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烨:房价为何高企不下——兼论城市化的前景

  当前房价居高不下在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城市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且已经向二线城市蔓延。一些经济学家提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创意十足,依稀就是幻想小说,建议这些人学学遣词造句、叙事结构,把论文润色一下,改行当科幻小说家算了。一些违背常识而又没有直接明了的客观证据的经济理论,或者是一些对经济模型不顾理论前提的套用,对现实世界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依笔者看来,大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房价高企不下的情况,可以由国人对“城市化”这个概念的误解来解释。而这份误解,也并不是我们这些“经济学木匠”所能解决的。其实大城市房价高企不下,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的公平性没有在我国的法律条文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每个法律主体并没有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当前全国上下都在鼓吹城市化。但什么是城市化,好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历史上来看,城市是由集市逐渐发展起来的。今天的很多城市,刚开始时只是一个集市,就像在乡村里过一段时间就赶一次集似的。随着客户的稳定和专业商人的出现,商人开始在集市旁定居,便形成了城市的雏形。而随后的城市化是劳动分工进一步加强的结果。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形成,大量商业和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向市场靠拢,于是原有的非固定的集市逐渐形成有固定居所和附属服务业的定居点——城市。城市中巨大的客流量为这些三产者提供了广阔的客源和强大的广告效益,盈利的商人比农村的居民更有能力发展城市的基础建设。而城市良好的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了更多的人前来定居,一些专业人士,比如医生、学者、政客在城市中的定居和聚集,形成了学校、医院、自治政府,让城市的生活进一步便利,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就是城市梦的由来了。城市化之所以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单纯由于居民的增多,更得益于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医疗和教育的广泛普及,法律条文的公平性和执行力以及城市中众多的商机和信息。

  随着城市面积的膨胀,特别是通讯技术和交通能力的提高,大城市在某些方面已经失去了它面对市场的信息优势和交通优势。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城市化时代,也就是说,第三产业者不用处在拥挤的城市中,也能快捷地同外界交流。但是这要建立在交通和通信设施完善的前提下。如果这些经济学家在看国外城市化发展的数据时,能够关注一下城市居民数量的话,就能理解外国人对中国一个默默无闻的城市能吸引如此多的人口的惊讶了。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当地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由乡村‘升级’到城市的。人口规模并没有大规模增加,只是分工更细了,与外界联系加强了,人口流动范围加大了。

  但是当前的一些学者对城市化的理解还停留在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层面上。种种促进城市化的政策其实是在鼓励农村人口,特别是人才,迁移到城市去,而不考虑现有城市的承受能力,也不考虑城市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市场效益递减现象。外部人口迁入城市又给城市基础设施带来许多压力,譬如房价上涨,就是住房不足的市场反应。随之而来的又是旧城区的改造。且不论新规划的合理性和旧区的文化价值,经济学上来讲,旧城区真的值得去拆吗,或者说旧城区改造能解决能让房价降下来吗?一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表明是值得的。理由是新区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但我们用常识来想一下:当你想买新车,你怎么处理你那功能尚好的旧车呢,把它砸扁了卖废铁,还是当成二手车来卖?问题是:为什么在那么大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如此薄弱的情况下,城市却不断的拆了又建,建了又拆呢?而广大农村地区有条件追求更好基础建设的人才严重外流,农村的发展又靠谁来‘升级’而实现城市化呢?

