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晓光:海洋 海权 海军

  1993年,美国战略家亨廷顿就说:“中国的崛起,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早在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约翰. 奥林战略研究所主任、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计划顾问的塞缪尔. 亨廷顿这样问道:如果巴尔干地区是20世纪地球上的“火药桶”的话,那么,21世纪的“火药桶”在地球的哪一端?亨廷顿在“冷战”刚刚结束后,就预言这个未来的“火药桶”就是南中国海。在被广泛认为是冷战结束后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著作《文明的冲突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指出,中国对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与美国在那里围绕着石油和战略建立起来的利益根本矛盾,这种矛盾可能要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他预测说,这场矛盾的总爆发可能是在2010年。

  亨廷顿指出: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

  亨廷顿接着说:……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物中应起的作用。……

  在这里,亨廷顿十分“客观”地指出,其实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之所以阻止中国的统一,并不是为了保护什么台湾的利益,而恰恰是为了防止台湾与中国大陆联合起来申诉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为了保护美国自己在那里掠夺石油资源的美国利益。而一贯侵略越南,给越南造成了严重伤害的美国之所以又将扮演保护越南的角色,同样也不是保护什么民主,保护越南的利益,而仅仅是以这样的借口来保护它自己的利益。

  亨廷顿这也等于公开承认,美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一直是借助自由主义原则在世界挑动文明分裂,之后,为美国以维护自由的名义发动战争,维护美国利益制造理由。这次的巴尔干问题,挑动巴尔干地区分裂,不过是这种做法的预演。而将来如法炮制的大舞台可能就是南中国海。亨廷顿实际上等于为美国战略的实质进行了一次明白无误的“大揭秘”。

  亨廷顿认为,未来冲突的根源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冲突,而是“发展利益”的根本冲突,所谓“保卫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不过是挑起冲突的借口而已。

  这似乎是历史的重现:我们的前人毛泽东说过:我们100年来,一直拜西方为老师,但是我们却不明白–我们的老师为什么总是要打我们?

  80年代,流行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首歌这样唱道:“军港的夜啊,静悄悄……”

  今天,当新的世纪出现在地平线时,当我们不得不把视线投向我们的母亲海–南中国海时,另一首歌曲却这样的在我们的心头荡漾:“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

  西方海军的兴起,的确与一个东西息息相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产权制度、交换制度和全球市场制度。现代“海权制度”就是这个经济制度的军事表述,或者反过来说,全球贸易制度就是“海权制度”的经济表述。

  关于“海权制度”最完整的表述,来自一位美国海军上校阿尔菲雷德. 马汉。上世纪末,这位怀才不遇的上校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准确地概括道:“海权在广义上,不但包括以武力控制海洋的海军也包括平时的商业与航运。海军通过发动战争获得海洋控制权,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贸易途径的畅通。所以,战争最终不是战斗,而是实业。”但是,在上世纪末,美国实行的依然是大陆战略,美国海军依然是为了防御当时的海上强国的一支近岸防御力量,马汉的“海权”概念,就是对这种大陆战略的批评。

  也就是与马汉同时,一位毕业于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校的中国人严复,在《原强》一文中,比马汉更为细致、准确地论述了现代军事制度,特别是海军制度,与现代经济制度之间的有机的必然联系。他明确指出,现代海军制度就是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物,是现代经济制度扩张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因此,完全不能设想,没有现代政治经济制度的改革而有强大海军的产生。他批评当时的洋务运动说:“余游泰西诸国,知此举无异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

  但是,马汉的怀才不遇不过是暂时的。1890年,小罗斯福读了他的书,立刻给他回信说:“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901年,小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马汉和他的理论一起被请进了白宫,从此,美国通过海军的强大,保持了国力的昌盛。

