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宁: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吗?

  有一种批评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主张保守既得利益,那么它是狭隘的;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现状,那么它阻碍改革便是有害的;如果中国的保守主义在口头上说要保守自由,实际上要保持现状维护有权有势者的记得利益,那么它是虚伪的;如果保守主义要保守自由或是自由的传统,那么,中国和英国不一样,这些东西都还没有出现,因而在中国主张保守主义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有害的。其结论是,保守主义在中国无论如何不合适宜。

  的确,对保守主义一个很重大的误解就是把保守主义与保守既得利益混为一谈。很多人都想当然地把保守主义者看成是权贵者自身或是权贵者的代言人,把保守主义看成是反映极少数权势者的价值主张。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在美国,大多数支持保守主义的人,都是穷人,尤其是偏远地区的穷人,他们没有多少既得利益。保守主义甚至不利于他们所享受到的福利。如果保守主义仅仅反映少数有钱有势者的主张和要求,那么,代表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根本没有任何在大选中获胜的机会。长期以来,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州长的选举中连续取得压倒民主党的优势,可见在美国保守主义在民间大有人在,这种现象绝非用“保守主义只反映极少数权势者的利益”所能解释的。这同时也戳穿了一个神话:发达国家不需要保守主义,需要自由左派。保守主义对于不论是对于需要捍卫新生的个人自由的地方,还是对于个人自由已经牢牢扎根的地方,都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保守主义正是由要改变现状的、无权无势的人提出来的。在中国倡导保守主义的人士既非既得利益者,也非有钱有势者,他们是一群在中国致力于创发自由、保守自由的无权无势者。他们之所以主张保守主义,绝非是因为他们要捍卫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或保持现状,而是因为他们渴望得到和保守自由。所以,不论在何地,保守主义者都不是那些从现行政治制度安排中受益并自觉不自觉为之辩护的人。在保守主义看来,只有良善的政治制度才是值得保守的政治制度。

  在批评保守主义的人看来,信奉保守主义与否是利益问题,而在保守主义看来,信奉保守主义是能否把良心与智慧统合起来的问题。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家温斯顿·邱吉尔曾经说过,小于三十岁的人如果不是自由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良心;大于三十的人如果不是保守主义者,那他是没有脑子。所以,信不信保守主义不是利益的问题,而是对如何追求所向往的价值的深思熟虑的结果。的确,在现实中,任何一种观点总会使一些人受益,同时可能会损害到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保守主义也是如此。它有利于那些有培育和保收自由中受益的人,不利于那些不喜欢个人自由的人。有人得到了自由,就意味着不自由状态下的某种利益格局被打破,就意味着这种格局中的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受损。保守主义者如果有什么既得利益的话,那就是自由,和守护自由的传统(包括人文礼俗传统和制度传统)。保守主义者的癖好是有了的自由就有收藏、保守,并随时加以扩展,以争取更大的自由,他们不仅关注自身的自由,也关注那些即使是不认同保守主义的人也能享受到更大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所有人的既得利益。如果保守主义要保守什么既得利益的话,这就是最值得保守的最大既得利益,也是全人类的最大的共同利益。如果这些东西非常值得保守的话,那么保守主义在中国已经来得太迟了。

  有人质问,在英美,主张保守主义是非常合理的,因为那里有非常值得保守的自由传统。在中国向无自由的传统,中国的保守主义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传统?既然中国的保守主义致力于在中国保守自由的传统,那么首先就必须回答:中国的传统中有多少自由的成分?

  在没有自由的地方,是否有传统值得保存,是否有必要保存传统,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保守主义的最大挑战。说中国没有自由的传统,是错误的。说中国的自由传统比英美少是正确的。在一个社会中,哪怕是只有一点点自由,也能形成传统,历史上的自由越多,传统中的自由也就越多。反之,则越少。没有一个民族与国家的传统中没有自由的因子,差别只是多与少。因为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性,这种天性必然要反映到日常行动和文化传统中去。保守主义不仅致力于保守自由,也更致力于生成自由。保守主义在中国的保守对象:域外的大传统,域内的小传统。保守扩大巩固眼前的一点点自由:改革改到今天这地步,每个人的未来利益暂且不论,但每个人的既有利益却随时可能被不受制衡的公共权力拿走。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保守主义者,我们都渴望保守自己的一份财产与尊严。通过什么去保守呢?就是通过一个宪政与法治的制度转型。

