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盛友:伪良心是怎样炼成的?

  ——从田文华被判处无期徒刑想起

  根据媒体报道,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星期四(2009年1月22日)下午判处前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无期徒刑。其余被定罪的集团高层人员中,前副总经理王玉良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罚款2378万元;前副总经理杭志奇被判刑8年,罚款90万元;欠奶事业务总经理吴聚生被判刑5年,罚款60万元。法庭稍早还判处生产和销售了名为“蛋白粉”的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张玉军以及被控向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奶农耿金平死刑。另一名名被控非法生产三聚氰胺混合物出售给牛奶场以及奶站的分销商高俊杰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四名被定罪的三聚氰胺混合物分销商中,张彦章和薛建忠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张彦军和萧玉分别被判处15年和5年有期徒刑。奶农耿金珠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罚款50万元。田文华等四名三鹿集团高层被控“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张玉军等人分别被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等。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掺入三聚氰胺的奶粉造成中国约30万幼儿中毒,其中6人死亡。

  田文华他们没有良心吗?可以说没有,也可以说有,至少我说,他们没有社会道义。道义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作人的约束,规范,规矩。道义本身就是用来维系和调整人与人关系的准则的。田文华他们当然知道三聚氰胺危害健康危害生命,他们没有社会道义的具体空间在于,中国没有检测三聚氰胺的机制和提醒公民不要上当被害的制度。

  在国内没有维持社会道义的机制和制度。田文华他们的道义是怎样被牺牲的?从表面上看,是中国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而产生出来的,是全民拜金的后果,因为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催生道德的堕落,国民经济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处都是拜金主义。

  拜金主义全世界都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我们从小被教育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这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宣传并没有错。

  1999年在柏林跟龙英台座谈,龙英台说她在大陆阅读到报纸,有一位老太婆在马路旁边摔倒,大白天千万人来往路过,就是没有人扶起老太婆,龙英台不解:我们中国是千年礼仪之邦,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

  2009年在寒舍与80后留学生聊天,有一位男生叙述说,在家里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都是教育我们,做好人,做人要有良心。可是,有一次他跟他父母亲出门,就在马路旁边,一位老太婆被撞倒,肇事者与老太婆争执,众人围观,他父母亲下令,赶快绕道过去,立刻离开那“是非”之地。

  十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概念:伪良心。我们的良心为什么走不出家门?为什么上不了台面?为什么总是粉墨才能登场?为什么见不得人?

  从文化里找原因:

  我们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善于在个性人格中找普遍人格,欧洲人则相反,他们非常强调个人的个性人格,个人的独特发展,不管是哲学思想还是文化艺术,不管是未来的规划还是现实的管理,都这样“个性独立优先”。

  人格一词来自拉丁文 persona(面具),即个体特有的特质模式及行为倾向的统一体,又称个性。人既有表现于外给人印象的特点,也有某些外部未必显露的东西,这些稳定而又异于他人的特质模式,使人的行为带有一定的倾向,表现了一个由里及表的、包括身与心在内的、真实的个人,就是个人人格。

  我们在“人性本善”的教育下,平民老百姓个个认为自己都是好人,个个都要做好人。中国儒家精神是对成圣的向往和崇拜,有了圣人就不需要上帝了,中国传统的至高理想是人人做圣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则认为,自己多读了几本书,“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直气壮,当不了圣人,至少应该当“国师”,为皇帝献谋献策,不然就是知识分子的失败。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英雄有用武之地”,因为个性人格被牺牲了,党中央规划出一个普遍人格,他就是我们的“英雄”,人人都向这个英雄学习,争取做好人。英雄巡回报告会,一场接着一场,一人讲,大家听,学习做,到头来人人还是无法做成“好人”。

  从雷锋到张海迪,都是这样。张海迪2007年在我居住的城市当“驻市作家”,我跟国际艺术家协会主席高尔曼博士说,张海迪是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的“英雄”,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她。我问高尔曼德国政府有否也树立英雄号召全国人学习英雄,他苦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间接地说,顶多有媒体报道赞扬其事迹。

