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华新:对越自卫反击战30周年祭

  烈士仆倒在起跑线

  在纪念中国改革30周年的辉煌时刻,不能忘记曾经有22万中国热血青年,为了国家利益,从广西、云南突进越南境内,付出了不亚于朝鲜战场的惨烈牺牲,攻克越南重镇谅山、老街。通过这场“自卫还击战”,这些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以自己殷红的鲜血为墨,改写了国际政治版图。改革初年的对越“自卫还击战”,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新纪元。

  1979年二三月间的中越战争,完成可以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奠基之战。我们不能忘记,多少美好的身躯,多少纯净的青春,消逝在近30年财富涌流、物质繁华的前夜。改革30年,也是个人和家庭改变命运的大时代,演绎了多少商场暴发、仕途跃迁、学业精进的传奇;可是,我们的民族英雄风华正茂,却仆倒在人生的起跑线……

  1979年2月17日,新华社发布声明:

  “越南当局无视中国方面的一再警告,最近连续出动武装部队,侵犯中国领土,袭击中国边防人员和边境居民,局势急剧恶化,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的和平和安全。中国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奋起还击。”

  顿时,中国人民把揪心的目光投向南疆,多少军属家庭更是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为自己的儿子和兄弟夜半惊魂、虔诚祈祷。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前线讯,关于战事只有短短一句话:“战斗在我国广西的龙州、靖西和云南河口、金平地区展开。”对参战人数、主攻方向、战役进展、伤亡情况,均只字未提。“文革”后国内新闻观念比解放战争时期更加保守,战争新闻以防止泄密为最高准则。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无从知晓这些青涩男儿如何一个个剃了光头,照了相,给亲人留下遗言,在军旗下宣誓,喝了首长敬的壮行酒,然后无限留恋地回望北方祖国的方向,心里喊着“再见吧妈妈”,便顶着越军疯狂的炮火,踏上了布满地雷、竹尖陷阱和异族仇恨的征程。

  据后来披露的史实,实际战况是:广州军区、昆明军区、成都军区的9个军、22.5万人,早在1978年12月底就已屯兵广西、云南的中越边境。2月17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以第41军、第42军、第43军、第54军、第55军和第50军(149师除外)为东线兵团,由许世友上将指挥,从广西方向出击;以第 11军、第13军、14军和第50军149师为西线兵团,由杨得志上将指挥,从云南方向出击。

  广西和云南对面,是越南的6个省11个县。中国军人面对的是历经几十年抗法、抗美战争,真正“武装到牙齿”的越南人,军队骁勇善战,老百姓也是全民皆兵,号称“第三大军事强国”。指挥过奠边府战役、大败法军的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有一句名言:

  “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

  越南军民如此好勇斗狠,而中国刚刚经历了“文革”内乱,军队缺乏作战训练,参谋人员老化,作战装备捉襟见肘,连钢盔都无法做到人手一顶!越军士兵普遍装备苏制AK冲锋枪,而我军士兵还在使用56式半自动步枪。军工生产质量得不到保证,手榴弹扔过去不爆炸,冲锋枪开两下就卡壳,甚至炮弹在炮膛里爆炸,这类情节在越战小说和电影《高山下的花环》里曾经引起过观众极大的愤怒和无奈。因为废除了军衔制,一旦本作战单元首长牺牲,立刻群龙无首。后勤保障跟不上,战场伤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死亡率高。

  中越双方都不想让战争升级,没有动用空军,因此陆军的厮杀更加血腥。“自卫还击战”的战场上,年轻的中国军人无所凭借,只能靠人海战术,拼勇敢,拼牺牲。1979年西方媒体广泛议论的一个现象,直到人民日报1984年发表昆明军区作家彭荆风的通讯《猛士守南疆》,才第一次承认:在中越战争中,使用了人肉“排雷手”。当部队闯进雷区、进攻受阻时,彝族班长安忠文从容地吩咐战士说:

  “前边是雷场,不要靠近我!”然后纵身滚向那片雷区,压发雷、绊发雷一颗接一颗爆炸了。他右手被炸断了,仍然咬住牙往前滚;两眼炸瞎了,他还在用血肉模糊的身子向前滚……

  彭荆风说:像这样明知是死,为了胜利而又不畏死的勇士,在这次反击战中随处可见。

  西方记者猜测说,这些以身蹚雷的中国军人,可能是被迫服从上级命令。彭荆风在战场上发现,西方人道主义小白脸们,完全低估了东方的人格境界!在者阴山下的救护所,彭荆风遇见了刚抬下来的战士刘易富,他只身排除了二十多枚地雷,身中36块弹片!

  “医护人员为他换下那身满是泥浆和血污的衣裤时,发现他口袋里已身无分文,只有一张寄回家的16元汇款收据。人们明白了,这又是一位准备以身殉国的勇士!”

  据互联网上昆明军区对越“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材料,从2月17日开战至3月16日撤军完毕,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 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实际伤亡人数可能还要大得多!

  1979年一战后,又延续了十年的边境拉锯战,牺牲了无数中华好儿男。长达1300多公里的边境线中方一侧,至少有14个县市建有专门的对越“自卫还击战”烈士陵园。由西向东,依次是云南的金平、蒙自、屏边、河口、马关、麻栗坡、西畴、富宁,广西的那坡、靖西、龙州、凭祥、宁明、防城。建设最早(1979年2月)、也最著名的麻栗坡烈士陵园,安葬着十年中越战争中的937名烈士,鄧小平亲自题词。

  博主那代大学生都记得19岁的傣族小战士岩龙,记得那个吹得一口优美竹笛但汉语说得不好的英俊小伙子。人民日报1979年4月9日发表过新华社记者李耐因和张立合作采写的长篇通讯《他为祖国献青春》。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他只身潜入敌人侧后,歼敌20名,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在攻打朗多时中弹牺牲。在 1979年,岩龙的名字,响亮程度相当于后来的赖宁、今天的周杰伦。博主记得,新华社原稿中提到,岩龙在西双版纳家乡已经交了女朋友,李耐因捧读烈士遗物,感慨那叠遗留的书信中不知道有没有那个美丽姑娘的来信。在社会风气保守的七十年代末,人民日报编辑部可能担心有宣扬“早恋”之嫌,删掉了这个情节。无论如何,一条19岁的鲜活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通讯写道:

  “刚刚拐过一个山嘴,一丛树林中射出一梭罪恶的子弹,其中两颗穿过岩龙的胸膛。在他后面的班长看见他倒下来,又慢慢地抬起头,向着北方——祖国的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不动了。”

  19 岁,对于亲历了改革开放30年的年轻人来说,是什么概念呢?张朝阳19岁时在清华大学念物理,丁磊19岁时在电子科技大学念通讯技术,毕业后经过一番努力,分别创办搜狐、网易,成为中国新兴的IT界领军人物。马云19岁那年第二次走进高考的考场,数学只得了19分,只好开始打工,蹬三轮车送杂志;但在市场机会极其丰裕的改革年代,马云最终还是上了大学,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并购雅虎中国,大器晚成。岩龙这样的英雄,囿于家庭出身,即使死里逃生,即使数学成绩高于马云,恐怕也很难像丁磊那样得风气之先而成为北京电信前100个用户之一,难以在IT界弄潮;但岩龙或者别的什么英雄,如果天假以年,像国美电器老板黄光裕那样初中没毕业,走南闯北做点小买卖,抓住机会发展壮大,最终闯进胡润财富榜也未可知。就算不能成名成家,也可以尽情消受改革开放年代的消费时尚和社会自由度。要知道,1979年的中国,连穿一件花格子衬衫也像今天的裸奔一样惊世骇俗,越战一代青年基本未婚,绝大多数没有恋爱经历,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的甘美就匆匆而去。

