心赃部位都虚伪到这个份上了,那社会其它部位还用细说吗?

  次说虚说。远的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豪言壮语就不去说了。单说近日,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刘熙瑞在一篇文章中声称“中国民主模式已经确立”,其一项标志便是中国“选择了比西方代议制更优越的代表制。而代表制与代议制不同,它是一种更彻底的民主实现形式。因为代议制本质上是一种”‘精英轮换’制度,‘选民只有在选举时才是自由的’,一旦选举完成,在代议人与被代议人间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们就将受制于一个异己的意志’,这一点,即使代议人完全出以公心也不可避免。马克思总结了几个方面:代表必须由各区通过普选产生;代表必须对选民负责;选民不满意代表工作时随时可以撤换;代表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取消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代表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选民的‘确切训令’。“在这里,刘教授转述了”马克思总结了“的”代表制“比西方”代议制“优越的”几个方面“。然而,生活在中国的老百姓,有谁真正享受到了或看到了马克思所总结的这些”代表制“的”优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刘教授说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但中国的现实却与之南辕北辙。这种说起来悦耳动听,做起来十撇连一撇都见不到,谁能否认这不是虚说妄道呢?

  再说虚让。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回答黄炎培的“周期率”问题时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着《延安归来》第二篇“延安五日记”)其中的“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说得多么好听啊!然而,于今已经过去60年了,新中国成立也快60年了,老百姓敢监督政府吗?毛泽东还说过:“让大家讲意见,使人民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4页)1957年一些不知好歹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真的对共产党地说起来了……,结果好多人的“口无遮拦”却换来了“家破人亡”,而活下来的一顶“右派”帽子却一戴二三十年。如今,连跪着诉冤都属违法行为,遑论监督政府云云。事实说明,这些“让……”不过是“虚让”而已,有谁一旦当真,真的去监督政府,到头来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至于第二代领导核心所说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鄧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谁都知道其内涵是舍意思,不说也罢。

  虚伪、虚说、虚让,这就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也就是,说的又仅不做,且还不允许质疑;做的不仅不让说破,且根本就不允许提。

  作者:于成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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