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显芳:数字电视!说声爱您不容易

  一、数字电视的起源

  数字电视是在研究高清晰度电视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数字电视的技术研究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离散信号傅立叶变换是数字电视的理论基础,而大规模集成电路应用是实现信号数字化处理的技术基础,因此,只有象征电子技术进入数字时代的CPU、DSP、RAM等大规模集成电路出现以后,真正的全数字信号电视才会出现。

  什么是数字电视,一直以来就没有过一个精确的概念,因为数字电视技术是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自从ITT公司自八十年代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彩色电视机以来,很多电视大国都相应地制定了自己国家数字彩色电视机的标准。不过那时候的数字彩色电视机标准很简单,就是用数字技术对彩色电视图像信号(简称视频)进行存储及数字处理,这样的电视机就称为数字彩色电视机。这种数字彩色电视机不是接收数字图像信号,而是接收普通模拟电视图像信号,并对模拟图像信号进行数字技术处理,以提高电视图像的显示效果。

  因此,如果采用这个数字彩色电视机标准,目前大量使用的逐行扫描彩色电视机也都可以称为数字彩色电视机。我们国家于九十年代初也曾经制定过自己的数字彩色电视机标准,但基本上还没有使用就开始作废了。

  电视进入数字处理时代,功最不可没的是ITT公司,现在叫MICRONAS。ITT公司自八十年代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彩色电视机以后,她的IC技术在数字彩色解码和声音处理方面,一直不停地发展,她的IC产品从数码2000系列开始逐渐形成系列,不断推动数字电视技术的发展。数字电视的概念直到九十年代,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对模拟电视信号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技术上。逐行扫描电视把模拟电视信号数字化的技术应用推到了顶峰,同时也酿造了一场新的数字电视技术革命——HDTV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诞生。

  最早提出高清晰度电视这个概念的是日本,1984年,日本NHK(日本广播协会)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高清晰度研究方案,首先在卫星广播中采用了模拟调频技术的MUSE(多重亚抽样编码)系统,基带为8. 1MHz,压缩比为3:1,并于1988年开始了试播。欧洲则推出了HD-MAC制式的模拟数字混合的高清晰度电视系统,并于1992年通过卫星进行了巴赛罗纳奥运会的实况转播,基带为10. 125MHz,压缩比为4:1。当时众多的专家都趋向于模拟传输技术,因此上面所说的数字电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采用全数字式的数字电视。

  理论上数字调制与模拟调制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它们都是属正弦波调制。但是,数字调制是调制信号为数字型的正弦波调制,而模拟调制则是调制信号为连续型的正弦波调制。数字调制多进制的采用,更进一步促进了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诞生。

  远在60年代由日本(国家)广播公司(NHK)领头开始高清晰度电视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到80年代中期,NHK与索尼便已完成了其HDTV生产与卫星广播的全部开发计划,并于1986年5月将代表日本高清晰度电视的Hi- Vision系统及MUSE卫星传播制式的整套计划交给国际电信组织下属的国际无线电协商委员会(CCIR)年会讨论,试图将日本的HDTV系统及其卫星传播制式推广为唯一的世界标准。

  日本索尼公司通过美国CBS广播公司游说了美国政府,并取得了美国政府对日本HDTV国际标准计划的支持。由于在1986年CCIR会议之前并没有任何美国或欧洲其他HDTV计划与日本竞争,支持日本计划似乎顺理成章。

  但是事与愿违,日本的HDTV世界标准计划在CCIR的1986年会议上遭到了西欧各国政府强有力的反对,于是CCIR决定把HDTV世界标准问题的讨论推迟到四年之后的下一届年会,并责成欧洲共同体于下届年会即1990年之前拿出自己的计划来。

  对于欧洲共同体来说,80年代初刚刚经历了一场与日本之间的录相机制式大战,由飞利浦公司推出的作为欧洲技术的V2000系统为日本JVC公司推出的廉价VHS系统彻底击败,从而开始了欧洲消费类电子工业迅速日本化的过程。这一经典事例带给欧洲工业界的创伤和留给欧共体决策者的教训都是深刻的。如果HDTV的世界标准被日本取得,那么整个下一代消费类电子产品市场也就有可能为日本企业所垄断,以飞利浦和汤姆逊为先锋的整个欧洲消费类电子工业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企业的跟随者,这将是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令欧洲人不寒而栗。

  当然,欧共体拒绝接受日本HDTV计划的表层理由是指责日本HDTV系统将会使所有的普通彩电过时,因为日本的HDTV传播制式(MUSE)与任何普通彩色电视的传播制式(包括NTSC和PAL/ SECAM)都不兼容。欧洲人坚持认为这是广大消费者在经济上所不愿接受的。

  在CCIR会议之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法国的汤姆逊公司、德国的Bosch公司及英国的ThornEMI公司联合提出了一套欧洲HDTV开发方案,并报交欧洲尤利卡计划秘书处申请资助。西欧四家公司所提出的欧洲HDTV计划与欧洲共同体决策者和尤利卡计划的管理者一拍即和,于是一个名为HD- MAC的欧洲HDTV系统计划方案于1986年下半年诞生了,从此便形成了欧洲与日本在新一代电视领域里的对峙与竞争。HD- MAC从一开始便被纳入尤利卡计划,并成为该计划的第95号研究与开发项目(简称EU95),得到了欧共体及其成员国政府的双层行政与财政支持。

  美国计算机及半导体工业界在CCIR会议之后加紧了对联邦政府的游说活动,他们认为,如果美国忽视HDTV将意味着放弃了重新振兴美国家用电子工业的重要机会。虽然当时的布什政府拒绝为美国的高清晰度电视研究提供财政支持,但联邦通讯委员会(简称FCC)还是最后做出决定,同意开发出一套与日本和欧洲均不兼容的美国自己的HDTV系统,并陆续对美国HDTV的传播方式(走地面传播)、制式(Simulcast,即共时广播)、频宽(不能超过6MHz)和竞争限制(允许外国公司参与)等做出了相关规定。

  这样,在高清晰度电视的全球竞争中,出现了欧、美、日三大集团竞争的格局。从产品开发的进度而言,日本走在前面,其模拟制式的Hi- Vision已经研制完毕并在在90年代初开始试播。

  但是,1990年美国的通用仪器公司(GeneralInstrument,GI)在电视传播信号的数字压缩方面取得了轰动世界的突破,该公司宣布他们的数字压缩技术实现了高清晰度电视广播频宽不超过6MHz的目标——这预示着美国全数字式HDTV电视研究的初步成功,同时也使美国在高清晰度电视技术上后来者居上,一举超过了日本和欧洲。

  这一技术的发展很快就打破了现有的竞争格局,使日本的Hi- Vision和欧洲的HD-MAC两种系统在未开始决斗之前就被判定没有发展前途。1993年初,欧共体委员会最终承认了全数字式电视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1994年6月,欧盟官方正式宣布放弃斥重金支持开发的HD- MAC而走向全数字式道路。日本邮政省(MPT)也在遭到国内企业的顽强抵抗后,于1994年夏最后下定了决心支持全数字式电视的开发。

  至此,高清晰度电视的标准竞争转入了第二阶段。由于高清晰度电视的标准肯定是全数字式,所以高清晰度电视的标准的竞争又扩大到数字电视系统的竞争。目前竞争的两大标准是欧洲的数字电视广播联盟(DVB)和美国的先进电视系统联盟(ATSC)。前者是在GI取得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突破、昭示了高清晰度电视的未来发展方向后,由欧洲的广播机构于1993年参与设立,目前它包括了50多个国家230公司和机构。

