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性文化”究竟是谁的文化

  第五届广州性文化节即将拉开帷幕,和以往一样,这时候总少不了有权威人物站出来对此进行一番良性解读。近日,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性学会会长张枫表示:“我提倡全国都来办性文化节”,理由是三个“最起码”:第一,最起码可以指导老百姓少生优生,特别是怎么“播种”,生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第二,最起码普及性病、艾滋病的预防知识。第三,最起码普及性知识,提高夫妻性生活质量,促进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社会和谐。(《南方日报》10月30日)

  “性文化”可以促进社会和谐,不管是否认同这样的逻辑也没人敢辩驳,至于“性文化”有没有如此强大的功效,其中的寓意当然不宜说透。对这样的“主旨”一般人会望而生敬,连质疑的胆量都没有。尽管如此,近年来不论什么地方举办“性文化节”,又总会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争议,而每当人们吐沫横飞的时候,这些“性文化节”都毫不意外地在尴尬中落下帷幕。说“毫不意外”,是因为自从“性”的概念被人贴上了“文化”的标签后,总是轰轰烈烈开场,在寂然无声中遁去。出现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只见“性”而不见“文化”导致的,因为在人们的目力所及处,中国目前所有围绕文化的聚讼都无非是利益的延伸。一些喜欢使用“文化”修饰某种特定事物的人,几乎完全不懂人与自然人权之间的关系,即便把房产、烟酒、性交等说成“文化”,也无外乎挂羊头卖狗肉。

  其实,随手翻翻报刊就不难发现,如今的“性”早已成了一个长盛不衰的公开话题。传媒上那些代言明星的酥乳美臀照片就不必说了,广告中到处可见“延长增粗”、“做女人挺好”,患者的“证词”如同黄色小说一样生动逼真,大街小巷类似根治阳痿、处女膜修补等招贴无处不在,以致国家主管机构都不得不下文严令禁止。至于“包二奶”、“一夜情”、“婚外恋”、“性伴侣”等等,更是大行其道,其势态发展之快,足以令世人瞠目结舌。连号称“中国性学第一人”的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都承认,中国的 “性革命”已基本成功。

  人们当然没有必要追问“成功”的标准是什么,耳闻目睹的现实是,在如此高调的性宣导中,历届“性文化节”现场却无一例外是冷冷清清。让人搞不明白的是,在冷落的性用品展台前,价格高达十几万元的情趣娃娃也能够卖得出去。我曾妄自猜测,觉得这样的事情也许是有人为了满足的好奇心,或者是商家别有用心的炒作。寻找相关资料时却意外读到一段文字,说去年来,继“人乳宴”、“女体盛”后,今年昆明又惊现“迷情粉”,兰州推出了“性爱床”,成都热卖“合欢椅”……让我惊讶莫名的是在该文后缀链接处的一则消息:一名中国外劳人员去年11月被上海一家劳务公司迫签了受聘于墨尔本一间公司的合约,其中明文规定“在留澳期间禁止性交”。

  这难说不是当下社会的现实,一方面是性满足方式的花样翻新;一方面是性权利被野蛮的剥夺。就算被澳大利亚禁止中国劳工性交的事件过于例外可以忽略不计,但又有多少中国人正处于一种非常焦灼的无性状态?“民工用空矿泉水瓶自慰被卡住命根” 这类滑稽新闻的背后,隐藏的又是怎样一种普遍的悲惨局面。难怪“同床保姆”、“老人排队嫖娼”这样的新闻屡见不鲜,原来某些人宣扬的“性文化”竟与平民生活格格不入,社会底层的需求根本没有人去关注。

  众所周知,性权利是天赋人权之一,和吃饭一样是不可剥夺。尽管广州此次“性文化节”已经扩展到了中小学层面,又是内衣秀,又是私用品展,涉及面超出了性所蕴含的一切概念,而相对于大部分劳动者来说,这样的天赋人权仍是遥不可及。再以一篇国内的报道为例,北京市健康促进会理事、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会员、生殖健康专家李安乐女士在北京六建的一个工地给60位在此施工的男性农民工进行了90分钟的生殖健康讲座。之前,六建公司在现场向工人发放了一定数量的安全套。北京六建有8000多名外来施工人员,根据调查,发现超过80%的农民工在日常生活中依靠自慰来宣泄性欲。(参见2004年9月20日《工人日报》)

  我敢说,这一报道覆盖的仅是个小小的工地,虽然已是时过境迁,但目前全国还有多少个这样的工地,背后有多么庞大的民工群体,几乎没有人敢去想象。退一万步说,纵有更多的像李安乐女士一样的人,定期去给民工免费发放安全套,谁想过他们的境况?他们的孩子要读书,父母要养老,自己要生活,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有多少人愿意背井离乡卖苦力?更不要说用免费的安全套去践行这一“文化” 概念了。在这样的前提下,就是实现了张枫所谓的“全国都来办性文化节”愿望,又与他们何干?

  按专家的推论,中国的“性文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事实上,形成“文化”概念却是上世纪80年代。正是某些专家把男女床笫间的“游戏”称为了“文化”,才有了相关的书籍、光碟等载体充斥市场。它让许多人领略了自己民族的“灿烂文明”后,才突然发现这个“文化”培养了一大批名噪一时、腰缠万贯人物。由此不难看出,“性文化”不过是一些人偷梁换柱、暗渡陈仓的挡箭牌,因为即便人们拿上放大镜去文化人类学里寻找,文化的概念也是人们的生存境遇的总合,而中国的“性文化”虽然被人滥用到无法理解的地步,却从不是大多数人的文化。

  是什么让原始的性文化也失去了对穷人的关照?弱势群体的性压抑和富有阶层的性扭曲,及其衍生出来的性开放、性泛滥等等,已经标志着这样的“文化”不能承载相应的社会责任,尽管身边的现实是一些人言必称文化。于是,我终于理解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一句话: “经济暴力是一切暴力的本源”。

  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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