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替:“抗日”的语言问题和南京大屠杀问题的工具化

  1 )为什么是“抗日”

  我们把日本侵华战争称作“抗日战争”,把朝鲜战争称作“抗美援朝”;58事件之后,我们把学生的游行称作“反美游行”,没有人称作“抗美游行”的,但是所有反日的事件,我们依然习惯上称作“抗日”。中国打仗,一般不承认自己主动侵略别国的,所以几乎所有的战争都是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是对强大邪恶势力的正当反抗。对于实力输于自己的对手,我们不用“抗”,用“反击”,比如对越自卫反击战,对印自卫反击战。

  中国字是非常微妙的,在英文中是反映不出来这种差别的,无论是抗日还是反日,都是anti-Japanese 。之所以到现在还“抗”日,是因为在中国民众的潜意识中,日本依然是强大的敌人这种对日本强大的无奈和愤怒是用“小”和“倭”也掩饰不了的。日本否认大屠殺、占领钓鱼岛、支持台湾独立,但同时每年向中国提供上百亿的日圆软贷款、是中国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在这种情况局面下,要指望中国政府在中日关系上有所作为,是很难。

  同时,由于中国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款,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制约日本的机会,加上日本对韩国道歉的同时,拒绝对中国道歉,使得二战的战胜国中国变得“胜而不赢”,抗日战争没有结束,中国继续在等待新的战果。愤怒积蓄著,无法释放,一代代地传下去。

  2 )妖魔化和民族主义

  我是南京人,从小就非常反日。在我的印象中,日本人都是很委琐矮小的。中国的抗战影视片无一例外地把日本“鬼子”描写成总体很卑劣的人群,这和二战片中德军的形象是很不一样的。这种印象一直到今年我开始研究日本文化时才得到改变。我在大阪事件之后,读了一些日本政治语言文化的资料,才发现,这些年我受到的教育是在妖魔化日本。抗日的情绪在我们喜爱看《地道战》《地雷战》的时代,不是很浓的,因为很多耻辱在对日本“鬼子”的妖魔化中消解了。

  当我们无法制服强大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妖魔化对方,谋求某种心理平衡。但是在资讯发达、交流频繁的今天,妖魔化的作用越来越小,所以对日本的敌对情绪就表显出来,越来越诉诸于行动。在网络上越来越多的抗日站点、抗日文章、拒绝日货宣言就体现了这种倾向。

  本来是国家之间的政治和法律问题,由于处理的不当,演变(甚至被纵容)成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民族主义由于从一开始就脱离国际政治和法律框架,只能使中日关系越走越远,难以收场。

  民族主义是个潘多拉的盒子,在任何时候打开它,出来的都是灾难。因为民族主义处理国家之间的问题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如果民族主义在中国合理,那么民族主义在日本(军国主义)也同样合理。所以当网上有人喊到“东京大屠殺”“广岛原爆万岁”的时候,如果我们继续纵容,那么任其发展下去,悲剧就不会远了。

  3 )“南京大屠殺”问题的工具化

  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在中国是得不到重视的,除了一年一度的纪念日之外,很少人能像国外研究一样纳粹屠殺人数那样认真深入。以至于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数竟然在今年成为一个问题,我们甚至拿不出非常有力的法律证据。南京大屠殺纪念馆某些摆放物品的不真实性也成为日本极右翼否定大屠殺的证据。我们不能用谎言对付谎言,我们应当实实在在地去寻找法律证据。南京大屠殺纪念馆不应当仅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首先应当是一个独立研究机构,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地研究大屠殺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中国赢得公正,否则公正只能被功利化的虚伪掩盖掉了。

  “南京大屠殺”现在首先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法律问题,就大屠殺而产生的民间赔款也是重要问题之一,如果这些都不去做不去支持,却把南京大屠殺问题作为一个工具,鼓励民族主义情绪,为日圆贷款制造便利的话,那么,这个工具总有一天会失效,我们也会渐渐失去死去的同胞对我们的信心。当所有的证据都被时间销毁的时候,南京大屠殺也真正成为一个无法解释的历史之谜。

  我的忧虑使我说不出抗日的豪言壮语,只希望自己能为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做出自己的贡献。今天特别开设《南京大屠殺研究》讨论组,收集和整理大屠殺所有可能的资料和证据。地址:http://xici.net 政治与法律类讨论组《南京大屠殺研究》。

沐目摘自多维周刊

  作者:安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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