  这其实是一个法律问题,是一个关于各个人类聚居地是否享有同样发展机遇的问题,抑或是关于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不因出生地而遭遇门槛或享受特权的问题。

  当前我国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区)、镇(街道)三级行政区划,在有些地区还实施四级区划,在省和县中间设市级行政区,管辖各县。这本无可厚非,但行政部门以首府为中心的观点从行政上扩展到了经济、文化、艺术、医疗、基础建设等各个方面。各个人类聚居点之间按着头衔已经论资排辈,首都,省会,城区,郊区,县区,镇上,最后是村里。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和促进地区财富积累的政策,优先在省会城市,城区实行,结果“姐姐不出嫁耽搁了妹妹”,一些有条件优先发展的地区由于没有处在行政中心,无法享受到政策支持,眼巴巴地看着资源流失。而一些已经处于饱和的行政中心由于政策优惠而在市场竞争中继续占据着“优势”,导致区域经济畸形发展。其实在这些大城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当地居民和周边地区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在医疗、教育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房价居高不下,只是冰山一角。

  从最初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到现在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或是中部崛起,都是以地域来分别考虑问题,订立不同标准。还有中原城市群、辽宁中部城市群的设立,行政中心依然在城市群中享有诸多特权。这样有什么后果呢?那就是经济发展不是建立在市场的选择,而是建立在对政策优惠的追求,对地方贡献的规避上。如果这种订立政策的思路不转变,而来奢谈什么推进改革,就只能拆东墙补西墙,而不会有什么实际成果。当初以深圳为代表的一批特区的蓬勃发展,便表明了摆脱了行政区划上的论资排辈的地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优先发展并带动周边地区。但是三十年过去了,特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宝贵的经验呢?有些学者没有看到摆脱了制度枷锁的区域自身发展起来的优秀制度,并加以推广,反而把特区看作可以跟省会城市平起平坐的新贵族,看到提拔新贵族带来的对经济的刺激,就做起‘画一个圈就振兴一个地区’的梦来。在祖国大江南北圈圈点点,给看似有优势的区域加冕进爵。这分明是循规蹈矩,萧规曹随,哪里是推进改革了。这样做也只是把当前行政中心和特区面临的问题转嫁给这些新贵族城市,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让问题陷入死结。既然当初特区的设立是摸着市场经济的石头过河,为什么不把他们摸到的石头标注出来,反而还要让这些新兴城市在去摸一遍石头,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呢?

  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后城市化时代,我们对城市化该有怎样的理解呢?

  我们要吸收那些在所谓特区发展起来的优秀制度,制定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发展地域经济。在制定法律的过程中,应保证政策的公平性,让市场在全国各地面临着同样的规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资本和劳动力对政策的寻租。看看今天的特区随着新法规的实行而面临的衰败,就可以看到寻租前提下的虚假繁荣。那么,如果在法律实施上一视同仁的话,特区衰败问题怎么解决,另外,会不会有些发展薄弱的地区无法参与竞争呢?

  这种担心是多余的。首先,特区的衰败只是暂时的,撤出的资本和劳动力是那些在寻租前提下呆在特区的那部分,就像水坝开闸后水要外流一样正常。而且外流的资金和劳动力会给其他地区带来活力,这些资本和劳动力在正常的市场调节下在新的地区必将产生更大的效益。特区也会因为外来劳动力减少而减轻住房、失业、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管理上的负担,让特区的居民真正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

  另外,一些薄弱地区不但不会受损,反而会因全国法规一体化受益。原因如下:第一,法规一体化摘掉了一些发展较快的地区贵族的帽子,让所有地区享受同等待遇,薄弱地区会面临更多的机会。第二,有些地区并不欠缺先天条件,而是不公平政策的实施导致资源外流。随着公平法规的实行和资源的回流,会为这些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三,公平的法规意味着对不同区域的区别对待取决于各村落、社区、地域经济发展程度,而非取决于行政区划上的头衔。我们就可以针对某些经济发展指数对薄弱地区有的放矢,加强扶持。

  在法规一体化的前提下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协调发展,即各地区的特色是经济特征决定的,而非政策决定的。在这个基础上,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对某一经济要素的需求,适当制定优惠制度,向所有符合条件的要素持有者开放。既可以满足需求,又可以避免负面影响,只有这样,才会产生真正的特区,才是才能让特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真正因为优惠制度提高,真正使劳动要素向特区聚合产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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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三

  作者:李维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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