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中国的新牌局

  法国《费加罗报》6 月1 日发表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蒙布利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 《中国的崛起:新牌局》一文,蒙氏称,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游戏格局,可避免出现新的冷战,同时中国正在出现一个一党专制下的” 公民社会” ,并且这一进程会延续很长时间。

  《费加罗报》5 月24日曾发表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主任瓦莱丽.尼凯(Valerie Niquet)《对中国来说欧洲并不存在》一文之后,6 月1 日又发表蒙布利亚尔《中国的崛起:新牌局》一文。两位专家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中国社会政治现状、经济地位和战略取向等问题,著重讨论了中国在形成中的贸易全球化格局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对中国问题提供了最新的视角。尼凯的文章侧重中欧关系,蒙布利亚尔的文章侧重中美关系。两文观点不尽相同,但具有互补性。蒙氏关于中国的主要论点是:(1 )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政治游戏格局,可避免出现新的冷战;(2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一党专制下的” 公民社会” 并且会延续很长时间。多维新闻社前不久已重点介绍了尼凯文章的观点。下面是蒙布利亚尔文章要点的介绍和分析。

  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新变化

  克林顿在其总统第二任期最后一年,决定把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PNTR)作为美国立法的优先目标,最近得到了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通过。蒙布利亚尔认为这一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确认了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经济重心和自由主义取向。这是否意味著冷战后迄今仍然偏重政治和军事考量的国际关系开始转向以自由经济理念为中心的全球化格局?

  蒙布利亚尔认为,现在就从总体上评价冷战结束后美国首任总统的政绩,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随著整个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克林顿在其两届总统任期中逐渐形成的全球自由化思路已成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依据。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可视为这一转变的标志。

  随著经济” 全球化” 时代的到来,美国意识到地缘政治的旧概念将逐渐地为地缘经济政治一体化所取代。美国要想继续保持其在亚洲的影响力,必须在亚洲建立以经济制导政治的新关系,调整对华战略是这种新关系的开端。克林顿力促美国国会通过 PNTR 法案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是今后” 推动中国朝著更加尊重法律和保障人权与自由制度演变的唯一途径” (克林顿5 月23日接受NBC 电视采访的谈话)。可以说,美国国会通过 PNTR 法案之后,美国今后在对华关系中将采择以贸易关系制导和影响政治走向的战略已大体形成。

  但是,美国调整其对华关系和亚洲战略只是克林顿主政期形成的全球” 自由化”(Vision Liberale Globale)外交政策取向的一部分。克林顿1993年通过 Alena协议开辟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视为美国在其外交政策中策划全球自由化战略的开端,而随著” 新经济” 在北美的勃兴,美国的” 全球自由化” 战略也悄悄地准备著,只是欧亚” 新经济” 的迟缓以及西雅图国际贸易大回合的失败推迟了美国新战略的阐述和发展。在此意义上,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是克林顿总统在其任内促成美国外交政策转变的最后机会。

  ” 自由主义范式” 与中国政治

  按蒙布利亚尔的看法,克林顿作为国家领导人最杰出的个人特徵是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 交流者” 的天才。他从” 新经济” 的崛起看到了国际关系的变化和走向。历史将证明他的眼光。

  由于任期即将结束,克林顿已不可能完成他向国民许诺的国内社会改革,美欧关系中的一些重大目标他也将无力完成,唯一的政绩可能是把贸易领域的” 自由主义范式” (Paradigme Liberal)引进国际关系的新格局。他改变西方国家对华政策中的一些习惯做法,试图将中国纳入全球自由化的游戏规则中加以” 疏导”。美国对华战略的这一转变,无疑是克林顿在其任内最有魄力也最有争议的举动之一。由于美国” 放行” ,中国入世已成定局。中美关系也将因此发生新的变化。

  按此分析,中美今后的对抗将在国际机制中加以解决,中美关系的优先地位也将降级。从理论上来说,” 自由主义范式” 提供的是全面开放的框架。在此意义上经济全球化也可引申为政治全球化。这一地缘经济政治开放模式被宽泛地理解为走向繁荣、民主、和平的最佳途径。但克林顿的考量应更现实一些,即中国的经济地位已使中国具备向外幅射的能力,让中国加入世贸进而加入其他国际组织,是避免出现新的冷战的最好办法。

  按尼凯的分析,中国虽然在短期内无法解决中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难题,但不妨碍中国征服外部市场,而且中国已经制定了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战略(详见尼凯《对中国来说欧洲并不存在》一文)。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向外幅射能力也是帮助中国敲开入世大门的条件。欧盟前不久被迫在不满意的条件下与北京签署中国入世协议,说明西方已经充分研判中国入世的条件。