  而严复的命运多舛却仿佛是永久的,这位中国现代化理论之父,中国最早的海军留学生,虽然精通英文和现代文化,却一直无法通过科举考试。当马汉的著作被小罗斯福激赏的时候,严复却又一次跑回老家福建参加“全国统一考试”的“初试”–而结果又是“未果”。当马汉在白宫指手画脚,大显神通时,严复已经染上了鸦片毒瘾,大部分光阴不得不消磨在烟榻之间。“烟榻茶酒成夙世,天鸡海日又春风。回首却忆百年梦,梦与南海几道同。”–严复,号几道,是中国现代化改革理论的设计者。但是,美国接受马汉,仅仅用了几年时间,而我们对严复的理解,几经曲折,今天也许要重新开始。

  这就是海军–在这里,有整个人类动荡的现代史。

  15世纪,哥伦布的航行使西班牙和葡萄牙把他们的海上争端诉诸罗马法庭,教皇由此划定大西洋上一条子午线为两国权力的分界线,并宣布两国对各自的地区拥有控制权。

  16世纪,荷兰海军的崛起,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最大的商品交换市场,在海军航海时间表的基础上,商品交易价目表开始发行,和海军航海表一样供所有人阅读。在商品交易价目表的基础上,现代契约制度和法律裁判制度因此形成。同时银行金融制度发展起来–强制性的契约变成了汇票,扩大了商人的风险支付手段。

  伟大的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建立世界市场的历史,资本主义通过海洋贸易,把世界统一起来。

  我们可以说,现代历史就是各民族在海上角逐利益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现代海军发展的历史”。

  这就是恩格斯在《海军》一文中所说的,17世纪“也就是建立庞大的海军来保护刚刚开辟的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效的时期”。

  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海军理论与现代经济学理论和政治理论同根同源——它们甚至都是一种现代“海洋理论”。

  今天,中国现代历史的挫折和失败,被认为导源于一场海战——中日甲午海战的失败,但是,这决不仅仅是一场海战,一支海军舰队(北洋海军)的失败,而是一种错误的指挥的失败,这种错误的指挥,建立在错误的海洋观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海洋观之上,根本无法建立现代“海权理论”,而没有这种“海权理论”,现代“产权理论”和经济政治制度无从设想。

  首先,甲午海战的失败,非中国兵不利。当时的中国海军,已经是世界第四大海军力量。当时的“镇远”和“定远”为清政府斥巨资购得,是远东最大的战舰。李鸿章曾经得意地断言:“有此二舰,可保我无虞。”甲午海战的失败也非中国没有“引进外援”,当时各舰都有德国、意大利和英国顾问。可以肯定,当时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军力相差无几,甚至有所超出。而由于那些“外援”,在战斗经验方面,也不在日本之下。

  甲午海战的失败是指挥的失败,它具体表现在以一种被日本人称为“匪夷所思”的燕子阵迎敌–如同对“有朋自远方来”张开欢迎的臂膀。相反,日本海军则以横排一字阵迎击:这场决定两个民族命运的生死之争,据日本记录,是于午间12时5分开战,日本的决一死战的态度在战前命令所有水兵“饱餐一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中国海军则是午饭未食–这种大敌当前,而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态度,忘了的恰恰是中国的古训:“盖士饱马腾,古之善教。食为战之一大要素,不可不知也。”这就是海战之后,一位日本军事家浅野正恭从《孙子兵法》的角度,替中国总结的教训。

  日本决一死战的攻势也在如下对比中表现出来:舰队为了轻装机动,战斗时卸掉装甲。相反,中国舰队则匪夷所思地在炮台上堆满煤口袋,还在甲板泼满水。完全作出一副挨打救火的阵势。结果,战斗刚刚开始,管带丁汝昌就在泼满水的甲板上滑倒,摔断了肋骨。

  这样,防守反击的“燕子阵”在面对日本的横字阵时,其实就已经决定了鹿死谁手。这个十分类似中国古代陆战的一将对一将“叫阵”的阵形,不是以整个舰队迎击敌人,而是使前面的战舰单独面对敌人舰队,而后面的舰只要么观战,要么发炮误击前面自己的战舰–丁汝昌就是为自己的战舰炮火所中,被打下指挥台的。最后,则是完全混乱的队形被敌人包围,各个击破。

