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从效率优先到与牺牲公平

  在中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历史性地变化的。 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 30年,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公平作为社会价值取向远远高于效率。 计划经济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发展高科技和军事重工业,不能说没有效率,我们所批评的,只是忽视个人物质利益,企业微观效益和相对比较利益,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

  第二阶段,改革开放30年以来,以“市场化改革和国际化开放”为导向, 要改变高度集权与平均主义分配的计划经济,奠定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 遵循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比较利益原则融入全球化, 必然确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原则,以资本逻辑和自由贸易为起点,优先发展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对外贸易,并且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中国改革是经济改革,经济学家占据学术中心地位成为显学,经济学具有重视效率的倾向是自然的,因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有效分配”, “如何根据比较利益参加国际分工”,而福利经济学只处于非主流的位置。

  为提高效率只能暂时牺牲公平,这样的命题在经济学那里得到有力证明,“库茨涅兹倒U型曲线”假设,在经济增长初期,收入分配差距必然拉大,以后才会逐步缩小。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据此得出结论:我国在现代化初期不具备公平优先, 兼顾效率的条件,在改革中提高经济效率是首要任务。 先把面包做大,再来分割面包,因此暂时牺牲“公平”,是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这种观点实际上被决策者接受,这就是鄧小平的“少数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 但是这句话,不知道什么时候只剩下了前一句, 而且把“依靠劳动和正当经营”的前提去掉了,这是对小平思想的歪曲。 这几年少数人已先富起来,但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呼声则被压制,似乎永远也不可能甚至不应该。 为富人甚至腐败分子争论合法性的舆论却是一阵高于一阵,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赦免资本原罪”等,这说明先富者作为利益集团反对调整。 他们有先天的缺陷和软弱性,一部分人致富手段不正当, 与权力和外国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单纯的市场机制下,他们也未必能够带动大多数人共同富裕。

  在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两个不同阶段,先是公平压倒效率,后是效率压倒公平,两方面互相对立,此消彼长,不能统一。在“主流经济学”那里,效率永远是第一位的,只有效率提高蛋糕才能做大,大家都有利可得,分配是不可能平均的,只要没有人绝对受损就是公平, 而且公平只能是效率优先的结果,公平优先意味着向计划经济倒退,是“民粹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指导原则。

  这套牺牲公平提高效率的理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盛行30年,并不是因为效率提高真的就能够自动实现公平,而是因为其他一系列原因。第一,计划经济时间太长,平均主义弊病太大,特别是文化革命的失败引起了中国精英极大的逆反心理。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中的不公平可被增长效益弥补。第三,在80年代改革当中,政策方面比较注意对受损利益集团的补偿, 社会比较和谐,只有相对的改革受损阶层,没有绝对的受损阶层。

  必须指出:以为这种状态可以长期持续,是一个理论错误,迷信市场机制可以自动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把经济高速增长归功于改革开放提高了效率的结果。在经济学主流派的资本逻辑中,提高效率第一,经济增长第二,公平第三。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中国计划经济增长率也很高, 30年平均年增 10% 以上, 改革开放30年平均每年 8% 以上,积累率则在60年间一直保持30—40%. 这样高的增长速度和积累率究竟是怎么取得的? 市场化体制改革是第二位原因,而且只适用后30年。根本原因是我国人口的高速增长。60年以来中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 13亿, 人口结构年轻,因此积累率高。 假设经济效益不变, 高积累率直接决定经济高增长。 这才是“蛋糕做大”的根本原因。 随着 10—15年之内人口迅速老龄化, 我国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必定下降, 内外债基本饱和, “蛋糕”将无法做大, 以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相对公平状态将不能维持。现在我国出现几万亿元社会保障缺口,就是未来社会将更加不公平的先兆。 因此要缓解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就只能提高公平的地位,而无法依靠效率与公平之外的第三种因素,如人口结构和高积累,内外债的增加等等。

  当然,不是说不需要继续提高效率,而是说效率的内涵需要变化, 即依靠科技,管理,教育,社会和谐,反腐败,人文进步与发展。 这样取得的效率提高,比起体制改革和廉价劳动力造成的效率提高,会产生比较公平的社会结果。 即使如此,在下一个阶段也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公平优先于效率。 只有通过多次相互排斥与博奕,效率与公平这一对矛盾,才能够比较好地统一起来。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作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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