  所以,平民老百姓把良心留在家里,出门看到马路旁边不公,就绕道过去。党中央则粉墨登场大声呼吁: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是政府的良心。

  根据中国网消息,2008年3月18日上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溫家寶在人民大会堂三楼中央大厅与采访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溫家寶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时指出,要推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會主義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如果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职,那么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政府的良心。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出自泱泱大国总理之口。这是哪门的事?依法治国、以制度管理国家,还是以良心治国?

  从制度里找原因:

  德国的“社會主義”不管如何,但是在德国每个人都可以看病,看得起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人称“铁血宰相”(德文:Eiserner Kanzler)全球最卓越的政绩之一,他任普鲁士首相期间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战争,统一了德国,并通过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养老金、健康和医疗保险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二十多年来我每月缴纳六百多欧元的医疗保险,几乎没什么看病(只住院一次),但是,若不是强硬的保险制度,我可能不会这么老老实实地缴纳保险费,我缴纳了,我没有用上,亏了吗?不一定。别人用得上,万一我病了,我也能看医生或住院。当然缴纳了,最好我永远健康,永远用不着自己缴纳的保险费。这才是“赚”了,怎么能说是亏了呢?

  我居住这个城市有一个德裔俄罗斯人,他曾是苏联的工程师,但是移民到德国后无法找到工作,失业在家,六年前患癌症,西医无法治愈,我太太通过关系,协助他在开封找到中医治疗,所有来回路费和在中国的医疗费,德国社会局报销。

  如果在中国也像德国这样的医疗保险制度,每个人都可以看病,看得起病,我想不可能没有人不扶起老太婆,把她送到医院。国内的制度缺陷在于,谁扶起了老太婆,可能被诬陷,帮助者要为她支付可能是巨额的医疗费。这样一来,良心又留在家里,没有走进社会。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三年投入8500亿改善医疗。中国国务院总理溫家寶2009年1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 到2011年,中国希望自己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能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并且要全面普及基本医疗卫生的服务并明显提高服务水平。 同时要明显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会议还决定,从2009年到2011年,重点抓好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五项改革。其中包括: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以及推进公立医院改革。

  实话实说,我阅读到这样的消息,比阅读到奥运成功闭幕的,不知道要振奋多少万倍。

  从信仰里找原因:

  在欧洲我经常被问:“中国的国教(比较统一的宗教、绝大部分人口信仰的宗教)是什么?”我无从回答,儒教还是道教,佛教还是马克思?

  布什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95%的美国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国人的宗教信仰是英国传过去的。而我们中国人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须被彻底清除干净。后来又听了马克思的话,认为“宗教是鸦片”。

  中国不是无神论,是多神论。

  奥巴马手按林肯当年宣誓时所用的《圣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旁公证。我们中国的国家元首从来就没有手按《论语》宣誓,或手按《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宣誓,多神论的中国造成没有国教的中国。

  德国也是90%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我儿子上天主教幼儿园时,幼师就发给我们资料,让我这个当爸爸的念给他听《爱邻人》的故事:

  有一个犹太宗教家来问耶稣说,宗教诫律中最重要的什么?耶稣回答说:“你要以全部的心志、情感、理智爱上帝,这是第一重要的诫命。其次相等重要的是:你要爱邻人像爱自己一样。”这位宗教家又试探地问:“谁是我的邻人?”耶稣就说了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有一个人,他在险恶的旅途中遇见了强盗,财物被抢光了,连衣服也被剥光了,还被打了半死躺在路边。有一个犹太祭司从那里经过,他一看见那个落难的人,就从另一边绕过去了。又来了一个在犹太圣殿中工作的人,他上前看看那个人,也从另一边走开了。这时,来了一位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瞧不起的民族),他看见这个落难的人,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为他消毒裹伤,然后扶他坐上自己的牲口,带他到一家客栈,在那里照顾他。第二天,这位好心人交给客栈主人银两,请主人照顾这位落难者,他回来的时候会付清所有的费用。

  耶稣说了这个故事,就为那位宗教家说,“依你的看法,这三个人当中,哪一位是那位落难人的邻人呢?”那位宗教家说,“当然是那位仁慈的人。”耶稣就说:“你去照样做吧!”

