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允仁:假蛋白、假民主和假道德

  ——从三鹿毒奶事件看新極權主义的特征和弊害

  尽管中宣部竭力想将由三鹿引爆的在牛奶中掺毒事件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并运用其一贯的宣传技术,想将人们受到毒奶伤害的坏事,转变为党和政府对受害者亲切关怀的好事,但这一事件在亿万普通国民心灵深处造成的伤害和震撼,依然远远超过了四个月前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在数以万计的结石宝宝撕心裂肺的痛哭面前,连有着最为精湛的文宣技艺的党国总理的歉意和眼泪也显得如此的无力和苍白。

  三鹿毒奶事件的影响还正在扩展之中,现在不仅仅是婴幼儿奶粉,还有成人奶粉,不仅仅是奶粉,还有液态奶,接着在奶糖、糕饼、冰淇淋、巧克力、三合一咖啡……几乎所有含有乳制品的食物中,都被陆续检测出了含量不等的三聚氰氨,世界各国都在对从中国进口的奶制品进行紧急检测,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到禁止中国奶制品进口的行列,中国食品制造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信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然而,和亿万民众在心理上受到的巨大冲击相比,上述经济上的损失还远不是这一事件最为严重的后果。人们发现牛奶中掺有三聚氰氨的远不止三鹿一家,几乎所有奶业和奶制品业的大型企业都牵涉其中,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超过了60%.也就是说为了对付蛋白质含量检测,而在牛奶中掺入有毒的化工原料三聚氰氨,绝不仅仅只是少数原奶提供者的偶然行为,而已成为全行业默认的潜规则。

  谁没有喝过牛奶或吃过含有奶制品的食物呢?也就是说,多年来,十多亿中国人已从牛奶中饮入了数以百吨计的三聚氰氨。由于成年人的抵抗力较强,这种慢性中毒过程,难以被发现,更因为成年人的饮食结构复杂,即便是肾结石、不育症等疾病的发病率上升,也难以证明一定是由毒奶引起的,所以,这一事件最后在身体最为娇弱,饮食结构也最为单一的婴幼儿身上爆发出来。

  牛奶生产业,就如这一行业的寡头在其广告中宣称的那样,本来应该是强壮一个民族身体的产业,现在竟然变成了集体地对整个民族秘密地进行施毒,特别是对民族下一代的健康加以摧残的产业,这个惊人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

  为什么不仅仅只是非法生产的小作坊,而且有头上戴满了国家赠予的所有“名牌”、“免检”桂冠的大企业;为什么不仅仅只是个别企业,而是囊括了全行业所有的寡头?这一可怕的秘密究竟如何可能被集体地守住,它为什么能够遮蔽该行业无数知情的从业者的内在良知的呼声,能够在一个信息时代成功地逃避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国家法律的制裁,而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全行业的潜规则?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不管是政治上最黑暗的专制極權时代,还是礼崩乐坏的道德彻底崩溃的社会中;不管是在秦皇汉武的传统的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还是希特勒、斯大林治下的现代極權社会中;不管是在长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期,道德崩溃的魏晋南北朝时代,还是清末民初的社会大动荡中,我们都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令人惊悚的“奇观”:一个社会的某个最重要的食品行业,会集体性地在明知某种物质对人有毒而无任何益处的情况下,出于欺诈性地赚取利润的目的,故意将其掺入食品之中,并且,能够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成功地将这种有毒的食品输送到全社会几乎所有人[1]的口中,从而使整个民族处在某种慢性中毒的状态。[2]

  即便是在最酷烈的民族国家间的生死决战中,我们也很少看到有对异族的敌人,不分男女老少集体性地全部进行投毒的现象。而现在,这样的“超限战”竟发生在一个国家的某个食品行业和它的全体国民之间。显然,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绝不是仅靠少数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全行业各个环节上众多的生产、管理和技术人员,需要国家的安全生产督察人员,相关的政府官员,党的领导者,媒体的管理者和记者等等,在有意无意之间,或者在某种外部压力之下,完成某种合谋。

  在笔者看来,在“举国办奥运”的背景下发生的祸害了全体中国人的毒奶事件,就像“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和“文革”导致的社会大崩溃一样,注定了要被永久性地载入史册。假如说,后者是理解什么是毛泽东式的共产主义的極權主义的典型案例的话,那么,前者则为我们考察当下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特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这一的令人惊悚的反人类反道德的合谋,正是在新極權主义竭力营造的制度环境和人文道德环境下滋生出来的一只色彩斑斓的毒蘑菇。三鹿毒奶事件为我们剖析新極權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典案例。它必将在未来的世代里,成为无数的法学家、道德学家、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反复分析和研究的对象。

  在本文中,我们运用了和以往常用的后極權主义有所区别的新極權主义的概念。和毛泽东时代的典型的共产主义的極權主义相比,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至今的30年都可以被称为后極權时代。所谓的新極權主义是在这一后極權时代里,近年来在执政党内兴起的政治上的一股新思潮。

  主要是在鄧小平的主导下,中国走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体制转型的道路,那就是一方面积极推动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则依然依靠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一党专政来维持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这一鄧小平主义的改革路线,一方面使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骄人的成就[3],另一方面,则由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之间的裂隙不断加大,而引发出越来越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

  在如何对待鄧小平的遗产和处理目前中国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的问题上,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思潮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宪政民主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是,在最高权力分解制衡和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造,使其和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相适应;二是威权主义的回答,它认为为了经济急速发展中的社会秩序的稳定,不要急于引入政党轮替和民主选举,而应由执政党垄断政治权力,但是,必须建立严格的法治秩序,对政治权力的边界进行规范和限制,将党从一个極權主义的专政党,改造为威权体制下的执政党,而这往往被看作是最后通向宪政民主政体的一个代价最小和比较可行的过渡方案;三是新極權主义的回答,它认为解决一切矛盾的唯一真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党对整个社会的全面“统筹”,也就是使党的权力触角,非但不受任何外部强制性规则的限制,而是更加深入细致,不留任何死角地伸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4],与此同时,则不断地通过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使党本身变得更加强大和英明。

  由于种种传统和现实的因素的交织,直接地看最主要是由于主政的党国领袖的全力推动,近五、六年来,新極權主义逐渐成为执政党内的主流思潮,并且,以自己的逻辑一步一步,虽然缓慢却坚定不移地改造着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外交上狂热的民族主义;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这些构成了新極權主义的基本特征。

  下面,我们将对三鹿毒奶事件,究竟是如何在新極權主义营造的整体社会环境下,以带有必然性的特征发生的加以分析,从而以抛砖引玉的方式,为以后的研究者考察这一新極權主义的经典案例,匆匆勾勒出一个当代观察者眼中的草图。

  一、经济领域的政(党)企不分

  “政企分开”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十分响亮的口号,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从放松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将企业抛入市场开始的。“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趙紫陽主政时期就已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可以说正是这一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为之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打下了体制方面的基础。

  为了解决党对企业管得过多的问题,1980年代中期,在趙紫陽主导下,曾经在国有企业中搞过“厂长负责制” 试点,(相应地在学校中是“校长负责制”),试图终结党委在企业(学校)中的最高决策权。趙紫陽曾认真地思考过要不要在企业和学校中撤销党组织的问题。[5]“陆肆” 事件之后,“厂(校)长负责制” 重又变为“党委领导下的厂(校)长负责制”,而近年来,新極權主义兴起后,党对企业的控制更是大大强化,从而使“政企不分”现象变得愈益严重。

  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新極權主义对企业的控制方式有了重要“创新”。党控制下的政府,不再像在计划体制下那样,直接命令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包销它的产品,控制企业怎么花钱:“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买醋的钱不许打酱油。”而是主要通过由党组织任命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方式对企业实行组织上的严密控制,再通过要求其上缴利税的方式对企业实行经济上的控制。

  在这种新的控制方式下,党除了通过牢牢控制企业的人事权,要求企业多上缴税收外,对其具体的经营过程则不加干涉,给予完全的自由。这种控制方式,使国有企业拥有了计划体制下没有的“活力”,同时又拥有了种种规范的市场体制下所没有的“特权”,从而成为官商合谋,与民争利,导致种种腐败和社会不公的温床。

  在新極權主义使得党和政府对企业的直接控制成为政治正确的情形下,从中央开始的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致力于将拥有最重要的资源和能提供最多税收的企业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对于处在自己直接控制之下,成为财税收入主要来源的企业,政府就将其看作自己的亲生儿子[6],千方百计地给予它各种特权和照顾,以增强它在市场中的“竞争力”,而企业则通过形形色色的“上贡”方式交结权力,再借用权力之剑赋予它的种种特权去“开拓”市场,击败其他的竞争者。[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儿所说的权力与企业合谋,不是指企业的老总私下贿赂当权者以谋求某种特殊利益的行贿受贿行为,这种行为虽然也普遍存在,但毕竟是法律禁止的犯罪行为。这儿所说的是,各级党的组织和政府,跟被它们置于直接控制之下,作为亲生儿子的利税大户之间的利益合谋关系,真正可怕的是,在党国体制下,经由种种意识形态话语的乔装打扮,这种合谋被看作是完全合法和天经地义的。

  事实上,正是这种披着意识形态外衣的公开的大规模的官商合谋,极大地破坏和扭曲了公正的市场秩序,损害了建立在公正的法治秩序上的市场效率,在这种合谋中所取得的每一分利益都是建立在对其他相关的市场主体利益的剥夺和损害的基础上的。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合谋中,产生出了当下中国最强势的分利集团。

  三鹿毒奶事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它以一种再也无法掩饰的明确性,撕裂了所有意识形态的伪装,将这一合谋广泛地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不义性和危险性昭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在这一事件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田文华集三鹿集团的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于一身,(这说明三鹿处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这三个职务意味着要向截然不同的组织和人群负责,它们如何可能集于一身呢?也就是说,这三个职位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她会怎么办呢?我们看到,8月2日,当她发现毒奶事件再也掩盖不住时,她不是以总经理的身份向董事会汇报,也不是以董事长的身份向股东代表大会或股东大会汇报,而是以党委书记的身份向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汇报。

  需要指出的是,从产权上看,三鹿集团并非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它的占股权56%的大股东石家庄乳业有限公司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从理论上说,它的产权归该企业的老职工集体所有。所以,在撇清政府和三鹿的关系时,副省长杨崇勇大声宣称河北省政府和石家庄市政府在企业中没有股份。然而,有趣的是,当毒奶事件爆发之后,却是由在企业中没有任何股份的石家庄市委,报同样没有一股股份的河北省委批准之后,作出决定,在撤销田文华党委书记职务的同时,还罢免了她的董事长和总经理职务[8],而且,立刻任命了新的董事长和总经理。[9]

  在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支配企业的最高权力来自于产权,但是,我们看到,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体制下,所谓的“集体产权”完全是虚设的,支配企业的最终权力不是产权,而是党权。这就决定了,在这样的体制下的身兼党委书记和董事长的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特殊的行为方式。