  DVB的标准包括卫星、地面电视和有线电视的广播,采用多载波传输器(OFDM),兼顾电视转播的可靠性和灵活性,同时在使用频率方面可以适应不同国家的需要。美国的ATSC的高清晰度电视标准以地面传输为主,采用VSB残留边带传输,该联盟目前也拥有100多名会员。据DVB组织的代表宣称,美国为了保护其国内公司的专利,故意使ATSC与DVB不相容。

  因此,现在的数字电视,是指全数字彩色信号电视系统,前端包括模数转换、数字电视图像信号压缩编码、信道编码,以及数字信号调制发送;后端包括数字信号接收解调、数字图像压缩信号解码,以及数模转换等。

  二、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推生

  自从1994年,世界诞生了两大数字电视标准组织以来,欧洲的数字电视广播联盟(DVB)和美国的先进电视系统联盟(ATSC),这两大组织都想把中国作为决定其竞争胜负的重要战场。作为世界上最大家电市场的中国,目前电视机的拥有量超过3亿台,谁能将中国拉入自己的阵营,对DVB和ATSC这两大组织来说,其重要性都自会心知肚明。早在中国计划在1999年10月1日试播数字电视的时候,ASTC和DVB便密锣紧鼓地展开了对中国的游说活动。

  ASTC在1997年就在中国展示了它的高清晰度电视广播系统,1999年1月,ASTC的主席到中国深圳参加数字电视研讨会,推销ATSC技术和标准。

  1999年4月,DVB的主席也带团来中国推销DVB标准,并驳斥ATSC所散布的对DVB的不实之词。中国的国家电影电视总局所属的广播电视科学院此前已加入ATSC联盟,后来又与DVB组织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将作为协会会员入会。中国的消费电子生产商也分别加入DVB和ATSC,并开始生产机顶盒(STB)。中国的卫星电视宣布采用DVB标准,按DVB的说法,若在有线、地面、卫星等方面采用DVB标准,则可以使三大系统统一到DVB的大标准之下。

  DVB和ATSC对于中国来说,的确都是靓女,选择谁都是爱不释手。然而,刚要踏入2000年的时候,国外DVD专利技术的拥有者突然提出要对中国的DVD产品进行收费,开始打破了中国人的美梦。

  最早向中国提出DVD专利收费的是6C联盟(日立、松下、东芝、JVC、三菱电机、时代华纳6大技术开发商结成的专利保护联盟,即他们之间的DVD专利技术可以互相免费使用),在收费标准还没有最终敲定的时候,随后又追加多了几个联盟,有3C(飞利浦、索尼和先锋3公司)和1C(汤姆逊),除此之外还有杜比和DTS也跟了进来,现在还不知道到最后还有多少个联盟和公司或专利权人要向中国追交专利费。根据初步谈判的结果,我国每生产一台DVD视盘机,就需要给以上12个公司交26. 2美金专利费。

  为此,由信息产业部牵头,国内多家消费电子企业联合成立了EVD联盟——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于2000年3月1日诞生了。EVD技术开发工作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使得EVD技术标准很快就能出台,并于2003年11月18日成功发布了我国第一套EVD数字音视频刻录机标准。

  然而,只要中国有一套自己的EVD数字音视频刻录机标准,就不需要交专利费了吗?

  实际上这只是痴人说梦。根据专利法,技术标准并不受专利保护,受专利保护的是实现技术标准的方法。因此,不管使用什么标准,只要标准里使用了别人的专利技术,就得交专利费。根据国内相关媒体的报道,因为EVD只有兼容DVD、VCD和CD才能解决片源问题,现在DVD需要交纳的费用到时还得交。另外,在EVD标准中有两项关键技术(VP5、VP6)是买美国的,因此,在EVD生产或使用时,每台EVD还是要交纳2美元专利费给美方。

  一波未平,接着又来一波,2001年MPEG- LA公司又提出要对MPEG- 2标准的使用者进行收费。MPEG- LA是一家专门颁发专利权使用许可的有限责任公司,即:MPEG- 2的专利权公司,其中有:法国电信、日本三菱电器公司、亚特兰大科技公司(Scientific- AtlantaInc. )、索尼、飞利浦和日本有限公司的VictorCo分公司等六家公司,共享有44项专利。而实际上MPEG- 2视频压缩世界性标准的“核心组成部分”总共包含了380项专利。

  为了回敬MPEG- LA公司的收费行为,一个由52个成员组成的“数字音视频编解技术标准工作组”于2002年6月也宣布开始成立,组长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高云教授。还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国“数字音视频编解技术标准工作组”于2004年初正式发布了拥有我国知识产权的数字音视频编解技术部分标准——AVS1. 0。

  与此同时,一个以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为首的两个中国HDTV高清晰度电视标准研发工作组也在自发地组织成立,并在密锣紧鼓地准备宣布,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的HDTV技术标准将要诞生。从2000年起,每次在深圳高交会上中国的HDTV技术标准问题都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2003年1月,在广东省知识产权工作会议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田力普披露,我国企业仅有59项数字电视专利,而且无一项属于核心技术专利,却面临1000多项“洋”专利的围剿,数字电视极有可能重蹈DVD覆辙。

  三、一个电视大国的尴尬

  国家广电总局2003年向世人宣布:2003年广电将开播10套以上数字电视影视频道;2004年为中国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年和产业化年,2004年,要新开办25套全国播出的数字电视频道,其中三分之一由中央级传媒单位开办;同时要推出15套全国播出的数字电视广播节目,其中三分之二要由中央级传媒单位开办;2005年,要再推出25套全国播出的数字电视频道,其中三分之一由中央级传媒单位开办,同时要新推出15套全国播出的数字电视广播节目,三分之一由中央级传媒单位开办。

  同时还宣布:2003年力争发展数字机顶盒用户100万,到2004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将达1000万户,到2005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将达3000万户,2008年全国开始进行高清数字电视地面信号广播,并于2015年停止模拟电视的播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信息,同时也是中国人满怀信心对中国HDTV技术发展的一种期待,中国人很快就要告别模拟电视了。然而,直到2006年中国的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1000万户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2003年,正当全国人民满怀信心,正准备热情拥抱中国的HDTV技术标准诞生的时候,在2003年的深圳高交会上,本来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就想借机发布中国的HDTV技术标准已经试验成功的新消息,以示祝贺,但事与愿违,这次在高交会上展示的两套HDTV(地面)广播技术标准(清华与上海交大)试验都没有成功,只好很遗憾的宣布,我国的HDTV技术标准年内不准备发布,延时到2004年年底。但直到2004年末,中国的HDTV技术标准还是无法公布。

  2004年,当中国人民还沉浸在数字电视元年的美好气氛中的时候,2004年1月中旬,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内部成员就开始产生大裂变。先是北京凯诚高清电子技术有限公司(阜国的股东之一,曾承担EVD专用芯片设计)推出了第一款HDV碟机;接着于4月28日,芯片制造商上海晶晨联合长虹、创维、TCL(均是EVD联盟成员)等19家彩电制造商联手推出HVD。一瞬间DVD市场出现了三足鼎立之态,EVD、HDV、HVD都想成为中国的DVD标准。此时,时间距离北京阜国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于2003年11月18日发布我国第一套EVD数字音视频刻录机标准成功的消息刚过不到三个月。

  这三个标准可能成为国际标准吗?虽然EVD、HDV、HVD都声称自己是DVD的升级换代产品,但它们似乎都不可能成为DVD技术的未来发展方向。因为HDV和EVD采用的都是红光技术,而另一更新的HDVD标准,采用蓝色激光技术后将成倍提高数据存储量,其数据存储量为一张单面(采用红激光的)密度盘的5倍,达27G,而普通DVD盘仅能储存4. 7G的数据,因此红光最终会被蓝光所取代。并且EVD、HDV、HVD使用的关键技术还是美国人的,最终还要给美国人交费。