  保守主义既捍卫各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由小传统,也捍卫人类的自由大传统。保守主义的意思是保守自由的传统,哪怕这个传统微乎其微。在当下的中国,热爱个人自由的人们,理应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应致力于恢复我们在半个世纪以前、以及更古老的过去曾经有过的自由,保守悠久的传统中的可贵的自由因子,同时致力于引入和分享人类的自由大传统。最直观地看,至少在中国传统处于支配地位的那数千年,不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極權的年代。换句话说,在近半个多世纪之前的整个中国历史虽然自由的总量也很少,但却不是自由最短缺的年代。而且,在最近的十多年种,民间的实际自由也有显著的增加。所以,不论历史上,还是当今,都有值得保守的自由的因子。即使在自由最为短缺的年代,人们心中追求自由的愿望和勇气,也从未完全消失,因此,从任何意义上讲,在中国伸张致力于保守自由的那个主义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有一位网友对当下的保守主义有独到的见解,我非常赞同。这篇帖子中写道:当下中国的保守主义者就是要保守我们已经争取到的点滴自由、社会行动的空间和权利的边界。当国家打破已有的平衡,把权力伸向社会更深的角落的时候,保守主义者表达出社会的一种意见,让国家感觉到存在的阻力,可能会有助于它更好地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只是想保卫已有的自由,至少不被稀里糊涂地夺走。“这就是保守主义在当下中国的精神和意义。所以,某种程度讲,中国的传统中有多少自由的成份这个问题已经没有那么重要。自由能改变习惯,意味着自由能生成传统。而且自由的传统是可以引进的。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暴露出追求自由的天性,并付诸于实际行动。只要有了自由,人们就会逐步改变与自由相冲突的习惯,就自动产生保守自由的传统。只要自由是可能的,自由的传统就是可能的。传统中自由的笋芽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只是在很多地方被权力的巨石压住,没有破土而出的机会。如果条件具备,它们立即就会成为雨后的春笋。

  传统保护自由,自由改造传统。日常生活中,自由的增加会促进传统朝着亲和自由的方向演化。保守主义珍惜的是在现实中可能争取到并保有的自由。写在书本中、停留在想象中的自由,或许可以作为激励少数人的远景,但却不是真正的自由。最有价值的自由,只存在于现实中,就是已经为人们所享有的自由。

  传统与宪政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却常常被忽略。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传统是宪政的价值源泉。没有这种传统的继承,宪法就失去了价值依托。宪政所依托的价值、致力于保护的自由和权利就缺少充足的正当性。这一事实,也给中国的宪政事业提出了一个重大议题。中国的传统给中国的宪政提供价值源泉吗?如果不能,中国能借用西方的传统作为中国宪政的价值源泉吗?到目前为止,从中国的传统中还发展出宪政的制度架构。中国传统在未来能给中国宪政提供价值源泉吗?如果中国的传统不能为自由、平等、法治、有限政府提供正当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信仰、接受和笃行这些价值?我们没有能力把西土的传统平行移植到中国,人们在一时间也不会全盘接受。所以,中国传统对于中国宪政的重大相关性,是关心传统与关心宪政的人士都不能忽视的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能否演化出一个信仰个人自由的本土传统。基督教做到了。至少,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至今还没有演化出一个自由的传统。这一现状使得很多人对包括儒家传统在内的中国传统都感到非常沮丧,非常失望。需要区分的是,中国传统根本就不可能开出宪政民主,还是迄今为止尚无人成功地从中国传统开出对宪政民主的回应?也许未来有人能够做到?未能从儒家传统开出对宪政民主的回应,不等于不能从中国传统开出对宪政民主的价值源泉。过去未做到的事情不等于未来做不到。关键是看中國的传统是否足够开放。

  从保守主义的角度看,从中国传统中演化出自由传统并为中国宪政提供价值支撑的可能性仍然不能排除。需要提醒的是,说传统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不等于说儒家思想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说中国可以演化出自由的传统不等于说,在演化的过程中,不需要学习、借鉴、分享已有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仅靠中国自身的传统是不够的。中国的传统必须对人类的自由大传统开放,必须引进自由的传统,中国的固有传统才能演化成创发和保守自由的传统。

  选自:刘军宁著 《保守主义》 第十章

  作者:刘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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