  1979年,正是“我劝天公重抖索,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新时代开端。中越开战前,高考恢复了两届,有1160万人走进考场,才俊起蒿莱;默许“知识青年” 回城的“国务院六条”刚刚颁布,上千万被耽误的男女哭着喊着回到城市,在勉强争取到的一份卑微岗位上卧薪尝胆,一边工作一边上夜校自学,若干年后将成为城市的栋梁;大批被整肃的干部子女随着父母冤案的平反,重新获得一份丰裕的发展资源,未来的日子可望纵横天下。在整整一代年轻的和不甘年华老去的人们摩拳擦掌,准备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显身手的时候,这些年轻的士兵听从政府和国家的召唤,昂首冲向了南疆边陲,明知此行很可能有去无回。

  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地区。在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来自沂蒙山区的烈士梁三喜临终前没来得及说完的一句话,不是像传统革命电影所描写的那样申请入党,而是提示战友注意自己左胸口袋里一张血染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的欠帐单

  借:本连司务长120元

  借:团部刘参谋70元

  借:团后勤王处长40元

  借:营孙副政教50元

  ……

  在这张欠帐单上,密密麻麻写着17个人的名字,欠帐总额是620元。这个催人泪下的细节,绝不是李存葆闭门造车,当时的烈士普遍家境贫寒。人民日报发表的岩龙通讯中特意写出,岩龙的遗物里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衣破损处不少,都是小伙子自己缝补的,针脚是那么细密;裂缝的旧胶鞋补着补钉,看得出已经修理过不止一次了。人民日报后来还曾报道,岩龙家的竹楼破旧漏雨,直到烈士牺牲两年后才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拨款,当地驻军和民兵施工,修造了一座新竹楼。1979年对越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按照战士500元、干部800元,政府一次性给烈属发放抚恤金,这笔钱当时可以买几辆凤凰牌自行车、几块手表,在农村也就勉强能买一头牛。那些默默无闻的烈士遗属,亲人骨肉一去不复返、家庭未来的顶梁柱坍塌得到的抚恤就是这么多了。

  活着的英雄,由于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留在部队很难被推荐考上军校,军队在战后停止了从优秀士兵中大规模选拔军官的做法,因此对越作战的英雄今天在部队的官阶普遍不算很高;回到地方,虽然不少人被照顾进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作,但在步入中年后遭遇国企改革,缺少创业技能,凄然下岗。因伤残疾的,可能陷入绝对贫困,留下一个个不忍卒读的故事。

  人民日报1990年2月9日发表周良沛散文《生命立体的造型——读<麻栗坡烈士陵园诗抄>》,以党报文字罕见的坦率、以悼念文章罕见的诚实,动情又含蓄地叩问1979、叩问历史:

  “不论他们生前有多么大的抱负,身后有多少遗憾,他们都从容地义无反顾地走了。身后的光荣,他们丝毫也不可能知道;生前战事的胜败,都得承担责任;不知死的光荣,却知生的伸屈。”

  “永远沉默在这里,多数是20岁上下的年轻人啊,他们过早地去了,留下在人们心头的,是惋惜、悲恸,留在史册上的,是写满天地的惊叹号。他们,有的在敌营杀进打出,如同神兵;有的多处负伤,腿折手断也不下火线,肠子打出来了,捂住肚子还甩手榴弹;有的与敌人拚刺格斗,滚下山涧,与敌同尽,在湿热的边境,找到的遗体已腐烂得抓拿不起来,只有我们知道他的那颗头颅,那颗心……。

  “他们,并没有全葬在这里,但这是他们共同的碑;安息于此的,并不是每位都授予了英雄称号,但他们每一位都是这英雄集体中响当当的英雄。他们恋生,有的甚至有过死的恐惧,可是在需要献出生命时,在分秒之间,在一步之差时,没有犹豫,没有豪言,可能有遗憾,却不会有悔恨,知任重而心事重重,尽本分而坦荡无羁。神圣、纯净得如同一位初生的婴儿那样地去了。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民族,来自不同的地方,都成了麻栗坡人,是麻栗坡永久的居民。”

  改革30年来,几乎所有社会群体都从改革开放中受益,不同的只是受益的多寡;但我们不能忘了,有一个群体属于绝对受损!他们就是中越战争的烈士和大部分英雄,特别是伤残退役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亲属特别是遗属!在执政党宣示“以人为本”的今天,我们首先应该想起他们!