  当我国将要把EVD定为标准的时候,以日本东芝为代表以及以戴尔为另一代表的两个DVD新标准联盟,也在密锣紧鼓地加紧推出HDVD新标准。这种HDVD新标准采用蓝色激光技术,蓝色激光技术比红光技术在性能上要更胜一畴。因此,当HDVD新标准推出后,EVD、HDV、HVD都不可能成为国际标准。

  若干年前,我们曾经为中国数字电视的快速起步而叫好。对于一些较早涉足这个行业的先行者来说,1999年甚至还曾是中国数字电视的开拓者们赢得光荣的一个高点——在那一年里,他们利用国际上最先进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实现了建国50周年庆典的现场直播。但现在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的制定也走进了EVD同一条河。

  虽然,数字电视已被政府赋予了至高的使命,把它纳入到“十五”高新技术12个重大专项之列。然而,自1996年以后的10年里,当我们亲眼目睹数字电视在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如火如荼地开展时,中国甚至连统一国家标准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标准确定计划一改再改,报送方案一拖再拖,政府主管部门在到底采用国外标准还是进行自主研发的问题上总显得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乃至争得面红耳赤。这种各行其是的争夺,严重影响到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而惠普、日立、松下等跨国巨人都已趁中国还在为标准所累时安营扎寨,建构起自己的数字电视中国战略,即便是摩托罗拉这样已经近30年都没有涉足电视行业的企业也重起炉灶。他们的意图很明确——这是一个旧领域的新市场,潜藏着上万亿元的机会,在中国本土尚立足未稳时做好部署,可以使他们赢得梦寐以求的比较优势。

  与此同时,国内企业,也包括政府,在对待数字电视标准的问题上,利益冲突表演得淋漓尽致。国家广播总局一位负责人的一句话就可以道破天机,“中国电信每年赢利5460多亿元,而我们广播电视部全国每年收入才470亿元”,两者相差十几倍。

  这是一个充满利益诱惑的市场,谁都想从中捞点儿什么,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科研单位还是个人,概莫能外。在数字电视标准制定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阵营纠葛。或许,对数字电视有所关注的人此时都会把矛盾的焦点转向几个具有潜在决定权的政府部门,然而那不过是这个复杂利益格局的冰山一角。

  下面是《商务周刊》某记者对数字电视标准采访的相关报道:

  数字电视标准黄金炼成废铁

  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不止一次地向记者暗示,与私利纠缠不清的管理部门的决策方式和现存的科研管理体制,是延误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甚至有人说:“现在最不把国家利益当回事的就是那些管理部门。市场机遇和主动权正随着他们的低效流到外国人手里。”广电总局和浙大的有线标准之争一事,于2003年11月1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青岛举行了有线数字电视媒体见面会。这是一场迟来的新闻发布会,用广电总局副局长张海涛的话说,“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急迫需要各个新闻媒体带着良性的态度去推动有线数字电视的发展”。

  张海涛的话事出有因:一方面,在发改委的点头批准下,有线数字电视正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广电部门推广。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重点,广电总局在前两年试验的基础上,在北京、上海、重庆、青岛等40个城市和6个省建立了有线数字电视示范网。同时,经广电总局批准试播的付费数字电视节目已有27套,数字广播节目已有7套,他们都采用欧洲DVB- C标准。但另一方面,国外标准与国内自主研发标准之争还在继续,DVB- C还只是广电系统的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最终决定权不在广电。

  几年来,国家广电总局一直是采用国际标准的推动者。今年5月,国家广电总局还更为详细地制定出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的时间表:在2003年广电将开播10套以上付费影视频道,力争发展数字机顶盒用户100万;到2005年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超过3000万户,在我国部分地区将进行数字电视的商业播出:2008年将用数字电视转播奥运会;2010年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播出以及卫星、有线传输实现数字化,数字电视接收机得到普及;2015年将全面实现数字化,完成模拟向数字的过渡,停播模拟信号。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这一做法,而且反对者有非常响亮的理由——要制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标准。以浙江大学教授王匡为首的杭州国芯科技有限公司就是这其中的一个。杭州国芯科技是由浙江大学与几个企业在2001年共同创立的,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匡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该院另一位教授张明也是国芯科技的副总经理。在浙大看来,采用欧洲标准不仅会使中国有线数字电视陷于被动,而且可能会使中国在电影点播、股票信息等数据交互方面向国外交纳大笔专利费。王匡表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如果再不疾呼,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可能将错过一个至关重要的机会,而一旦错过,可能就是一二十年的事。”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佑寿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曾经流露出对专利费问题的担心。“现在不收费,不敢保证以后也不收。”吴佑寿认为,以前有许多外国公司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授权给你,但是后来一旦你已经离不开的时候,就开始利用法律采取一些收费措施。

  “我想,无论收不收费,我们都应该拥有自主的标准,这是最稳妥的做法。”吴佑寿说。前不久,吴佑寿院士曾经给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希望国家尽快确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不可再拖下去。不过他对记者强调,他写信的主要目的是害怕有线数字电视采用国外标准,会影响到地面传输标准的自主研发。

  但国家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告诉《商务周刊》,广电之所以赞成使用DVB- C标准,是因为这样比浙大自己研发的成本要低。“现在世界上除了美国ATSC标准有3个国家在用、日本的ISDB标准有两个国家在用之外,几乎都在用DVB- C。”王效杰说,欧洲标准在全世界的应用最广泛,它的市场也是在全世界,“所以基于这种芯片所生产出来的机顶盒也更便宜,我们自己的企业做出来的成本也会更低,而且可以销售的市场是全世界。”

  国家广电总局副总工程师杜百川也强调,目前所采用的欧洲标准并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现在有很多人存在概念上的模糊,总是把地面传输和有线传输混淆,而且对具体的技术缺乏了解。”他解释说,现在数据打包、解析等环节都采用的是国际电联的通用标准,其他国家都在用,根本不收取专利费。

  另外,如果要开发自己的标准,那么一系列环节都要配套才合适,倘若只在传输上开发自己的标准,意义不大。他对记者表示,广电总局尊重个人研究自己的标准,尤其是地面传输这一环节的标准,但有线传输的标准自主研发一直进展不大,而市场却处在即将启动的边缘,因此用DVB- C标准来启动市场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据杜百川介绍,早在两年前,国家数字电视领导小组曾做出过一个指示,希望国内的研发机构在2002年年底设计出一个标准。其中所指的国内研发机构,就是由浙江大学牵头、包括6所院校和研究单位在内的有线数字电视传输标准联合研发小组,杭州国芯科技是实际承担单位。

  但据广电方面说,直到现在,“国芯科技也没有做出令人满意、而且成本更低的标准和芯片”。于是领导小组决定再推迟一年,也就是说,如果今年年底还不能有所结果的话,将把广电行业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

  “国家领导小组就告诉我们要朝这个方向(DVB- C)不断推广,我想他们不会是随便说说。所以请放心,即便以后有了新的国家标准也不太可能出现不兼容。”杜百川对《商务周刊》说。不过,国家主管部门似乎在对待这个问题上始终模棱两可。据了解,领导小组一方面鼓励广电在系统内加快有线数字电视的推广速度,一方面又并不立刻停止国内的自主研发,扶正DVB- C。

  有知情者对记者表示,这是在有意照顾国内研发单位,因为原来国家计委曾经投了一大笔钱给他们,现在如果撒手不管,那么钱就等于是打了水漂,不仅自己的利益收不回来,也不好向外界交待。

  这位知情者还认为,一旦他们自己做出一种和别人都不一样的芯片,那么这种芯片就只能由他们生产。如果别人想要,就必须找他们来买,或是经过他们授权来生产。而他们的芯片价格又不可能比外国生产的芯片便宜,芯片一贵,机顶盒的价格就要上涨,那么这部分多出的价格就只能由用户来承担。

