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铭:中国经济会在2008年崩溃吗?

  ——兼与梅凤杰先生(草庵居士)商榷

  最近刚刚学会上网,发现“2008中国经济崩溃论”,“2008年结账日”的说法甚嚣尘上,给人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之余,对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不是有利因素。因此,作为在一位经济管理部门工作过,又历经市场磨练的高校教师,同时也是一位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鄙人觉得有必要写下点什么,权作与各位网友探讨,甚至抛砖引玉。

  一、关于“崩溃”这个词的定义

  崩溃,据《汉语词典》,“崩溃”意指“崩毁溃散,彻底破坏或垮台”,为了再确定本词的确切含义,笔者又分别查阅了“崩”和“溃”的字义:“崩”——“原义为山倒塌,现更多指破裂、迸裂。”“溃”——“原义为大水冲开堤岸,现更多指散乱,垮台或毁坏腐烂。”事实上,在经济史角度,还从来未有一个经济体经历了“彻底破坏或垮台”的厄运,哪怕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时代。

  所以,就修辞学而言,用“崩溃”形容2008年的中国经济形势走向,显然是不适宜的。可是,就2008年及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却难以避免某种起伏,这对目前被牢牢钉在产业链最低端,靠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大进大出赚取国际分工利润的中国经济、社会来讲,却有可能遭遇巨大的冲击。

  二、为什么会出现“2008中国崩溃”的说法?

  2008年被一些人描述为中国崩溃的年景,其原因何在?本人认为,一方面是中国在长期以来,并没有很好地摆正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让“稳定”压倒了一切,而没有将稳定的来源定义为让民众广泛获利的改革,这样的长期不均衡发展,特别是2001年以来连续七年的“积极财经政策”,严重透支着中国的未来。而为履行当年入世的承诺,中国将在2008年开放全部包括金融在内的大多数行业,这必将对中国脆弱的的金融防线甚至整个经济体系造成巨大的冲击;另一方面,2008年正好是奥运年,也是政府换届年,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周期的终结,在中国,经济服从政治大局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举国体制下国家的政治机器不惜用最大代价维护奥运期间的“和谐”之后造成巨大反弹也不是不可能。不过,就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笔者认为,2008年中国经济如果出现起伏、波动之最大原因应该在于人口和对外贸易。

  首先我们讨论一下人口问题:中国的人口在1949年约为5.4亿,年龄结构上,以15~25岁的人口为主体。换言之,也育龄人口占优,当时的中国完全可以凭借劳动力资源优势进入经济发展的高峰,使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行列。可是由于特殊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并没有获得太多国际先进技术和外国资金投入,更主要的是,在建国以后出现的种种制度和政策上的错乱,使得中国的产业发展长期停留在低端阶段,尽管总体而言,至1978年为止,中国已建立了世界上最全面的产业体系,可是从管理、经营到工艺上它们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

  这时的中国,三十年间,累积的新增人口已达到4.2亿左右,总人口达到10亿之巨,可是在这三十年相对和平时期,人均寿命大增令中国的人口结构在悄悄发生变化:据1980年统计,中国大陆地区人口总数约为10亿,人口年龄分布上却出现了一个弱哑铃化的形态,一边是近四亿40岁以上人口,另一边是近六亿青少年,其中近两亿为12岁以下的孩童。如果从静态的角度观察,这无疑会令人担忧,庞大的人口基数将为中国以后的就业、教育以及粮食生产压力带来巨大压力,也正是在这种决策思维的导向下,中国于1980年将已经实施了9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再度收严,首次提出了“只生一个好”的口号,还一刀切地向城乡推广实施。事实上,在1980年代初,巨大的就业压力之所以形成,一个是文革以来社会动乱对经济的破坏,另一个是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压抑了人民创业,特别是在第三产业领域创业的能力。而改革开放后,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形态“解决”了超60%的全社会就业岗位,便是这种静态思维的最好反例。更重要的是,在金融行业高度发达的今天,市场各个部门联系空前紧密,人类趋利行为对资源的自发配置能力,将为粮食问题的解决提供最佳方案,庞大人口数量会带来粮食生产压力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因此,静态的、僵化而偏激地搞“只生一个”,在哲学上无疑是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也不尊重自然规律。就在同一时期,日本的人口从战后的1亿涨到2.1亿,增幅达110%,台湾地区的人口更是增加了近两倍,这两个经济体的人均GDP都翻了4~6倍。在此期间,(根据1952年人均GDP为119元推算)中国的人均GDP也从1949年的100元增加到了1980年的460元,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一定是发展的负担。关键是,以合理的人口结构与自然界和谐互动,才有可持续的、又好又快的发展。

