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苗:玉娇龙案是一个分水岭——维权或启蒙

  朱鲁子写了一个标题很值钱的文章《一万个启蒙知识分子也顶不上贞女邓玉娇的小刀》,就从井底“关天”闭门造车的启蒙运动起的自娱自乐以及自大自狂,与公民维权起的巨大凝聚人心作用,以及在维权实践中巨大启蒙作用进行比较来看,朱鲁子的夸张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不要说玉娇龙的小刀,就是一个维权律师,就可以比得上一千个启蒙知识分子。当下需要启蒙的,只有那一些天天想启蒙别人的启蒙知识分子。

  需要的并不是启蒙问题,也不是通过启蒙让百姓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从而划分敌我,迫使百姓跟随启蒙知识分子。启蒙不是一把尺子,来衡量百姓距离启蒙知识分子,还有几米,几公分。一旦百姓不跟随启蒙知识分子,就痛斥为愚民。民众没起来抗争,是因为抵抗成本过大,不是没有勇气。而且启蒙知识分子又在帮倒忙,施加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压迫。当民众被迫起来抗争,其勇气远非启蒙知识分子可以比拟。

  启蒙知识分子告别革命,试图以道德力量抹掉,革命是历史的产婆这一真相知识,那就是说,他们有一种征服历史自然的病态狂妄。以逃避革命的方式,来展现“不顾一切就要如此”的专横意志。对付这样的病态,不能采用另外一种病态,也就是革命暴力美学来对抗。

  我采取的方法是辩护,消极防守。为一种抗暴权辩护,但不一定赞美抗暴本身。就像财产权与财产是不同的,抗暴权与抗暴也是不同的。

  女杨佳玉娇龙的修脚刀,是自由的钥匙,而不是自由本身。这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真实。革命是历史的产婆,这是真实的客观真理。固然我们不能采取革命暴力美学,但是我们必须抵抗对这种客观真理的遗忘。

  对抗暴权的消极辩护,能在告别革命与美化革命之间,留下巨大的理性空间。对已经爆发的,对已经付出成本或者即将付出成本的抗暴,我才采取辩护姿态。

  我不鼓励和赞美尚未发生,或者没有必要发生的抗暴。既然已经付出或者即将付出,例如杨佳,那么就不能白白牺牲,我们就应该用毛笔醮着血迹书写。或者做一个油漆工,给公共性抗暴事件,漆上尽可能不褪色的标语。

  当这种言说的时候,如果不采取为抗暴权辩护的消极方式,就很容易变为赞美抗暴。只有一种方式的时候,是可以赞美抗暴的,那就是正当防卫。按照英国宪政的传统,自我防卫的权利铭记在每一个人心中,它是如此有力,以至于没有一项人类的法律能够合法的反对它,它是一种自然权利,比人类法律更加伟大的力量。自我防卫的权利就是上帝的法律,又是所有宪法的《大宪章》。

  这里有两层,一层是事件本身的是非,这是道德层面的。另外一层是当事人本身的权利。这两个层面经常是冲突的,并不一致的。当第二个层面成为首要问题,或者说必须捍卫当事人本身的权利的时候,往往是第一个层面是错误的。这种错误来自一种道德判断,道德往往是多元的,冲突的。例如杨佳应该不应该通过杀六个无辜警察,来给出一个说法。这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杨佳的抗暴权却不容否认,即使杨佳采取了错误的方法和手段,那也不能因此殃及抗暴权,从而取消抗暴权。这种根本权利不见已经好几十年了。

  作为一个法政系的知识分子,我们只为当事人第二个层次的权利辩护,就像一个律师,他必须为卖国贼、坏人、淫棍、十恶不赦的杀人犯的基本人权辩护。第二个层面的工作,意图塑造一个宪政平台,在这个平台里面,第一层面道德是非,可以进行诸神之争。这宪政平台是一个“待建的诸神之殿”,这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被禁第一本书的书名。

  从介入公共事件开始,我就异常清晰我的法政立场,并致力于把这个理念推广出去,对启蒙知识分子的糊涂脑袋,进行根本性改造。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经常会两个层面串线短路。用第一层面中混乱偏执的一种道德价值,当做绝对价值越界进入第二个层次,来决定整体是非。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是天生的害国虫,如果秦始皇和毛泽东再来一次“坑儒”,我还是暗暗高兴的。

  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放弃对具体案件的关注,而退守从内心启蒙。它具有一种否定此世性,而推崇来世性的自虐。自虐也成,他们还要因此迫害民众。人家都火烧眉毛了,不让端水救火,让你去研究水分子的构成。他们并且沾沾自喜,还以为自己就是拯救者,非拜倒在他门下不可。

  人文启蒙系的糊涂脑袋,天天呐喊他们的主子赐予他们言论自由,就没看到现有的言论自由,正是维权抗争获取的。没有维权抗争,就没有当下的网络参政。维权运动赋予新闻自由崭新的政治能力和能量。

  以博客中国和凯迪*为首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另外一个虚拟的天安門广场,一个凭空得到的政治参与空间。中央政府需要网络,来制衡越来越大的地方。就像过去封建皇帝在王朝末期,地方豪强做大尾大不掉,封建皇帝与民众结成同盟,打击地方豪强一样。

  沈阳有一段说法说得很好,他说,老百姓不懂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懂得就是以微弱之力保护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维权运动显然是超越启蒙运动的,因为维权运动是一种行动哲学是一种开放的行动方案,这种开放性体现在它既有强大的宪政主义哲学为基础,也体现在它是以问题意识而非以学科意识来对待的。这样就更接近对具体人命运的关怀,而不是脱离生活抽象的宏大叙事。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降低公民维权成本,提高效率,得到更大成果,这需要的是,突破对新闻自由的依赖,反过来利用已经有限的新闻自由,抛弃改良立场,对启蒙知识分子进行启蒙,让他们告别启蒙,走向独立性。

  北京后改革研究所

  作者:陈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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