  她批评说:“其实,这件事涉及一些小集团的利益,有些人是想打着民族工业的旗号来赚中国人的钱。”一个标准,十多个领导小组有线传输标准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事实上,各方当事人在地面传输标准上的角力更为激烈。浙大最初就是想在地面传输标准的研发上施力,只是后因“竞争太激烈”才“改道”有线。

  而无论何种标准方案被确定,都取决于它的最终决定者。倘若决定者不能客观公正的决策,则后果最不堪设想。按照国家《标准化法》,中国各个行业的标准制定的最终决定者应当是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现在则是新成立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然而数字电视却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从发端到终端,从信号传输制式到接收等各个环节都必须一致,方能顺利实现转播。这意味着,每个环节的负责单位也都有可能牵制整个链条上的其他部门。另外,数字电视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容量在上万亿左右,谁都希望能够对它进行控制,以便从中获利。正因如此,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的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工作小组”以及“委员会”有十多个,涉及发改委、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经贸委等多个机关部委。其中许多人都声称自己是数字电视标准的制定者,整个管理体制令人感到非常混乱。

  不过,一旦记者询问诸如“数字电视的标准制定为何一再推迟”这样类似“追究责任”的问题时,大多数受访者都会以“原因错综复杂,不便透露”为由拒绝。

  据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广科院工作人员透露,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之下,按照行业又分成了若干个行业标准委员会。涉及广播电视领域的则由广电总局的广播电视标准委员会和信息产业部的音视频标准委员会来管理。其中,广电负责制定的是广播电视系统的标准,如广播电视的传输制式,以及广播电视行业内的专业发射机、电视台设备的标准。而电视接收机的标准则由信息产业部来定。她还举了手机的例子来说明,一个部门决定到底用GSM还是用CDMA,另一个部门决定手机本身的制式标准。

  另外,各个高校设计出来的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方案也是提交到广科院,并由广科院标准化研究所进行研究和筛选,最后上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报批。按照她的说法,广科院应该对数字电视标准迟迟不出而负责。

  但是,当记者问及此事时,这位工作人员愤愤不平地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前几天我曾经跟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人也讲过,出现目前这种混乱局面,主要是因为该讲话的部门没有站出来讲话,不该讲话的倒到处放炮,导致各种消息乱飞。”其言外之意是,广科院并不是最终的决定。

  一位国家广电总局的官员向记者透露,广播电视行业标准按道理应该是由广电标委会负责,广电总局是主管部门。但是数字电视,特别是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却恰恰例外。原来的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才是标准的真正决定者。

  据悉,1996年,国家计委将数字电视的地面传输标准作为一个高新技术科研项目,委托给了上海交大,并投入了一笔资金。但令人意外的是,这样一个“院校的科研项目”,上海交大却把它当成国家标准来做了。

  “按道理,一个院校的研究课题在攻关之后会有一个成果发布,至于这个成果是否可用,应该由主管部门来决定,但是上海交大现在做得就像是订货一样,别人谁也不能动,就只能用他这个。”

  在那位广电官员看来,一个原本的科研项目变成了一种专买专卖,“这显然是有些太过了,但是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有人支持他这么做。国家计委投了钱,如果做来的东西挂在墙上不能用,计委也下不了台阶。可想而知,这种做法难以服众,因为别人也有权提交标准方案。所以,清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等学校后来也都出来较量了。”

  更关键的问题是,上海交大在随后的几年里并没有做出令国家计委满意、令其他竞争对手信服的方案,这就更令外人不满。而国家计委与交大的这层特殊关系,又使得它在是否能够决定采用交大之外的方案上显得犹豫不决。

  但尽管如此,原国家计委、现在的发改委仍然是此事的最高管理部门,而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以及信产部和广电总局的两个标准化委员会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谁拿到了经费围绕着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故事远比有线传输标准要复杂得多。

  1996年,数字电视被列入原国家科委“八五”重大科技产业工程项目,并成立了数字高清晰度电视总体组,组织了一支由高校、科研院所和工厂等14家单位近200人的队伍,现任上海交大副校长的张文军教授担任组长,浙江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匡也是总体组的成员之一。

  总体组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跟踪美国和欧洲两个方案,并努力做出样机。1999年10月,由广科院花费1亿元筹办、采用总体组做出的跟踪方案进行的国庆50周年大典数字电视试播获得了成功。当时,有媒体宣称,中国数字电视花了几千万元,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超过了美国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了十几年时间所取得的结果。

  不久,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批示国家科委把项目移交给国家计委,并由其牵头成立了一个由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经贸委、现科技部5个部委的副部长组成的领导小组,曾培炎为组长,负责制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标准和芯片,以及产业化发展。在这个领导小组之下,还成立了一个由上述部委相应的科技司司长或副司长组成的协调小组,国家计委科技司司长马德秀任组长。

  与此同时,协调小组下设一个数字电视办公室,负责具体的组织工作。接着,财政部将项目资金拨给国家计委。随后,国家计委给张文军领导的总体组投入5000多万,用作研发经费。后来,国家又在北京、天津和上海设立了3个试点,每个试点各获得大约2000万元不等的经费。在这3个测试点中,每一个都拿出了一笔钱去购买总体组的样机,据记者所知,其中北京返回给总体组800多万元。这样,总体组一共积聚了近1亿元经费。

  另外,张文军所在的上海交大还与上海广电集团、上海有线网络、上海高清等7家沪系企业组成了上海联合体。

  但到1999年下半年,另一个主角出现了,清华大学认为当时中国在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方面进展不大,故决定加入标准制定竞标行列。由于清华大学没有参加总体组,一开始也没有真正参与到数字电视标准的具体制定当中去,所以并没有得到国家计委的经费。

  同年,杨林、王兴军等几个清华大学在美留学生受当时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徐顺成之邀,为中国制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标准。1999年9月,由杨林在3年前创立的美国凌讯公司在恒基伟业第一笔资金的帮助下,做出了标准方案,并将其带回中国。

  清华校方对凌讯方案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论证,并征求了广电总局相关专家的意见之后,1999年12月,以清华大学的名义,提出了一个地面数字多媒体电视广播传输系统——清华“DMB- T”方案,并成立了由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波与数字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美国凌讯公司和广科院无线电所组成的“清华大学数字电视传输技术研发中心”,同时获得清华校方拨给的1000万资金作为研究经费。

  2000年11月,清华大学又和清华同方联合成立了地面数字多媒体传输系统产业化领导小组,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为组长,吴佑寿担任首席顾问,清华同方投资200万美元。2001年5月,清华同方向凌讯注资8000万元人民币,成为其控股股东。2002年,荷兰安凯公司也投入了几百万美元资金入股凌讯。在此基础上,清华大学还与长虹、TCL、康佳、创维、海信、熊猫等8大主要电视机厂商以及3家主要广播设备企业结成联盟,搭建数字电视的产业化链条。

  据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数字电视项目组的实际负责人杨知行教授介绍,这8家厂商代表了国内2000万台彩电和机顶盒的产销量及70% 的市场份额。另外,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和广电总局下属的广科院也募集到一定资金,从而形成了地面数字电视传输标准的4家格局。

  不过,总体组和清华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电视地面传输国家标准制定最有力的竞争者。上海交大“食言”2000年4月,清华将方案报请国家计委申请立项。当时国家计委认为这个方案是一个全新的方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但同时也对这个方案提出了疑问,希望清华能把仿真和样机做好,因此并没有给清华立项。

  随后,清华开始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对方案的可行性进行论证,并在2000年9月做出两个试验样机,而且进行了开路试验,证明方案可行。这一年12月,清华邀请国家计委、广电总局、信产局、科委等部门负责人召开了全国性的“DMB-T”咨询研讨会,向社会各界公布了清华的仿真结果。