  从1980年至今,“只生一个”的政策在短时间内的确解决了劳动力的“后顾之忧”,也令人均收入、城乡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迅速而有益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时期集中起来搞建设,通过长期积累起来的,有一定文化素质、刻苦勤奋的劳动力和勇于创业的先富者在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中国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奇迹!在这三十年里,中国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从7亿下降到了3亿(按2007年修正后的平价购买力系数计算,修正前应在1亿左右),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收入接近每月1041.73元(2006年数字),GDP更是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46619亿元人民币,从全球第十大经济体成长为第四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一头是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另一头却是“计划生育”的持续紧缩,以至新增人口无法补充人口红利的消耗。据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在中国总人口13.07亿人里,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亿,占总人口数的7.7%.从数据可以推断,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人口老龄化将在未来成为中国发展的大包袱,也将给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80后、90后”群体带来沉重的生活负担。更致命的是,三十年发展周期下来,中国的企业无论国企还是私企,大都在利润链、科技链和产业链的最低端苦苦挣扎。从世界五百强对比可知,曾被打成一片废墟的日本在战后三十年,进入五百强的公司都是有着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钢铁、汽车、船舶企业,现在又扩大到电子、电讯、软件企业;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进入五百强的是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中粮油、中五矿、中铝业等“官办”企业,其盈利方式不是经营初级的矿物、农业产品,就是靠政策搞垄断;唯一一家勉强算是私有制的联想集团,最大的股东也是中科院下的一所公司,其核心的技术基本靠的是国外。这就必然决定,中国的产业链地位具有很高的可替代性与对外依赖性,一旦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风吹草动,中国经济“大起大落”在所难免。可以说,三十年来,中国并没有在产业链上占据高端,相反还培育出一大批和权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着几个所剩不多的高利行业在与民争利的同时,也在制造社会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而在对外贸易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已经越来越紧密的联成一体,中国自然不会例外。人们常常用来形容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本身并非谦辞,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中国的铁矿石开采量已近极限,不得不从海外大举进口,仅2005年一年,中国就进口了2.75亿吨铁矿,占全年总消耗量的57%;中国自1993年后,成为了石油进口国,石油进口量与日俱增,2002年进口7000万吨,2003年进口8000万吨,可到2007年仅上半年就进口石油达到了9959万吨之巨;而粮食的进口依存度从2004年以来持续扩大,到2006年时比例最高已达4.9%……事实上,随着西方大消耗、高浪费的模式被全世界的人们所复制,人口的增长、消耗的增加已经令人类社会在进入了商品牛市,开始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洗盘。这对任何一个过度依赖外界的经济体而言,都是重大的挑战。

  诚然,日本地小人多,资源紧张程度比中国更甚,但是日本有着高度的创造力,有着世界分工中不可缺乏的地位,因此日本有足够的条件换取外界的资源。中国呢?在1978~1989年的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十亿神州”被压制的生产能力和消费能力获得了解放,整个社会是一个大范围的帕累托改进。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良性改革,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相反是消费的热情在拉动生产的提升。消费的热情如何构筑?这必须建立在国民宽裕的消费能力和稳定的未来预期上。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显然是做到了这一点。

