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忠国:从“朗讯事件”看中国的经济风险

  朗讯在华的贿赂行为,受到了美国法律的应有惩处,但问题是,接受贿赂的中国官员却安然无糕,依旧或明或暗的活跃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种现象不能不给人一种危在旦夕的感觉,因为,贿赂方出资千万美元,我想不会是白出的,他必然想达到某种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需要借中国官员之手。既然如此,制度门现象以及一些公开的或半公开的卖国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前一个时期,江涌先生写了篇有关跨国公司问题的文章,可谓入木三分的解析了我国存在的经济风险,在此前,张宏良先生也多次痛斥了精英卖国的丑恶行为,引起了全国网民的公愤,仲大军、卢映西等先生,则从社会不公和消费稀缺等不同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重大隐患,但似乎没有引起高层的足够重视,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风险的隐蔽性,另一方面说明,在人们的意识中,风险永远是胆小者的无聊呻吟。

  其实,在社会生活中,不论是个人或者某个群体,风险总是如影随形,时时跟踪在所有时间过程中,故而,中国古人在“易经”中早就说过,一个做大事的人,一方面要奋斗不止,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风险。也因为风险的存在,中国历史上功溃一篑的事毕毕皆是。或许是这个原因,在我国古代,人们一直视防范风险、抗拒风险、化解风险比干事创业更重要,这是因为古人深刻的认识到,防范风险、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过程就是个干事创业的过程,再进一步说,一个单位,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个人,你有多大防范风险、抗拒风险、化解风险的能力,你就能创造多大的基业。

  但是,中国经济有哪些风险呢?

  一是来自中国内部的代利人。我之所以不说代理而说代利,其原因就在于一部分中国人不以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重,而以外国人的利益为重,在理论上研究怎么有利于外国势力,在制度上以发展经济为名,行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之实。有人说,中国的经济风险在外国势力,因为外国势力居有资本上的强大力量,其实,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不在国外而在国内,你对等的、有防范的打开国门与不对等、没防范的大开国门其结果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说法叫经济无国界论,如果在平等的条件下,无国界自然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问题是,中国无国界了,美国有没有国界?德国英国有没有国界?如果他们有而我们没有国界,这个无国界论就是卖国论,如果世界各国都平等了,都没有国界了,无国界论则是一种伟大的理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国界但人家有国界,比如,我们把我们几十年财富几乎全部放到美国了,银行也对外国资本大开门户了,但是人家连我们在人家那里设个小小的办事点都要审了又审,议了又议,结果还得附加许多条件才允许开办办事点。再比如,联想在美国收购的那家公司,公司还在美国,员工还是美国的员工,但到卖电脑时问题来了,由于安全问题拒买联想产品。中国的电脑从CPU到主板,从系统软件到应用软件,哪一件不是美国的?哪一样不存在安全风险?但英特尔长驱直入,微软公司长驱直入,深入到中国的所有角落,大到国家机关,小到个人电脑,哪一样是安全的呢?更可怕的是,微软公司想进入你的系统,打个招呼就进来了(近期我的电脑一直这样),说是替你测试硬件,不看你的信息,这样的说法哄小孩子小孩子都不会相信,但问题是,中国有谁为自己的国家安全,民众的安全说过什么?信息利益丧失殆尽,客户权益丧失殆尽,比如说我近期买了台电脑,本来是机子上的系统,原以为如微软公司所言,正版的系统就安全了,但想不到的是微软上你的机子如入无人之境,这且不说,而且他上来之后病毒长驱直入,一直把系统弄崩溃为止。这是我个人的电脑,如果是国家机关的呢?又假如是军事机关呢?面对这样的事实,请问,中国有安全么?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我以为现在没有,因为信息安全是政治和经济安全的基础。在此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拒绝好的技术,那怕这种技术存在多么大的问题,就目前看,微软这个很烂的技术却是比较好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让他以防盗版的名义把中国安全的大门敞开,让他想进就进想出就出,而且进进出出我们全不知情。

  类似于微软似的安全后门有多少我不知道,但银行的后门现在是打开了,既便是无国界吧,也应该是对等的无国界,对等的有后门,可我们偏偏是不对等的无国界,不对等的留后门,而且还至关国家生死的后门。

  二是消费稀缺造成的风险。消费稀缺是卢映西先生对中国经济学的重大贡献,这个贡献足可以拿喏贝尔经济学奖的,但由于卢映西先生的伟大发现与我们主流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她的声音也只能在非主流中畅响。所谓消费稀缺,说白了就是中国人缺乏消费能力,而导致中国平民百姓缺乏消费能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制度性造富运动直接导致的恶果,另一方面,在制度性造富运动过程中,某些利益集团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在以发展经济的名义下大搞资本殖民主义,使国外资本在掠夺我国国民财富时如入无人之境。资本的本质是时间价值的最大化,是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在动力之一,但若在制度上不加以控制,资本就会显示出邪恶的力量。在国与国之间,在世界历史上,完全平等友好,旨在为他国谋求利益的国家几乎是不存在的,既便是当时看本无所求,但长远看都有本国的国家利益,可惜的是我国某些精英人士不以本国利益为为人做事的出发点和基本的立足点,而总是有意或无意的为他国在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创造理论根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遗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大耻辱,毕竟,是中国人民付出,为某些所谓的精英创造了充分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环境,使之可以安心的研究学问。话扯远了,回到原先的话题。消费稀缺可以说是世界各国都曾经历的事,但问题是,在有的国家经历消费稀缺的时候,在民众诉求的压力下,从没有出现过制度性创造富翁的现象。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俞可平先生在一次会议上所痛斥的“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制度化”,不一定是原话,大意如此。其实,俞先生痛斥的现象才是中国消费稀缺的死。近日,在网上看我国“三省”试行家电消费补助,对亿万贫苦的农民来说,这是件好事,但是,百分之十的补贴却可能催生大面积连环债务的产生,因为,一些好的或比较好的农村,能消费得起冰箱空调的实在是太少了,但人们为了赶上百分之十的补贴,举债买面子的现象再所难免。对于消费稀缺问题,如果仅仅用补贴的方法剌激消费,只会使消费陷入一种死循环中,加大中国社会未来的风险。其实,这是一种雪上加霜的救世方法。解决消费稀缺的根本出路在于破除“社会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制度化”,这才是化解制度风险的根本所在。

  对于中国现存的各种经济风险,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但我以为中国的制度性风险和责任性风险是风险中的风险,我们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并使风险转化为一种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动力,既要看全体中国人的智力,又要看全体中国人的能力,还要看全体中国人有没有胆量和勇气,直面现实,勇于挑战自我和风险。中国未来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手里,中国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但关键问题是,中国人民敢不敢为国家、为自己承担起各自的责任,但中国人民的忍耐力是相当强的,在这种忍耐力面前,命运和责任往往成了人们如梦的向往,直到无法忍耐的时候才会采取自己应该采取的行动,但结果往往是以暴逆暴。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和平的民主的方式,通过和平的斗争,达到社会利益的合理化。

  2007年12月27日星期四

  作者简介:田忠国,1959年出生于山东薛城。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现在山东省枣庄矿业集团新安矿宣传科工作。曾在“中国政府创新网”、“中国选举与治理”、“中国报道周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网”、“南方网”、“新法家”等国内重点学术网站发表理论文章五十余篇。并有作品被收入国家创新重点文库。无文凭,乱读书。研究重点:权力结构、制度、程序及程序序列在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以及对现实与未来的作用及影响。近期重点:民主状态下的制度、程序设计与操作。核心思想是: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

  作者:田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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