  然而,国家计委虽然肯定了清华的仿真结果,但以方案不一定能够实现为由,再次拒绝给清华立项。同时,张文军所领导的总体组虽然也在技术上有所突破,但却一直以美国方案的改进为主,始终没能解决自主知识产权问题。不过,此前曾经在国内遥遥领先的总体组已经感觉到来自清华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双方的较量开始升级。据吴佑寿院士介绍,国家计委为此找到清华,希望清华能够与总体组联合起来,共同研发出一个方案,并请吴佑寿出来给双方做工作。

  不久之后,吴佑寿院士把张文军请到了清华大学,与杨知行一起进行了联合技术座谈。3人在协商之后当场拟下了一个会议纪要。“在签字的时候,张文军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意见,但是他要求回去给总体组的其他人看看,并承诺晚上签完字之后就把文件传真过来,结果那天晚上,吴佑寿老师等到了12点也没有收到任何传真。”杨知行对张文军的食言表示很不满,他告诉《商务周刊》,张文军后来打电话说不同意联合开发,因为总体组相当于国家队,而清华只是一个地方单位,国家队不可能和地方队进行联合。

  于是,清华向上求助于国家计委,但是本应在这个时候发挥权威作用的计委似乎并不想把自己牵扯进去,而只是在一旁继续口头敦促双方进行联合。计委此时的做法对清华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张文军并不希望与清华联合,而不联合,清华就得不到立项,拿不到经费,研发工作也就会受阻。2001年3月,在深圳召开的全国数字电视工作会议上,组委会正式把清华方案列为我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候选方案,并敦促各研发单位联合起来,同时还决定向全国征集更多的候选方案,并进行测试。

  翌月,国家广播电视标准化委员会受国家计委之托,公开向国内征集我国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方案,并收到了来自总体组、广科院、清华大学和成都电子科技大学4家单位报送的5套方案。随后的测试从当年的8月份一直持续到2002年的4月份。

  测试的结果是:在方案和样机的“一致性”上,清华方案没有问题,其他4种方案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不一致;而在性能测试上,5个方案都表现不佳。虽然基本上都实现了各自方案。测试结束之后,国家计委对总体组的表现开始产生不满。

  一位在原国家计委工作过的发改委官员对记者说:“总体组做了很长时间,而且花了很多钱,却没能取得理想的成果,这让计委感到很失望。后来,国家计委逐渐开始不承认总体组,并冻结了总体组的资金。”

  据悉,国家计委随后还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即数字电视联合工作组,并任命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为组长。计委希望联合工作组能够在这几家单位的方案中联合出一个方案,以便给予支持。从2002年5月开始,工作组就在龚克的组织下进行联合工作。“总体组一直反对联合,所以工作组没有办法研究出一个联合方案。”那位发改委官员说。于是,工作组决定请国家知识产权局来对知识产权进行评估。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测,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产权,那么方案就不具有任何价值,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做下去。

  不久之后,4家单位分别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上交专利,由后者负责独立进行评估。4家一共交出了43项专利,其中有22项与标准相关。知识产权局把这些专利分成了四等,一等是基础性的,一等是不需要向国外交费的专利,另一等是需要向国外交费的专利,还有一等是实用技术专利。其中需要向国外交费的3种专利全部来自总体组,这意味着总体组提出的方案依然没有解决自主知识产权问题。

  知识产权局最后对方案逐一进行了总结,认为清华方案“是惟一一个不同于国外的方案,是由自主技术发明组成的,对国外交费的形式是乐观的”——或者说,找不出什么需要向国外交费的地方,它有可能形成阻挡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技术壁垒。而总体组获得的评价则是“一种在美国方案基础上的改进方案,它可以获相应专利,但是必须要向国外的基础专利进行交费,交费的公司分布在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地”。随后,知识产权局将报告分别送给溫家寶和曾培炎。

  当时,虽然发改委负责数字电视的领导小组组长是曾培炎,但是具体负责人是时任计委副主任的张国宝。张在认真看过报告之后批示:“要以清华方案为基础,融合其他方案的优点。”不久之后,发改委召集联合工作组开会,向与会者转述了以清华的多载波方案为基础的领导意见,并暗示总体组的单载波方案的失宠。在会上,张文军声明自己同意多载波方案,但是希望工作组不要枪毙掉单载波方案,而是作为一个备用的方案,他甚至表示可以不向国家要钱。但几天之后,张文军开始向国家领导人写信,并得到了一个中性的批示:“酌处。”这让国家计委再次踌躇起来。

  中国工程院的“调和”及清华教授的愤怒2003年年初,发改委决定委托中国工程院对清华和上海交大这两个方案进行性能评估。中国工程院以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主任陆建勋院士为评估组组长,组成了一个由40人组成的专家评估团,并在2003年春节过后进行了严格测试。但在清华测试之后,上海交大以自己的两套样机出现故障为由,申请延迟一周检测。这时,工程院请求清华做出让步,即同意张文军回去再拿两套样机,清华最初表示抗议,但随后还是做出了让步。

  一星期之后,张文军从美国调来了一套与一周前完全不同的样机,并进行了测试,但是结果仍不理想。不过,中国工程院专家组此时给出了一个调和的评估:“两家方案都有很大进步,并且都有自主知识产权,但需求不明。”“当时我在会议上说,我们都是体操运动员,我们都苦练了多年,现在国家要选一个去参加世界比赛,而且在比赛过程中,规定了一套非常严格的规则程序,然后我们在台上做完了一套规定动作,对方却说因为生病而不能进行比赛。我觉得这是一种不合理、不正当的竞争。”

  提起这件事,杨知行愤怒地对记者表示,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某些强大的压力已使这次本应公正的测试变成了一种并不公正的“游戏”。“清华不是弄不到钱,当时国外至少有15家风险投资商想要投资,但是我们一个也没有接受。”杨知行反问道,“为什么我们不要国外的资金,而非要从发改委的项目立项中申请经费呢?是因为这个标准牵扯到中国上万亿的市场,是新世纪里一个重大的产业转机,如果我拿了国外的钱,那么未来就会受到国外资本的牵制。可是现在国家却不支持我们。我们一直在勒紧裤带等发改委的经费,从2000年一直等到2003年。”杨知行强调,如果想赚钱,早就把专利卖了。

  在他看来,自主标准是阻挡国外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一道技术屏障,而中国要想从一个电视机生产大国转变成一个强国,要想自由发展、自由生产,必须实现标准的自主化。评估不了了之以后,发改委再次提出,希望清华与上海交大能够自己在底下联合起来,并希望清华做出一定让步。“当时,我们提出可以不打‘清华’旗号,或者不完全采用清华方案也行,但是要声明清华拥有标准的核心技术。甚至我们让步到只要能够联合,知识产权也可以分享。但是上海方面还是不同意,还是要求进行自由竞争,这让我们哭笑不得。”

  在杨知行看来,现在再提比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每个选手水平的优劣已经很清楚,只是没有好裁判。2003年9月,发改委又委托中国工程院常务副院长邬贺铨组织了一个“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技术研发组”,并决定投入一部分资金,在这个“充满合作”的项目里最终融合出一个方案来。据杨知行介绍,现在项目组正在做仿真阶段,并对知识产权做评估,争取能够在年底以前初步制定一个方案。“今年年底是一个关键时候,因为现在有线传输这一块,欧洲DVB- C来得很猛。

  在地面传输上,包括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在内,加起来一共有12个城市已经开始试验DVB标准。“杨知行强调,如果今年年底再不出来,厂商和运营商将会对中国的自主制定失去信心。”现在,电视机厂商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数字电视战略,不过由于没有标准,他们不知道应该往哪里投,“他说,”现在不仅仅是研发单位着急,运营商和厂商也着急。“据悉,在去年8月,清华曾召开了一个有24家企业参加的数字电视研讨会。在会上,许多企业都呼吁务必要尽快地确定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路线,否则不但会丢失整个产业,连中国的市场也会丢失。