  当每年纪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候,别忘了离我们这代人最近的一场战争!是这场“自卫还击战”,为近30年“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的华厦埋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如果说当年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曾被称为“最可爱的人”,那么毋庸置疑,这些1979的战士们就是我们这一代“最可爱的人”!

  流血牺牲在跳舞赚钱年代

  置身“风萧萧易水寒”的燕赵不毛之地,荆轲、聂政身无长物,单刀赴会,生不足惜,死不足惧,自是一番壮怀激烈。但假如在“烟柳画桥,风帘翠幕”的钱塘江畔,在“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的一派升平中,抛弃了人生的良辰美景,葬送了青春的姹紫嫣红,远赴绝地从容就义,需要怎样的坚忍?

  1979年初的中国,处在从毛泽东的革命时代到鄧小平的消费社会转折点上。多年政治运动的风声鹤唳渐渐远去,计划经济板结了的社会“大地微微暖气吹”,前方烟柳画桥在望,私欲情欲都在蠢蠢欲动。年轻人用自家或朋友的单卡收音机,偷偷地欣赏邓丽君“何日君再来”的“靡靡之音”;在日本宽银幕电影《追捕》中,痴痴地看着冷面硬汉杜丘和长发美女真由美相拥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被浑厚男低音主题曲“啦呀啦”唱得心旌荡漾。杜丘的风衣、鸭舌帽,后来又加上美国肥皂剧《大西洋底来的人》里的蛤蟆镜,以及喇叭裤、大鬓角,成为男孩子的扮酷行头。在中国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一种新的人生观发芽生长,它回归常识,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作家薄伽丘《十日谈》中译本前言——《幸福在人间》。幸福不在某个虚无缥缈或者鼓动人民自相残杀的未来天国,幸福就在人间,就在于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来还有人补充一句,幸福就在床笫之间。

  1980年上映的电影《庐山恋》,女主角张瑜竟然换了43套时装,可以想见那个年代追求时尚和渴望物质享受到了夸张的程度。然而,直到80年代中后期,还有另一些中国年轻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一个班、半个班甚至单兵为单位,长年驻守在一种叫做“猫耳洞”的狭小工事里,在生存极限下跟越南人展开边境拉锯战。

  猫耳洞,一种类似猫耳朵的石灰岩溶洞,石质坚硬,炮火奈何它不得,因而成为中越两军边境对峙中前沿士兵的藏身洞。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对单兵猫耳洞的描述,“猫耳洞”通常高不过一米,宽不盈两尺,人不能站立其间,不能躺下休息,只能抱枪蹲坐,经常一蹲就是3个月!

  亚热带的雨季,天气闷热得使人透不过气来。山林中蚊蚋成群,一咬一个包,皮破后流出脓水。洞内人的汗酸味,食物的馊味,粪便的骚味,老鼠的腥味,煤油的刺鼻味,火药味,还有各种说不清的霉烂味,令人窒息。洞里阴暗潮湿,有的战士身体关节痛得没办法,只能用拳头砸,一直砸得关节发热为止。罗自苏在1985年12月15日的通讯《老山战士的信念》中,引用前线战士的话说:

  “仗好打,苦难熬。枪一响往前冲,伤得痛快,死得壮烈,最难熬的是蹲猫耳洞。”