  在法治秩序健全的市场体制下,一个企业的最高决策者遇到类似情形时,出于对消费者负责,也是对股东负责,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在危机开始出现的第一时间里,就立即公开收回问题产品,同时,对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行认真的调查、反省和改进,因为,假如背后没有一个绝对权力在为其撑腰的情况下,这是企业想要继续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市场体制决定了一个企业只有对消费者的诉求,诚惶诚恐,无比敏感才可能生存下去。

  但是,在三鹿事件中,我们看到,早在2007年底就有人对奶粉质量进行投诉,为什么三鹿集团有可能在投诉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硬是能够将如此人命关天的大事压下来八、九个月呢?因为,三鹿作为石家庄市和河北省的财税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地方政府的“长子”,因此,在党权一手遮天的体制下,它对河北省境内的投诉者和媒体根本就不用放在心上[10];同时,作为行业的老大,它早已“搞定”了国家质检部门和央视这样的国家级媒体。和党的一元化统治权力的这种紧密结合,使三鹿对一般的质量问题根本不加重视,采取能拖就拖,能捂就捂的策略,(以往就有将重大质量问题掩盖过去的先例);而等到八月初,事件的严重性暴露出来之后,这时,田文华就是想要公开召回也早已作不了主,因为,当事情严重到会导致三鹿倒闭,对河北的地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特别是在奥运背景下,会严重损害整个党国的脸面时,在是否公开召回的问题上,田文华和一个正常的市场体制下,拥有企业行为最后决策权的董事长完全不同,她只能向石家庄市委汇报,由市委或党国的更高决策机构做出决断。[11]

  不管这个最后的决断是由石家庄市委,还是由地位比它更高的机构或个人做出的,它的内容我们已经知道,它决定捂住此事不加公开。我们看到,在三鹿毒奶事件中,在8月2日之前,是企业假借权力自己加以掩盖,8月2日后是政府直接对此加以掩盖。在这种掩盖中,企业和政府形成了明显的合谋。

  新極權主义在企业中,将党权置于产权之上的理由是,资本是自私的,而党是“无私”的,而三鹿事件告诉我们,恰恰是在党的一元化统治体制下,企业和政府权力之间才可能达成这样的,在一个正常的法治市场下无法想象的,劫掠整个社会,欺瞒和伤害全体人民的惊人合谋。

  因此,为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的恢复,整个中国思想界,包括执政党的决策层,都应该认真思考趙紫陽20年前曾严肃地考虑过的问题,即如何使企业摆脱党和政府的直接支配,恢复产权在企业中的最高决策地位。这样的党企分开,政企分开是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

  二、法治领域的以党代法

  整个现代市场体制是建立在市场主体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的假设上的,市场主体在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事,一点也不奇怪。市场秩序的维系,不能依靠市场主体的道德自觉,而必须依靠法治。所以,三鹿事件发生后,那些对掺毒者的“道德血液”进行谴责的议论,都完全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掺毒之所以会变成整个行业的潜规则,对掺毒行为的掩盖之所以会成为企业、政府和舆论界之间的合谋,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维系市场秩序的法治职能,不仅仅是严重缺位的问题,而且是在权力的扭曲之下发生了根本性的畸变。

  在政治上一党制的前提下搞法制建设,如何使法律拥有超越于党权之上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本来就是一个接近无解的难题。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是否尊重法律,是一个追求良治的威权政府(如新加坡政府和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政府)和一个極權政府的核心区别之所在。前者虽然也由一个政党垄断全部的政治权力,但是,它相信在人与人之间依然存在着超验的法理,因此,当国家需要动用暴力对公民加以惩戒时,应该由一个中立和公正的司法机构来执行。而后者则相信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不受任何外部规则约束地使用暴力。这也就是威权主义的法治框架下的一党执政,和極權主义的一党专政之间的区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领域,从总体上看,是处在后者向前者的转变之中,然而,近年来由于新極權主义的兴起,和在执政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冲击和扰乱了这一进程。对司法的独立性的强调,被对司法过程必须完全体现党的意志的强调所替代;对法治的强调被对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的强调所替代。这一方面的最新例子就是,2007年12月24日,在党国领袖同出席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代表和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提出:“大法官、大检察官要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之后,全国的法院、检察院系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要求全国的法官和检察官在司法活动中贯彻落实“三个至上”。学习中公开强调,法官不仅仅要懂法律,而且要懂政治。让人觉得离“文化大革命”时宣称的审判工作要“政治挂帅”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極權政治和宪政政治的核心区别在于,它不是仅仅在校正公民侵犯他人权利的违法行为的消极意义上动用暴力,而且在驱使人们去实现党的事业和价值目标的积极意义上动用国家暴力。众所周知,“三个至高无上”,(就如贺卫方先生已撰文指出的,)在逻辑上就是不通的。所谓“三个至上”,实质上就是“一个至上”,那就是排在第一位的“党的事业至上”,神圣而又抽象的“人民利益”这个極權主义的最大法宝之所以被抬出来,是为了要说明:党之所以“至高无上”是因为它先天地不可质疑地代表着“人民利益”。[12]而“宪法法律至上”则是一块遮羞布,因为,在当今时代,新極權主义已不敢像毛泽东那样,公然宣称要“无法无天”,而这个排在第三位的“至上”,事实上已将法律降到,体现党的意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工具性地位。

  因此,关于“三个至上”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就是“教育”全国的法官,在办案时一定要把“党的事业”和“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党国动用暴力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党的意志,追求党的利益。那么,谁在现实地领导和推动着党的事业,谁最知道党的利益(在新極權主义的逻辑中也就是人民的利益)何在呢?自然是党的各级组织的书记。所以“三个至上”的学习活动,就是从根本上否定法律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否定司法的独立法,要求各级法官在判案时完全顺服党的意志的“以党代法”的运动。这场运动搞乱了法官的思想,摧残了在中国本已十分脆弱的法治的根基,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推进的法治化进程中的一股十分危险的逆流。

  当所有法官和各种执法监管人员被不断地“教育”,在办案时一定要“懂政治”,一定要以党的利益为重时,各种监管执法部门对作为各级党和政府最宠爱的“亲生儿子”:上交税收最多的大企业的监管形同虚设也就不足为奇了。独立的法治机关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中国法治机构的独立性在新極權主义紧锣密鼓的党化教育下彻底沦陷之后,权钱结合劫掠整个社会的合谋就进入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法无天”的境地。

  从三鹿事件暴露出来的情况看,国家质检、卫生等部门对大企业的监管完全形同虚设,所谓检查都是事先通知企业,让企业自己提供检查的样本,企业对这样的检查本身“胸有成竹”,完全无所畏惧,害怕的只是这些部门借检查骗吃、骗喝,勒索企业。最后,通过向企业发放名优和免检证书等方式,这些部门本身也顺利地加入到了这一利益合谋之中,使这一合谋结构变得更加坚固。

  党国的各级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将其能够通过党组织加以直接控制,在政治上最听话,又上交税收最多的企业,当作自己最宠爱的嫡子。但是,它如何才能对这些嫡子加以关照呢?假如,政府只是将自己已经收到的财政收入补贴给这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就成了不再值得宠爱的败家子。政府希望的是,这些嫡子能够向它上交更多的钱,而使企业拥有这样的能力的办法就是,用各种公开的或私下默许的方式赋予这些嫡子大量的特权。

  当一个企业在社会中生存时,它会和包括消费者、员工、竞争者、合作者、媒体等无数的利益主体发生利害关系,这些嫡子的特权就表现在,每当它和其他的利益主体发生利益冲突时,它都会受到特殊的优待,通过牺牲其他主体的利益的方式来增进它的利益。总有一只权力之手在帮它摆平消费者的投诉、员工的维权、媒体的监督[13]、受害者的索赔,使企业对自己的违约乃至违法行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或者大大地减轻这种责任。

  在一个有着健全的法治秩序的社会中,这是无法想象的,但是,在一个党控制一切的党国体制下,一个企业只要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轻而易举地就可以获得这些特权。

  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毒奶事件已经完全暴露的今天,依然有一只权力之手在强有力地保护着这些掺假售毒的企业,使它们无须完全担当起向受害者赔偿的责任。当律师们自动组织成律师团想为受害者索赔时,他们受到了来自司法部门的阻挠,显然,在司法部门的背后是党的意志。党认定任如此大规模的索赔案件自然发生,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看,都会严重损害党的利益。

  既然经过“三个至上”的学习之后,将党的利益放在首位,已经成为党国的司法运作的不许质疑的最高原则,那么,党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用权力的巨手使司法的天秤发生倾斜,一边尽量让自己的“嫡子”们免于巨额索赔的困扰,另一边则努力让无告的受害者们像接受天灾一样,默默地接受这次人祸的伤害,就成为党国体制下十分自然的事情。[14]

  另外,在政府的操控下,收购和合并三鹿的谈判,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三鹿在被免去(或大大减轻了)了巨额赔偿的责任后,只要换一块牌子,又将一切正常地运作起来。在这儿,我们不得不惊叹党权的点石成金,化腐恶为神奇的伟大的“拯救”力量。

  有许多论者说,毒奶事件的爆发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事,可以促成中国建立更完善的食品监管制度。然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看,它不可能成为任何意义上的好事。因为,从三鹿毒奶事件的爆发到处理的全过程,让全社会的每一个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是这一事件的受害者),特别是企业的经营者深刻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社会中,起作用的不是法律,而是党权,只要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哪怕犯下了向整个民族下毒的伤天害理的大罪,也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最后轻松地逃避责任,相反,只要忤逆了党的意志,哪怕是一个最诚实的经营者,也难逃牢狱之灾。[15]

  因此,在新極權主义的法制环境下,一个企业的经营者遵守法律,诚实经营并不足以逃避牢狱之灾,相反,他的经营之路会越走越窄,而和党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去弄虚作假,则成了最现实有效的生存之道。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有毒食品被不断发现,却始终没有坏事变成好事,反而越来越严重的制度性根源。

  通过对从三鹿事件的形成到被处理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新極權主义的经济理念和司法理念的分析,我们不难断言,中华民族饮用有毒食品的历史,绝不会因为三鹿事件而终结。只要以党治企、以党代法的新極權主义的理念,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地生长发展,那么,中华民族的有毒食品史也必将随之处在方兴未艾的发展之中。

  三、外交领域的狂热的民族主义

  在新極權主义竭力用党权来控制社会生活的一切最细微的领域之后,它也就将社会中的一切问题都转变成了政治问题,转变成了究竟是积极紧跟党的领导,被动接受党的领导,还是胆敢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这么一种新極權主义的政治理念,在组织路线上,必然体现为将干部对党是否忠诚的问题,置于一切政绩、经验、才干等其他的因素之上;在外交上则推行一条随时可能使对抗升级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路线。

  本来在一个党控制所有媒体的后極權社会中,社会内部的舆论对党几乎已失去了任何监督作用,只有自由的国外的舆论才可能起到一点使党保持清醒的约束作用。然而,当新極權主义用一种充满敌对意识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来指导外交政策时,党国的政府也就失去了最后一面可以照见自己行为的真实后果的镜子。

  我们看到,早在2007年3月,出口到美国的宠物食品中掺有三聚氰氨的事件就已引爆,经过国外媒体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这本来为国家质检部门对食品中的三聚氰氨问题进行全面检查提供了一个良机。但是,我们的质检总局是如何应对这一危机的呢?