  随后,这些企业及单位还联合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倡议书,并上交至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不过,信件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为此,70多岁高龄的吴佑寿院士也在不久前给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写信发出呼吁。“我这次写信就是希望国家采取措施,刹住现在的势头,无论如何要尽快出台自己的标准,不要再把这件事拖下去,否则会影响这个行业的发展进程。

  起初,国家只是说要在上海、广东等个别地方试点,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在想,数字电视是我们占据一个行业领先位置的一个机遇,应当由我们自己来掌握主动权。“吴老对记者坦言,他担心采用国外的标准,可能会造成一种”越学越落后“的局面。”高交会“谜团尽管杨知行声称比试已没有意义,但还是有南方媒体报道,清华与交大的两套方案在2003年10月12日深圳高交会上再次进行了直接的比试。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报道说清华方案基本以失败收场,而上海交大方案也不尽如人意。这一报道终于使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清华再也坐不住了。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助理赵劲松对《商务周刊》说:“报道严重不符,我们觉得有必要正本清源。”而杨知行则生气地说:“这纯属造谣。”据记者多方了解,在深圳高交会开馆的十几天前,深圳市有关部门曾组织清华和上海交大召开了一个三方内部会议,主要是研究怎么协调双方展览的问题。

  在会上,上海交大提出要在高交会上进行两家对比测试,但清华以没有中间人和测试规程为由表示反对。清华认为发改委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并且确立了仿真和研发程序,因此没有工作组参加的测试作用不大,并将此事上报发改委。发改委随后指示深圳方面不能做对比测试。于是,双方表示同意不测试,只是进行展示,为深圳高交会增加亮点,而且演示的方法也可以不尽相同。同时,各方也都就不向外界做测试为题的宣传达成共识。

  因此,并无对比测试的消息从深圳官方传出。杨知行称,在高交会上,清华也曾经邀请了一些深圳媒体,其中包括那家报道过他们的媒体,但是他们当天并没有到展位去过,而且清华和上海交大也相互到各自的展位上进行了参观。“清华主要考虑的是不愿意向媒体说话,一开始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在媒体上发出声音,结果得罪了许多媒体。”杨知行说。清华大学副校长龚克在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也提到,清华受上级领导的指示,不允许随便对媒体发言。据悉,以前清华在回应媒体批评所发出的声音大都是清华同方所进行的炒作。为此,清华还与同方划定了关系,并公告清华同方不是清华数字电视项目组的研发单位,只是和长虹、TCL一样的合作伙伴。

  据清华大学数字电视项目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兴军表示,清华已经做出了三轮样机,三轮芯片,并在工厂里做成了一体化数字电视机,但很少对外宣传。然而,清华的“沉默绅士政策”虽然使自己保持了声誉,却也令自己遭受了不小的损失。

  2001年,当时的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把清华方案定名为“中国数字电视的研发定点”,第一次向国际电联提交了这个文件,并在自主知识产权上获得了国际电联的认可,还压倒了日本提交的方案。随后,国际电联组织了一个有76个国家参加的小组,跟踪清华方案的进展。这使清华方案在就职于国际电联的华人官员的帮助下,有希望作为国际电联第3个标准。

  另外,巴西由于专利费过高问题而放弃在美国、欧洲和日本3家中选择标准之后,曾经找到中国。巴西总统卢拉上台之后,希望效仿中国做自己的自主标准,并呼吁中国、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国联合起来,建立新的国际标准。

  但是回国之后,发改委对此事提出异议,指出清华在国内标准没有统一的情况下就擅自推向国际是一种不当行为,要求清华不能参加2002年的会议。结果,正是在这一年,日本方案获得了通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如果能够成为国际电联的指定标准之一,我们就会创造新的市场。但是我们没有被许可。”杨知行遗憾地对记者说。在这个遗憾的同时,“狼”便真的来了。

  就在清华和上海交大还在展示各自标准方案的当天,同一个会场里,摩托罗拉在全球范围内首次隆重展示了以数字电视为主,辅以厨卫电视、车载影音、楼宇可视对讲机、广告机四类产品的一系列资讯家电产品。

  在高交会开幕前一天——10月11日,摩托罗拉与唯冠公司(EMC)在深圳达成协议,后者负责生产及分销一系列摩托罗拉数字家电,并将摩托罗拉家庭组网经验带入市场。产品计划于2003年年底开始分步进入市场,并将逐步遍及全球各地。把目光投向这一“新的传统领域”的跨国公司,不只是一个已有30多年没有涉足电视的摩托罗拉。

  9月25日,美国IT巨人戴尔也宣布放弃手机业务,将在今年第四季度向市场推出戴尔牌的纯平彩电。戴尔还向三星、LG等韩国厂商提议,以OEM方式供应电视。随后的几天,惠普也宣布将推出自己的电视机。最近一个加入电视业的是韩国现代集团。该集团综合商事株式会社社长朴源珍表示,现代将在中国贴牌生产彩电、DVD等家电产品。跨国公司们的嗅觉是敏锐的,世界各大电子制造商纷纷进入数字电视领域,足以说明这个潜在的市场机遇有多大。

  现在,他们已经磨好了刀。正如美国泰克公司视频产品部经理多德?毕德尔所言:“一切商业计划的启动,都有赖于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的启动。”这些巨人们的出现使国内企业对中国数字电视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

  “传统电视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以至于它们只得一次次打价格战,或者搞多元化,一会儿做PC,一会儿做手机,现在又在做汽车,但中国的家电企业却始终逃不脱低水平重复制造的命运,并在几乎所有的关键技术和标准上受制于人。”

  德国SCM公司高级经理ChuKingFor先生对《商务周刊》说。这位在中国做家电贸易生意的新加坡人熟知中国企业的痛苦,“现在这个行业终于有了一次跃迁和打开新的大市场的机会,它们本来拥有一个创造性破坏旧格局的可能,它们的技术也已经具备,就等标准出台。但是,能够等待的企业并不多。”

  据悉,长虹、康佳等大企业早已有了一揽子的数字电视战略计划,其中大约有30% ~40% 的机顶盒和数字电视机产量销往海外。但是,更多的企业却力不从心,如果没有订单,他们将无计可施。中国并不总是输在技术上。多年来,当我们目送一个个别国标准走进国际电联时,中国自己的标准却总是受累于各种羁绊。

  为了一个标准,我们已经花了几十亿,动用了大量人力,耗费将近十年时间,却依旧在起跑线外做着预备动作。显然,市场本身的效率不会留给我们太多时间,一旦我们选择内耗,那么失去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标准。

  ——以上是《商务周刊》某记者对数字电视标准采访的相关报道。顺便说明,上面文章内容是从网上下载所得。

  四、第三个眼睛看中國的数字电视标准

  今年8月26日,期盼已久的中国数字电视标准终于发布了,虽然说已是迟来了的爱,但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无疑不是一件大喜事。

  然而,对于一些稍微对电视机常识有些了解的人来说,根本就高兴不起来。因为,8月26日公布的中国数字电视标准只不过是一个地面广播传输标准,这个标准只是3个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之中的一个,其它两个是有线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和卫星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而后面两个重要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中国很多地方电视台早已在三年前,等不及中国数字电视地面标准出台,就急不可待的把欧洲的DVB- C有线数字电视标准和DVB- S卫星数字电视标准用上了。如果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信号传输标准不是今年8月26日正式公布,很多中国人还都可能认为,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就是欧洲的数字电视标准DVB。

  更可笑的是,今年8月26日公布的中国数字电视地面信号传输标准,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字电视地面信号传输标准,而是两个半数字电视地面信号传输标准的超强组合,或简称为250(% )中国数字电视地面标准。

