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克复:反右斗争的历史后果

  1957,是当代中国发展的非常年代。该年春夏的反右事件使中国走上了“左”倾的轨道,从此,共和国连遭挫折,损失惨重,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耽误达20年之久!

  一、党的工作重心转向階級斗争

  反右头争最为严重的历史后果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向,即由经济建设转向階級斗争,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扩大敌我矛盾,由向自然界开战转向向“階級敌人”开战。这种转向,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重要论断。

  党的八大(1956年9 月)的重大功绩之一,是对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变化作了正确的规定。八大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階級同资产階級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八大之后仅仅过了一年,即1957年9 月(此时反右斗争已到后期) ,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改变了八大的结论。他说:“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且说,八大的“提法是不对的”。

  根据同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大修改中,将階級斗争状况作为重要的补充。指出:“階級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间的階級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階級斗争,无产階級和资产階級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此外,还增加了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

  对八大主要矛盾论断的修改以及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为以后推行“以階級斗争为纲 ” 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才终于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它使国家耽误整整20年的时间。

  二、执政党建设陷入两难困惑

  党执政后,面临着更繁重的任务,更复杂的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核心领导看到党内存在的问题,决定开门整风,听取各方面的批评,探索“民主新路”,确为明智之举。遗憾的是,开门整风才半个月,毛泽东的思想就改变了。此时报纸上虽仍大篇幅地报导对共产党的批评,但目的是为了让右派们“充分暴露”、“引蛇出洞”,最后可以一网打尽。又过了半个月,就公开亮出反右旗帜,对“右派”的各种言论,包括对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分其对党的好意恶意,不分其对国家有利无利,一概视之为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论,不分清红皂白,统统加以拒绝,统统加以批判。特别是其中有关国家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远见卓识,竟也当做错误的、反动的言论加以摈斥,弃若敝屣,这是十分武断、十分令人伤心的。这些意见直到改革开放时期才被人们(包括执政党本身)所逐渐认识。这是无法估量的损失,无法挽救的遗憾!

  反右斗争一开展,整风收场,“民主新路”的探索戛然而止。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共产党是不能批评、不能监督的。毛泽东甚至说:“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階級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階級身上。 ”这岂不等于说,克服党内缺点,批判资产階級就行了。于是,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共产党是否还存在“其兴也渤,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如果有,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从这时起,共产党就陷入了二律背反的困惑之中:共产党在执政中要跳出周期率,就要走民主的路,党(尤其是它的领导者)就应生活在人民的监督之中。可是,一搞民主,放手让人讲话,“右派”就会跳出来兴风作浪,又担心动摇共产党的领导,因此,只能关闭言路,远离民主。在这种两难的困惑中,以后更多地选择了后者。后果是什么呢?党内(确切地说是毛泽东)的主观主义愈来愈一意孤行,个人专制主义愈来愈不可一世,“左”的错误愈来愈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以致权力一再失控,直至“文化大革命”将国家推到崩溃的边缘。即使到现在,我们还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已走出了这一困惑。

  三、以权代法之势已无力阻档

  反右运动造成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违反社會主義民主与法制的先例。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运动的全过程是根据中共中央一系列内部文件(基本上都是毛泽东起草,一般未经中央委员会或政治局讨论通过)部署下进行的。右派名单是基层支部上报的。一个党支部,严格地说,一个支部的领导(书记)就可以把你定为右派,剥夺你的政治权利、工作权利和获得合法经济收入的权利,批斗后把你下放农村或流放边疆,进行劳动改造。而且,判决是无期限的。反右运动作为一个重大的决策,事关几十万知识分子政治生命的大事,都未经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讨论。在毛泽东和中共许多干部的意识中,党代表国家,而且高于国家,党的指示就是法律。于是,对右派定论与处分,无需法律依据,也不允许本人作任何申辩,就凭支部书记拍板。这种行为称为虐政,并不为过。

  第二,1954年诞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每个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可是,事实上却把对党(或某个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打成右派,这既是对公民正当权利的粗暴剥夺,也是对神圣宪法的无理践踏。

  既然法律不能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既然以权代法竟畅行无阻,那就潜伏着无法无天的灾难。到了“文革” ,连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可以让造反派批斗,非法监禁,迫害至死,更何况子民百姓。这种血的教训,是付出十分高昂的代价换来的。

  四、开创了“以言定罪”的先例

  55万余知识分子成了阶下囚,蒙受苦难20余载,试问他们触犯了宪法和法律中的哪一条?对此,至今未见有人作出过明确的回答。我们不禁要问,他们是怎样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答案是,他们发表了这方面的言论。有没有什么行动呢?没有。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他们在座谈会上说了,在作品或在日记里、在给友人的信件里、在给党组织的思想汇报里写了所谓的“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论。如果仅以此定罪,那么不过是“以言定罪”而已(更何况,当时认定这些言论是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实际上不仅不是什么反党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而且是大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會主義)。既然是“以言定罪”,也可算是破天荒的文字狱。与此相联系的,出现了数量惊人的冤假错案。