  下面,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今年3月份以来,美国宠物食品三聚氰胺事件引发了境外媒体对中国出口食品乃至出口商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炒作,制造中国商品威胁论,把中国商品妖魔化……先后炒作鲇鱼药物残留事件、冷冻鱼致人中毒事件、巴拿马药物中毒事件、二甘醇牙膏事件等等……一些国外媒体……把个别食品问题说成是整个中国食品的问题,把个别不法企业的问题说成是中国政府监管体制的问题……恶意炒作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敌对势力根本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其用心之险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在毒奶事件爆发后的今天,我们再来重温李长江先生的这段经典的讲话,不禁有啼笑皆非,时光倒流之感。谁会想到,在改革开放30之后,这位中国质检的总掌门人还在用“文革”中“階級斗争一抓就灵”的思维方式在统领中国的质量检查工作呢?

  我们之所以将李先生的这段话称之为经典的,是因为它为我们分析新極權主义的思维方式,提供了一个经典的文本。众所周知,流通中的有毒食品会危害健康乃至生命,它在消费者中引起某种恐慌是十分自然的,因此,在一个新闻自由的社会中,它必然会引起媒体的关注,并进行大量的报道。我们看到,当西方国家自己在食品生产方面,出现象疯牛病、二恶英等问题时,有关的报道真是铺天盖地。正是这样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为这些社会的食品安全构筑了一道有效的防线。

  李先生长期生活在党国体制下,国内的媒体在党的管制下,早已变为只报喜不报忧的驯服工具,因此,一看到对自己不利的“负面新闻”被大量报道,立即本能地暴跳如雷,恨不得马上让中宣部去将它们都“和谐”掉。我们看到,李先生一一列举了鲇鱼药物残留、冷冻鱼致人中毒等事件,但是,不是将这些事件当作沉痛的教训,立刻抓紧相关的检查和监管,而是当作“敌对势力”的一次又一次“恶意炒作”的铁证,并用诛心之论,将其提高到“敌对势力”妄图阻止中华民族崛起的“险恶用心”的“政治高度”。

  其实,这么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大陆50岁以上的人都非常熟悉,“文革” 中,任何一个企业由于自己管理不善出了生产事故,马上认定是“万恶的階級敌人”在搞破坏,于是,在大批特批“階級敌人”的过程中,推脱和逃避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曾把中国搞到崩溃的边缘,而现在整个中国的质检工作却正是在这样一种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中国有毒产品层出不穷乃至最终酿成毒奶惨祸也就不足为奇了。

  最值得人深思和警惕的是,李长江式的思维方式绝不仅仅只是个案,它是一股强大的新極權主义思潮,在质检领域的反映。今年以来就有“驻藏大臣”将達賴喇麻称为“披着袈裟的豺狼”,称和達賴集团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階級斗争。”更有党国元首将西藏事件后,世界各国的抗议,称作是一个意图阻止中国崛起的有计划的阴谋,从而一时间掀起了一股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潮。[16] 在党国体制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我们看到,“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阴谋论”的论调之所以甚嚣尘上,事实上,不过是党国领袖头脑中的思维模型,在一级又一级的紧跟领袖的党的干部嘴巴上的回响罢了,新極權主义的将紧跟和忠诚置于政绩和才干之上的干部路线,则更是将这种“回响”放大了。

  然而,毕竟已经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党内干部中,真正抱有文革式的思维方式的人已经并不太多。对党国领袖的“阴谋论”仅仅只是口头上附和,还是在行为上积极紧跟,二者之间在最终结果上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我们看到,凡是积极紧跟新極權主义路线的党国官员,除了大喊口号,不干实事之外,还都把自己负责的工作,搞得鸡飞狗跳,天怒人怨。主管质检的李长江和主管西藏的张庆黎,只不过是为我们提供了新極權主义的危害性的二个典型例证罢了。[17]

  假如说,在西藏问题上,对国外的批评者产生敌意还算容易理解的话,那么,在最需要科学和理性,关系到自身健康的食品检测领域,用如此非理性的敌对意识对待他人的批评,则说明了新極權主义由于将一切问题泛政治化而助长起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已经在我们的社会中和执政党内发展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究竟谁是敌对势力?新極權主义者到处寻找,想要用专政手段来对付的那个恶魔究竟身藏何处?任何一个拥有最基本的道德哲学教养的公民都不难发现,这个恶魔就深藏在新極權主义者的心中。任何一个个人,和由这样的个人组成的政治集团,假如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政治意志,由于天然地代表着“神圣的人民”,因而散发着不容质疑的道德的圣光,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地在一切自己政治行为的批评者和反对者那儿,源源不断地发现和塑造出死敌和恶魔,用“文革” 语言来说,也就是各种“牛鬼蛇神”。

  四、对舆论和思想的严密操控

  新極權主义和邓江时代带有威权主义倾向的统治方式相比,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渴望对舆论和思想进行更加严密的操控。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改变了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使这种操控不可能达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平,但是,新極權主义的信奉者时时刻刻将其当作不可须臾放松的核心工作。

  威权主义者也强调对舆论的控制,但这种控制主要是消极意义上的,即使用强制性手段压制和消除对自己的公开的反对意见;而新極權主义对舆论的操控则不仅仅是消极意义上的,更是积极意义上的,它不仅仅想干净彻底地清除一切反对的声音,更热衷于制造没有一丝杂音的对党的歌颂赞美之声,所以,它不仅仅是在自己直接操控的主流媒体上制造,而且,到最边缘的网络媒体上去制造。[18]

  对威权主义者而言,重要的是压制反对的声音,他对舆论的控制基本遵循外部性原则,他对改造他人的内在思想,提高他人的道德情操没有兴趣。[19] 而新極權主义者则自欺地认为自己真的是无私的和神圣的,热衷于运用手中的权力去克服他人的私心,纯洁他人的思想,去树立各种“道德模范”。[20] 也正是在将权力的触角深深地伸向完全不应该由它管辖的个人的内在精神领域的过程中,新極權主义显示出了它最令人憎恶和鄙视的蛮横性和荒谬性。

  假如说,威权主义者希望社会平静和稳定的话,那么,新極權主义的信奉者则热衷于制造各种主题活动,他希望将全社会都吸纳到某种轰轰烈烈的主旋律之中,营造万众一心的广场效应。为此,他必须竭尽全力地清除一切杂音和培植配合主旋律的和声。

  我们看到,近年来,新極權主义为了加强对舆论和思想的操控,作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竭力打压原先在社会中已有相当影响力的民间思想库和非政府组织;让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甚至只是威权主义倾向)的舆论领袖失去话语权和影响力;整肃各种媒体,让有“出格”言论的编辑和记者失去饭碗;雇佣“五毛党” 在网络上攻击“异端”,拥护主旋律;打造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生命工程,增加学校的政治理论课的课时;不断地树立各种道德模范和典型,让他们不停地说教……

  这些钳制舆论和思想的行为,看上去似乎都没有“反右”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那么血腥和激烈,但是,在让人们失去自由言论的空间、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主行为的勇气方面所产生的功效则是一样的。假如说,新極權主义在整肃异端言论和思想的手法上和毛泽东时代有什么不同的话,它采取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的手段,而是,一系列顺序渐进,而又坚定不移的行政控制措施。新極權主义者在整肃自由思想时,就像一个精于计算的麻醉师,尽量以让整个社会不感到有剧烈的痛感的方式,向其分批量地逐步注入足以麻醉其清醒和敏锐的理性思维能力的药剂。

  经过这个麻醉师炮制的社会,表面上看上去,依然多姿多彩,甚至还依然存在着不少充满道德义愤的时评家,对各种社会现象乃至政府的某些行为进行火爆的批评。但是,事实上,在这个社会中,所有公共领域中的行为,都失去了真正的基于自由的自发性和本真性,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和价值。所有的公共行为,不管行为者自身是否自觉到,都被党的无处不在的巨手拨弄过,被摆弄成党所喜欢的,至少是党所能够容忍的样子。

  我们看到,经过新極權主义者多年的经营,终于构成了毒奶事件能够得以发生的舆论和精神环境。这个社会在对言论表达的操控上,已经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只要是党喜欢的东西,不管它在审美上多么令人厌恶,都充斥在媒体中,通过一遍又一遍的重复播放和刺激,直到人们的呕吐和厌恶的感觉变得麻木为止;相反,只要是党不喜欢的声音,那么,哪怕这个声音是个体遭遇危险时的救命的呐喊,哪怕它紧急地关涉到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安危,它也无力穿透党为它设置的重重屏障,进入公共的视听。

  在新極權主义所构建的这个舆论和精神环境中生活得久了,人们的本真的良知的呼声,和审美能力一起,都会变得彻底地麻木不仁,人们为了避免和主流冲突导致的痛苦和绝望,渐渐开始本能地觉得,凡是党主张的都是善的,党反对的都是恶的;党喜欢的就是美的,党厌恶的就是丑的。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你的行为和党的关系,(究竟是积极和党保持一致,消极对待党的号召,还是斗胆反对党的意志)才是唯一重要和有意义的事,其他一切的先天的道德法则、法理逻辑、自然规律和审美趣味等等,都被这一咄咄逼人的極權政治的逻辑消解和吞没了。

  新極權主义者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发起一波又一波的举国动员的主旋律活动,只有在这样的万众一心的狂热的群众运动中,一个極權主义者才可能真正享受到权力的快感,但在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消解的后極權时代,要找到一个对全体人民进行煽情和动员的主题并非易事。而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则正好为新極權主义进行这种煽情和动员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由。

  我们看到,整个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和运作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極權主义展示自己的权威和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无微不至的控制力的工程。通过北京奥运会,新極權主义希望向全世界显示,在它操控下的整个中国不仅仅是强大的,能够在各种竞技比赛中取得胜利,而且人民是和谐的、欢乐的和幸福的。京奥的开幕式则成为表达这种意愿的核心象征,在这儿,我们不仅看到了象征極權权力对群众的精确有效的控制力的,动作整齐划一、孔武有力的大型团体操,而且,看到了各种人工制造出来的欢乐、天真和感动:从全球各地搜集来的不同肤色和民族的儿童的“笑脸”;被精心挑选出来的白衣美少女长达几个小时的重复不停的跳跃、欢呼和微笑;堆满了典型的中国式的假天真笑容的美丽女童,用甜美的声音,“充满深情”地歌唱祖国……[21]