  我们应该记住,大清国的覆灭,没有一次是因为它缺枪缺炮–大清舰队,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上少数的完成环球访问的舰队。当时,当以程璧光(也是甲午海战的英雄之一)为司令的大清舰队完成美洲访问,舰队还在返航途中时,大清国已经灰飞烟灭–海上仅一日,世上已千年–他们还不知道,这时的“宣统三年”已经变成“民国元年”了。

  “鲜红的太阳和我们在一起”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词章中,寄情山水的中国文人们,几乎没有留下描写大海的诗篇。也许是因为他们禀性太弱,文人气短,在波涛起伏的大海面前,他们只有震慑,因而无言。

  面对沧海一抒胸襟的反倒是武人:“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面对沧海,一代英豪曹孟德感到了人的渺小。

  而真正理解了大海的是毛泽东。因为他不是站在岸上,而是将自己投入到波涛之中,劈波斩浪,俯仰自如,胜似闲庭信步。

  1950年毛泽东赴苏联与斯大林谈判。当时经济还十分困难的新中国,就迫切地向苏联提出了关于海军装备购置的要求。苏联原来应允的贷款不但难以兑现,而且,随着卢布的接踵贬值,本来已经打了折扣的有偿贷款,待拿到手上,已打了更大的折扣。

  1953年,当全国人民沉浸在迈向新生活的庆典的欢乐中时,毛泽东却有别样的心情–一穷二白和强邻环绕的现实是压在他心头的石头。

  50年代,毛泽东留下了太多的紧锁双眉的照片。

  1953年2月19日,是中国海军值得牢记的日子,这一天,毛泽东在武汉登上人民海军的战舰,对海军进行考察。毛泽东在舰上与水兵们共同生活了6天,在考察期间,毛泽东5次挥毫写下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领袖在战舰上作这么长时间的考察。在毛泽东一生中,他也从没有连续5次写下同样的一句“题词”。

  在“洛阳”舰的甲板上,毛泽东张开右手,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做了一个表示“不多”的手势,对战士们说:“现在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多。”毛泽东又把左手提起,以左手距离甲板的高度示意说:“敌人的海军有这么多。”接着,毛泽东挥起右手,向上一扬,展望云天:“将来我们的海军要这么多。”

  已经是深夜了,军舰开始夜航。可是水兵们发现,毛泽东还面朝右舷,思考着什么。

  这次视察,不但对人民海军,也给毛泽东自己留下了难忘的记忆。经过半年多的深思熟虑,毛泽东在1953年12月4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为中国海军建设制定了总方针:“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情况,有计划的,逐步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伟人的重托

  1959年,正是苏联最春风得意的时节。借前苏联成功地爆炸氢弹的春风,赫鲁晓夫曾飞到戴维营与肯尼迪会谈。当肯尼迪向他展示美国已经试验成功的核潜艇时,赫鲁晓夫立即说:“我们的核潜艇,比你们美国的数量又多,速度又快。”——这透露了前苏联已经成功制造了核潜艇。

  赫鲁晓夫正是带着这种其好无比的心情,转道中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大典。于是,就有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門上的著名对话。

  赫鲁晓夫再次让毛泽东“最后考虑”前苏联舰队利用中国沿海基地和联合建立“长波电台”(核潜艇只能用“长波”与岸上联系,因为短、中波均无法深入海底40米)。

  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行。你是不是要把我们的东南沿海都拿去?你们干脆把我们的整个东南沿海都拿去算了!

  赫鲁晓夫惊讶地说:核潜艇技术要求又高,资金投入又大——你们怎么能搞得了?我们有了,不等于你们也有了?