  蒙布利亚尔在《中国的崛起:新牌局》一文中基本上把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作为可能引起国际关系变动的新因素来考量。与一般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中国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得中共一党专政的局面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仍会相对稳固,并且形成特殊的一党专制下的” 公民社会” 。为避免国际关系中新的冷战局面或台海那样的局部冲突出现,有必要将中国纳入稳定的国际结构。所以,无论克林顿还是欧盟谈判代表,面对这一新情况都有急迫感,想赶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完成中国入世谈判程序,以免白宫新人上台后节外生枝。由此观之,美欧对中国入世开放绿灯大体出于两种基本考虑,一是因应中国经济在” 全球化” 中的挑战,二是将中国纳入” 自由主义范式” ,以期推动中国民主进程。至于美国国会在通过 PNTR法案时附加的人权条款,蒙布利亚尔认为将来可能引起中美争端,但估计不会导致美中关系新架构半途倾覆。

  对中国的基本分析

  克林顿政府调整美国全球战略,为何急于选择中美贸易关系为突破口?除了上述原因之外,美国做出这一决策并非仅以经济” 全球化” 趋势为依据,同时对中国也有一个基本的考量。

  首先,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亚洲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次,中国被视为共产党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成功范例。据6 月3 日法《世界报》刊载的最新预测,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可能超过7 %的预测而接近8 %,表明中国经济自1997年底遭受亚洲金融危机打击以来已开始步出低谷。按蒙布利亚尔的看法,中国经济发展最值得注意的良性结果是促成了社会阶层的多样化。他据此认为,中国正在出现一个” 真正的公民社会” ,虽然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

  蒙氏的这一论点,可能是迄今为止西方分析家对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可能产生”公民社会”的最乐观估计。在他看来,中共一党制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有能力继续推进国家现代化。否则,中共将完全失去执政的意义。他指出,自鄧小平制定经济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大多数居民的生活已明显改善,但庞大的国有企业潜藏著危机。他认为,随著结构改革的深入,国有企业的衰落不可避免,但如果能从地理上加以限制,也不会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除非发生政治高层分裂或大学生卷入政局那样的突发事件。

  经济的开放是否如蒙布利亚尔所说,已经给中国社会注入民主政治的动力,形成了一党专政下的准公民社会,这仍有待于进一步论证。另一方面,确如蒙氏指出,近年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也使中国国内出现两种趋势,一是社会阶层在经济地位上分化,与此同时却在官方主导下出现意识形态的某种国民性” 凝聚” ,大学生不再把西方理想化,民间爱国主义(若非民族主义)也围绕著台湾问题形成激进的民族情结。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无论政权怎样更替,都会利用这一切来维持一党制的天下。

  综上所述,蒙布利亚尔认为最可能的假设是中国仍继续朝著公民社会的方向发展,但一党制的政治格局还会延续很长时间。这与部分中国精英对中国经济开放和民主进程的急进估计显然不同。蒙氏的时间表可能更长一些。按蒙氏的看法,最好是充分意识到中国一党专制下的” 公民社会” 还会延续较长时间这一点,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估计才能有一个客观的尺度。他认为,克林顿调整对华政策,让中国逐步进入正常的国际政治游戏格局,就是以这一分析为依据的。蒙氏称之为”承担义务”(Engagement)。较之经改推动中国民主的简单想法,让中国” 入世”直接面对国际社会的规范,在人权和公民自由权利等领域”承担义务” ,可能是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更有效的途径。

  中国在” 全球化” 格局中的前景

  美国国会众议院5 月24日通过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后,中国入世障碍已基本消除。最近的欧洲舆论普遍认为,这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地位获得客观评价,同时也因美国调整对外政策而宣布一个时代的结束。它表明以军事对峙和狭窄的地缘政治概念为主体的冷战时代正式结束,国际关系开始进入新的以地缘经济政治统合为特徵的全球化时期。

  这一趋势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新的挑战。蒙布利亚尔估计,由于美国的推动,世贸组织内部很快会展开新一轮谈判,以补救西雅图大会失败造成的延宕。中国入世后在何种程度上能改变中国自身的政治制度以及它与西方的关系?蒙氏认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 入世” 将敞开积极的前景。但他同时也指出,目前谁也不会轻信中国的开放一下子就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期待。他认为,中国的开放仍须时间来证明。

  与蒙氏较为乐观的看法不尽相同的是,尼凯在指出中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弊病(国内市场仍处于不发达状况)的同时,强调了中国政治与” 自由主义范式” 不协调的性质。她认为,从意识形态去看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很难让人忘却它的反潮流性。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拒绝消除政治改革的障碍,使得中国的经济优势和进入” 全球化” 的代价比其他国家更具风险。

原载[多维周刊]

  作者:帕特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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