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笙歌:话说近代首次维权运动——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的初始是维权运动

  发生于1911年的保路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维权运动(相关论点见鄙作《什么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或者说,保路运动就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维权运动的特点是,诉求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乃是个人的切身利益,而未必是更为崇高的意识形态诉求。如果这种诉求同时发生于许多人的身上,就形成了公众维权运动。保路运动,就符合部分这样的特征。

  在以往的教科书里,喜欢把保路运动描述成爱国民族主义运动。我倒没有反对运动中有着民族主义的强烈情绪,事实上,整个辛亥革命,就是由反清、复汉、民族主义这三个精神主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但这场运动是否属于“爱国”,这个就有点吊诡了。因为民族主义未必就是爱国主义,你爱的到底是满清的国还是大汉民族的国?如果我们撇开“爱国”这个大而无当的迷雾,就可以认清保路运动的本质,实际上源自个人利益——经济利益,而后发展成以汉民族为主的反清的民族主义革命。

  首先,我们必须看到,清末,由西方国家为主导的铁路建设,其中蕴藏着大笔的经济利益。而中国人民(也包括地方政府和乡绅),怎么会坐视这种利益为西方资本家独享?虽然,由西方人建设铁路对于当地经济,也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增加就业和地方财税。但这些利益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的,而对于这么大的一块蛋糕,每个人都想瓜分一部分。于是,四川人民强烈要求自保利权,自建铁路。当然,这种出于私利的动机,如果要得到清廷的支持,必须包裹上“主权”的外衣。譬如四川总督锡良给朝廷的奏报曰“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清廷准奏之后,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公司章程规定了不招外股,不借外债,专集中国人股份。由于中国没有象外国资本家那样的个人雄厚资金,因此必须向社会各界广泛集资,从四个方面筹集股款:一、认购之股(来自官倒和商人);二、抽租之股(来自普通农民和地主);三、官本之股(地方财政);四、公利之股(基金投资)。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这种牵涉到官、商、民,几乎含盖社会各阶层的切身利益的筹股方式,才导致了难以平息的保路运动。当清政府出于各种动机欲将路权收归国有,命令四川、湖南停止民间集股,转而向西方银行借款的时候,无疑就触动了早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的各阶层股民的利益,从而爆发了保路运动。

  保路运动首先从湖南长沙开始爆发,在湖南、湖北境内,有约4万人参与了抗议集会。运动一开始,就发生了暴力冲突,宜昌筑路工人打死了20余名清兵。进而广东也爆发了千余人的集会,四川在立宪派的发起下,组织了2千余人的集会。而四川的保路运动,最为激烈、深入,最终发展成军事革命,在全国首先宣布了政权独立。

  革命,以维权的名义进行

  在四川的保路运动初期,“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成立,使得运动有了很强的组织性和持续性。由于地方总督的默许,保路同志会成为了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这给了运动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使得他们的抗议活动合法化,而不用担心遭到警方的镇压。

  须要指出的是,四川保路运动的最初,仅仅是部分利益群体发起和鼓动。但发起后,很快向无直接利益群体蔓延。1911年6月16日由立宪派在成都组织的会议,只有二千四百余人,而且全是股东代表、咨议局议员、法团人士和其他有利益关系的各级群众。但仅到了第2天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大会的时候,就聚集了4千余人,人群中的主流转为无直接利益关系的学生和市民。无疑,运动已经有意无意得从单纯维权很快向民族主义情绪主导的群众运动转移。这是运动组织者始料未及的,也是他们乐见其成的。更准确的的说,立宪派很快就被群众推到了一个更为广义的运动中去。而保路同志会,也适时改变了政策,“无论股东非股东均可入会”。事实上,早在川汉铁路总公司成立之初,利权便已被地方政府不知不觉得跟主权挂上了勾。

  当四川保路运动已经转为一场全民運动的时候,同盟会适时介入。但他们初时并没有主导运动,而是通过保路同志会中的同盟会员,在群众中进行煽风点火,意图使运动纵深化。

  保路运动在刚开始的和平抗议时期,采取的非暴力方法有:集会、示威游行、血书、组织保路同志会、演说、罢市、罢课、抗税、传单。为了解决因罢市而生活受到影响的工人、小商贩,保路同志会和川汉铁路公司分别设立了慈善会和施济局,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群众。成都有十分之一的人口领取了救济。这样就使得运动可以持续进行下去。立宪派还发明了一种方式,就是——圣位牌。圣位牌上供奉着光绪的神位,左右两边写着一副联子,是光绪帝曾经的谕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保路同志会大量制作了这样的圣位牌,发放给每家每户。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制造舆论,抬出光绪曾经的谕旨,以证明运动的正义性,使得清廷一时间没有借口进行镇压,同时也起到了凝聚民心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随着风潮的扩大,清廷惊恐万分,下旨要求四川总督“切实弹压,毋任嚣张”。在朝廷的压力下,四川总督赵尔丰终于决定武力镇压已经难以收拾的保路运动。他们逮捕了立宪派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为主的10几名运动领袖。咨议局是1905年立宪政改的产物,这个从英国议会学习而来的咨议局,在1906年成立,其性质相当于现在的人大,但与现今的人大类似,咨议局并没有掌握应有的实权,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总督的手里,就象当年威廉一世凌驾于议会一样。这也就使得赵尔丰可以轻易抓捕这些本有权监督他的“人大委员长”。当蒲殿俊、罗纶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引发了约有上千群众头顶光绪牌位云集总督府抗议。于是,一个恶性的暴力循环开始了,赵尔丰下令对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进行开枪镇压,在清兵的长枪和铁骑下,造成了数百名的死伤。史称“成都血案”。“成都血案”并没有如清廷期盼的那样使事态平息,反倒激起了更加顽强的抗议,也给了同盟会一个暴力推翻政权的绝佳机会。因为同盟会从来就不是改良派,他们的目的就是革命,保路运动给了他们一个莫大的机会。“成都血案”,注定了保路运动已经从一场利己的维权运动发展到利他的革命运动。也标志着保路运动从和平抗议彻底走向了暴力革命。立宪派也被迫从原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温和姿态中渐渐转为了反清。而保路同志会随着哥老会和同盟会的大量渗入,也发展成了“保路同志军”。