  可是,1990年以后,随着“治理整顿”、“反和平演变”等一系列收紧措施,对草根创业者造成重创之余,也扩大了政治对经济的干涉,令到了权力有了更多的寻租机会。恰恰不巧的还有,这个权力体系对未来的自身命运并无足够的信心,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捞得就捞”,这又反过来助长了从权力者到草根阶层的短期化行为。腐败自那时起就成了中国经济发展难以摆脱的痼疾。

  而在1992年改革开放再度启动后,权力和资本成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拉动GDP增长,中国利用行政力量大举借贷,作为固定资产投入,仅1994~2004十年间,中国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幅就接近五倍,而其中外资的比例还是逐年下降的,这就必然导致大量货币被抛入市场,才造成了接连不断的通胀危机;另一方面,中国又大举利用国际资本,甚至到了把国内某些行业、某些市场拱手送人的地步。这一系列的举措,都会带来一个结果,贫富分化严重化、通货膨胀经常化、国内消费市场的大头——广大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迟迟得不到提振。

  这样一来,企业就必须高度依赖对外出口却无力建立自己的品牌和核心技术(历史上还从未有代工出口企业成为世界知名品牌的例子),只能与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周期同起同落,现在的中国不单是最大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也是最大的外贸依赖国,2006年,中国的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了创记录的67%,超过岛国日本,成为世界之最。我们大进的,是维持我们产业发展必须的宝贵资源,而我们大出的,却是一些衬衫、鞋子、打火机等“是人都能造”的产品,在技术上没有丝毫优势,只要国际经济一波动,外国政府为了保证就业,定然制订倾向本国国内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就难逃劫数。

  实际上,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趋尽,国内资源紧张,外国投资者们亦已纷纷把企业设在了更可榨取劳动者剩余价值的越南、菲律宾等地。中国本地的创业环境则在这一过程中逐步的恶化,市场被外国资本和“经济意识觉醒”的官僚所瓜分,大量民间资本只能投向房地产和资本市场的赌局中,堆起千重泡沫。

  如此局面继续发展下去又将导致中国经济转向粗笨化、虚空化,全要素生产力自2001年(除2003、04年外)持续下跌,原本以知识适应高科技制造业、服务业的青年劳动者们难以就业,不得不自愿压低薪金,以图雇佣。这样自然又限制了国民的消费能力,拉低了早先就业者工资提高的幅度,也必将使生产更加萎缩,在虚拟经济的泡沫时代,这就必然给通货膨胀火上浇油,反过来又使中国未来维持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产階級群体日益萎缩。

  不巧的是,在1990年代即有人预言,随着气候和城市化的变迁,在21世纪初全球粮食供应将进入紧张,粮食价格将要疯狂上涨,而石油也将在21世纪中叶用尽。这样一来,商品牛市引发全球物价上涨只是个时间问题。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利用商品熊市的低价原材料优势,攀上产业链的高端,而只是在“化公为私”、“切增长大饼”的过程中富了极少一部分人,“初步建立”了政、商、学合一的特殊利益集团。如此的社会体制和结构,在应对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和商品涨价局面时,其能力如何,还须多言?百上加斤的是,依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进入枯竭阶段,内外压力合击,中国前途有忧是非常自然的。所以,我想这也是2008年“终结日”说法的来源吧。

  三、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

  诚然,中国经济的未来将遇巨大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就此崩溃?我认为,不会。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真要崩溃,也只是旧的体制,旧的利益格局崩溃。为什么我如此认为呢?