  无比天真的人们一定会想,三种数字电视制式标准组合多好,就像家里的6C- DVD一样,什么样格式的DVD碟都可以放:清华大学的数字电视制式标准可以看欧洲的数字电视节目;上海交通大学的数字电视制式标准可以看美国的数字电视节目;广科院的数字电视制式标准可以看中國的数字电视节目。但事实正好相反,三种数字电视制式标准组合在一起,目的就是让大家不容易收看电视节目。

  清华大学的“DMB-T”多载波调制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虽然与欧洲的DVB- T多载波调制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技术很接近,但也作了一些修改,把“OFDM”调制改为“COFDM”调制,对TS流的帧同步头格式也作了一些改进;上海交通大学的ADTB- T单载波调制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虽然与美国的ATSC数字电视地面传输标准的技术很相似,但也作了些技术修改,把“8VSB”调制改为“16QAM”调制;广科院的信道编码改进就不言而喻了,一个目的是让中国数字电视信号的信道编码方法与别人的信道编码方法不兼容,将来的数字电视节目互相不能看,好让自己加密;另一个目的是表示自己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

  由于三个不同标准硬要融合在一起,如果还叫三个标准很难听,别人听起来更费解,因此,只能把它们叫做三个方案。即:中国数字电视地面标准不但要融合上海交大的单载波方案和清华的多载波方案,还要融合广科院的编码方案。中国的电视机生产厂要把这三种电视制式融合在一起,比把德国的PAL、法国的SECAM、美国的NTSC,这三种模拟电视制式融合在一起难度还要大。况且,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还必须包括有线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和卫星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如果把这几个数字电视信号传输标准的技术全部融合在一起,难度就更大了。

  这无疑要增加中国老百姓购买电视机的成本,并且使用的时候,还要给这么多家数字电视标准制定商交专利费和使用费。好在是,现在中国的电视机生产厂正好闲着没有正事干;还有,中国的老百姓也已经富得出油,钱都差点花不完。你看,连中国最穷的广西省,通过数字电视整体平移,现在全省家家户户都将可以看上数字电视了。

  那些声称,中国的新数字电视标准采用,将会带动一大批新型产业,给中国的电视机生产企业带来3万多亿元的市场。这是他们虚拟出来的一个大画饼,其实,数字电视的概念经过多年抄作,早已把老百姓的脑袋搞晕了,谁还敢再相信数字电视机。

  本来就难以继日的中国电视机生产企业,如今要生产这种高成本的多制式数字电视机,会比原来的模拟电视机更好卖吗?本来一打开电视机电源开关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而现在却需要先到银行交钱充值,然后再把CA卡插入机顶盒或电视机的加密卡插槽中,最后再用两个遥控器互相摆弄半天,好不容易才让电视机出现图像,这样的电视机好用吗?

  还有,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与国外的数字电视标准相比,在技术上毫无优越性,别人不可能会采用,将来也不可能升为国际标准;而中国的电视制式与国际不兼容,不但不利于中国电视机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口,同时,也失去了一次中国家电企业与国外家电企业互相交流技术的机会。

  而那些制定标准的人一次又一次告诉人们,如果采用了他们的标准,每年就可以少交几百亿的专利费。这是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根本就没有理论根据。

  我们知道,专利法有一个区域性,如果别人没有到我们国家来申请专利,那怕我们的产品使用了他人的技术,这也不算侵权。虽然,中国的专利法于1985年就诞生了,但实际上二十多年来基本上就没有认真执行过,连中国人自己都很少知道,什么是专利法,外国人更不知道什么是中国专利。因此,到中国来申请发明技术专利的外国人更是少得可怜,直到2003年,因为中国想要加入WTO的时候,国外企业才开始到中国大量申请专利,并且申请专利的这些企业,大部分都是工厂设在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

  为什么国外企业迟迟的到了2003年才到中国申请专利,因为中国是一个社會主義国家,已经偏离国际贸易市场的轨道将近60年,如果不是中国想要加入WTO组织,别人也不敢贸然踏入中国的土地申请专利来试一试。不过,就是中国非常希望加入WTO组织,最早也要等到今年的年底以后才能算正式加入,而在中国还没有正式加入WTO组织之前,中国对外国人的游戏法则可以一概不认。

  另外,中国的专利法是中国人制定的,并不是外国人制定的,特别是中国的专利法中有一个实用新型专利法则,是国外大部分国家没有的。光这一条就可令外国人生畏,因为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是不用经过实质审查的,不管你申请什么样内容的实用新型专利,根据中国的专利法则都可以被受权和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中国人生产的任何产品,只要给中国专利局交过挂号费,在中国哪个地方都可以得到法律保护。

  除此之外,中国的集成电路专利法与国外的集成电路专利法也不相同,外国人已经用过的集成电路不能到中国境内再申请专利,而中国人申请的集成电路专利也不需要经过进行实质审查,只需要交上2050元专利登记费给中国专利局,就可以得到授权保护。也就是说,目前外国人使用的集成电路在中国都不受保护,中国人可以尽情开怀地使用。

  既然,外国人于2003年以前很少到中国申请专利,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到中国来收专利费。就算他们正好于2003年到中国境内申请了专利,那他们的专利也要等到2006年以后才会被授权和开始生效,然后才可以开始向中国人收取专利费,因为发明专利需要审查等待三年。

  事实上,直到今天为止,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基本上还有收到过中国人的一分钱专利费。至于到了2006年以后,外国人该不该到中国来收专利费,这个大家都明白。既然大家同在一条起跑线上,为什么别人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就不应该得到法律保护,更何况外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的费用差不多是中国人在中国申请专利费用的十倍。

  2006年以后,是不是外国人在中国申请的专利被授权后,就可以从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中每年收取几百亿的专利费,现在谁也说不清楚;国内很多有线电视台很早就把国外的DVB- C和DVB- S数字电视标准用上了,每年要给别人交多少专利费,我们也不清楚;还有,将来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制定商要不要向电视用户收费,我们更不清楚。

  没有人敢不相信,中国的数字电视标准制定商没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数字电视技术标准中,只要外国人没有到过中国申请专利的,中国人都可以申请专利;或者外国人已经在中国申请了专利的,而中国人还可以再次在他们发明专利技术的基础上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或外观专利。就连电视发射天线,只要天线的高度比别人的相差1个微米,同样可以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专利。因此,每个从发射天线发射出去的电波,都可以向中国的电视机用户收费。

  正如前面文章中广电部的一位领导所说:“其实,这件事涉及一些小集团的利益,有些人是想打着民族工业的旗号来赚中国人的钱。”

  那么,是否我们选用DVB或者ATSC国外数字电视标准就需要每年向别人交几百亿元的专利费呢?

  我看,不是。正如上面所说的,而是“有些人想打着民族工业的旗号来赚中国人的钱”。

  首先,目前加盟DVB阵营的有50多个国家230公司和机构;加盟ATSC阵营的也有30多个国家100多名会员。无论是DVB还是ATSC数字电视标准,它们都融合了全世界最先进的电子技术和数字处理技术,其中包括:图像信号信源压缩编码技术(如MPEG、H264. 2)、信道传输编码技术、数字调制技术(如:QPSK、QAM、OFDM、VSB等),这些技术大部分都已经成为了DVB和ATSC两大阵营的共同财富。

  如果中国只加入其中一个阵营,而每年需要向其中一个阵营交纳几百亿元费用的话,那么,ATSC阵营的成员也同样应该向DVB阵营交费,或者DVB阵营的成员也要向ATSC阵营交费,因为两个阵营中采用的技术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存在差异。

  如果每个会员都要分别向每个专利权人单独交费的话,那么,这两大阵营的存在就根本没有意义。这样,中国当然没有必要去加入这两个阵营中的一个,但中国必须单独向那些专利权人单独交专利费。而目前数字电视标准中大约拥有1300多个技术专利,难道中国的相关技术部门都已经一一与这些专利权人谈过交费问题,并且已经可以知道每年需要向他们交几百亿元的专利费了吗?另外,如果中国的电视产品不出口也需要交这么多专利费吗?如果1300多个技术专利的专利权人都没有到中国来申请专利,中国的电视用户也需要交这么多专利费吗?

