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对外开放要注意国家安全

  中国经济增长与国际投机资本流入

  中国经济已进入长期高速增长的轨道, 社会已具备自动发展的动力,是否能够实现发展潜力,作到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宏观经济与社会稳定。 考虑到政府调节的因素,许多问题虽然棘手,但只要政府与社会努力去做,总是可以解决或缓解的,只有两项问题如果突然爆发,可能超出政府控制范围,因而最危险。 第一项,外部问题的核心是遭受突然袭击或者封锁,这在中国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国际市场的情况下,足以影响国内进步稳定。 第二,国内问题的核心是金融危机的突然发生。 其条件有三,一是潜在危机因素的长期积累。 即使中国经济搞得再好,运转多年所积累的矛盾,都表现在银行呆账,如果处理不好,就发生金融危机。 二是危机的现实因素,如投机资本流动的规模。三是危机的发生条件,如不适当的改革或者宏观政策,会促使金融危机的发生。

  经济增长的转折点,是中国未来10—15年人口结构老化。 建国6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按年增长率7%计算,已增长64倍,再有10年就是128倍,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长期的持续高速增长。第一位原因不是体制改革,而是社会稳定出现的人口高速增长,造成人口结构年轻化。年轻人多,储蓄率高,投资率高,经济增长速度就高。人口老龄化,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必然降低,银行呆帐就暴露出来。如果国内技术不能升级,被外资控制了产业,国内利润大量汇出,金融危机就难免发生。

  危机还有可能提前。 有些外国势力一不允许中国真正崛起,二不允许中国进行危害他们利益的政策调整,可能使用多种手段影响中国的政策。 最为可能的就是:散布“中国改革倒退论”, 策划外资撤资。

  中国有多少外资可撤?

  第一部分,外债。 有数千亿美圆的规模。

  第二部分, 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出。现在每年达到300亿美圆,数年以后达到600亿美圆,与流入的外商直接投资相等,中国即不可能实现“净引进”,而且GDP与GNP的差额越来越大,其差额,就是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出。 问题在于,大部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并没有汇出, 而是以人民币利润再投资的形式,留在了国内。 一旦撤资,就不仅包括每年数百亿美圆的流量,而包括数千亿美圆的存量。

  第三部分, 国际投机资本回流。 投机资本,有进必有出,现在进得越多,把国内泡沫经济炒得越高,将来集中汇出的时候,所造成的冲击越大。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造成人民币贬值预期,外商集中把人民币利润汇出,一年达200亿美圆,本不是投机资本,也起到了投机资本的作用。 2000年以后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加入WTO开放国内市场等因素的刺激,国际投机资本大量进入中国,2000—-2002年,国际收支平衡表“误差与遗漏”项目,从每年负100多亿美圆变为正100多亿美圆,说明了投机资本流向的变化和规模。2002年以后,国家外汇储备从3000亿美圆增加到9000亿美圆,扣除外贸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引进,其余可视为国际投机资本,总量至少有4000亿美圆。

  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置换与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进入中国的外资,有一部分是国内腐败资金流出以后的再流入。 流出洗钱是为了安全,再流入则是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资的优惠政策。 这就造成了中国资本流动的一大特点:国内腐败资本与国际投机资本之间连续性的“置换与融合”。

  国内腐败资金有多少? 可能达到了天文数字。

  我在1998年在中国改革报发表〈权力资本化〉一文,估计改革20年来“以权变钱”的数量, 包括农业资本,商业资本(内外贸提成),生产资料双轨制, 汇率双轨制,股票上市和司法腐败等,大约30万亿人民币。 1998年以后腐败升级, 加入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房地产两大项, 7年以来应该不下于15万亿人民币。

  胡鞍钢根据政府部门公布的查处情况,概括为10类系统性腐败经济损失,指不同政府机构或公共机构任意滥用本系统的公共权力,为本系统人群谋取私利,形成的经济损失,仅1999-2001年期间,这一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14.5%.

