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把经济权力交给民众

  中国内部对不平等现象日渐不满,外部对中国贸易的摩擦日益频繁,这表明政府主导的“出口”加“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到达极限。在矛盾发展到触发经济危机之前转变发展模式符合中国利益。

  中国的发展模式集中于政府及相关企业的财政力量上,这导致了消费不足,财富和收入集中,贸易顺差扩大以及资产泡沫频繁出现,从而破坏国家财政的健康。这个模式造成大量以国际标准衡量的收入与财富的不平等。特权而非公平竞争导致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冲突,可能在今后几年中影响经济增长。

  中国需要调整增长模式来避免潜在的经济危机,维持高速经济增长。而最关键的转变在于将经济权力交到民众手中。

  关键问题在于家庭消费能力不足

  家庭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相对萎缩,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1995年占人均资本的85.3%跌至2005年的76%,同期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人均货币收入则从30.8%跌至23%.家庭部门的萎缩根源在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将会放大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并最终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增长模式基于:(1) 政府动员资源提高资本存量,(2) 政府使用激励手段吸引的境外资本,(3) 国有金融体系从出口中为政府进一步的投资推动积累资金。

  该模式导致与政府及相关企业有关的财政资源和经济活动的比例不断提高,而进入家庭的资金比例在下降。家庭收入与GDP走向的不一致反映了这一趋势。

  中国发展模式的副产品之一便是收入与财富的集中。一些政府机构认可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表示完全平等,1表明收入集中到一个人手中),有些个人研究认为该数字更高。数个关于银行存款分布的研究也表明财富高度集中。

  尽管家庭资金流入相对GDP缩减,家庭新增支出却层出不穷。医疗、教育以及住房这三项10年前在家庭支出中并不显著(当时由政府和国有企业承担),但今天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支出项目。这些支出导致家庭消费从1985年占GDP的52%锐减到1995年的46%和2005年的39%.消费不足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产能过剩和通缩压力只是家庭消费能力不足的表象。

  巨量增长解决不了张力问题

  中国的巨量增长没有缓解社会张力。公安部公布2005年共有87000起“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比2004年增长了6.6%.中国的一个流行观点认为人均收入1000-3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通常经受越来越大的社会张力。据此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全速增长,尽快超出人均收入3000美元这个临界值。该理论在中国颇有市场,并部分说明了中国为何不愿对资产泡沫采取措施。但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是错误而危险的。许多位于此收入区间的国家出现了较大的社会张力。然而,因果关系却恰恰颠倒。由于这些国家无法解决社会问题,所以才无法摆脱人均3000美元的收入屏障。中国广东省早已跃出了人均收入3000美元的界限,但却仍发生“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这也是反映出其他省份的发展趋势。

  土地纠纷是引发“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的常见因素,这反映出政府在经济中干预过多,土地交易中的利益分配被视为不公。而拖欠工人工资是另一原因。广东民工荒的原因之一就是民工对工资支付不力的担忧。

  更重要的是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社会张力还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每个社会都有张力,这些张力的趋势和水平非常重要。在中国,该趋势显然在上升。我们无法得知中国社会对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最大容忍程度,但在我看来,中国不应冒险让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指望人均收入超出3000美元来解决问题不会奏效。

  升值并不能减少顺差

  由于资源集中于政府和相关企业,整个经济需要依赖出口予以维持。中国使用了激励措施吸引外资在中国生产并出口。中国的快速资本形成维持了低生产成本,进一步刺激制造业转移到中国。

  中国的出口从1995年的1490亿美元增长到2005年的7620亿美元。2005年贸易顺差也剧增到1020亿美元。在投资随着产能过剩而降温的同时,今年顺差可能继续扩大。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美国,抱怨中国的顺差。美国将中国货币视为可行的解决方案。但人民币的重新估值只会造成中国的通缩而不会减少顺差。

  我相信,2005年的过度投资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投资恢复正常,中国今后3年的贸易顺差还将翻一番。这将引发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加剧中国面临的升值压力,尽管升值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影响其他经济体。

  转变模式的几点重要建议

  中国最近几年的改革不断延迟。外资和本国企业“两税合一”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中国面临巨大的贸易顺差,没有理由再鼓励外资提高出口生产。在国内市场,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构成了对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中国为什么不能纠正这个时代错误呢?我认为,中国应当在2006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最终的税率应在22%-25%.