  然而,这么一幅用权力之手制作的举国欢乐、人民幸福的人工画卷,几乎就在当时,它上面的斑斓的油彩就开始剥落下来,这不仅仅在于人们发现了,对祖国的“深情”歌唱原来是假唱;烟火是假烟火;运动员的年龄也有造假,更是因为人们知道,为了制作这么一幅向全世界显示中国人民的幸福欢乐的“画卷”,[22]万能的权力之手,通过强制拆迁、逮捕异议者、驱逐在京的上访者和外来人口……已经让许多个体陷入绝境,流出了无助和悲伤的眼泪。但是,只是在毒奶事件被揭露之后,这幅不久前还萦绕在人们脑海中的烟花连天、彩旗飞舞的人工制作的欢乐景象,才真正彻底地崩塌了。

  大量事件表明,患儿的家长、为患儿治病的医生、某些媒体的记者和高层的决策者等许多人早已知道毒奶粉的存在,[23] 但是,当整个極權体制被动员起来,开足马力去制造万众一心、举国欢腾的喜庆场面时,任何和党立意想要制造的欢乐气氛不和谐的声音[24],都不可能被允许发出来,进入公共领域,进入人们的视听。

  当党用它万能的权力之手,用美少女的欢呼跳跃;用世界各地采集来的儿童的“笑脸”;用假焰火和假唱;用数以百万计的警察和保安人员和数以百亿计的人民币;来人工构建“中国人民”幸福欢乐的场景时,数以万计的结石宝宝正在发出撕心裂肺的痛哭;数以百万计的真正的中国儿童正在毫无防范地饮入毒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在事关自己切身安全的紧急事件上被粗暴地剥夺了知情权。

  一边是一片人工制造出来的“欢乐的海洋”;与此同时,另一边则是每一个被剥夺了知情权的中国人都在不幸地遭受着毒奶的祸害,是无数患儿的家长、知情的医生和有良知的记者的无告的眼泪、沮丧和绝望。有什么能够比这一惊心动魄,而又充满反讽的场面,更能揭露新極權主义的自欺和伪善,揭示出新極權主义所理解的“幸福生活”和“和谐社会”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

  当毒奶事件在外国政府和海外舆论的推动下曝光后,党国元首在训话中,将事件归因于某些党国官员缺乏“政治意识”和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典型地反映了新極權主义的思维方式,它先验地将党看作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终极法宝,一旦出现问题就拼命强调党的组织建设、组织纪律和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然而,我们看到,这次毒奶事件虽然在最后结果上给党带来了严重的政治伤害,但是,从其发生的原因来看,非但不是由于相关的党国官员“政治意识淡薄”,而正是因为其“政治意识”“过强”造成的。不管是河北省和石家庄的官员,还是国家质检和卫生系统的官员,绝不仅仅是由于简单的麻木不仁,而恰恰是由于对党国体制下的政治生态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才做出坚决压制一切负面信息,来确保作为政治主旋律的北京奥运会顺利进行的决策的。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非是指相关的党国官员已经邪恶和荒谬到这种地步,明明确定地知道掺了三聚氰氨的奶粉的危害有多大,故意让它去毒死人而隐瞒不报。实际的情形应该是这样的,当一个相关的官员接到问题奶粉的汇报,要他决定是否要公开召回时,他自然会衡量公开召回、加以隐瞒和问题上交三者之间的利害得失。

  首先,他立刻就会拒绝由他来做出公开召回的决定,因为,在党国体制下,这意味着坏了党中央的大事,假如他自作主张这么做的话,无疑就是宣判了自己政治上的死刑,因此,这时他会判断毒奶粉的危害程度自己有没有能力控制住,假如他认为问题不太严重,自己有能力控制住的话,那么,他肯定会采取隐瞒不报,让手下暗中收回奶粉的决定,相反,假如他认为问题已严重到自己控制不住的地步,他就只能承担在政绩上失分的后果,通过汇报将问题上交。

  这样层层上报,问题最终肯定会被交到地位如此之高的一个或一群决策者的手中,由于他所处地位,他对这一负面事件的公开,对党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奥运必然会造成的巨大冲击,(因为,马上就要请世界各国的客人来了,这时假如出现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舆论肯定会一片哗然,党的面子肯定会受到严重的损伤)了解得十分清楚,但对毒奶对消费者究竟会导致怎样的伤害则知道得十分模糊,同时,他的地位之高和与事件离得如此之远,可使其免于被追究毒奶问题的具体责任。在这样的情形下,他肯定会做作这样的决策,一方面捂住这一事件,不让它进入公共舆论;另一方面,要求下面的人暗底里尽快妥善处理此事。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一事件不通过公开召回和公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检查的方式,是不可能解决的。但是,当时,我们设身处地站在相关决策者的立场上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在他所获得的有限信息中,公开这一事件,对党的事业和声誉造成的伤害,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政治利益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和确定的,这一事件究竟对消费者构成多大的伤害则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所以,根据自由主义对人的行为模式的解释:人总是在有限信息的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么,他做出这样的决策是自然而然的,是在这一体制中生活的任何一个常人都会做出的,他首先要本能地逃避对他来说,是巨大的和确定的伤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想要指出的是,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極權制度本身,而不在于相关官员的个人品质。(相反,一有问题发生,就将其归罪于相关人员的个人道德,对他人的品德加以愤怒谴责,则是典型的極權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極權主义的制度安排下,所有的决策权都被集中到党的手中,在党内又被集中到少数领袖手中,这种高度集权的制度安排的理由是,党和党的领袖被看作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

  但是,毒奶事件的发生告诉我们,党和党的领袖能够获得的信息和资讯和我们常人一样也是有限的,同时,他们也是十分自然地按照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的。党要追求永久的执政权,领袖则在竭力维系和扩大自己权力的同时,还要尽力保护作为权力基础的自己派系的官员。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自由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中的真理性,和对人性的洞察的深邃性,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每个个体、每个组织的利益都是分立的,因此,为了保护每个人的幸福,必须从制度上保证每个人自己亲自掌握追求自身幸福所必需的那些基本权利。在宪政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中,之所以将言论自由规定为个体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护这一权利免受任何他者,特别是行政权的损害,就是因为认识到,权力(事实上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积极追求实现某种目标时,本能地会去压制一切妨碍自己的声音。

  毒奶事件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向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昭示: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公民还缺乏最起码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在这儿,我们所说的,还不是参政议政,批评政府这样的言论自由方面的高端的权利,而是,当我们受到伤害,感到痛苦时,素朴地向整个社会公开地说出我们的痛苦,这样的最最基本的言说的权利。

  在一片人工制作的欢乐的海洋中被彻底屏蔽了的撕心裂肺的婴儿的哭声,这一场景,让我们联想到50年前,由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事件,当3000多万人在仓库里明明堆满粮食的情况下被活活饿死时,在公共舆论的空间中,人们听不到一点点愤怒、悲哀和绝望的声音,相反,全都是跑步奔向共产主义天堂的激情和欢乐。

  毒奶事件提醒我们每一个公民,我们目前生活其中的这个政治制度所具有的高度的危险性,它和50年前活活饿死3000万人的制度,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新極權主义的领袖正是毛泽东的好学生,在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毛的崇拜和敬仰,时时刻刻渴望着回归到毛时代的真正举国欢腾、万众一心的政治场景。

  因此,不难想象,在未来的岁月里,当已经成为执政党主流的新極權主义,不断地热衷于一个又一个的主旋律活动,为了达到万众一心的“和谐”效果,不遗余力地去控制每一个杂音,去控制每一个人的表情时,在一片“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濒临死亡的绝境中都不准哭出声来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一遍又一遍地重演。

  五、道德上的自欺和伪善

  和威权主义相比,新極權主义的一个核心特征就是,它更强调和关注所谓“道德”问题。正是对“道德”问题的强调,赋予了新权权主义者一种强悍和蛮横的进攻性,他认为自己在一个極權主义体制中的较高的地位,就赋予了他去克服地位较低的人的私心,去改造和纯洁他人思想的天然权力。

  就如笔者在《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对举国动员体制和抗灾文化的反思》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政治道德的精髓在于掌权者“自知其有私”,自知权力的危险性。而一个新極權主义者,在政治道德上,正处在文中所说的最危险的第四种状态:“他坚信自己真的是全然无私的;坚信自己对一种不受约束的权力的不择手段的追求是为了推动历史前进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信自己由于职权而享受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坚信反对和批评自己的人都是恶魔般的敌人,和自己不属于同一个族类;坚信他人的自私真的是可以通过斗争和教育的方式被彻底地加以克服的。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陷入了彻底的自欺中的‘真诚的’極權主义者。”

  然而,我们毕竟处在一个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已经全面恢复的社会中,在党国体制中处于高位的新極權主义者,他们非但自己因为职位而享受着物质上的好处,而且,他们的子女和家属也全都因为受惠于他们的权力而积累了大量的私人财产和资本。有趣的是,他们自己对这一现象似乎完全熟视无睹,当笔者看到新極權主义的代表人物,一方面依凭权力积聚着巨额私产;一方面却“语重心长” 地“真诚”教导亿万人民要发扬无私奉献的共产主义道德时,实在是有一种啼笑皆非的感觉,弄不清这种“真诚”究竟是自欺到了对现实完全无视的程度后的麻木不仁,还是在残酷的党国体制中历练出来的,将无耻升华到感人地步的,今人惊叹的厚黑学。

  我们可以列举这一体制的代表人物胡溫的二件小事,来看一下,这种自欺和伪善已经如何发展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一件事是2008年5月9日,胡錦濤在日本访问,参观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时,一位八岁男孩松田浩季站起来天真地问道:“胡爷爷,您为什么想当主席?”,胡一板一眼地回答到:“我要告诉你,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是全国人民选了我,让我当主席。我不应该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

  每个稍具常识的成年人都不难发现,这段严肃认真的回答中,有二个地方严重违反了最基本的事实:一是“我本人没有想当主席”;二是“全国人民选了我当主席”。对于第一点,众所周知,一个極權主义政党的权力高层的生存环境是极其严酷的,没有追求和保住权力的超常意志,几乎一天也难以在这体制的上层立足。对于胡且不说其几十年来,为了追求权力所进行的不懈努力和经营,单看其10年间在“皇储”的位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审慎,谁还会看不出,他为了获取最高权力而愿意忍人所不能忍的超常意志呢?对于第二点,谁都知道,他之所以能够获得最高权力,是鄧小平看中和选拔了他。党代会和人代会上的选举纯粹是事后追认的仪式,至于由全国人民进行的普选,则连一个纯粹的仪式也从来没有进行过。