  首先,中国消费习惯是建立在量入为出之习惯上的。假如美国1929~1933年的大萧条可以定义成崩溃的话。我们就必须把1929年的美国经济和2008年的中国经济进行对比。尽管农民始终贫困与就业未能合理、充分是两者相似之处,可是中国没有美国发达的信用系统,也没有赊销赊购的传统,美国在在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售额约从二十亿美元增为三十五亿美元,由此可见其增长率大得惊人了。无庸置疑,采用分期付款的赊销办法,增加了小汽车、收音机、家具、家庭电气用具等耐用消费品的销售额。然而分期付款销售办法的推广使用,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不增加贷款,消费品市场就不可能容纳工业部门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而且,从经济观点来看,这种销贷方式本身孕育着某种危险性;只要削减消费信贷即分期付款赊销,消费者的购置就很可能减少。看来,1929年就发生了这种情况,2007年又一次发生了这种情况。美国自1980年代以来,在立法上放宽了利率上限,禁止了消费贷款利息免税,这都会导致次级贷款市场走向繁荣。人们在对未来还不确定的情况下就先使未来钱,贷下自己一辈子都难还清的债务去满足一时之快,如此行为和传销老鼠会区别何在?而中国无论从企业发展还是从个人消费上,贷款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基本上靠的是自有资金发展,在这个角度上讲,当然是不具备坏帐爆发的条件。而且这些年来,经过上市和剥离不良资产,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率已经大大降低。另外,中国人在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已经成为了固定的习惯,因为这样的银行毕竟有国家的信誉做支持,不可能轻易倒掉。所以笔者认为,就是在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挤兑现象也很难出现在中国。

  其次,中国的经济是建立在规模巨大的实体经济基础上的。实体经济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中国政府都对发展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体育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而中国人“实业兴家”的传统思维也使得民间将创业投资投向上述领域。事实上,创造了中国GDP60%的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属于实体经济部分的。这些企业由于种种原因与中国的资本市场保持着较大的距离,因此虚拟经济上出现的波动对其难以造成足够大的冲击。与此同时,尽管这些企业从银行融资有较大困难,可是这也令到去年以来一系列经济紧缩、银根收紧的措施对其影响有限。这些企业的发展,多数靠自有资金,所以中国的实体经济景气度继2005年年尾以来,持续了26个月的高速增长,尽管2008年1月数字有所降低,但仍然超过了2007年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外单因次贷危机减少的情况下,以内单的增加填补了降低的部分,还使总量有所提高。可以说,中国的巨大规模的实体经济力量,是抵御内外风险的中坚力量。当然,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从2001年起,这轮经济增长的在政策上的拉动因素是“扩张的财政政策”,是国家通过信贷和投资,以买卖土地使用权与工程承包权,以大量的地产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的。进入“十一五”以后又在全国各地大上重化工业工程,这将对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而大量货币在此间投入市场的结果更是在生产要素涨价的基础上,为通货膨胀火上浇油。特别是脱离广大普通民众收入水平的高房价、高药价、高物价,都将压抑社会的消费需求,最终使经济的继续发展失去动力。

  最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吸取经济下行压力的海绵体。据2007年10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56%的人口仍然是农村居民,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率是75%,世界平均水平是50%,城市化建设大有可为。而且,中国人的家庭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多代聚居转向“一家三口”模式,这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都是有着重大的提震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如果能够顺利转型成为内需拉动型,1980年代以来的高增长态势是可以继续持续一二十年的。与此同时,虽然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非常不健全,失业者难以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且在发放数额上各地的标准天差地别,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在1993~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下岗浪潮中尽管有近3000万人失业,但是这些人能够通过家庭、亲友接济,度过难关,找到新的工作和事业,或者熬到退休年龄,领取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特别是经过2003年以来GDP平均增长率超过10%的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能力和财政收入都有了可观的增加,因此应付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就业难和老龄化问题,国家和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是远多于1998年的。而中国现行的社会结构也可以充分地吸收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经济(甚至政治)大转型带来的巨大下行压力。当然,前提条件是在根源上,资本的分配能够更为有效地从官商(及部分学者)组成的精英联盟里转向社会下层,使涓滴式改革的好处惠及全民。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2008年出现“崩溃”,起码在基本面上并没有道理,但是我们要记取的是,中国经济很可能在2008年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出现调整和波动,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都可能被现有的政治体系扩大或扭曲成全局性问题。事实上,上层建筑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然而它在某些时刻也会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四、中国的经济波动其实已经开始