  这样的故事,德国教会里的小孩像我们当年学习雷锋一样,经常反复地学习,不厌其烦,等这些小孩大了一些,教会组织他们参加红十字会等协会的“救贫扶弱”活动,我儿子几乎每年都会参加教会组织的到罗马尼亚最贫困的地区,协助盖房子盖校舍,辅导英语数学等义务活动。

  看到我儿子的良心没有一天一天“坏”下去,我认为,信仰是个好东西,教会是个好东西,这些好的东西把人的良心从家里带到社会。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国哲学家)曾说:人是什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的确是这样,人有信仰后,天使的成分可能会(不一定每个人)超过野兽的成分,至少会天天提醒你,把那心中的野兽老虎压下去,别老跑出来咬人。

  人不可能是完人,每个人只要做到一点点的“好人”,社会道义的机制就炼成了。

  写于2009年1月22日,德国班贝克

  作者:谢盛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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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基础理论的逻辑构建 说:,

    2009年01月23日 星期五 @ 17:06:26

    1

    有时候我觉得压抑良心会在内心造成非常大的内疚感,久而久之,会造成一种相反的行为效果(不知道专业名词)。就好比你看见别人受伤死去而没有救助,于是心理就产生了道德压力。而身体里的某些机制(或头脑中的某些机制),为了消除这种压力(经历了数次之后),就会让你认为那些人就该死(为心理减压),就会制造一些所谓的: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逻辑来麻痹自己的大脑。而一旦这个过程完成了,我们自己一部分的良心也就泯灭了。

    在中国,良心上的事情还是要做,但应该更讲求一些策略而已。

    例如看到老人跌倒了,有些人为了避嫌,可能就绕道走了。但我觉得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使用(当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1)可以主动找警察,让他出面。(2)如果问题紧急,先打电话给110。(我没打过)。(3)在你去帮助之前,先对周围一个或两个人说让他们帮你做个证(他们可以不参与救助) ,免得以后麻烦。(4) 总的原则是对于救助第一要素是首先使用一些可用的公共资源(注意不别人的资源),例如警察等。

    例如我就听说过,在美国有中国人看到了丢失的孩子然后主动携带其寻找家人或送其回家,而惹上麻烦的。其实标准的做法是通知警察。我想在中国也适用。

    另外, 好撒玛利亚人法在VOA上有篇文章,介绍的不错,我贴个链接,有兴趣的人自己看看。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archive/2006-04/w2006-04-28-voa75.cfm

    VOA上有个我最喜欢的栏目:法律窗口,很不错,而且很有挑战性,因为文章中会谈到很多法律面临的困境。上面的链接也来自这个栏目
    http://www.voanews.com/chinese/Legal_Window_New.cfm

    讲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几年前在火车站买票,前面有一个人喝酒了,不知什么原因就跟售票员吵了起来。结果这票就卖不成了,很多人都排队在等,很多人在低声抱怨,但没有人干预—那个喝酒的人挺壮挺凶悍的。当时我明白了情况后,就对我后面的人说帮我看一下位置。然后我就从队伍中出来了。当然不是出去跟那个醉汉理论去了。而是在车站里找了找,发现了两个保安。于是过去跟他们说了一下情况。后面的事情就见简单了,保安过去劝那个醉汉离开了。我们又可以买票了。不过这件事对我自己的意义非常大,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可以很策略的去解决一些问题,而不用把自己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例如,去跟醉汉理论等等)。

    策略地去做一个好人或善良人,不是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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