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高管年薪一元的高风格何以无人喝彩

  中国正掀起国企高管减薪风暴。三一集团近日则宣布,集团董事长梁稳根2009年只领1元年薪,全体董事降薪90%,集团高管降薪50%.对此众多网友并不认可,认为“降薪纯粹是低级秀”。因为,高管除了年薪,还有分红、股权激励等。如果年薪1元,年终奖金5000万?其实,缺乏制度机制作保证,高管们的高境界也靠不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吴春波教授就认为,目前当着力于制度建设。(2009-02-16中青报、15东方网)

  国企高管年薪居高不下,颇为公众所诟病。天价年薪不仅是贡献的价值被高估,而且严重背离社会公平,超出了公众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早就成为不和谐因素。在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发展速度下滑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尤其显得刺眼,不合时宜。在已公布年报的31家企业中,多家公司业绩下滑,但高管薪酬仍逆势上扬。国泰君安证券被曝去年发薪酬32亿元,人均达100万元,引起舆论大哗。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有关负责人的薪酬都在近200万元左右,有的甚至超过千万元。有的出现巨亏,需国家巨资注入,仍旧享受天价年薪,“天理难容”。无论从回归市场理性,与职工“甘苦与共”,“共渡时艰”,还是从防止国家资产无端流失考量,天价年薪都必须“与时俱减”。

  可怎么个减法?就不能各吹各的号。年薪1元式的“自我革命”,虽然表现了某种“政治自觉”,却并非可持续之策。当然,高管们哪个不家财万贯?有丰厚的资产作后盾,即使年薪1元亦不会引发“经济危机”。更何况,高管层的薪酬由薪金、绩效奖励、超额奖励和股权激励等组成,除了年薪尚有其他收入垫底。尽管梁董事长的本意良善,抑或思想境界之高,但此时此景,此举倒显得滑稽可笑。

  事实上,天价年薪的有效解决,不仅需要自身觉悟,需要与职工与国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自觉,更需机制作为铺垫和保障。首先,国企高管的薪酬谁来定,本身就是问题。从实际操作看,多由国资委或金融委定个框框,然后由企业自定,事实是让高管自定。所谓董事会表决,因为成员利益共享大多走走过场。在国有资产所有人监管即全体国民缺位的情景下,靠国资委“婆婆”管“儿媳”的年薪岂能靠得住。最好的办好,只能是由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专门的薪酬委,来决定国企高管的年薪。

  其次,薪酬标准怎么定?笔者以为,既要看经济效益,更要看耗能成本;既要看盈利水平,更要看国资投入产出比;既要看与职工收入比,更要与国际同行业比。尤其要看央企的垄断地位下高管的贡献率到底有多少,有多少属于垄断利润,又有多少属于科学管理的成果。吴春波教授就建议设定历史的标杆;行业的标杆;增量的标杆。总之要与经济效益挂钩,既负盈,又要负亏。打破旱涝保收的薪酬体系,再也不能亏损了无人负责,高薪高福利依旧了。

  其三,谁来考绩?这些年来,国资委一方面代表政府行使出资人的功能,即股东职能,另一方面又通过行政权力行使行政管理职能。这种“婆婆加老板”,“左手管右手”的机制,其对企业高管考绩考核的真实性和公信度都大打折扣。笔者曾经建议,强化国家审计机关、国家统计局、全国人大财经委等权威监督机关和社会会计、审计等中立机构介入,打破国资委单方面的信息披露自说自话的格局,才使确保高管的业绩是真实的,那么分配和奖惩才可能是公正和公平。

  最终要建立公开透明兼顾效率和公平、合理有序的分配秩序。作为资产所有人的国民却无缘知道国企高管们的年薪到底是多少?即使在饱受争议的时下,也仅仅知道高管们承诺减薪百分之几,而不知道百分之百究竟是个什么数字?雇主竟然不知道雇工的薪酬是几何,岂非咄咄怪事?正如对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在利益分配上没有发言权;国民对国企分配同样没有知情权和发言权,何谈监督,又何谈公平?

  作者:刘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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