  作为一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讲究的应是资源的合理搭配,使最广大的经济活动参与者——人本身能够得到的最多的福利。任何宏观数字的辉煌都必须落在每一个微观个体身上,令其福利得到增益。2006年世行报告指出,从2001至2003年中国最穷的10%的人非但没有增收,实质收入反而下降了2.4%,这充分说明中国改革开放——这场世界史上最大的涓滴式改革似乎并未遂人所愿地“把蛋糕做大,然后再分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吃”。

  平心而论,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成果是巨大的,可是随着增量改革的边际效应渐减,从经济改革进一步加深到社会其他领域,改革的难度也日益增大。而作为改革最终目的,不应是某些数据和指标上的光鲜,而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人——人不应是手段而应是目标。可是,自1990年代末起,中国普通百姓的福利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呢?就在笔者所接触的领域而言,无疑是要和某些“就是好得狠”的“主流经济学家”唱反调的:一者就业矛盾愈发突出,其中大学生就业日渐艰难更是成为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二者物价正在从结构性、基础性上涨转向全面性、终端性上涨,且涨幅难见回落;三者产业结构自然调整已经开始,在痛苦而漫长的转型期内,其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必须正视。

  很难想象,一个经济发展呈加速度,市场规模超过欧洲近三倍的经济体竟然不能消化五百万大学生的就业。然而关注一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却能够明白个中缘由所在,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二十万九千零四十七亿元人民币,可是当年的在建项目总投资额就达32万亿元人民币左右,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接近十万亿元人民币。可以说,固定资产投资拉起了中国经济近半壁江山。到处都是工地,且工地的施工水平和工艺亦不算先进。如此缺乏技术含量的活,需要大学生做吗?有必要把大学生十年寒窗的成本也算在工资以内吗?与此同时,中国吸引就业的大头——私营与外资企业又大都处于产业链的底部,无非是些“打版制造”的工作,也不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因此,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也可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益和质量是非常有待提高的。

  而在同时,中国“大进”的本色又是本轮国际商品牛市的重要拉动因素,2003年,中国GDP总值占世界的5%,却消耗了世界20%的钢铁、50%的水泥和8%的石油。于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几乎自2001年以来都有了显著的增长,其幅度皆以倍数计算,这就造成了本轮通胀的外因。国内,长期以来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其中的“猫腻”使大量资金流入市场,通货膨胀必然从建材、房价向食品、家电传导。加上近年来内地创业环境的恶化,居民存款长期处于负利率状态,这也将一部分资金从银行赶出,投向股票和楼市。如此一来就很可能形成恶性循环:积极财政政策推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原材料涨价、原材料涨价恶化创业环境,打击生产和创业、生产萎缩,国家不得不通过积极财政政策来拉动整体经济……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食品支出还占消费支出大头的情况下,考虑到2008年初的严重雪灾,可能中国人近半的消费力将被蒸发,扩大内需会变得更加艰难。

  另外一方面,随着中国生产成本的提高和中国廉价商品遭遇“倾销”围堵,哪怕没有政策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将面临大规模调整。早在2006年上半年,中国吸引的外资已开始减少,一些外企选择了“中国+1”的新模式,开始在东南亚国家开设新厂,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已近拐点,原材料价格水涨船高,人民币汇率节节高攀,各种税费增多减少。而2007年底,珠三角一带劳动密集型外企撤离、私企倒闭浪潮只是这一趋势的自然发展。但是,这对于新增劳动力的就业而言,却是十分不利的,这些劳动力多半出生于1980年代后,对贫困和困难没有太多记忆,相反大都是计划生育出的“小皇帝”、又受过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素质和早先几代人不可同日而语,一旦生活和社会的落差过大,容易使这些人走向极端,给社会造成治安等诸多方面的隐患……

  这些现象,无疑不在提醒着我们,中国经济的波动其实早在2004年便已开始。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个人而言,只能是波动有多大的问题。

  五、作为国家应该如何面对这场波动?

