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郎:诺贝尔文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每年的诺贝尔奖都会引起中国媒体和公众的关注与热议,就如同一次涛唱与低吟夹杂的科学、文化潮汐的律动。相对于几个科学类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无疑有着更高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一则因为中国本是历史底蕴深厚的文学和文化大国,对此类文化律动曲谱有着天然的敏感认知;其次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当代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似乎已在可期冀范围之内,不论是以中国式书写在2000年折桂的高仓健,还是离登堂入室仅一步之遥的诗人北岛,皆让我们这个东方古国的文化心音数度激荡。有趣的是,刚刚揭晓的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了来自另一个文明古国的当代文学旗手: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他同时也是折桂诺贝尔的该国第一人。联想到另外几个文明古国的获奖情况,不论是东方文明代表之一的印度,还是古代西方文明“大脑”的希腊,其成功冲击诺奖的先锋皆是诗人与作家。

  在笔者看来,这绝非一次历史的偶然巧合,它实际暗蕴着某种隐约的文学现象和文化价值取向。古老沧桑的文化传承当然不需要诺贝尔式的辅衬和强化,而得以令当代世界更清晰地审视和重温;但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文化的有效融入与展示方式,诺贝尔式的文学形象伫立,有助于我们更便捷、更积极、更自信地传递和贮存民族文化的笑容、心音与历史性记忆。就此而言,另几个文明古国的诺氏文化“绽放”方式显然颇值得我们思考和咀嚼。

  在诺奖给奥罕帕慕克的授奖词中,有这么一句关键语:“在追求他所在城市忧郁的灵魂同时,发现了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新符号”。它极凝练地道出了奥罕?帕慕克式小说文本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也昭示着一条极富代表性的文学创作路径。如果说追求和“忧郁”蕴含着一个成熟作家经年不息的个体审美经验的话,则发现与碰撞后的符号表征着一个有立场、有方向、有文化自觉意识的优秀作家的可贵价值。实际上,这也是包括众多诺奖获奖者在内的优秀作家们的共同创作实践原则。依托民族文化的丰富沉厚渊流,以个性化的生存和生命经验体悟,以发乎其内的自省责任情怀为始终,用坚韧和坚忍的“思想的骨头”叙说与书写,文学之恒美风标、之立世价值则顺流而生。观照近几年的获奖作家、并由此上溯文学黄金时代的诸多标帜性大师,我们会发现这一美与责任的内省传统始终张扬与横亘。而对于来自古老国度的文学述说者而言,这一传统往往更富忧欣交集的独特人文况味。无论是有东方诗哲之誉的泰戈尔,还是“饮日而吟”的爱琴海歌手埃利蒂斯,无一不深濡其中。

  帕慕克让人“意外”之处还在于,他在秉承内省格调的同时,并未极端性排斥“通俗”创作元素的采摘。正是因为理性与活力、与时代性的有机结合,使他的作品极为畅销,真正可谓艺术性与大众化的标本式同构。其循此的创作思路和实践同样值得我们深味。在我国当代文学语境的评介和论争中,似乎总将通俗性、大众趣味与文学品质、艺术性原则相对立,凡创作者欲求畅销与大众化,似乎必以艺术品性的某些“牺牲”与过滤为代价,事实证明,此持论是偏颇的。一个述说不出本真时代性情、本真社会况味,或者干脆就无法让文字、让故事、让书写文本灵动起来、疏朗起来、开阔起来的创作者,其格调和“艺术”品性的纯粹度、现实价值是很让人生疑的。它实则是对自身文学与文化责任的退避和放弃,并可能导致文学、文化的多重社会功能的失忆与钝化。在我国的文学创作实绩并不让人满意、“纯文学”日益“自恋”并被不断边缘化和疏离化的当下,帕慕克的成功无疑值得借鉴。

  综观帕慕克的文学创作之路,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国的一些“中生代”、中坚一代作家有相似之处。而正是从这一批作家开始,才真正有了对文学本体价值的深入探求实践和理性回归,这也恰是他们为海外汉学家看好的原因。饶有趣味的是,在帕慕克曾荣膺的文学奖项中,有一个曾陆续“滋养”了数位诺奖得主:即意大利格林扎纳纳卡佛文学奖。我国当代小说创作重镇之一的余华,亦曾在数年前拥揽此奖项。不知这是否算一个有象征意味的良兆?但愿,在中华文明的落英缤纷下,有着自觉文化责任情怀和内省精神的中国本土作家们,能给国人一个惊喜,给世界文学、文化艺苑一朵迟开的芬芳见证。

  来源:《联合早报网》

  作者:萧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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