  “猫耳洞”还有个难言之隐,就是烂档,奇痒无比。害羞的战士坚持不了几天,也得脱去裤头。遇到出太阳的好天气,除了值班警戒的,小伙子们一个个光着身子,齐刷刷走出猫耳洞坐成一长排,一边手扶钢枪,一边让太阳晒晒溃烂的裆部,特别是阴囊。在80年代的中越边境,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罕见的奇观。

  1986年12月15日,博主在人民日报科教卫生新闻版值夜班时,一条科学含量不算高的短新闻却被值班主任罗荣兴郑重地安排在右上角,两侧用“文武线”做了显著标示。因为夜班编辑都知道这条新闻对南疆子弟兵意味着什么:

  《前线战士易患皮肤病药物短裤防治有奇效》

  新闻说,按照总后勤部首长指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和北京印染厂合作研究成功一种药物布,经过云南前线1500多人试穿,可治疗裆部股癣、阴囊瘙痒等皮肤病,有明显的抗过敏和止痒功效。

  云南边防部队某团3连战士周慎辉给人民日报写信说,从后勤供应点到他驻守的猫耳洞6号哨位,有一段二百多米的开阔地,被越军火力严密封锁。为了减少伤亡,炊事班只能两天送来一顿饭,平时得靠压缩饼干充饥,吃得反胃。更难受的是缺水。由于猫耳洞温度奇高,人出汗多,水分消耗极大。渴急了,战友们用舌头舔舔猫耳洞里带着潮气的石头,洗脸刷牙更是奢望。有一次断水时间过长,连长下令:无论如何要把水送上去!哪知送水的战友走到半路,水囊就被打穿;第二天晚上再送,又有一个战友腿部受伤。他们在报话机里急了,对连长说:我们宁肯饿死渴死,也不要再送了!连长不允。周慎辉灵机一动,报告说:

  “我们洞里有地方滴水,我用罐头盒接了三盒子,够我们用一天的了。”

  实际上,猫耳洞里根本没有水。他们硬挺着坚持到第8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终于等到战友们送来了饭和水。

  据说美国军事条例规定,如果没有正常补给,基层指挥官有权不向上级汇报就放弃阵地,不会因此受到军事处分。中国军人的体格可能逊于美国军人,却承受着美国大兵无法忍受的痛苦。士兵在猫耳洞里待上3个月,体重平均会减少10斤以上,需要休养数月才能恢复。大家都说,猫耳洞里“几个月能把一辈子的苦都吃完!” 选择这样的作战工事,只因为中国的军力、国力所限,只能打一场低科技战争,为了近距离屯兵边境,打破了士兵的生存底线。一位进过猫耳洞的团长说:

  在这样的猫耳洞呆一年,就是不打仗,也应该给立功,应该给一等功!

  “猫耳洞”中不仅条件艰苦,而且命在须臾!且不说猫耳洞外的小路和草丛里布满越军的地雷,越军的地堡和铁丝网依稀可见,中越两军离得最近的洞口才三十多米!越军经过与日本、法国、美国的几十年战争,擅长山地丛林偷袭。据战争幸存者回忆,越军一旦借着闪电看清了我方的射击孔,下一个闪电降临时就是一梭子弹打进来,洞里的战友就这样牺牲了。有时越军顺着电话线摸到洞口,一颗“哧哧”冒烟的手雷,或者一束手榴弹、一根爆破筒扔进来,便是全军覆没。

  坐着轮椅登上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学生伤残战士徐良,回忆起驻守猫耳洞的日子时说:

  “晚上不存在睡觉,谁敢晚上把眼睛闭上啊,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就在死神脚步徘徊的猫耳洞里,战士们乐观地迎来每一天生死未卜的晨光暮霭。