  起义的信号是由同盟会发出的。由于当局封锁了邮政、交通,在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同盟会发明了一种传达讯息的好办法——水电报。水电报其实就是抹上桐油的木牌,上面写上需要传达的讯息,然后利用四川发达的水网传播开去。接到水电报的人又如法炮制,不断复制传达,就好象现在的互联网。接到水电报的各地同志军纷纷揭竿而起,攻打当地洲县,并向成都进军。在起义的风潮中,荣县首先宣布独立。紧接着,广安宣布了蜀北军政府成立。不久之后,重庆独立,宣布成立了蜀军政府。

  在南昌起义之后,清政府为了平息事端,命令释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等保路领袖,并废除了与西方国家的铁路和约。蒲殿俊、罗纶等释放后,开始策动四川独立,经与抓捕他们的赵尔丰谈判,迫使赵尔丰交出了政权,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布了四川独立。

  此后的四川政局迭荡混乱。先是军中爆发兵变,蒲殿俊仓皇逃离,失去了军权。而后兵变由伊昌衡领导的革命党军平息,继而擒杀了仍掌有军权的赵尔丰。成都、重庆两军政府合并后,四川统一。1912年,伊昌衡被调往西藏平乱,四川政权由袁世凯势力控制。至此,以保路运动为发端,最终浑入辛亥革命的的四川独立革命宣告结束。

  保路运动到底是不是一起成功的维权运动?

  根据前文所述,保路运动的发端,是出于利己的维权诉求。从现代的维权理念来看,利己的维权实际将达至利众的权益。但一方面是当时反清意识在汉民族中很容易被激发,同时,同盟会的搅局,也使得保路运动最终走向了暴力革命。在后来的独立革命势力中,不仅有同志军、革命军、新军,普通民众、哥老会、孝义会、少数民族武装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哥老会是当时蜀中非常强大的民间反清帮会,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黑社会。孙中山在他的《民族主义》中,是这样介绍哥老会的“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势力非常强大,甚至左宗棠的部队,几乎都是哥老会成员。孙中山把哥老会等黑社会组织,看作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力量。所以说,黑社会未必在道义上就一定陷入道德的反动,尤其在某些历史时期,他们往往会起到正面的意义,如北宋的梁山好汉。

  而当时的川西地区,在同盟会的鼓动下,形成了一些各少数民族的武装力量。他们不仅反满,还排外,他们的口号是“推翻满清、废除新政、杀贪官、灭洋人”。因此在保路运动中,他们延续了义和团运动的做法,杀死了一些天主教传教士、焚烧了天主教教堂。因为在他们眼里,戊戌变法和慈禧的宪政筹备,都是导致异教威胁当地信仰的原因。这些排外事件,当然也是受了清末民族主义反抗思潮的影响,是保路运动的一大杂音。

  立宪派,从运动的初始一直到成都兵变,都是保路运动的中坚力量。立宪派原本的主张是温和的改革派,也是保皇派。事实上,慈禧虽然镇压了光绪的戊戌变法,但在国际形势的逼迫下,没几年不得不继续进行走的更远的宪政改革,试图学习英伦的君主立宪。但长期沿袭的封建制度,使得立宪变革不能给议会(咨议局)更多的权力。这就导致议会与皇权必然形成无形中的对抗。而立宪派裹夹在浩浩荡荡的全民運动中,只有更为激进,才能够继续领导局势,如果它趋向保守,就会被运动淘汰。后来的事实证明,温和的立宪派在与赵尔丰的政权交接中,起到了兵不血刃、和平过度的作用。这一点,是革命派无法做到的。因为不论怎么激进,立宪派还是趋向温和的。

  那么在这场搏弈之中,到底保路运动是不是一起成功的维权运动呢?我的观点是,保路运动是一场成功的革命,却不是一次成功的维权运动。虽然清廷被迫废约,但铁路国有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915年,袁世凯收缴了四川路款,保路运动最初的维权诉求并没有得到落实,铁路至此停建。此后的国民政府,一直限于战乱之中,铁路时停时建。1950年中共政府垄断了铁路权,运用国有力量建设成渝铁路。原本由四川民众集资的铁路款,在政权的不断更迭中,消为无形。保路运动的维权诉求彻底失败了。

  主要参考书目:曾绍敏《漫话四川保路运动》

  作者:寂寞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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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牛皮 说:,

    2008年06月27日 星期五 @ 09:02:39

    1

    对对对,现在的股市就是这样.股权都分不清.有的国企一下涨了.凭什么呢.不就是合并了其它国资吗.那些国资,很多是人民集资的.比如以前的电话初装费.银行不也是人民集资吗.是银行领导班子个人创业的吗?还有科学院的技术,也不是人民的钱吗?怎么都算到那些企业中去了.还有……….
    社會主義的资产本是人民集资.与那保路运动的区别,那时人比现在的人更聪明.愚民政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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