  农村改革是此次人大会议的另一主题。在我看来,尽管意图良好却未必能解决问题。中国的农村问题在于人多地少。耕作效率的提高不能改善农民状况,而只会降低农产品价格,将农村部门的生产率收益转移到城市部门。收入支持必须作为保持农村稳定的主要政策。政府称,2005年农村支持达3000亿元或GDP的1.6%.这个数字看起来很大,但中国可以做得更好。中国经常账户顺差达GDP的5%.中国可以并应当将收入支持在2010年之前提高到GDP的3%或10000亿元。

  我相信中国政府可以为支持农村而支付相关债券利息以及将利息税收入转移至农村。政府、企业和家庭存款总计27万亿元,利息达4050亿元,利息税达810亿元。20%的利息税数年前以刺激消费为由开始征收。我当时就反对开征。我认为利息税仅仅将资金转到政府手中,对消费不利。证据表明利息税未能刺激消费反而刺激了投机。政府应当废除该税或用于农村支持。考虑到农村的稳定性,我主张后者。

  中国可以开征0.5%-1%的财产税,该收益可以支付农村支持国债的利息支付。财产总值将近GDP的100%,0.5%的税就可获得900亿元收入。

  这两种收益会带来1700亿元,足以支持发行4%收益率的4.2万亿元农村支持国债。通过发行这些债券,过度储蓄将从现在的贸易顺差转为农村部门的内需。该政策可以同时解决中国的两大问题:农村的稳定以及与中国贸易伙伴摩擦的缓和。

  提高最低工资则是另一重要步骤。标准经济理论反对最低工资,因为它扭曲了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价格,降低了劳动需求,提高了失业。由于全球经济在吸收中国劳动力上存在摩擦,中国过剩劳动力就无法通过降低工资来获得就业。理论上,均衡工资应为零。实际上,均衡工资应仅可支付生活必需品。中国的现实非常接近这一均衡。

  维持一个合理的最低工资对大家都有利。当工资接近零,资金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会导致过度供给、通缩和资产泡沫。提高最低工资会提高消费,稳定经济。

  我认为,2010年前,沿海地区的目标最低工资为每月2000元,大约是目前最低工资的3倍。大多数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是民工。我相信,汇款收入是农村保持稳定的最重要原因。提高最低工资是保持农村稳定和刺激消费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中国应创造大众消费主导的经济。没有财富就没有消费。20年前,中国家庭财富为零,政府控制一切。现在虽然改观很大,但财富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一个研究指出,中国60%的私人财富集中在0.6%的家庭中。其他研究也指出中国不具备财富基础去支持一个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但我相信,中国政府有办法纠正这个问题。

  中央和地方政府占有大量国有企业、土地和矿产资源,总计达人均1.5万元。如果政府将财富分配给民众,这将带来至少10年消费主导的经济繁荣。此外,这也将加快城市化。农民将能够购买城市资产,成为城市居民。

  依我所见,中国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可以解决。通过适当的政策转变,中国能够克服消费不足,农村收入低下,不平等扩大以及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加剧等问题。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兼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江术元译

  作者:谢国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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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藏独不死,国无宁人 说:,

    2008年04月12日 星期六 @ 06:36:08

    1

      尼赫鲁

    “必须记住的是英国、美国、以及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西藏或那个国家的未来特别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只是找中国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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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知所云 说:,

    2008年04月12日 星期六 @ 15:03:57

    2

    哈哈哈,谢国忠同志,凤凰卫视今晚提到你了。

    知道给你什么评价吗:“一个无良的,有外资背景的经济学家”,居然又看到你了,呵呵。太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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