  整个80年代,执政党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个人物质利益为发动机的市场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大踏步前进。土地承包责任制被宣布15年以上不变,农民甩开膀子发家致富;年广九在安徽芜湖雇工生产“傻子瓜子”,得到鄧小平的亲自关照——“不要动他”,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则热情称赞个体工商户干的是“光彩的事业”;深圳市场经济“特区”试验,在人民日报上被描绘成“一场伟大的迪斯科”。1979年到1989年这一代战士,尽管不少人来自老少边穷地区,也已感受到和平发展年代的“暖风吹得游人醉”,意识到今生可望享受到消费时代有滋有味的人生。不少人参战前节衣缩食,盘算着如何置办收音机、自行车和缝纫机(“老三件”)。但战事一起,国家民族至上的文化基因立刻被唤醒,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周慎辉在来信中告诉人民日报,自己和3位战友利用战斗间隙,凑了一副对联,刻在洞口石壁上:

  守边关,甜中有苦,苦中有甜,一人辛苦万人甜;

  保南疆,圆中有缺,缺中有圆,一家不圆万家圆。

  横批是:

  乐在其中

  幸存的猫耳洞战士回到后方,最大的心愿就是:

  “痛痛快快喝足一次水,好好睡上三天三夜,对了还要痛痛快快地上一次厕所,没了。”

  据“空六军战友网”记载,在磨山野战医疗所,有记者问一位因掩护战友负伤的战士:

  “你们在猫耳洞里吃苦,后方的年轻人在跳舞;你们在前线流血,后方在赚钱,你们是不是感到这太不公平了?”

  战士毫不迟疑地回答:

  “那么,难道让全国人民都和我们一样吃苦流血才公平吗?不!如果后方不能跳舞、不能安居乐业,那才是我们军人最大的耻辱!”

  感时忧国在猫耳洞

  80 年代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士,与军中前辈相比,一个突出的时代特征,就平时爱读报纸图书、爱听广播、关注时事而言,他们差不多都算文化兵。到80年代中后期,前线部队的文化素质有了大幅度提高,像徐良这样的大学毕业生从军校和地方院校充实到基层部队。1986年,据人民日报报道,某省成人高等教育自学委员会甚至在老山前线设立了一所别开生面的“猫耳洞大学”,辅导“大学语文”、“政治经济学”等12门课程,有490名部队指战员考试合格,获得单科结业证书。在改革开放年代从军打仗,这些战士绝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汉,不知有汉遑论魏晋的荒野村夫。在猫耳洞的战斗空隙里,他们瞪大眼睛,俯察自己和战友流血流汗保卫的这个国家,以一颗火热的心审视和追问着它的改革与发展。

  1986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员马文科、记者罗同松的长篇通讯《今日“两地书”》。从解放军报调入人民日报的罗同松,现场采访过西沙南沙保卫战、海南岛防空作战和唐山地震救灾,对于前线战士不陌生。但这一次,他从猫耳洞战士身上,发现了一种全新的人格要素。

  老山,一场战斗刚过,猫耳洞里,浑身泥土、满脸烟尘的战士们一边擦拭武器,喝水嚼饼干,一边开始谈论祖国内地的见闻:

  “前几天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说我们家乡来了个‘检查团’,一个月吃喝就花了八万七千多元。纠正不正之风搞了好些年,为什么有的干部还是《准则》心中留,酒肉穿肠过呢?”

  “某省机构臃肿,每年办公经费4000多万元;而小学课桌坑坑洼洼,学生写字十分不便。如果我们能尽快解决机构臃肿问题,省下一些钱发展教育事业,使每个孩子都有一张平整的课桌该有多好。”

  “从报纸上看到少数人走后门、拉关系,干工作互相推脱扯皮,还有改革受阻的报道,心里很不痛快。战士在前线作战,流血牺牲,图的不就是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吗!为什么有些人却要干那种对不起祖国的事呢?”

  战士们尖锐的疑问也指向军队自身:

  “为什么近几年军队干部的级别提了,钱也加了,不安心的面反而大了?”

