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方文:解密中蒙关系演变史

  ——专访前驻蒙大使黄家骙

  1960年夏天,对于当时年仅17岁的黄家骙来说,是他一生的分水岭。在那年高考之前,他本打算当一个粤剧演员,但最终却鬼使神差地成了一名北大的蒙古语专业学生,结果“一辈子就为(蒙古的)这200多万人服务”了。

  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有无数叱咤风云的身影,从建国初期的周恩来、陈毅,到现今活跃于媒体前的吴建民、李肇星。但黄家骙只是在北部边境一个“被遗忘的国度”里,默默工作了20年,从基层科员做起,带着蒙古总统授予的“北极星勋章”退休的驻蒙大使。

  按照黄家骙的说法,他经历了中蒙关系史上最糟糕的阶段,也得以迎来当下最“黄金”的时期。2009年2月底,黄家骙回忆录《五进蒙古》在内蒙古自治区举行了首发式。这本记载大量亲历和秘闻的书,为那个神秘国度揭开了一角。

  一幅抗战时期旧地图,竟引发外交争端

  1943年,黄家骙出生在广东佛山。1960年秋天,黄家骙跨进了北京大学的门槛,因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生源紧缺,被调剂去了蒙古语专业。5年东语系学习后,22岁的黄家骙进入外交部。

  在黄家骙读大学期间,中苏关系恶化,夹在中苏之间的社會主義国家蒙古,采取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从1960年代中期起,蒙古通讯社开始指责中国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对蒙古怀有“觊觎之心”。中蒙关系步入低潮。

  1973年2月,黄家骙赴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工作。与他同行的,是低两届的学弟高树茂,30年后,他们俩一个成了第12任中国驻蒙大使,另一个则成了第13任。在中蒙关系漫长的低潮期里,驻蒙使馆的生活就像“坐冷板凳”。

  蒙古报刊杂志上每天有上百篇攻击辱骂中国的文章。如果有大型集会,蒙方按惯例会邀请各国外交官出席,但会上常常指名道姓批评中国,驻蒙大使退席抗议如家常便饭。1966年蒙古和前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后,大批苏军进驻蒙古,中国使馆只要有人出门,就有克格勃盯着,人到哪儿,克格勃的车就跟到哪儿。

  1985年,中国的《世界知识》半月刊第9期刊登了一篇介绍抗日战争的文章,并配发了一幅抗战形势图,图中显示的中蒙边界线用虚线标出。这条边界线随即引发了中蒙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外交争端。

  5月16日,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额尔登楚龙紧急约见了中方驻蒙大使李举卿,对这幅形势图中的中蒙边界线提出“抗议”。黄家骙当时担任李举卿的翻译。李表示,“尚不了解蒙方所谈的情况”,但他同时也告知蒙方,那幅图仅仅是根据1937年抗战时期的实际情况进行标注,而且也只是代表期刊作者自身的历史观点而已。

  蒙方对历史的敏感态度和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的警觉,此后,我国的正式出版物中提法和地图等材料都尽量小心谨慎。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各国概况”系列丛书每年都重修出版,“蒙古原为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从蒙古分册中悄然去掉。

  1921年,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曾发表署名文章,赞成外蒙古独立。1945年《解放日报》时评,对外蒙古就独立举行公民投票还表示过祝贺。到了上世纪50年代刚建交时,蒙古甚至把前苏联叫做父亲,称中国为母亲。但18至19世纪清朝对蒙古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保留其落后的自然经济,并任由军阀入蒙、商人盘剥,这让蒙古人至今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耿耿于怀”。

  这种“冷而不断”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前苏联开始政治改革。受大环境影响,中蒙关系也跟着“回暖”。集会场所,蒙方也不再指名反华。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发表海参崴讲话后,中苏关系出现转机。不久,1987年中,彼时人大副委员长彭冲率中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蒙古,中蒙关系走向正常化。

  不过,国际蒙学家大会每年都会邀请中国专家,但中方只参加文学语言艺术等部分,“涉及历史问题一概回避”。2006年,蒙古国政府举行纪念“大蒙古国”建国800周年活动,原本希望更高层级的官员参加,但中国经过慎重考虑,只派了一个政协副主席前往,“说声祝贺就完了”,“具体什么都不谈”。

  曾经的“階級弟兄”,走向不同的意识形态

  1989年3月,蒙古外长贡布苏伦访华。5个月后,中国外长钱其琛对蒙古进行了正式访问,黄家骙担任翻译,陪同钱出访。钱其琛的外交行程当年安排得很满,不论时间还是惯例,当年本来无法立即回访蒙古,但由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89”事件,西方国家开始制裁和孤立中国,外交行程一下子就空下来了。