  答案已经很简单,台湾、韩国在经济走向腾飞的时候选择了与经济基础真正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1980年代,在全社会普遍改善境遇的情况下,选择适合的道路也许是最好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机会被错过了。而现在再进行转型,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勇气和理性,特别是利益集团放弃既得利益,普通民众宽容过往罪孽。这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是,中医治疗疾病,讲究标本兼治,唯独治本,才能治标。不然,加息、减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都只能是把问题压住一时,而且在各种利益群体盘根错节,上下交争利的今天,中央的政策就算是灵丹妙药,可是到了具体领域还能剩下几分,甚至会不会走向方面也是个问题。近些年来,“听证会”成为“涨价会”,县太爷进京抓记者等等现象都在说明,在部门或者地方的逐利本能驱动下,社会的规则正在一步步走向空壳。这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系统性风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六、作为个人应该如何面对这场波动?

  作为个人,由于处在经济活动的最底层,一遇经济波动,个人资本的保值与增殖自然是重中之重,存款入银行,无疑是难以跑赢CPI的。况且,中国的银行坏账到2006年年中还有9000亿美元之巨,举世皆惊,银行如果再大力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减少的坏账必然会重现增加,一旦开放银行业,存款从中国的商业银行转移开去,必将引起巨大的金融风险。而现在的中国股市,由于泡沫太重,上市公司本身的管理和技术并未得到极大改善,外国资本撤离已成定局。而财政支付将在2010年左右转移到养老领域,鉴于中国股市曾出现的“五年大熊”,社保基金十分可能会早做准备,不再奉陪。这就令中国股市出现了系统性风险,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是应该小心,小心,再小心的。难道就这样眼巴巴看着自己财产缩水?当然不用,要知道,通货膨胀年代同样是个投资致富的机会,关键是如何把握。

  据统计,至2007年中期,全球虚拟资金的总数已达实体经济规模的8~10倍,在全球经常性贸易帐户失衡的大背景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如此多的资金很可能涌向保值商品,如黄金、白银等贵金属领域,美国的次贷危机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契机。而中国经济波动将持续一段时间,2007年底的珠三角企业倒闭浪潮很可能只是拉开了序幕,因此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如果不愿血本无归,肯定也会有许多人投资黄金。事实上,黄金与石油的价格紧密相关,在大多数时候,1盎司黄金等于15桶石油的价格,如今石油价格已牢牢站稳在每桶80美元(2008年2月15日凌晨,纽约原油连续价格已数度突破95美元/桶大关)以上,而黄金还停留在900美元一盎司的位置,因此黄金起码还有300美元(15*80=1200)的上涨空间,的确,国际各大金融机构亦已纷纷调高了黄金的价格预期。可见,投资黄金,特别是做多做空皆可获利的黄金现货延期交收,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另外,由于气候变化、城市化发展以及人类越来越多地将粮食应用于能源、材料以及饲养牲畜方面,在可见的未来全球粮食价格将持续上涨,世界整体物价水平将长期走高,粮食与黄金价格之间的联动必将呈现越来越密切的正关系。投资粮食期/现货也必将是新一年的投资热点。在股市和实体经济面临越来越多风险和损失可能性的今天,选择黄金与粮食正成为越来越明确的方向。