  在自由民主社会中,一个人想当总统,并获得了成功,这是一件非常值得自豪的事,并没有任何需要遮遮掩掩的地方。那么,胡为什么对自己想当主席这件事讳莫如深加以否认呢?所有生活在党国体制中,熟悉党文化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体制中,权力就是一切,因此,所有想在体制中要求“上进”的人,都将自己的核心精力用来追求权力,但是,这样的前宪政的权力,同时,又是人们忌恨和厌恶的焦点。因此,在这一体制中,只有那些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来经营权力,同时,又要努力让人们觉得其并不想追求权力的人,才有可能克服体制内外普遍存在的忌妒和怨恨的阻力,最后,登上权力的顶峰。

  同时,由党文化所倡导的所谓“无私的共产主义道德”来看,一个人宣称自己想要追求权力,特别是最高权力,是一件狂妄和不得体的事。所以,哪怕这是一个八岁小孩都知道的简单事实也必须坚决地加以否认,否认自己在“想当主席” 中体现出来的“野心”和“私心”。 所以,我们看到,党国体制一方面将权力设置得不受任何限制,引得人们都想不顾一切地去追求权力,但是,另一方面,又在道德上否定个人对权力的追求。而只有将党国体制制造出来的这一悖论,彻底地内化于心,将自欺变为一种本能的人,才可能在这一体制内如鱼得水般地生存。

  既然自己不想当主席,那么,如何来解释自己当了主席这一事实呢?最令自己感到愉快的解释自然是,全国人民一定要选我当主席,我为了不辜负人民的期望,所以不得不当了主席。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解释除了自欺之外,同时,也让所有心智被长期以来的党化教育幼儿化了的民众听起来感到顺耳。与一个一心想追求最高权力最后获得成功的人相比,一个一点也不想追求权力,最后只是为了答应人民的请求,不得不执掌最高权力的人,自然使他们感到更为安全和放心。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初步地看到新極權主义的所谓道德究竟是怎么回事,简而言之,就是对自己行为的无私化、纯洁化的解释和对他人行为的无私化、纯洁化的要求。胡对松田浩季的回答,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对自身行为进行无私化和纯洁化解释的经典案例。我们看到,这种对自身行为的无私化的解释,竭力追求的是一种党文化意义上的“得体”,为此,可以完全无视最基本的真实。同时,这一案例也告诉我们,新权极主义所竭力营造的统治者的“道德幻相”,就像“皇帝的新衣”一样,只有依靠对舆论的严密控制,和臣民们谄媚的应和才能维系,而在自由主义的文化语境中,真的只需一个八岁男孩天真地一问,运用权力人为营建起来的“道德幻相”倾刻间就崩溃云散了。[25]

  另一个反映这一体制代表人物的道德情操的典型事件就是溫家寶2008年9月23日在纽约出席美国友好团体午宴时发表的演讲。当时,毒奶事件刚被揭露出来,人们对政府在这一事件中的麻木失职,特别是为了“和谐奥运”而故意压制相关信息的做法十分愤怒。而作为政府总理的温,没有对导致这一不幸事件的制度性原因和政府的责任,进行任何深刻的反思和道歉。却通过“十分痛心” 地去考量“企业家身上的道德血液”的方式,在话语间,轻松地就将政府和他本人,本来应该是这一事件的道德责任的承担者,不露痕迹地转变成了他人所犯的道德罪错的义正辞严(同时还是温文尔雅)的谴责者和追究者。[26]

  然而,温的表演还远不止于此,他进一步高调地宣称:“我希望留给后人两点精神遗产:第一,当遇到灾难时不要退缩,要勇于面对,并且带领人民去克服,这需要坚定、勇气和信心;第二,一个政府,除了对人民的负责、服务、献身和廉洁以外,不应该有任何特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权力都要为了人民。”“我希望在我离开人世之后,人们能记住这位总理,确实是按照这两点来做的。”

  假如你是一个没有任何现实政治认知的幼稚的学生,完全抽象地来看这些话,似乎这些话作为理想并没有错;但是,当你将温个人和他所代表的政治集团的实际政治行为,和其高调标榜自己具有的精神德性相对照,那么,你简直会惊讶得合不拢嘴来,感叹其政治演技已经达到了完全超离现实的梦幻境地。

  对于他所说的第二点“遗产”,特权问题,我们且不说当权者的子女亲属利用其权力经商谋官早已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只要看看当权者本人的生活,在其衣、食、住、行、医疗、保健等任何一个环节上,真可以说是,一步也离不开特权。就像叶利钦在苏联瓦解后指出的,整个極權体制就是按照权力来分配的,生活在权力中心的一小部分人,享受着一种无微不至的特供制度,他们生活在一种金钱对其不起作用的“共产主义制度”之中。[27]

  就是这么一个生活在極權权力中心,一刻也离不开特供制度的人,却希望后人记住,他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特权。同时,作为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大国中,惟一一个没有实行民主选举制度,所有重要的权力岗位都是私相授受的党国体制下的政府总理,却“热诚地”想要给世界、给后人,留下“民主化”的“遗产”, 他“热诚地”希望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乃至他们的“后人”都相信,他手中握有的,在一小个权力集团内部私相授受,全体中国公民无法通过选举制度对其加以任何影响的“权力”,是完全“属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

  至于温想要留给后人的第一点“精神遗产”:面对真实问题的政治勇气,率领人民克服政治困难的坚定意志和信念。同样,也是他自己和他所代表的权力集团最为匮乏的精神特质。当然,我们在这么说的时候,并非没有意识到胡溫的某些精神特质,比如审慎、温和、文雅、勤政等,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正面价值:审慎使其许多落伍的政治理念和不合时宜的政策,往往执行到一半,就虎头蛇尾、无疾而终,因此,没有像毛泽东时代那些错误理念和政策那样,造成如此巨大的灾难和不幸;而一种温和、文雅,时时以一些亲和的姿态讨好人民的伪善的極權权力,和一种傲慢、自负,粗鲁、蛮横的权力相比,假如人民不得不忍受一种極權权力的话,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觉得前者更容易忍受一些。

  至于勤政,对公务员来说,是一种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品质,但是,对政治家来说,却并非如此,对后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见识、信念和政治勇气。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从鄧小平、趙紫陽、朱熔基,一直到胡溫,这种政治家的见识和勇气,处在一种持续的递减和衰竭之中,在邓、赵、朱那儿,还有着一种反思和改造自己身处其中的制度的见识和勇气。到了胡溫这一代政治领袖,则完全成了体制的俘虏,在其执政的6年多时间里,除了将各种空洞的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之外,没有做出任何有利于这个体制朝现代性迈进的重大改革举措,相反,出于自身权力操控的需要,在许多方面都大踏步倒退到了毛式極權主义。在这一代政治领袖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带有超越性的政治信念,有的只是不择一切手段守住已经到手的权力的平庸的谨慎和勤勉。

  在温的讲话中,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新極權主义的政治作秀的本质,凡是其声嘶力竭,高调地自我标榜的那些价值,恰恰是其实际上最缺乏的东西,正是由于其没有勇气和力量真正地去追求这些最重要的价值,因此,天天热热闹闹地开动宣传机器,宣称自己比别人拥有更多的道德和民主的价值。

  和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極權主义相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滋生出来的新極權主义,无可避免地更深地陷入了名实分离的窘迫处境之中。新極權主义者一方面竭力追求独占一种不受制衡的極權权力,并且在市场条件下,将这种权力转化为自己家族的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又毫无反思地以一种无私和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自我标榜,而且,还要高调地动用国家强制力去整治和纯洁他人的道德。这就使得一种自欺和伪善的精神充斥在整个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之中。

  从上面的二个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人想在这样的体制中安全地生存,必须假装相信,那些花费毕生精力追求、经营和扩展極權权力的人,事实上对权力一点兴趣也没有,只是由于人民因为他们的美德硬要选举他们来撑控绝对权力,所以才不得不握有了权力;假装相信那些生活在以权力分配资源的制度顶端的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半点特权;那些战战兢兢、墨守陈规,闭眼不看体制的弊端和体制赖以存在的意识形态中的巨大荒谬,一切以保守住自己在体制中的权位为目标的平庸官员,具有着率领人民走向政治文明的非凡勇气;相信一种人民的选票不起任何作用的政治权力,是完全属于人民和为了人民的。

  假如你不仅仅是寻求政治安全,还想在体制中不断地要求进步,那么,你必须忘记你的相信是假装的,必须以一种持续的“真诚”和热情去高声赞美当权者淡泊权力和名利的无私,与勇于直面困难的伟大的道德勇气,并且感恩自己在这一体制下所享受到的种种权利。这就是在党国体制下生存的基本游戏规则。

  在这儿,我们看到了在一种政教不分的党国体制下,道德所面临的具有必然性的处境,在不受限制的極權权力的控制和扭曲之下,道德丧失了其本真的价值,而沦为一种追求单边主义利益的伪善的用具。在党国体制所造成的生存处境中,“道德”这一用具,只有三种基本用法,一是用来自我标榜;二是将“道德”用作棍子来打击自己的敌人,包括在他人和自己发生利益冲突时,以道德的名义强制性地要求他人牺牲自己的利益;三是用作谄媚能够影响自己利益的权力者的用具。所以,在党文化的语境中,一旦强调道德,我们立刻就能听到,到处都在响起对权力者的道德颂扬之声,自我标榜之声,以及愤怒和刻毒的相互间的道德抹黑和道德谴责之声。而这恰恰是真正的道德精神的根基被彻底遮蔽和催残的时候,也是一般人从内心深处,对“道德”二字深感恶心和反胃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 正是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塑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八荣八耻”,“整治低俗文化”等,“道德呼声”最喧闹的时候, 也是各种侵犯人权的恶行最为盛行的时候。最后, 在后極權时代,不仅仅是党国体制内的官员, 包括社会中的全体成员, 都参透了極權主义道德的本质, 自觉不自觉地学会了将“道德”用作伪善地追求自己单边主义利益的工具。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恰恰正是在各行各业争相树立“典型”,各种“道德模范”的头像不断在新闻联播中放出光芒,“社會主義荣辱观”成为各级官员口头禅时,整个体制内权力的私相授受、贪污腐败却愈演愈烈,社会中坑蒙拐骗盛行,市场上伪劣产品充斥,最后,在制奶业,发展到了不仅仅是掺假、造假,乃至掺毒、售毒竟能在多年内成为全行业的潜规则的地步。