  社會主義阵营的动荡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连锁发生的。1989年年底,蒙古发生了根本性的剧变。12月10日,一些青年第一次公开批评国家政策,乌兰巴托四处都能见到批评国家政策、呼吁民主改革的传单,全国各地爆发群众示威。

  次年2月,反对党蒙古民主联盟诞生,并于1990年3月在首都苏赫巴托广场发动静坐绝食,要求当时执政的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

  经过再三考虑,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巴特蒙赫作出离职决定,自愿辞职。蒙古由社會主義制度转入民主化市场经济体制。1990年夏天,蒙古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化多党制议会自由选举,1991年1月13日,通过了第一部尊重人权自由的民主宪法。

  前东德执政党总书记昂纳克和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都采取了自愿辞职的方式来完成国家的意识形态变革。实际上,蒙古民主化进程在前,前苏联解体在后,蒙古剧变对前苏联“垮台”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此期间,1990年蒙古大呼拉尔主席团主席奥其尔巴特访华,1991年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访蒙,令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

  民主化之后,蒙古公民拥有了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权利,因而骚乱发生的频率比过去高了很多。1994年4月,人民对人革党政府政策不当、官员腐败和经济滑坡表示不满,再次走上街头游行,一些人在苏赫巴托广场支起了蒙古包“安营扎寨”,绝食以示抗议。当时中国总理李鵬正打算访蒙,有些极端分子声称要在其到访时“踏出一条血路”。

  驻蒙使馆接到国内来电,要求作出判断。多次开会也是争执不下,分成了好几派,有的人认为“为了总理安全”还是延期进行访问为宜,但大多数人觉得,说“踏出一条血路”的只是少数狭隘民族主义者,蒙古人民的过激行为只是内部矛盾。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蒙古形势相对稳定,近期内不会出现不可逆转的事件”。就在李鵬访问的前一天,蒙古民主派的代表人物贡其格道尔吉带头撤出了绝食队伍,苏赫巴托广场恢复了平静。

  两颗埋在中蒙间的定时炸弹:台湾和達賴

  1999年7月3日,黄家骙被任命为中国驻蒙大使。关于中蒙关系,有一句话是双方所公认的:“中蒙之间没有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但黄家骙说,“敏感问题还是有”。在他任内,台湾当局一改过去拒不承认蒙古是独立国家的做法,并打算向蒙古“取经”,学习蒙古独立的“经验”。

  陈水扁过去当台北市长时,和乌兰巴托市长那伦查茨拉勒特是老熟人,他当上台湾“总统”之后,多次会见蒙议员,承诺提供援助和接收蒙古来的劳务人员,双方走得更近了。2002年,台湾与蒙古互设代表处。

  一开始,蒙古官员在向黄家骙通报时,说设立这个代表处目的是“协调非政府部门与民间组织的经贸活动”,不会进行“官方来往”。但后来黄家骙发现,蒙古与台湾设立经贸与文化两个“中心”时,不仅有蒙方议员和乌兰巴托市总管出席开幕式,台方挂的牌子也是“台湾”称谓,并不符合中方要求的称谓“台北”或“中国台北”。

  黄家骙和当年7月访蒙的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多次做工作,约见了总统办公厅主任、乌兰巴托市长和总理外事顾问等多名蒙方官员。到了这个“中心”设立的两个月后,8月2日,蒙方指示外国投资局把“台湾”的牌子摘去,并解释说,本来是以“台北”字样注册的,但在挂牌时是台方单方面改成了“台湾”字样。

  台北在蒙“代表处主任”黄清雄,之前是驻韩外交官,到蒙之后“积极开展工作”。他甚至说,如今在蒙古“有两个黄大使”,“一个是大陆的,一个是台湾的”。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黄清雄详细介绍了“台湾国”的情况,而蒙古《日报》相当配合,在报道中6处称台湾为“国家”。

  黄家骙就此约见了蒙古外交部新闻司司长,提出抗议,使馆的参赞王福康也给《日报》主编打电话,后者承认了错误,还决定给写那篇报道的记者扣发奖金的处分。第二天,中国使馆在蒙古五大报纸上刊登了声明,宣传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達賴问题则更为棘手。一直以藏传佛教为主要宗教的蒙古,85%的人口信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十四世達賴奉若神明。蒙古政府对達賴访蒙问题一直态度暧昧,认为这是“人民的愿望”。1979年,蒙古率先打破与中国建交的社會主義国家不邀请達賴往访的惯例,首邀達賴访蒙。