  其次,无论是DVB或者ATSC数字电视标准,其中所融入的专利技术大部分都是1990年前后申请的,并且大部分都是1990年以前申请的,这些专利大部分都已经过期,有些也很快将要过期,何况中国的数字电视不可能在几年内很快就能发展起来。另外,在上海交大、清华、以及广科院三者的数字电视标准方案中同样也融入有大量别人的专利技术,如果使用DVB或者ATSC需要交费,那么使用上海交大和清华以及广科院三者的数字电视标准就不需要交费了吗?这是什么逻辑。

  由此可知,不管是中国的数字技术电视标准需不需要交费,然而,不进行改头换面一下,总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从长远来说,是外国人怕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怕外国人。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中国地大物博,人众不怕单人欺。中国什么时候总是强势集团说了算,他们既当裁判又抢球,游戏法则他们可以随时更改,或者不按游戏规则出牌。

  例如,当今全世界都提倡环保,鼓励私人骑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而广州和深圳却可通过一纸告示,就把所有电动自行车禁止使用。理由更简单,就是便于城市交通管理。那么,不禁要问,纳税人请他来管理城市就是为了让他便于管理的吗?而老百姓的解读是,电动自行车够不上小骄车档次,所以管理者不好向电动自行车收取管理费。

  又如,数字电视整体平移。在你的模拟电视机旁边加个机顶盒,再让你每月多交几十快钱使用费,你就可以享受到使用两个遥控器的数字电视快乐了;而电视图像质量根本就没有提高,只不过是当初电视图像信号是用大卡车整包运送的,而现在是先把货物打碎,然后改用客车或出租车来运送,最后再打包变回原样,这样图像质量会比原来的好吗?如果你不愿意安装,就让你只能收看4~ 6套电视节目。这个做法,与把你家的玻璃窗先打碎,然后再帮你换个新的,最后还要向你多收钱有什么两样。

  另一个原因,中国的消费市场远比其它国家大,只是现在还不是。现在,虽然中国还只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家电消费市场,但将来,将来外国人的产品如要打入中国,同样也要他们交专利费,还有市场管理费。当然,若干年后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技术强国。因为,中国曾经是拥有四大发明的文明古国;今天,中国还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VCD和DVD产品制造国。为此,还引起过其他国家要向中国DVD产品制造商收取专利费的麻烦。

  1993年VCD产品刚开始在中国上市的时候,一台VCD的价格最高可以卖到5000多元,到了1996年VCD的价格一下子开始跌破600元,市场很快就开始饱和。1996年以后,国内的VCD生产厂家纷纷开始转向生产DVD,并且国内的DVD生产厂一下子发展到了2000多家,年生产DVD总量达5600多万台,1998年以后DVD的价格最高只能卖到1200元,大部分跌破800元。因此,国内DVD生产厂纷纷抢着要把DVD产品出口,销到欧洲和美国。国外的DVD产品价格一下子从2000多美金跌破到200美金以下。

  因此,刚要踏入2000年的时候,国外的DVD专利技术的拥有者突然提出要对中国的DVD产品进行收费。这一下子,把国内所有的DVD生产上全部弄傻了,因为,中国人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专利费,为什么要我交专利费。

  为什么2000年以前,国外的DVD专利技术的拥有者没有向中国的DVD生产厂提出要收专利费呢?

  1996年以前,当中国的VCD价格跌破600元的时候,中国的VCD产品并没有向欧洲和美国这些技术发达国家出口,因为欧洲人和美国人认为VCD是个低档技术产品,他们对此不感兴趣,因此他们也不会向中国的VCD生产厂提出要收专利费。

  1998年以前,当中国的DVD价格刚跌破1200元的时候,中国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DVD产品数量也不是很大,所以他们也不会向中国的DVD生产厂提出要收专利费。

  然而到了2000年的时候,由于中国的DVD产品大量出口,已经威胁到国外DVD生产厂家的生存,他们才突然提出要对中国的DVD产品进行收费。比如,SONY公司的DVD读盘机芯刚开始的时候,一个买到400元以上,等到国产化以后一个DVD读盘机芯才卖60元,最低卖到30多元。

  任何一个产品,只要中国人能够自己生产,国外的同类产品就别想能够在中国产品的面前继续生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和便宜。因此,WTO组织也制定了很多游戏法则,这些法则是中国人一下子难以理解的。

  在WTO的五条重要法则中第一条就是,出口国的产品不能威胁到进口国同类生产厂商的生存。因此,进口国的企业提出要对中国的DVD产品进行专利收费,实际上就是间接执行WTO条令中的第一条法则,并且收专利费比起罚款来说是最轻的,收专利费属于私人行为,而罚款属于政府行为。因为中国人不懂得这些游戏法则,所以感到非常冤枉和气愤。

  根据专利法或世贸法则,别人对中国的DVD产品进行收费或加收惩罚关税,都是合法的,只是中国人还没有这种法律概念。其实在国外很多国家,产品的价格并不是像在中国这样,完全由产品生产企业或销售商说了算。比如在德国,德国商场中很多商品的价格,都是由消费者协会与商业协会共同协商来制定的,并且每年只有两次商品价格调整机会,春季和秋季,每次价格调整只有十五天,其余时间产品价格不能随意变动。

  现在,一些向中国企业提出要收取专利费的国家,他们的国民已经过惯了悠里悠哉的生活,每年两次度假,每个星期工作4天半,星期六和星期天所有商店都得关门,目的就是要让大家完全放松身心休息,他们已经不愿意去再过那种竞争无序的快节奏生活。因此,他们不但对节奏过快的生活感到厌烦,对更新换代过快的产品也产生抵触情绪。例如,他们要求电子产品供应商必须回收废旧电子产品,和产品不允许含有对人体有害的材料,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因此,专利法正好是他们这种消除抵制情绪的缓冲剂,如果没有专利法,他们同样可以用别的方法来抵制别人的商品出口到他们国家,以免对他们的产品产生冲击,威胁到他们自己厂商的生存。如美国的301和337条款都是为了防护自己国家的产品免遭别人商品冲击的盾牌。

  如果,我们的产品没有出口到他们国家,没有对他们国家的产品生产造成冲击,没有威胁到他们厂商的生存,他们一般是不会到中国来收专利费的。如果他们没有到中国来申请专利,他们更没有理由到中国来收取专利费。那么,我们每年损失几百亿专利费的概念在哪里?

  如果中国要出口自己的产品到这些技术发达国家,中国的产品生产商或出口商首先要到这些产品进口国申请专利,或收买专利。没有专利,还要想要产品出口,以后再也没有门,这就是WTO的游戏法则。

  再过几年,发达国家的厂商想到中国来,同样也要遵守这条法则,他们的产品想出口到中国,同样也要先到中国来申请专利。这就是技术可以直接转化成财富的法则,而不再是技术先要转化成产品,然后再由产品转换成财富。即:技术就是财富。

  当然,出口和进口从来都是互相的,所以才有每年都需要进行出口和进口配额的谈判。然而,目前中国出口商品到美国的顺差已经高达1万多亿美元,对欧洲的出口的顺差同样也高达数千多亿欧元,这说明我们出口产品多,进口产品很少。这么大的顺差,别人还没有理由来抵制你的产品出口吗?

  反过来我们倒不应该考虑一下,我们现在不正是到处都在进行无序竞争,产品粗制滥造,不断更新换代,这不是一种资源浪费吗?现在我们国家搞的所谓数字电视,根本就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任何好处,完全是一场浪费资源的比赛。

  陶显芳 2006- 12- 11

  作者:陶显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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