  1998年包括:官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 20亿;走私 800亿;.垄断行业,电力50亿;医药100亿;税收流失100亿;公共支出腐败损失1000亿,包括财政、金融、粮食和垄断行业;.公共投资中腐败损失60亿人民币;.国有企业私有化,逃废银行贷款本息600亿人民币;公共机构乱收费 100亿;金融诈骗100亿人民币。 总计3000亿人民币。 这只是查处出来的部分,如果查处率是30%,那么实际腐败金额就是10000亿人民币。1998—-2005年8年,共80000亿人民币。

  如果把个人实际控制,在公家名义下报销的奢侈性消费也计入, 如我曾经估计1998年黄色收入,地下交易大约5000亿人民币, 其中用公款报销者约3000亿人民币,10年就是40000亿人民币。 加上越演越烈的评比风,学术教育医疗和媒体腐败, 总体估计改革30年以来,腐败资金规模不下于 60万亿人民币。

  2005年中国GDP总量是17万亿人民币,经济增长部分是 1.6万亿人民币。腐败资金规模,按照GDP 的20% 计算,应该是34000亿人民币, 为当年经济增长部分的两倍。

  积累起来的腐败资金有多少? 总量60万亿人民币,扣除外逃的4000亿美圆,34000亿人民币, 再扣除已经消费掉的部分,假设为 1/5, 剩下35万亿左右,以存款,股票,房地产,企业持股和黄金珠宝等形式存放于国内。 我国居民存款是14万亿,上市公司股票总市值才2万多亿,假设其中有一半是腐败资金,8万亿为黄金珠宝,剩下20万亿在房地产和企业股份当中,也是惊人的数字。

  这笔腐败资金, 逃避外汇管制,大约每年向境外转移 300亿多美圆, 10年4000亿美圆。这就是所谓资本外逃。 外逃指违法违规向境外转移非法所得,包括走私,贩毒 ,洗钱,逃骗税,逃骗汇,2000年国家查处的数额为300亿美圆。 可以说,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90%的腐败资金还没有逃出去。 而逃出去的腐败资金,又有一部分以外资身份流回国内,这就是洗钱以后的再投资,这就是国内腐败资金与国际投机资本的融合与总循环。

  国内资本净外流与投机资本转向

  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不是一个概念,资本外逃是非法的资本外流,总规模4000亿美圆, 其背后还有10倍的腐败资金等待外流,这种外流的冲动是体制性的, 是违反法律的非法资金寻求合法性的动机所致。 国内资本净外流,是因为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的原因。而国际资本内流,包括外商直接投资, 国际投机资本和洗干净以后加入国际投机资本行列的国内腐败资金,其内流还是外流,则受中国宏观经济状况和政治条件左右。

  国内外流的主要是货币资本,包括: 国家外汇储备9000亿美圆, 居民和企业合法存款4000亿美圆, 腐败资金4000亿美圆,共17000亿美圆货币资本。 同时我国引进了6000亿美圆的直接投资,这是实物资本,包括设备和知识产权。 以货币形式进入国内的国际投机资本,在2000年以后才成规模, 大约4000亿美圆, 进入中国的资本总共是10000亿美圆。 综合算帐,中国资本是净外流的! 规模有 7000亿美圆之巨。

  这样的结果似乎违背人们常识,却不违背经济学原理。 按照宏观经济平衡式,国内储蓄应该等于投资。 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有资本的净流入,而中国自1993年以后,储蓄连续大于投资,因此只能是资本净外流。 此时如果再以优惠政策引进外国实物资本,或者默认国际投机资本进入,那么国内的过剩资本就会以外汇形式被更多挤出。 1万多亿美圆在国际上周转,风险极大, 即使投入最安全的美国国库券,年利率也只有 4%,而国际资本在中国生产,年利润不可能低于20%,如果投机成功,年收益超过100%也有可能。

  所以说,中国与国际经济长期以来处于“非均衡”的运转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了出口导向的生产和就业收益,却付出了资本运转收益低的成本,现在尚可以说是利大于弊。 如国际关系紧张,评价体系就会变化。是我们撤资威胁美国呢?还是美国扣留我们的财产呢? 结果可想而知,我巨额国家外汇储备,未必可以撤得出来,这是基本国力和互相依赖程度的不对称所决定的, 后果不堪设想。

  10年以来,国内外经济的非均衡,中国与美国经济之间的非均衡,中国出口的繁荣掩盖了资本净外流的现实; 国内腐败资金外逃,则被国际投机资本内流所掩盖。 真正危险的是,这些投机资本早晚是要出去的,如果在某些因素诱导下集中回流,一场金融危机就难以避免。

  回流的契机是什么?