  从反右开始,“以言定罪”便一发而不可收拾。“打棍子、抓辫子、扣帽子”的恶劣做法盛行,各种帽子满天飞。这种情况“文革”期间如洪水肆虐,害人不计其数,但始作俑者是1957年的反右运动。

  五、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恶化,多党合作濒临解体

  中国的政党体制本来就未曾发育。国共两党之间,或者有短时期的合作;或者互相对立,一方吃掉一方,缺乏和平竞争的机制。

  1949年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与民主党派建立了合作关系,但这种关系十分脆弱。因为民主党派获得合作者的资格,分享一部分国家权力,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国共对立时期,民主党派曾站在中共一方,以某种形式或多或少支持、帮助过共产党。所以民主党派所分享的权力,带有中共一方回报性的,而不是根据民主制度所得到的合法权力。何况,中共方面对于这种合作并没有制度性的承诺,它随时可能因某种诱发因素而发生变化。今天可以给你一部分权力,明天又可以收回这部分权力。建国以来多党合作不甚巩固,不甚正常,难以制度化,其原因大体如此。

  1949年第一届政协召开之前,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十分高兴,以为他们已抛弃了“第三条道路”的主张。在整风运动中,民主党派的某些尖锐批评,特别是个别触犯天条的意见(如“党天下 ”,“轮流坐庄”),令毛泽东发现,原来民主党派并没有改造好。于是改变了对民主党派的态度,由信任、合作转变为不信任、不合作。除了开出了一大批右派名单,还把民主党派定性为资产階級政党。从此,民主党派的任务不再是参政议政,而是自我反省、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作为政党,实际上名存而实亡,在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达20余年之久。需要补充一句,民主党派被打入冷宫的岁月,中共方面也陷入了“左”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所以,抛弃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拆除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架构,无论对民主党派,还是对中共方面,都只能带来不幸的后果。

  六、知识分子成为社會主義的异己分子,屡遭迫害,备受歧视

  反右是对中国知识阶层的一次集中的沉重打击,也是中外历史上一次罕见的政治迫害。以此为始,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定为社會主義的异己分子,成了反动一帮,戴着“资”字号的帽子一直挺不直腰、抬不起头来。1962年,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上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去资产階級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革命知识分子的帽子,使与会者很是激动。但由于毛泽东对此事没有公开表态,他仍坚持资产階級知识分子的结论,“脱帽加冕”便难以成为现实。几代知识分子无论在政治上和生活待遇上都承受着极不公正的待遇。

  特别是从事文艺创作、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几乎剥夺了他们最宝贵的权利:创作自由、争鸣自由、出版自由。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大的禁锢,他们的智慧才华受到很大的压抑。他们的作品,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研究成果,动不动被认为是毒草、黑货,受到责难和批判。一代名流、大师马寅初、顾准、孙冶方、杨献珍、胡风、老舍、巴金、赵丹等等,在 “左祸”横行年代,均遭兴师问罪,围剿追杀,成为文字狱的牺牲品。

  知识分子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的精英,他们除了有知识,也往往是社会良知与公正的代表,他们之中的先知先觉者为知识群体中的佼佼者,是社会进步的先声。这些人的基本权利横遭剥夺,身家难保,那么,这个民族的不幸是可以想见的了。

  七、党风、政风、民风、学风日趋衰微

  毛泽东倒总是提倡要敢于直言,号召六不怕:“不怕扣机会主义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张闻天说:“这是对的,但光是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人总是怕杀头的……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现在的认识进一步了,不仅仅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而是要求国家、党内给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在人身自由与安全方面提供制度与法律保障。这是改革开放后的进步。

  反右之后,毛泽东承认,反右“带来一个缺点,就是大家不敢讲话了”。这里所说的讲话,是指讲真话,讲不同的意见。讲了真话的后果,“右派”已有师在先。以此为鉴,人们只得明哲保身,一是保持沉默;二是说假话,说违心话。

  既然环境迫使人们讲假话,于是吹牛拍马、阿谀奉承之风大盛,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败坏了党风、民风与学风。你要在仕途上平步青云、游刃有余,你就得学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在上司面前要投其所好,唯唯诺诺;你就必须练就讲假话的真功夫,把假话讲得比真话还真。在学界,不少人不是独立思考,剖析现实,反省历史,探索真理,而是跟风跑,做风派学者,人云亦云,唯上唯书,做官样文章。更有甚者,有的人把笔杆子当做整人的棍子,把真理当谬误批,把文化精英当敌人打,落井下石,为文字狱助势,为掩饰“左”倾错误壮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讲假话成习成性,其危害切不可小看。一幕幕的灾难,无不有假话推波助澜。直至现在,许多人对讲真话仍余悸在心,这种现象其根源都可追溯到1957年。

作者是江苏省社科院哲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视点》

  作者:应克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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