  透过一些见怪不怪的现象,战士们开始拷问制度和机制:

  “报上天天说精简,可谁也不见机构减少。个别地方办一件事要盖上百个公章。有人怀疑这种状况是社會主義制度造成的……”

  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也在病床上表达忧思:

  “在战场上,当敌人向我们挑衅时,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反击。对待前进路上出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瞻前顾后呢!”

  战士们越谈越焦急,越想心头的疑云更浓。一名后方干部忽然想起一个人——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张立,因为读过他在新华社内部刊物上撰文研究体制改革的文章。战士们一听,就是他了,不一会便写出了几封满腔疑问一吐为快的信。对于远在北京军委机关、未曾谋面的文职战友,送出一份请教,也是一份探讨。

  《今日“两地书”》讲述了其中一位战士韩群飞的写信过程。一封只有两三百字的信,小韩用了3天时间才写成,因为:

  轰鸣的炮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暴雨来了,无法书写,他只好用匕首把观点记在石壁上;问题考虑成熟后,却又找不到纸,后来好不容易捡到一张“糖水桔子”罐头商标纸,钢笔又没有水了。夜幕降临,送给养的人员来到阵地,韩群飞别无他求,只是说要讨几滴墨水。他用笔尖对着战友的笔尖吸了几滴,才把这封字字烫人的信写成。

  这一封封来自前方的信件,有的写在商标纸上、香烟盒上,有的已浸泡过雨水,沾满了汗渍和血迹,还有的被战火烧得残缺不全。个别战士将信写好,来不及交给战友带下阵地邮发便牺牲了。这些血气方刚的军人在战火纷飞中命若朝露昙花,一旦“壮烈”了留给亲人的全部身家可能就是16元人民币,但他们仍然相信自己有一份责任、更有一份权利,来过问这个国家,作为神圣的一员,参加改良这个社会!这是一颗颗至纯至正的心,在南疆猫耳洞里执着热烈地跳动。罗同松感慨地写道:

  所有的信件,都喷吐着火焰般的激情,充满了纯真的希望。

  张立在北京捧读这些信,“手直哆嗦”,他无法确定这些来自猫耳洞的纸条份量!他告诉记者:

  我们身在后方,对战士们提出的问题,若是无动于衷,那将愧对南疆,罪莫能恕!

  张立在几年内,给前线战友回了130多封信。据《今日“两地书”》记载,猫耳洞战士把张立来信收集整理,其中论述干部制度的12篇,论述编制体制的9篇,论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4篇,论述端正党风的2篇,论述政治工作的6篇……张立甚至跟战士们总结了现行编制的4点缺陷,“设计出未来政权机构的蓝图”。用今天的眼光看,战士们的提问和张立的复信,不少失之浅表,有的是因循旧说,有的是年轻人的一厢情愿。对于中国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部复杂性,从80年代到今天,探索和争论还远没有结束。但允许和尊重讨论,机关与草根平等探讨国事,已经给猫耳洞勇士以巨大的精神鼓舞。收到张立来信,战士们你抢我夺,争相传抄。战士张小弟牺牲后,战友们在收拾遗物时,从他的衣兜里发现了几张张立复信的残页。

  载有《今日“两地书”》的人民日报传到老山某高地。23名骄傲地自称“不怕死的男儿”,在这块“焦土阵地”上和越军交战130多次,许多战士负伤,但谁也没有掉泪;可是,这一天他们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因为人民日报“真实地反映了我们”,党和人民“理解了我们”。

  老山前沿某阵地,19岁的机枪手王虎从《今日“两地书”》上抄下两句话,贴在猫耳洞口做对联:

  祖国万事连我心,献计献策为己任

  横批却写上:

  王虎说的

  王虎说:“我总认为这是我说的!”

  在80 年代,思想解放的擂鼓声,“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身影,也扰动了整齐划一的军营行伍。一支视野开阔、思想活跃的军队,知道军人为何而战,可能更有锲而不舍的战斗力,同时也是国家的稳定、团结和民主化进程的坚实基石。《今日“两地书”》见报后,全国政协一位副主席称赞:关心国家大事是“军队好传统”,小人物想大事,“真了不起”!