  在一片喧嚣甚上的道德口号声中,全社会道德的彻底崩溃,这就是新極權主义为我们创造的人类精神现象史上的一项奇观。

  六、平庸的专制——新極權主义最核心的精神特质

  从新極權主义所推行的各项政策的外在后果来看,它对整个社会以及个体人格的伤害是极其严重的。经济领域的政企不分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效率的低下;司法领域的以党代法,导致了纪委东厂般的专权,和对最基本的法治秩序的摧残;外交领域狂热的民族主义,导致了对普世价值的抵制,并挑动起各种无谓的国际间的争端;对思想和舆论的严密操控,则动用国家强制力全面地钳制每一个公民内在的良知自由;在毒奶事件中,为了营造奥运期间“万众一心”的“和谐”场景,强悍地屏蔽了数以万计的结石宝宝撕心裂肺的哭声,更是将新極權主义的邪恶体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尽管外在地看新極權主义的邪恶是惊心动魄的,但一旦我们考察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却会发现它平庸到令人扫兴的地步。新極權主义者已经不再具有任何超越性的理想,他既不相信人权、法治、民主的普世价值,也不像毛时代的传统極權主义者那样,要用共产主义理念去改造世界。他所惟一关切的就是自己的“生存”和“吃饭”问题,他以一种完全无反思的平庸方式接纳着自己正好遭遇的权力传统,以便以最省劲和风险最小的方式使自己“吃饭”吃得更好些。

  在这儿,我们发现,新極權主义者那种源于平庸的自欺和伪善,和往牛奶里掺三聚氰氨的奶农的心态简直如出一辙。三聚氰氨最后毒害婴儿的后果是令人发指的,但我们一旦去考察奶农掺毒时的心态,就会发现它平庸昏昧到简直令人可怜的地步。

  据一对现已被处重刑的奶农兄弟交待,他们是这样走上掺毒之路的。他们办着一个有100多头奶牛的农场,这个农场养活着他们的家人和一些雇员,在掺三聚氰氨之前,他们生产的牛奶常常因为检查不合格而被迫倒掉,一次检查不合格,就有成吨的牛奶被浪费了。不难想像,这样下去,这个小企业很快就要倒闭。正在他们由于生存压力而万分焦虑之际,看到了有人推销“蛋白精” 的广告,稍作试用之后就发现,用“蛋白精”可以成功地通过蛋白质含量检查,并且使牛奶在稠度和色泽等外观方面变得更佳,从此之后使企业随时可能倒闭的巨大风险变得完全可控了。于是,就像共产党认定“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一样,这对奶农兄弟得出了只有“蛋白精”才能救企业的结论,开始了长期稳定地往牛奶里掺三聚氰氨的事业。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他们是否知道三聚氰氨对人的害处呢?答案是并不十分清楚。首先他们并不知道什么三聚氰氨,只知道自己掺的是高科技产品“蛋白精”,当然,他们实际上也知道这些所谓的“蛋白精”,其实是不可食用的,对人没有任何功用和益处,所以,他们自己从不食用自己生产的牛奶。(在这一点上,也和那些目前掌权的共产党员十分相似,他们向别人积极推销共产主义道德,只要需要随时准备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共别人的产,但是,他们自己却竭力积累着私产,绝不真正消费自己向别人推销的产品。)但是,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蛋白精”的化学成份和食用后果,因为,他们不想知道,不想探究,(他们恐惧地预感到,这种对真实的探究,将会引发巨大的内心矛盾和负罪感,最终将打碎自己的饭碗。)他们更愿意自欺地相信“蛋白精”推销者的广告,相信自己所使用的是比一般的蛋白质更高级、更浓缩的东西。

  当然,他们也知道这么做,可能会给他人带来某些损害,最终可能会招致某些惩罚,但是,他们一想到这是为了捍卫自己,不仅仅是自己,还有妻儿老小和雇员们的“生存权”[28] ,就开始横下心来,挺而走险。而奶站和企业,知道奶农可能掺假后,假如认真地去检测,不但会增加成本,还会断了奶源,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机,相反,通过压低价格的方式,无须自己掺假,就可分享掺假带来的好处。为了捍卫更多人的“生存权”,奶站和企业就开始“理直气壮”地成为这掺毒、售毒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在党国体制中占据高位的新極權主义者的心态,也与这些掺毒、售毒的奶农完全相似。假如你在一个党的意识形态已经分崩离析的后極權时代,正好处在一个政治辅导员的位置上,要是你听凭自己的理性活跃起来去探究真实,那么,只会陷入越来越深的心理矛盾和负罪感中,最后丢掉自己的饭碗。只有你努力使自己相信,一种公民的选举权对之完全不起作用的权力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权力,一切都由权力集团事先定好的仪式化选举,是比“资产階級民主”水平更高的“社會主義民主”;相信通过树立雷锋式的道德典型,要求每个公民放弃自己的主体利益和独立思考,将之驯化为权力集团,乃至最高领袖个人的驯服工具,是在建设人类有史以来最祟高的道德。你只有努力地使自己相信这些假民主和假道德都是真的,才会使自己“理直气壮”地积极地向别人推销这些“真理”,从而在体制中登上更高的位置。

  等他在体制中登上一定的高位之后,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当他通过这一体制获得了建立在损害他人权利基础上的单边主义利益之后,他的理解开始发生变化,对于那些基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不再需要强迫自己相信,而是体会到了它隐藏在字面含义背后的“真理性”。就像一个长期往牛奶里掺三聚氰氨的奶农,会爱上帮助他使整个牛奶生产过程变得可控的“蛋白精”一样。在体制中登上高位的新極權主义者,真的体会到了假民主比真民主,假道德比真道德的无比优越性。和真民主相比,假民主大大降低了权力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使权力意志的实现变得通畅无阻;和真道德相比,假道德大大降低了公民对于当权者的危险性,并使其沦为当权者可以免费使用的顺手的工具。

  要做到这一点,掺毒的奶农必须以一种坚定不移的麻木不仁,不去同情地理解食用自己产品的消费者的处境;而运作極權权力的当权者,则必须以一种同样的麻木不仁的心态,无视从肉身到精神,受假民主和假道德摧残的公民的处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要完成欺人和自欺比前者更困难些,要知道“蛋白精”的成份和食用后果,必须要有专业化学家复杂的实验和分析,而每个人依凭天赋的理性和良知,就可对假民主和假道德的实质有所领悟。所以,要心安理得地推销假民主和假道德是一项比推销假蛋白更艰难的事业,只有动用国家的强制力,全面操控一切思想和舆论阵地,直至彻底改造和扭曲了人性与常识之后,才会成为可能。

  在一个对共产主义的信奉事实上已经崩溃的后極權社会中运作極權权力,当权者无法排除内心的惶恐、恐惧和荒谬感。所以,用哈维尔的话说:“无法无天已经装出温文尔雅的样子,并且从拷打室搬到没有个性的官僚们装潢一新的办公室。”(《故事与極權主义》)当新極權主义者,试图用“温文尔雅”来装饰一种实际上依然“无法无天”的極權权力时,他希望向世人昭示的是:我和以往的那些血腥、暴力和罪恶没有关系,我只是一个乖孩子,只是老老实实,分厘不差地继承着一种我们都生活其中,无力改变的权力传统。他希望能够以一种循规蹈矩的平庸,和“温文尔雅”的外表,既撇清和極權主义罪恶的关系,又继续享受着这种权力带给当权者的全部福祉。

  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巨大的罪恶与狂热的理想和狂妄的个性联系在一起,而新極權主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上去似乎循规蹈矩,乃至温文尔雅的邪恶的标本。事实上,这种平庸的邪恶,在人类的政治史上并不罕见,以死守“二个凡是”著称的华国锋,仅仅从个性上看,可以说是老实的,甚至憨厚的,当他在听十七大报告时,终于坚持不住,流着口水当场睡着时,人们对这种憨厚的平庸充满了善意的同情。

  而且,就是这么一种看上去十分憨厚的平庸,一旦由于某种机缘掌控了極權权力,又想紧紧抓住不放时,就会酿成惊心动魄的巨大罪恶。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还记得,就是这坚守毛泽东极左路线的“二个凡是”,残酷地绞杀和摧残了当时在中国各个领域中已经滋生出来的新事物,许多年轻优秀的生命,最富有创造力的理性思维的英雄,在改革开放的前夜被悲惨地杀害了。

  为什么極權权力会将一种憨厚老实的平庸变为血腥的罪恶呢?因为,平庸使一个人眼界狭窄,就像接受空气和阳光一样接受着自己正好生存其中的小传统,而缺乏任何对其加以反思的能力;平庸使一个人无法洞察和把握变化事物中的规律(变中之不变者),因此,总是紧张地想通过刻板的因循守旧来防止局面的失控;平庸使一个个体丧失了和其他心灵进行自由对话的能力,因此,有一种本能地将他人也变得僵滞刻板,将他人的心智幼儿化的倾向,通过这种方式来降低他人政治上的危险性,并使其便于被自己操控;同时,平庸的人总是将偶尔踩了自己鸡眼的人看作世界上最大的恶棍,而将给予自己恩惠的看作圣人,因而,特别容易将自己政治上的敌人妖魔化,和将自己认同的政治传统神圣化。

  平庸在政治关系上体现出来的这些特征,使平庸者一旦进入極權政治的传统后,为了守住自己的权位和饭碗,而摧残他人的权利,向人性宣战时,更加没有反思的焦虑和良知的负担,从而使各种固守和打压的行为变得更加坚定不移。长期的极左思潮下的道德灌输,总是将一种基于无反思的忠诚的随大流的平庸宣传为最大的善,而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看到了这种平庸中的邪恶。正是这种平庸的邪恶,构成了新極權主义思潮的精神基础。

  综上所述,三鹿毒奶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来分析一个侵害所有人权益的反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在当下的制度环境中,究竟是如何结成的。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推销假民主、假道德的内在逻辑和推销假蛋白是如出一辙的,極權主义就是当下中国精神领域中的三聚氰氨,同时,也正是它使得一切制度化的售假行为成为可能。

  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告诫我们,每个个体的利益都是分立的,一个个体对自身的利益和他者的利益在价值排序上是不同的,(比如,在三鹿事件中,对隐瞒真相的官员来说,他十分自然地将自己政治利益上的得失这一价值,排在不相识的婴儿的生命价值之前),再加上没有人能够比一个人自己更清楚地知道自身本真的痛苦和快乐之所在。因此,一种合乎正义的政治制度,应该将一个个体追求自身幸福所必备的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基本条件,看作是一种权利,由国家的强制力加以保护。而在这些权利中,最最基本的就是一个个体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受任何他人和组织的强制,自由地说出自己的痛痒、梦想和追求的权利。

  三鹿毒奶事件的发生,再次反证了自由主义的这一核心真理:一旦个人的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被剥夺,当一个个人或组织拥有了如此绝对的权力,可以屏蔽所有自己不喜欢的声音,甚至能够强制他人众口一词地发出自己想听的声音时,严重的人权灾难的发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这一事件,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当下中国社会中,新極權主义思潮已经升温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在许多年的时间里,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浑然无知地通过牛奶和奶制品大量地饮入了三聚氰氨,这一事实是令人惊恐的,但是,更为令人惊悚的是,全体中国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将極權主义的“狼奶”,当作精神文明的琼浆,加以畅饮。