  ——美国突然大幅度提高利率,向国际转移危机;

  ——中国外部环境紧张,与日本或台獨发生冲突;

  ——中国内部政策调整得罪了权势利益集团,他们散布“改革停止了,左派上台了, 社會主義复辟了”等论调,制造舆论和恐慌情绪,鼓动资本外流。 最近关于改革的争论已涉及到国家合法性和改革方向等问题, 如果调整继续下去,如取消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独立发展自己的知识产权,技术创新体系,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国际投机资本与国内腐败资金可能互相配合, 以撤资进行威胁也是可能的;他们进一步获得国际霸权的支持,以周边关系,贸易制裁,经济封锁等办法干涉我国内政,也是可能的。 如不就范,他们联合起来制造再一次亚洲金融危机,也是可能的,所有这些,国际投机资本的转向,是一个晴雨表。

  人民币自由兑换应该慎行

  人民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是中国没有卷入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因素, WTO

  也只是要求贸易项目下的自由兑换,中国早已达到了这个要求。 几年以来为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我国已放开绝大部分外汇管制,包括大部分资本项目,只保留对于投机机资本进出的限制。但是,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干扰舆论,尽快实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的呼声日甚一日, 旨在与国际接轨的金融改革紧锣密鼓。 考虑到国内腐败资金要求外逃的意愿,这样的改革动机恐怕就不是那么单纯了。

  我们说某些改革可能造成危机,就是指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一类。投机资本进出自由,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而是破坏市场均衡的力量。 不仅马克思主义是这样认识的,国际上严肃的主流经济学也是这样认识的,天才的大投资家,投机资本代表人物索罗斯也是这样认识的。他有专著论述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如果放弃国家管制,必定自动产生泡沫经济和金融崩溃。 10 年以来无数事例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某些政府监管部门,那些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洗了脑子的决策者和研究者,竟然执意要金融危机之覆辙。应该说,最大的危机潜在因素,就是他们这些人占据了要害部门,就是他们这类思想影响到决策层。

  如果放弃对于投机资本的外汇管制, 国内腐败资金必定集中外逃,不仅要兑换外汇,还要挤兑人民币, 抛售股票和房地产。 届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国国内政策继续按照新自由主义方向演进,国际投机资本会继续流入弥补缺口,保持宏观经济平衡与稳定。 这是继续以渐进方式实现与国内腐败资金的置换与融合。 另外一种,就是国内政策调整影响了他们的利益,或者是美国向我们转嫁危机,那么就会形成国际投机资本从流入到流出的转向。国内腐败资金也会加入一起外逃。 国内会出现房地产和股市的崩盘,人民币和外汇的挤兑,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此时的政府,如果继续维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就只搞通货膨胀,接下来是物价上升与人民币贬值,银行与企业危机接连爆发。 最终迫使政府恢复更加严格的外汇管制政策。此时,大家最不希望的“计划经济”可能局部地恢复,经济增长不能维持,中国将进入一个比较大的经济调整期。 此时的外汇管制如果触动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腐败资金的根本利益, 他们仍旧不会罢手,中国崛起被人破坏,大好经济形势就会毁于一旦。

  货币自由兑换是需要条件的。若法制不完善,经济秩序混乱,社会腐败,权势者和管理者盗窃社会财富,必然发生社会财富大规模逃出,汇率贬值,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和银行挤兑风潮,由金融危机发展为全面经济危机,以硬通货流出形式大量丧失社会财富而引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杀伤力足以使一国的经济实力损失大半。 在中国改革没有完成,制度未曾完善,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决不可以轻易实行。

  我们的建议是,停止目前一系列旨在实行“与国际接轨”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能以改革的名义为投机资本创造通道,包括QDII,QFII ,股票期货,上市公司对外资开放等。

  新自由主义攻击我们管制投机资本是自我封闭,实际上一般正常用汇已基本放开, 即使许多非正当的用汇,也可以通过香港, 和大城市地下金融进行,外汇的使用并没因此而降低效率。 从宏观稳定角度看,国家没有必要从法律上宣布人民币自由兑换,或者搞QFII和QDII 这类合法的资本通道。

  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应屏弃新自由主义规定的“自由化”方向,把重点放在规范市场经济,特别是防止权力资本化方面来。对于长期积累的矛盾包括腐败资金,应该用中国智慧予以妥善解决,既不完全否定改革以来的利益关系,也不能对巨大的腐败资金退让,甚至让他们的利益导向影响国家决策。 在解决这些问题以后,再考虑人民币自由兑换不迟。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作者:杨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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