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锋:丈夫拒签悲剧中的信任危机

  在北京打工的肖志军,在怀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仍拒绝签字同意剖腹产,医生、病友、民警再三劝说均无济于事,拖延3个小时后,最终母子双亡。

  这是一个罕见的悲剧。人们在为两条无辜生命的凋零伤感叹息之余,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了相关的人、机构和制度。确实,这三个因素都与两条人命直接相关——如果肖志军不那么“偏执”而是同意签字;如果“家属不签字不能做手术”的制度在极端紧急情况下能够变通;或者卫生局和医院出于对生命的最高敬畏毅然实施剖腹产——两条人命很可能就能被挽回……

  然而死亡没有假设。面对悲剧,人们有理由痛恨肖志军的偏执、愚昧,他理应成为导致妻儿死亡的直接责任人,受到情感和法律的双重惩罚。人们也有理由谴责现行的医疗制度,因为它居然留下这么明显的“盲区”和漏洞,在生命必须得到紧急救治时,医生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但人们似乎无法苛责医院的“不作为”,毕竟,在医疗纠纷频发的今天,我们不能单纯寄希望于医院的良心,让其为救人而违反“制度”、利益受损。

  而究其根源,我们更应该拷问的是:在“故意杀人”的指责还只能停留于猜测之际,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外来务工人员肖志军在面对医生的劝告时,何以会表现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医院副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他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患者家属对医院的极度不信任”。当然,他们提到的“不信任”更多只是针对医学技术而言,但其中包含的更沉重的意味则是:作为一个底层公民,肖志军对医院的诚实、良心和道德,已缺乏基本的信任。

  这并非妄言。在肖志军的极端举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医院的普遍不信任心理。这些年,从各地陆续发生的“天价医药费”事件,到屡见不鲜的见死不救事件,再到治病过程中随处可见的“霸王条款”,直至半公开的“小病大看”、“无病乱看”现象,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在公众中的形象早已离昔日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形象渐行渐远。伴随着这种公众形象的滑坡,在人们心中,医者不再是“父母心”,医嘱也不再是必须言听计从的最高指示——处于信息不对称和绝对弱势中的患者,被迫学会用“消费者”的精明和洞悉力来提防医生,从进医院的那天起,就以敌对的立场来怀疑诊断结果、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于,在医疗事故发生后,“医闹”这些年竟然逐渐演变成了患者家属“维权”最有效的主渠道。

  而另一方面,由于患者信任感缺失、医疗纠纷激增,医院也越来越小心谨慎,对患者缺乏信任,处处留心“免责”,不签“生死状”就绝不动手术。进而形成医患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也许正是在这种语境的熏陶下,在“不上当”观念的驱使下,出于省钱的目的,肖志军这个困顿无助的打工者作出了偏执而愚昧的决定。以至于我们可以断言,没有肖志军,也必定会出现“刘志军”、“赵志军”或“孙志军”(事实上,患者家属拒签“生死状”的现象时有发生)。极端个案是触目惊心的,但也是警醒人心的。肖志军事件中,我们需要检讨的绝非仅仅是“签字制度”这样的“补漏”问题,而应着手于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公共信任感的重建。而这,无疑是一个更艰巨和庞杂的系统工程。

  事件回放:2007年11月21日,怀孕9个月的女子因呼吸困难在丈夫肖志军陪同下赴医院检查,医生检查发现孕妇及其体内胎儿均面临生命垂危。然而由于其丈夫拒绝在手术单上签字,最终孕妇及体内胎儿不治身亡。事后肖志军坚持认为责任在院方,而卫生局表示医院已尽责。[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徐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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