  目前,对毒奶的检测和整治工作早已告一段落,这一事实说明,一旦盖子被揭开,让舆论自由地发挥作用,毒奶检测和治理的技术方面的问题很快就迎刃而解了,并不构成真正的障碍。但是,各种假民主和假道德的極權主义的精神毒素依然在媒体中,在教科书里,在课堂上——广为传播,时时刻刻地损害和扭曲着每个公民最核心的人格。

  检别假民主和假道德的工作,和检别假蛋白相比,要艰巨和复杂得多。然而,和毒奶事件一样,这种困难并非是纯技术性的,关键问题是一只巨大的权力之手在背后的全面操控。我们可以通过想象来作这么一个思想实验:假如整个在毒奶的生产和销售中结成的利益共同体,在某一天突然掌握了绝对权力,也就是说它不仅仅握有军队和警察,而且控制了全部的媒体,以及社科院、中科院等,结果会变得怎样呢?显然,它掌控的科学院将会得出“蛋白精”比普通的蛋白质有着无比的优越性的“科学论断”,人们将世世代代地喝着毒奶,而不知其毒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令人惊悚的景象正是当下中国的写照,整个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正处在一个权力集团一元化的绝对控制之下。它通过所有的媒体向人们发出一个众口一词的声音:假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政体)和假道德(将党的驯服工具当作道德楷模)比真民主(宪政民主政体)和真道德(真正地将所有的他者看作是拥有和自己完全对等的权利),有着无以伦比的优越性。而生活在这个体制中的人们,由于人性的弱点,一方面都是極權主义“毒奶”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几乎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又都是它的生产者、推销者和合作者,从而,使自己的理性和良知变得晦暗不明和模糊不堪。

  就像从牛奶中检测出三聚氰氨是食品检验师的工作一样,不断地从假民主和假道德中检测出極權主义的毒素,则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的责任。通过坚持不懈地对假民主和假道德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本真的描述,让人们对这些精神上的“三聚氰氨”对自身内在人格与个性的摧残和瓦解作用,产生一种静默如雷的感悟,这是拨亮整个民族已经晦暗不明的良知和理性,最终积累起摆脱極權主义的强健的精神力量的必由之路。然而,对当下中国的自由思想界来说, 这依然还是一个难以担起的使命。

  2008年9~12月初稿,2009年4月12日修改定稿

  [1] 当然,能够享受全面的特供服务的一小部分人除外。这儿的全面特供是指,除了牛奶和奶制品之外,所有含有奶制品的食物都必须是特供的。

  [2] 笔者发现有的论者将三鹿事件和1858在纽约发生的牛奶中毒事件混为一谈,以证明这是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参见林桂明编译的《毒牛奶——中国其实在走美国的老路》,2008年10月4日,多维新闻网。)众所周知,巴氏杀菌法是1860年代中期发明的,在制奶业中的普遍运用是在20世纪初之后,而在1850年代,世界上最发达的英国的平均寿命不到30岁,根据《资本论》介绍,当时工人的平均寿命不到20岁。另外,150前的美国政府是一个十分简陋的无为而治的廉价的小政府,而当下的中国政府则是一个世界上最庞大和昂贵的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也就是说不管是从食品卫生技术,还是从政府监管能力来看,巴氏杀菌法发明之前的150前的美国和当下的中国,都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在截然不同的技术、信息、和管理环境下,发生的这二件事,就有着不同的性质,前者是由于技术和监管能力的不足,而后者则是在新極權主义的普遍氛围下所发生的制度性的畸变。

  [3] 从过去30年的GDP平均增长速度来看,中国不仅仅在20多个前计划经济的转轨国家中是最快的,同时,也超过了印度、巴西等增长迅速的非转轨的发展中国家。

  [4] 所谓新極權主义,从理念上看,并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假如一定要说它新在哪里的话,那么,通过组织建设和思想教育使党的权力进入一切以前遗漏的社会角落的细致性和严密性,恐怕构成了它的一大特色。笔者在此仅举两例:一是在拾荒流浪人员中建立党支部,使以往和党失去联系的拾荒人员重新恢复组织生活;二是最近在全国各高校等科研教育单位中,专门针对无党派人士进行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内容的主题思想教育活动,并成立党控制下的无党派人士联谊会,引导无党派人士正确地参政议政,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在这儿,我们看到了新極權主义无分贵贱亲疏,誓将全体社会成员纳入它的统筹之下的坚定的政治意志。

  [5] 趙紫陽设想将党的权威限制在政治领域内,并且,在政治领域与经济、学术、文艺、教育等社会性领域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使党的权力从各种社会性领域中逐渐退出。假如说趙紫陽所试图推行的是一种法治下的讲规则的威权主义的话,那么,江澤民的威权主义则具有更多的实用主义和不讲规则的特征,他的核心目的是维系党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常常会超越法治的规则,借助于党的極權主义的余威,但是,归根结蒂,他的统治的主要兴趣依然是威权主义的而不是極權主义的,他对通过强制性的思想灌输将党的干部和亿万人民教育成无私奉献的“道德模范”缺乏兴趣,或者他在内心深处认为这是荒谬的和不可能的。而新極權主义的统治兴趣,则和趙紫陽试图推行的改革正好相反,是让党的权力触角重新进入因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所退出的各种领域。正由于新極權主义目前占据着执政党的主流,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推行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死后能倍享哀荣,而对改革开放作出重要贡献的趙紫陽则始终被视为危险的异端。

  [6] 据中新网消息: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国庆前的一次讲话中,就明确地把国有企业称作“共和国的长子”。(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g/20081002/17385354635.shtml

  [7] 国有石油寡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种特权的典型例子,它既用价高质差的服务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又运用垄断特权打压民营企业,同时,还从国家那儿拿到巨额的财政补贴。国有垄断企业的特权,在新極權主义时代不断巩固和扩大,成为损害市场秩序和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8] 该新闻的原文为:“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昨天下午同意石家庄市委的决定,免去田文华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职务,按照董事会章程及程序罢免田文华董事长职务,并解聘其总经理职务。”(资料来源:2008-09-17,新华网)

  [9] 不仅仅将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而且将包含有集体、外资、私营的成份复杂的股份制企业都置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或许称得上是新極權主义的一种“制度创新”。

  [10] 事实上,即使是在事件爆发后,河北省的媒体除了发几条新华社的通稿之外,依然保持沉默。

  [11] 根据前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的分析,只有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和中宣部四个机构,才有权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做出决断。但官方公开宣称的是,石家庄市委在8月2日接到三鹿汇报后,一直到9月8日才向河北省委报告,因此,9月8日之前,党国的省级以上的高层决策机构对此事都毫不知情。然而,根据党国官员一贯的行事方式,遇有自己没有直接责任的重大事故,会立即向上汇报,以撇清责任,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石家庄市委遇到如此重大的事故之后,会不向就在同一城市里的河北省委汇报,更何况石家庄市委书记,本身就是河北省委常委。同时,有证据表明卫生部和国家安检总局也决非在9月8日之前对事件毫不知情(证据将在后文中分析)。因此,有理由推测对毒奶粉不公开召回的决定,可能是由比石家庄市委地位更高的某个机构或个人做出的。

  [12]控辩双方都是人民,之所以要打官司,就是因为人民的利益发生了分裂和冲突,在这儿,不存在什么抽象的总体主义的人民利益,只有处于冲突状态的分立的个人(或法人)利益,法官只有根据法理和事实才可能找到这种利益冲突中的均衡点——正义,所以,“人民利益至高无上”的说法,除了为党的专政权力辩护的作用之外,在具体指导法官判案时,可以说,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彻头彻尾的废话。

  [13] 三鹿8月2日在给石家庄市政府的报告中写道:“请政府加强媒体的管控和协调,给企业召回存在问题产品创造一个良好环境,避免此时炒作给社会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 (资料来源:BBC中文网,2008-10-01)我们看到,这不是一般的企业向政府写报告的方式,而是“嫡子”向“父亲”陈情的方式,同时,也是在一个反社会的合谋结构中的一个参与者向另一个参与者(自己同伙)的说话方式。当企业以这种口吻向政府讲话时,可以想见这里面的共犯关系已结得多么坚固和深厚。而我们所看到的,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

  [14] 虽然,事后政府主导了一次集体性的赔偿,但是,据大量的法律专业人士评论,这次赔偿不管是从受赔者的范围,还是受赔数额来看,相关企业依然远远没有担当起完全的赔偿责任。而许多受害者想组织起来,继续索赔时,则成为政府打压的对象。

  [15] 从铁本案开始,已有不少民营企业家,仅仅因为没有紧跟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不少本身就是为了扩张国有垄断企业,打击民营企业而制定的),就在主管宏观经济的党国官员的批示下,被抓进了监狱。

  [16] 具体论述请参见笔者在《灾难在何种意义上才会促成国家的进步——对举国体制和抗灾文化的反思》一文中分析。

  [17] 值得一提的是李长江和张庆黎都有较长时间在团的系统工作的背景。关于“团派”与思想僵化和语言“八股”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在私下听到了许多非正式的议论,但还缺乏正式的研究。团的系统和组成党国这架机器的其他部分一样,曾经在里面工作过的人,并不拥有一致的思想观念和政见,因此,认为曾经在团的系统工作过的人都是“团派”无疑是不对的,在团的系统中,也曾经出现过不少党国中最正派和能干的官员,(如胡耀邦、胡启立等)。但是,越是到改革开放的后期,特别是近年来,团的系统中出来的干部,和新極權主义之间确实产生出了越来越大的相关性。

  导致这种政治现象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概括起来说,这主要是由于二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改革开放后,执政党在政治哲学上的名实分离(具体论述可参见笔者《正名》一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团的工作本身的性质造成的。

  众所周知,执政党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行不通了,另一方面,又想维持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对全社会的总体主义的控制,而维持这样的统治,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他们实在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更好的理由,于是,只好暂时采取打着“左”灯向“右”拐的策略。在党国内部,不同机构在这一策略中承担着不同的分工,像经济管理部门承担的是向“右”拐的职能;团的系统和中宣部等意识形态部门则专门负责打“左”灯的工作。在一个实际上持续不断地“右”转的社会中,却必须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专职地从事打“左”灯的工作,一种如此悖谬的生存处境,究竟会在这些党务工作者的心灵上打下怎样的烙印呢?