  有工人读者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信说:

  我们佩服边防战士敢想敢说、关心国事的精神,更佩服边防部队领导那种敢于让干部、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和善于同群众一起探索问题的领导艺术。

  历史进入21世纪,让战士讲心里话的胆识,小人物关心国家大事的军队好传统,“献计献策为己任”的军人素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起?中国军人的“核心价值观”不该冷落了这一条!

  据人民日报记者罗自苏1985年的报道,老山战士在越军炮口下坑道墙报上的一首小诗《我走了》:

  我走了,

  像一发出膛的炮弹,

  飞完了全部射程。

  给容纳过我的空间留下点什么?

  恐怕只是轰的一声巨响。

  我落到哪里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有过声音、速度和光亮。

  90年代,历史布景很快转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消费社会。直到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前,人们似乎淡忘了,就在我们的身边,曾经发生过蔚为壮观的群体性现象,有一种境界叫崇高,有一种圣洁叫无我。只是在汶川地震中,从改革后富裕起来的中产階級中,好像忽然凭空冒出来一百多万志愿者,其中一半以上是“80后”,急赴灾区救死扶伤,才让中国重温了近20年前、30年前年轻人的洁白无瑕,英勇无畏。

  人民日报1985年7月4日曾转载解放日报通讯《面对20岁的人生》,说的是老山、者阴山4位英雄负伤后,只有七条腿,戴着三副墨镜,穿着簇新军官制服,豪迈坦然地走在上海南京路上,通过仅有的3只好眼,感受着那儿的繁花似锦。过路行人对4位英雄投来惊奇敬佩的目光。

  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英雄姿态。七条腿的脚步声渐行渐远,在市井繁华、人欲横流的历史喧嚣中,这些朦胧的背影,早已堙没在历史深处。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战士罗奇中,退伍后1986年成为云南河口县民政局职工,担任“水头烈士陵园”管理員.这座陵园有358座坟茔,安葬的都是1979年“自卫还击战”中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

  二十多年来,7000多个日夜,罗奇中穿着一身旧军装,吹起清晨的起床号。携老妻在陵园大門前一间小屋里安家的老罗,自費买來扩音设备,在陵园里安裝了喇叭。大白天,老罗用喇叭喊叫军队操练的番号和口号,还不时会播放枪炮声和喊杀声的录音。晚上,喇叭又会准时响起熄灯号,伴随着老罗的报告声:

  “熄灯就寝。今晚哨兵——罗奇中!”

  面对358位花样年华的战友,逢年过节,老罗都要給他們进香烧纸,点上一支香烟,絮絮叨叨地安慰他們几句。罗奇中对记者解释说:

  “他們都是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我不能让他們太寂寞。”

  历史的伤痛不能遗忘,纯净的灵魂不能遗忘。

  来源:网易博客

  作者:祝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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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

  1. Haifeng 说:,

    2009年02月21日 星期六 @ 20:01:01

    1

    为了救魔头布尔布特不惜牺牲自己的同胞,这样的战争太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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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ghy 说:,

    2009年03月05日 星期四 @ 17:48:27

    2

    向英雄致敬!

    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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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台灣南投人 说:,

    2010年06月30日 星期三 @ 09:29:14

    3

    中共窮兵黷武槍桿子出政權本色依然不改,但共產黨不等於中國。
    共產黨執政後對外從韓戰打到越戰國土面積越打越小,對內極權恐怖對付人民。使用人海戰術輕視人命如走狗的戰法
    。台灣再怎樣都還在中國人手中,不可能變成日本美國的,共產黨有本事去拿回被俄國蠶食鯨吞超過台灣島三百倍大的土地。共黨專制集權外來政府是馬列子孫,是效忠俄國的,根本不是中華兒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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