  毛泽东对此不置一词。

  当时,赫鲁晓夫指指下面游行的民兵队伍,曾惋惜地说:这些,通通不过是核武器下的一堆肉饼罢了!接着,他面色阴郁地告诉毛泽东:苏联已经决定,撤走所有援华专家。

  毛泽东再次用沉默回答了他。

  谁能说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10周年那一刻心中的波澜呢?就是在这次著名的天安門国庆观礼对话之后,毛泽东发出了这样的誓言:中国的“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泽东如此重视核潜艇,并不是仅仅是一句简单的“争气”所能解释的。这里有毛泽东对前苏联已经成为一种全球霸权力量的警觉,更重要的是,核潜艇是一种“水下永动机”,如果艇员体力能够支持,核潜艇能在水下几年、几十年航行。航行距离几乎也是无限的,并且它具有其他任何兵器无法比拟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核潜艇不仅仅是军事史上的一次革命,而且,它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伟大革命”。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能不能真正“走向海洋”,核潜艇是关键。

  中国的核潜艇事业就是这样开始了。成立了“国防部第7研究院”(舰艇研究院),由刘华清将军任院长。

  在这个期间,一位美国玩具商再次给我们提供了灵感——一位中国外交官,在西方国家的商店里为自己的孩子买了一个潜艇玩具,当这个玩具转到了中国核潜艇专家的桌子上时,他们大喜过望——毕竟,也许那位玩具商可能参观过真的核潜艇啊!今天看来,这种推论简直是笑谈,但是,对当时从来没见过核潜艇的中国人来说,这总是一个线索吧——实际上,正是这个玩具,启发了核潜艇的船体总设计师、7院总体所所长夏桐。

  但是,核潜艇计划开始仿佛就命运多舛——3年自然灾害,国家经济困难,为了“保原子弹”,核潜艇只好忍痛下马。当时,尽管反复审核,最后几乎所有的共和国元帅都怀着痛苦的心情,不得不在核潜艇暂时下马的报告上签了字。其中,以陈毅元帅的意见最为直率,他在报告上批道:“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不管要8年、10年,或12年,都要加紧进行。”

  1964年,战胜了3年自然灾害的中国人民,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中国爆炸原子弹,前后只用了6年时间,耗资仅28亿人民币。其后,仅用两年零八个月,又成功爆炸了氢弹。这样短的时间和低的耗资,可谓世界之最。

  在两弹东风的鼓舞下,核潜艇再次上马,并且加快了步伐。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具体有多么困难,今天的人们完全不能想象。反映在核潜艇方面,那就是,不仅仅是官兵上下,“吃着窝头搞潜艇”,而且,有时是在根本“吃不饱窝头”的情况下,连轴转地工作。

  核动力局长孟戈非回忆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很了解当时的生活困难情况。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当时也像战争年代那样,真正是以身作则,和大家同甘共苦的。我们每天的伙食,一餐只能吃两个玉米面窝头和一条咸萝卜干。热菜是很少吃的。为了佐餐,在老索(当时的书记)窗台上发现了辣椒花,于是,他那盆朝天椒就成了我们俩的专利品。我们俩相约,每人每餐只能摘食一只,谁多摘要受罚。我和老索都信守诺言,谁都没有“多吃多占”过。

  也就是这个孟戈非,在率团访问英国时,把所有的补贴都买了资料,又心疼寄资料回国的邮费,还怕寄丢了,于是,6月天里,所有团员就把冬天的衣服都套在身上,把包和手腾出来拿材料。在莫斯科转机时,没有一个人提出上街走走,原因还是心疼钱,心疼国家的外汇,结果,全团就这样静静地在候机厅等了一天。

  这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清贫的中国”是有一点精神的。

  赵仁恺,中国核潜艇的动力设计师。这是一个患有严重冠心病的“红专家”。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文化大革命期间,爱人在湖北干校,儿子在北大荒,女儿在吉林插队,他自己在普通农民家里住了5年,在基地的干打垒里住了6年,在带着“历史问题”帽子的时代,他技术上的稍微一点瑕疵,就会导致“永世不得翻身”的后果。就是他,顶着压力,亲手为中国的核潜艇测算出每一个关键性数据。那时,他经常出差,住不上旅馆,他和科技人员一起,“蹲车站”,在火车上找不到座位,就一直站着。

  中国核潜艇的船体问题解决之后,另一个严峻问题就是建立反应堆。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人力严重不足,任务又十分紧迫的情况下,怎么建立核潜艇的动力心脏“反应堆”呢?