  而在外汇与股市上,由于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使美国成为了仅次于黄金的资本天然避风港,而其拥有的超一流人才、科技实力使美国经济能在每一次萧条中都可迅速恢复,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只是暂时的影响。相反,这也可以看作是美国经济的一次大洗盘,在这次洗盘中,美国的产业结构很可能会呈现出第三产业比例降低,而高端制造业因为美元贬值有利出口而占领世界市场的局面。届时,这很可能对低端制造业已陷困境的中国造成新一轮重大打击。估计这种局面到2008年底就可初露端倪。而表现在外汇与股市上是美元止跌回稳,美国制造业公司股票价格大涨。如果投资中国股市,注意系统性风险的同时,选股应该多留意粮农、医药等板块,相信2007年铝价带领中国铝业一路上扬的历史大家还记忆犹新,粮农板块虽然业绩可能不是很好,但普遍盘不大,资金投入“立竿见影”,而因为遭灾以及平抑粮价的冲动会使国家注重相关政策的扶植,炒作不缺概念与消息。

  七、总结

  关于2008年中国经济的走势,笔者并不是预言家,但是笔者认为调整和波动是肯定有,而且已经开始,未来调整幅度可能很大。但是把正常的调整和波动说成是“崩溃”笔者并不能赞同,因为我们国家非常大,内需潜力非常多,我们的经济具有“巨国效应”,我们的社会有预防冲击的广阔空间,所以出现美国1929年那样的局面是不大可能的。上网看了美籍华人经济学家梅凤杰(草庵居士)先生的文章,了解了梅先生的一些事迹,笔者深表佩服之余同时亦希望,梅先生应该多回祖国走走,多来祖国参观、学习,了解了解祖国新貌,多想想祖国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把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脉搏。

  作者:赵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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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条评论 »

  1. 小跌小买 说:,

    2008年02月24日 星期日 @ 17:50:51

    1

    答案已经很简单,台湾、韩国在经济走向腾飞的时候选择了与经济基础真正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1980年代,在全社会普遍改善境遇的情况下,选择适合的道路也许是最好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机会被错过了。而现在再进行转型,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勇气和理性,特别是利益集团放弃既得利益,普通民众宽容过往罪孽。这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是,中医治疗疾病,讲究标本兼治,唯独治本,才能治标。不然,加息、减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都只能是把问题压住一时,而且在各种利益群体盘根错节,上下交争利的今天,中央的政策就算是灵丹妙药,可是到了具体领域还能剩下几分,甚至会不会走向方面也是个问题。近些年来,“听证会”成为“涨价会”,县太爷进京抓记者等等现象都在说明,在部门或者地方的逐利本能驱动下,社会的规则正在一步步走向空壳。这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系统性风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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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无奈 说:,

    2008年02月28日 星期四 @ 20:06:02

    2

    同样建议赵先生也要常常到外边走走看看,希望您眼光也更加客观些(全球范围内),希望下次继续读到您的高论…
    还有如果您真的信仰共产主义,请问您一句,中国是否正在产生新的階級差别和分化?就您的观点,我们如果对待现在的贫富差别,继续让这样的差别在改革开放中存在30年吗,如果这样是否会出现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问题?就个人观点, 这点直接的关系到教育问题(因为一个民族的优秀与否和她的人民受到教育状况有直接关系),现在有很多人由于经济原因不能获得受到高等的教育,更有某些官员(本人认为不是个别的现象)提出交多少钱,就读多少书,把教育市场化,您认为这是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国所应该具有的表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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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wuqin 说:,

    2008年03月02日 星期日 @ 22:58:32

    3

    本土人能看到本土人的解决问题方式 觉得赵先生讲述这样的问题时候表现的更加理智些,不冲动。对于2008年经济不会垮掉 个人认为 分析的有道理。鈡共不是吹出看来的 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 早就练就一身流氓管理方式 是不会这么轻易垮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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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davidtouch 说:,

    2008年03月18日 星期二 @ 07:34:46

    4

    如果真的会出现崩溃,俺们应该咋办呢?是不是该多多囤积方便面和卷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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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davidtouch 说:,

