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使清王朝“起死回生”的关键奏折

  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以当时十分先进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由侵略中国的“洋人”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甚至攻下都城北京,迫使大清皇帝仓惶出逃,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但曾几何时,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却突然能“中外和好”以至“借师助剿”,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在“外患”与“内乱”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都须从头说起,慢慢道来。

  在对外方面,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冯桂芬一直就“主和”。郭认为“夷”“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俄法”助剿,收复东南。但应者寥寥。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多次请奏,提议借“夷兵”助剿,认为如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对此提议,咸丰皇帝勃然大怒,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夷”兵助剿,“若藉资夷力,使该夷轻视中国”,“后患何可胜言”。他当然认为最可能进犯京城、最可能推翻清王朝的“外夷”是最危险的敌人。

  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法侵略军,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咸丰帝出逃热河;南方“天京”久攻不克,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远无“肃清”、“剿灭”迹象。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走投无路。它的灭亡,几乎指日可待,然而没想到它却又“起死回生”。是恭亲王奕欣的《统筹全局折》使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其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起了关銉作用。

  咸丰帝在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前临逃之际,命恭亲王奕欣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这实际是“朝廷”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经过一番“谈判”,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欣终与侵略者“议和”成功,签订了《北京条约》。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使奕欣对新的侵略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此前,他以为这些“狄夷”与中国以前面临的异族入侵完全一样,是要将清王朝推翻而自己在中国称帝。现在,他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入侵”完全不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而仅仅是要租界、要开放口岸,一句话,为通商得利!“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内则志在通商,外则力争体面,如果待以优礼,似觉渐形驯顺。”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侵略军“分踞京城,把守安定门,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彼亦深知,倘有包藏祸心,势必据为己有。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其为甘心愿和,不欲屡启衅端,似属可信。”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清廷着实感到意外,对侵略者最终要“问鼎中原”的恐惧、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不仅仅是奕欣一人,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以万余众入城,而仍换而去,全城无恙。则该夷之专于牟利,并无他图,已可深信”,所以“夷人不足虑”。名士李慈铭也认为:“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长驱入都,据坚城以自便”,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但他们竟“往返请期,惟和是议”,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与前相比,这种对外认识的“新变化”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欣,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

  清中央政府对侵略者认识的变化,直接导致其对外政策的巨大变化。正是在这种“新认识”的基础上,奕欣于1861年初与其他几名重臣会衔上了《统计全局折》正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新认识。此折在回顾了清代“夷祸”之患及《北京条约》签订过程后说:“自换约之后,该夷退回天津,纷纷南驶,而所请尚以条约为据。”并不想要大清的土地和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似与前代之事稍异。”从此认识出发,他们自然要把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危害两相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以这种分析为基础,自然得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逻辑,重新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

  更为阴狠的是,他们以历史上的“三国”为模式,分析了当下的农民起义、列强侵略和清政府彼此关系后,提出“今日之御夷,譬如蜀之待吴”,主张联合列强镇压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今该夷虽非吴蜀与国之比,而为仇敌则事势相同。此次夷情猖獗,凡有血气者,无不同声愤恨。臣等粗知义理,岂忘国家之大计。惟捻炽于北,发炽于南,饷竭兵疲,夷人乘我虚弱而为其所制。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贻子孙之忧。古人有言:”以和好为权宜,为实事。‘洵不易之论也。“新的对外基本方针是”就目前之计,按照条约,不使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数年间,即系偶有要求,尚不遽为大害。“

  对这一将使清政府基本国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奏折,咸丰帝于1861年1月下旬颁发上谕,正式予以旨准施行,标志新国策的正式施行,反映出清中央政府重新冷静审视国内外矛盾后摒除了“感情用事”、其对外基本国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维护清政府统治来看,《统筹全局折》战略分析确实透彻,提出的具体建议可说是“刀刀见血”的狠招。大清王朝的垮台本已指日可待,这一重大战略、策略的转变顿使它死里逃生,反而借“狄夷”之力镇压了太平军,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这段历史再次说明,能否因时而变、冷静客观地制定“国际战略”对任何政权都生死攸关。

  作者:雷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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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条评论 »

  1. yghxx 说:,

    2009年08月30日 星期日 @ 12:11:52

    1

    有用吗?现在能借兵镇压国内百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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