  中国特殊的反应堆,诞生在核潜艇核动力总设计师彭士禄手上。中国人不一定熟悉彭士禄这个名字,但是如果说,他就是彭湃烈士的儿子,那么人们将不会陌生。

  针对当时特殊的情况,彭士禄提出,先搞一个陆地模拟堆,是一个“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方案,中国的核潜艇,就是根据这个方案,打破了反应堆方面的僵局。

  20世纪60年代末,是中国特殊的年份。为了保证核潜艇事业不受冲击,中央军委下发了毛泽东签署的“特别公函”。反复强调这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工程,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车间。

  就是这样,我们身经百战的将军和满怀“共和国之恋”的知识分子一起,在戈壁荒岛,夹江深处,同住干打垒,同煮一锅饭,青天一顶星星亮,荒原遍地篝火红。在严酷的国际环境中,在没有一点援助,一分国外贷款,甚至连一点参照都没有的情况下,开始了中国核潜艇的“创业”。在这些“创业者”里面,有说过“就是把我用手铐铐起来,我也要搞核潜艇”的聂老帅,有孩子生下28天就上了基地的女将陶宏梅,有彭士禄这样的烈士后代,也有“用脑袋来担保设计方案”的王秀清、赵仁恺、黄旭华,还有中国工人階級的普通一员侯君柱。

  在他们背后,是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

  1970年12月26日,经过6年的艰苦奋斗,中国的核潜艇下水,1974年8月1日,中国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服役。8月19日,朱德总司令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陪同下,检阅了核潜艇。总司令问:这全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吗?萧劲光大将回答:“舰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

  中国从此成为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2年,中国弹道导弹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一举成功。

  外电立即对此进行了系统评论。其中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简明扼要:“这次弹道导弹试射,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它进一步表明中国的海军在国防现代化方面享有优先地位。这反映了中国比较向外看的政策,其中包括急剧扩大其世界范围的商业航海活动,并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同时,中国人还意识到,随着近海油田的发展,需要有一支更强大的海军来保护这种商业利益。”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在某种意义上,可谓“高瞻远瞩”。

  中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

  中国的领土面积是多少?也许绝大多数的孩子会回答:“960万平方公里。”也难怪,至今我们的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教材上,很少有“海洋国土”的位置。

  1996年5月15日,江澤民主席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根据这个公约的有关规定,中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多万平方公里。

  这个公约已经于1996年7月6日生效。因此,我们必须牢记:中国的领土面积是:“960万加300万平方公里。”——中国不仅仅是指“陆上中国”,也是指“海上中国”。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世纪崛起,特别是14个开放城市和5个经济特区沿太平洋的密集分布,把中国推向了“太平洋时代”。中国经济的心脏地区,也就成为中国的前哨位置。

  鄧小平据此指出:“面对霸权主义强大的海军,没有适当的力量也不行!这个力量要顶用。——要真正现代化的东西。”“导弹核武器,我们还是要发展一点。”

  1979年8月2日,鄧小平在我国第一艘导弹驱逐舰105号上挥毫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他说:“中国要富强,必须面向世界,走向海洋!”

  1995年10月,江澤民观看了人民海军建军以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他在视察核潜艇部队时指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海洋权益,维护周边环境的稳定,海军肩负着重要的责任。100多年的中国近代史和当代世界海洋斗争的现实告诫我们,海洋方向应是我国总体战略的主要方向。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中国海军任重道远。

  作者:翟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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