    2008年03月18日 星期二 @ 08:09:00

    5

    答案已经很简单,台湾、韩国在经济走向腾飞的时候选择了与经济基础真正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而1980年代,在全社会普遍改善境遇的情况下,选择适合的道路也许是最好的机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机会被错过了。而现在再进行转型,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勇气和理性,特别是利益集团放弃既得利益,普通民众宽容过往罪孽。这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可是,中医治疗疾病,讲究标本兼治,唯独治本,才能治标。不然,加息、减息、提高或降低存款准备金都只能是把问题压住一时,而且在各种利益群体盘根错节,上下交争利的今天,中央的政策就算是灵丹妙药,可是到了具体领域还能剩下几分,甚至会不会走向方面也是个问题。近些年来,“听证会”成为“涨价会”,县太爷进京抓记者等等现象都在说明,在部门或者地方的逐利本能驱动下,社会的规则正在一步步走向空壳。这无疑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系统性风险。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这段话看着让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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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yghxx 说:,

    2008年08月01日 星期五 @ 10:29:52

    6

    流氓管理并不能够管出一个和谐的经济环境,管理是一门艺术,需要人高度投入的。
    当一个人试图一边管理一边做着买卖时,那么和他做买卖的人会怎么想?
    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只能够通过它掌握的国有大企来影响,但在今天这样的影响将永远是负面的,如果他持续提高国有大企和公务员的人员工资,那么只能够造成工资差距的扩大,因为在其他企业里的员工将不可能因此得到好处。本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通过市场来解决资源分配的问题,但国有大企都是资源拥有者,因此市场在垄断的国有大企面前什么都不是!每个中小私企和个人都必须被这样垄断的国有大企剥削,大量的中小私企中的员工将无法为自己增加任何收入,而这样的过程如何可能产生更多的中产阶层?当然公务员和垄断国企员工可以成为中产阶层或富裕阶层,不过人数永远不可能达到社会的大多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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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yghxx 说:,

    2008年09月01日 星期一 @ 06:03:40

    7

    作者的这一段非常的主观:
      ”最后,中國的社会结构是吸取经济下行压力的海绵体。据2007年10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國56%的人口仍然是农村居民,发达国家人口城市化率是75%,世界平均水平是50%,城市化建设大有可为。而且,中國人的家庭结构正在从传统的多代聚居转向“一家三口”模式,这对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产品的提供都是有着重大的提震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國经济如果能够顺利转型成为内需拉动型,1980年代以来的高增长态势是可以继续持续一二十年的。与此同时,虽然许多学者指出,中國的社会福利体系非常不健全,失业者难以领取政府救济金,并且在发放数额上各地的标准天差地别,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在1993~1998年的国有企业改制造成的下岗浪潮中尽管有近3000万人失业,但是这些人能够通过家庭、亲友接济,度过难关,找到新的工作和事业,或者熬到退休年龄,领取到政府发放的养老金,特别是经过2003年以来GDP平均增长率超过10%的迅速发展,国家的经济能力和财政收入都有了可观的增加,因此应付本轮经济周期中出现的就业难和老龄化问题,国家和社会可以利用的资源是远多于1998年的。而中國现行的社会结构也可以充分地吸收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经济(甚至政治)大转型带来的巨大下行压力。当然,前提条件是在根源上,资本的分配能够更为有效地从官商(及部分学者)组成的精英联盟里转向社会下层,使涓滴式改革的好处惠及全民。”

    1.56%的农民并不都是富裕人氏,而且往往是最贫困的人!让他们到城市里来居住的可能性有多大你并没有数据,也没有论证,当前发达的中国城市最抢眼的就是房价了,请问这样的贫困人口如何转移到城市来?何况现在农村地区已经大量的年轻人口都移居到县城等,再次完全集中的沿海发达地区并没有太多的动力.
    2.既然你说中国人是量入为出的,那么在中国的百姓收入没有巨大提高的状态下,即使建造了大量的高价房屋,能够卖给他们吗?如果无法实现交易,那么如何从大家庭分为小家庭?一个实际的可能还是需要贷款,问题是现在已经是三代人为一代人买房的状态了,如何大规模复制这样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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