  从1979年到2006年,達賴7次前往蒙古讲经,尽管中国使馆事先知道他会从韩、日、德三条渠道入蒙,但做了许多工作仍始终难以阻拦。2002年11月,達賴第六次访问蒙古。早在3个月前,蒙方就非正式通报,这次访问是由宗教团体邀请的,政府“无法出面干预”,不请的话政府会受到底层群众的“巨大压力”,从而影响2004年大选。

  原定達賴入蒙时间可能是在9月,但蒙古外交部官员正式告知黄家骙,達賴暂时来不了了。根据蒙古媒体和一些群众组织的披露,俄国和韩国没有给達賴发放签证,并认为这是中国给韩国“施加了压力”。但一个多月后,总理身边的官员又不愿答应黄家骙“達賴肯定不来蒙古”,并一再强调这是蒙古“国情”。10月29日,各大报纸刊登了達賴即将来访的消息。

  11月4日,就在中共十六大即将召开前夕,達賴抵达乌兰巴托,前往蒙古最大的寺庙甘登寺,新华社记者也到场了解情况。在他访问期间,蒙古国立大学还授予了達賴名誉博士的称号,但公开报道里蒙古官方要员都没有会见達賴,達賴的讲话中也未有谈及政治问题。

  “对中国排挤、鄙视的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尽管黄家骙经历了杨尚昆、江澤民和胡錦濤三任国家主席访蒙,也亲眼目睹中蒙关系从低潮走向“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但不论何种时代,“对中国人排挤、鄙视的敌对不友好情绪始终存在”。

  蒙古民主化后,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遭弃,取而代之的是“等距离多支点外交”。除了俄、中两个在地缘上躲不开的国家,蒙古也与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等开展合作,深入交流。在一次民意测验中,这些国家的民众认知度都排在中国之前。

  “文革”期间中蒙关系不好,在蒙古人印象中,中国人都是放高利贷的,抽着烟袋,被蒙古人叫做“呼扎”(贬义,指“家伙”)。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企业大量进入蒙古参与矿产开采,由于蒙古对出口矿产依赖很大,但自身又不具备加工出口的能力,只能“卖矿”,有些狭隘民族主义者就认为,“中国又要打回来了,又要开我们的矿,掠夺我们的资源,建立划分培育势力”。有些议员甚至说,中国来的企业家收买了政府的内阁成员。

  中国在蒙古进行了很多援助,但投入虽多,也有不足。相比起来,日本方面的对蒙援助就“做得很细”,他们会到一个普通县城的一所普通小学去发放文具,有的时候还到牧民家里赠送发电机。日本援蒙的汽车上都写着“蒙日友好”、“友谊万岁”的标语,宣传上是“很到家”的。

  据黄家骙介绍,蒙古对中国的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意见比较大”。中国产的酒“曾经喝死过人”,虽然这事黄觉得“没有证据”。蒙古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中国来的淘金者产生的汞,污染了蒙古的牧场,而这其中还有滞留不归的非法劳务现象。据国内报道,在蒙古从事建筑业的中国人达数万,只有小部分通过正当合法途径进入蒙古劳务市场,而非法务工者缺乏有效管理,又极大地损害了中国人在蒙古的形象。黄家骙对此深有忧虑:“本来他们对中国人就有戒心,再搞得不好,那就……”?

  黄家骙的大使生涯,是在2003年10月结束的。这一年,他正好60岁。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时年5月访蒙时,称黄家骙“应该可以划一个圆满的句号”。

  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第10期 总第323期

  作者:林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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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1. 网上逛了一天 说:,

    2009年05月12日 星期二 @ 13:07:35

    1

    标题很有意思,”解密”?

    到底有什么秘密?看完整篇文章后也没有我也没能看出来整篇文章中哪里写有什么秘密。

    这篇文章没有秘密吗?当然有,否则蒙古这么大一个临国,怎么会几十年没有在国内主流媒体看到过系统报道?更别提最近二十年来的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十几个东欧国家了几乎从大陆媒体上彻底消失,好像这些国家就从未存在过,偶尔在新闻联播上看到的,基本上是该地区发生战争,分裂,骚乱的报道。

    它真的让我看到了它的秘密,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现代版,即使让你知道,其目的定不会是让民众丰富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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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何健(Shanghai,China) 说:,

    2009年08月09日 星期日 @ 17:42:28

    2

      我(何健)不是个纯民族主义者。中华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我(何健)同情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作为汉人,我(何健)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我(何健)也是国际主义者。我(何健)绝不是一个空想家!

    ——摘自《何健语录》,欢迎转载,谢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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