  我们看到,对改革开放的主导者来说,他知道在这种“左”“右”分离的游戏中的,什么是虚,什么是实,打“左”灯的分寸是什么,以及如何根据现实形势的变化来不断地调整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口号。显然,这对专门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久而久之,他们终于学会了在名实分离的状态下,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存术,这种生存术的要点就是:全心全意地去领会和贯彻党的当下指示的精神,绝不要去反思党的政策的现实后果是什么;绝不要去反思党的具体政策和它宣称自己信奉的政治哲学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绝不要去反思党的这一个政策,和它的前一个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对从事具体工作,特别是经济管理工作的官员来说,对党的政策的现实后果,不加考察和反思,几乎就无法开展实际工作;而对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来说,几乎只要进行一点独立的理性思考,并将其体现在行为上,他就无法在党国体制内生存下来。在这儿,我们看到,即便是在中宣部和共青团之间,工作的特征也有所不同。中宣部的任务是通过对外宣传来维护党的利益,因此,对从事这一工作的官员来说,他本身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是事实,但对党不利,所以必须加以掩盖,什么对党有利,因此,不存在也要将其创造出来,他身处在各种敏感的现实问题中,清醒地知道自己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而必须系统地制造谎言和掩盖真相。

  而共青团的任务则是要系统地去塑造青年一代的价值观,一边是党的名实分离的意识形态,另一边则是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任何一个自认为正派和有道德的人,如何可能在多年中,以一种严肃和积极的态度,去从事政治辅导员一类的工作,即用自相矛盾和变化不定的党的观念去塑造青年一代的思想呢?为了要使自己相信,这么一种事实上纯粹只是机械地服从党的当下的政治意志的行为是庄严的和神圣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将党彻底神化,将对党的信任和顺服“升华”为一种不受任何理性批判检验的,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信仰。

  因此,我们看到,在党的意识形态陷入严重分裂的状态下,一个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他在体制内的生存之道就是,始终以一种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党中央和党的领袖,他将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百分百地用在领会中央的精神和执行领袖的指示上,绝不用百分之一的精力去反思这些精神和指示中可能包含的疏漏,以及它们作用于现实时将会产生的真实后果。

  一旦被党巨龙般控制着中国社会的力量所慑服,一旦对党的崇拜“升华”到无反思的原教旨主义状态,他就再也看不到党的矛盾、错误和罪恶,看到的只是党不断地战胜自己的敌人,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时,党由于随心所欲地改造中国社会所闯下的惨祸,反而变成了它具有伟大的能量,能够从自己所犯下的任何最血腥的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去创造历史的证明。在这样状态下,这个团干部所体会到的,就是作者在《在新的语境下重建我与党之间的孤儿母亲关系——从“集结号” 看后極權主义的艺术创新》一文中所分析那样,他感到主宰自己命运的最本质的关系,就是脆弱的个体和巨龙般强大的党组织的关系,不管这条巨龙是对是错,是向东还是向西,最重要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克服自我,投身到这条巨龙中去,和这条巨龙融为一体,分享它的权力和荣耀。

  所以,这样一个典型的在党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团干部,面对一个日渐开放的社会中产生的一波又一波的新思潮毫不动心,在无数青年才俊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新的思想,培养自己新的情操时,他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一遍一遍地反复研读《人民日报》社论和凝神贯注地体会中央文件的精神上。他坚信,各种时髦的思潮最终都会像浮萍一样被风刮走,惟有党才是永恒地决定着中国命运的磐石般的力量,和学习各种时髦的思潮相比,学会如何在党的组织中生存,学会如何去把握变化中的党的路线和精神,才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

  20多年来中国所走过的历程,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个团干部的信念,中华民族一直无力摆脱党国体制。而这样的团干部则依凭自己无反思的绝对忠诚,顺理成章地升迁到了党国体制的顶端。这时,就像他自己长期以来一直用幼儿仰望父亲的目光仰望自己的上司和领袖那样,现在,他也希望自己的部下和人民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自己。长期从事青少年思想工作的习惯,使他本能将党的干部和全体人民都当作完全没有任何独立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幼儿一样来加以“教育”。

  对党的无反思的忠诚,给他自己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辉煌成功,使他进一步产生了这样的信念:那就是整个民族,就像他个人一样,一刻也不能够离开党。而对党的无反思的忠诚,则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美好和最神圣的。相反,所有将党看作只是一个平庸的世俗政治组织,冷静地分析党的行为的逐利本质和现实后果的理性目光,本质上都是异己的和令人不快的。所有这样的,拥有相似情怀的人开始集结起来,他们将对党的非理性的认同,看作是识别自己这个集团的核心标志。将自己小集团的利益,悄悄地躲藏在他们高高举起的自以为金光闪闪、威猛无比的党的旗帜之下。

  他们深信党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坚信只要将自己个人的意志、小集团的意志和党的意志合二为一,自己的身上就会散发出神圣的道德光辉,并且变得所向无敌。而所有认为党的权力应该受到约束和限制,并试图批评党的政策和忤逆党的意志的人,则被他们理所当然地看作应该用专政手段加以对待的邪恶的敌对势力。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党国体制内积极要求上进的正派和审慎的团干部,在后極權主义的生存环境下,如何一步一步地被炼成新極權主义者的。

  [18] “五毛党”就是新極權主义面对网络时代的特征,在舆论操纵上进行创新的产物。

  [19] 像鄧小平和江澤民基本上都对用某种神圣和无私的理念去改造人们的灵魂缺乏兴趣,有时,在私下里他们甚至并不讳言,自己手中并不掌握可以去改造他人灵魂的神圣的思想武器。鄧小平说过,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江澤民在接受华莱士采访时,也说他现在已不再相信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可以看见共产主义的实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向人们暗示,在打着“左”灯向“右”拐时,究竟什么是虚,什么是实,什么是表,什么是里。

  [20] 在这一点上,我们也看到了,新極權主义和团干部之间的某种天然联系。团的工作决定了,在其他部门用产出了多少GDP等经济数据来考核它们的业绩时,它只能用树立了多少“道德模范”和“典型”来证明自己的业绩。

  [21] 在这儿,極權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幸福观上的核心差异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自由主义认为欢乐是一种个人的具有自发性的内在情感,幸福必须以个体的人格上的自由作为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信奉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極權主义者则相信,人的幸福感和欢乐感完全可以像制造飞机、坦克一样,被标准化地批量生产出来,不存在什么基于个体人格的自主活动而产生的相互间不可通约的个人幸福,只存在标准化的和集体性的“人民的幸福”。相信一种无所不能的总体主义的权力,可以稳妥高效地人工生产出这种标准化和集体性的“人民的幸福”,构成了極權主义信念的最强音。

  [22] 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中写道,对一个个体来说,他的人生包含着三个层面上的存在:我是什么?;我有什么?;我在他人的眼里显现为什么?我们发现,極權主义者以一种近乎神径质的敏感,关切着第三个层面上的存在,关切着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究其原因在于,極權主义者从根本上失去了从内在性中为自己确立本真的价值的能力,因而,他将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存在,看作是自我的终极本质之所在。因此,他对自己的权力能够控制的人,就千方百计强制他歌颂自己;对权力无法控制的人,就想方设法讨好他,希望他对自己加以好评;假如自己极尽全力加以讨好的人,依然批评自己,那么就立刻翻脸将其看作是死敌。从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将自己的核心精力用来经营“我是什么”是高贵的,而用来经营“我在他人眼里的存在是什么”则是卑贱的。而这种精神上的卑贱性正是新極權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23] 比如根据新华网甘肃频道9月21日消息,兰州大学第二医院从今年3月到7月收治了16名婴幼儿肾结石患者后,7月16日向甘肃省卫生厅汇报,当天卫生厅派人调查核实后,就向卫生部报告,但是,卫生部却迟至8月28日才派人下去调查,如此拖延的原因,自然是要等到奥运结束后,才来处理如此今人不快的负面事件。另外,《南方周末》编辑在编辑手记上指,在今年七月,《南方周末》记者禾风,已经接到投诉,指三鹿奶粉导致不少婴孩患肾结石,要求跟进,但碍于奥运期间,中宣部禁止各地传媒报导有问题食品,有关报导未能刊登。

  [24]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新極權主义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想,那就是只听得见党倡导的“主旋律”的声音,听不见任何杂音的社会。

  [25] 胡对日本小男孩的回答,从其内容和真实相违背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是一种欺人(因为,人们要是简单地相信他的话,就会认为中国的主席真的是全国人民普选出来的)和自欺(在他明知道自己讲的话,即刻就会成为新闻传遍世界的情况下,一惯审慎的他,依然坦然地说出这番话来,说明他相信自己说的就是真实);但是,从另一种角度,从党文化所一直提倡的忠诚和老实的视角来看,胡的回答又显示出了一种尽乎可爱的老实。因为,面对一个八岁男孩的提问,任何一个稍有机巧的人都可以随便应对过去,但是,胡却老老实实地用党的意识形态所给定的标准答案给了其认真和完整的回答,而完全没有意识到,在不同的语境下,说出这番话所导致的巨大的荒谬感。(我们顺便联想到作为荒诞派剧作家出身的哈维尔对社会存在中的各种荒谬的敏锐的洞察力,而无反思地进入一种单一的意识形态,则使一个体彻底丧失了洞察荒谬的能力。)

  这种老实正是一个个体完全被体制格式化的结果,他将党的需要,党的意识形态看作是最高的真实,从而彻底丧失了用真实存在去反思党的观念的能力。在这儿,我们看到,一个从基层上来的党国干部,和有背景的所谓“太子党”相比,只有通过更彻底地放弃任何个性,在一切细节上都完全将自己体制化的方式,才可能生存下来;同时,也看到了,一个人对党的忠诚、老实,和对真实的忠诚完全是二回事,相反,要做到前者,必须从根本上放弃探究真实的兴趣。

  耶稣的教导是:假如你失去自己的灵魂,而获得了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时候,我们的青年一代能够普遍领悟到这种扭曲自身个性适应極權体制的行为的惨痛性,并对此感到一种深切的悲悯和同情,同时真切地认识到自我生命中那些不可扭曲、让渡和自我贬损的基本价值时,中华民族在精神上成熟到足以挣脱極權体制的时刻才会来临。

  [26] 極權政治的本质,就是一场不遗余力的,一边自我道德标榜,一边对政治对手和他人进行道德抹黑的恶俗游戏,谁在这场抢占道德制高点的游戏中稍一松懈,就有可能陷入身败名裂的悲惨处境。在后極權政治的处境下,政治家的所谓温和与文雅只是对这一游戏的外观的一种包装,而丝毫没有改变其恶俗的本质。党国总理的讲话,显示了其谙熟这一游戏,不动声色地抢占道德制高点的精湛技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个人品格问题,个人在这儿完全成了体制的人格化的化身。我们永远不能希望一个極權政府会坦诚和恳切地承认自己的罪错,相反,只要它存在一天,它就会始终振振有词地去谴责和追究他人的道德罪错。

  [27] 顺便提一句,温的讲话一出,网上就有帖子披露了现存的特供制度,指出在全国人民都受到毒奶伤害时,中南海的一小部分人则享用着安全的特供奶。

  [28] 在这一点上,他们对“生存权”的理解,也和将“人权”解释为“生存权”的共产党掌权者完全一样。

  作者:许允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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