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达功:中国人的“报仇雪恨”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里有一个美德,就是“报仇雪恨”。不懂得报仇雪恨的人是愚不可及和不道德的,更不是君子。“此仇不报非君子也”成了中国人的口头禅,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恩仇分得很清楚,恩仇不分、有恩不报恩、有仇不报仇的人肯定是个浑人、小人。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其中“义”字含有报仇意义,衡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之一,是否可以称之为君子,要从恩仇事件上评价。“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是具体说明君子报仇在时间上伸缩性,只要有报仇的心理愿望,允许在时间上准备,允许韬光晦迹,报仇实际上还允许不择手段。伍子胥鞭尸的故事,说明中国人对报仇雪恨的重视程度。为了达到报仇的目的,可以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即便是报仇对象已经死亡,也要予以掘墓鞭尸。“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报仇心切是每个君子的心理状态。活着也是为了报仇,“大仇未报,不敢言死”。对待仇人,可以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食肉寝皮”。报仇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中国人都理解的,所以报仇是正义行为,是男子汉的美德。

  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现代武侠小说里都充斥着报仇的故事,如果没有报仇故事就一定没有武侠小说。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其书名就是报仇,而中国读者也就喜欢报仇的故事,没有报仇的心里,没有报仇的愿望,没有报仇的故事情节,读者根本不会有兴趣阅读。金庸倒是抓住了中国人的心思,将恨与爱贯穿于整个故事中,尤其对报仇雪恨的曲折过程写得妙笔生花、出神入化,就更能吸引读者。好象我们许多中国人生下来就肩负着报仇的重担。

  报仇首先是个人行为。其仇恨中最仇恨的就是杀父(母、子、兄弟姐妹)辱妻(母、姐妹)仇恨,那是不共戴天的大仇,如果连这样的大仇都不报的话,那简直禽兽不如。《水浒传》里的林冲被逼上梁山,首先是因为其娘子被侮辱,引发个人仇恨,故事情节的发展也是围绕个人仇恨开始。

  报仇与法律是格格不入的,法律是制止和惩罚任何罪恶的手段,法律的建立是要否定报仇这种个人行为,以法律形式解决个人仇恨。但中国的传统报仇美德从来不以法律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也常常有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仇恨问题的事例,但由于在中国历史上人治大于法治,法律的公平性中国人是不相信的,“衙门大门朝南开,有理无钱别进来”,由于社会道德败坏,法律在金钱权势面前不起作用,所以解决仇恨问题一直还是以个人报仇为主。直到现在,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中国依然是一句空话,报仇的个人行为到处可见。

  就说九月四日湖南邵阳医院爆炸事件,也是一件个人报仇事件。甚至通过法律手段达到个人报仇事件在中国屡见不鲜,花钱买通法官达到报仇目的的事情太多,我这里没有时间去引用资料去说明,但读者一定会清楚。

  中国人的报仇行为是有延续性、遗传性、扩大性的特点。上一辈的仇恨没有报,下一辈有责任完成复仇的重任,如果报仇对象死了,那么仇人的儿女、家属依然是报仇的对象,所谓“父债子还”就是这个道理,所谓世仇就是一代一代延续的仇恨,而且冤冤相报,没完没了。报仇经常还不是一命抵一命、一仇抵一仇,扩大化是必然的,对一个人的报仇会变成对一家人甚至一族人的行为,对后代的行为。有时生育竟然是为了报仇的目的,当深仇大恨在现时不能实现报仇的愿望,于是将报仇寄托与下一代,如果不能生育后代就无法完成报仇的愿望。只有在被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借助于外来力量报仇,一般报仇一定要亲自报或者自己的子女亲人来完成。结义兄弟如同自己的亲兄弟,为兄弟哥们报仇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关羽被东吴吕蒙杀害,刘备倾国家力量报仇,虽然一把火将报仇愿望化为泡影,但这种报仇行为是中国人所称道的,尽管这种报仇行为拿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牺牲作为代价,但中国人民的美德是有仇必报,谁去指责刘备的不是呢?

  报仇可以扩展为集体行为。宗族仇恨、民族仇恨、階級仇恨、国家仇恨、宗教仇恨等,就是扩展了的个人仇恨,是从个人仇恨延伸的仇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深刻了解民意,之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就是充分利用了人民的仇恨心里,而且将这种仇恨上升到階級仇恨,使仇恨的力量集中起来,形成锐不可挡的社会革命力量。当年投靠共产党、参加红军的许多人是有个人仇恨的原因,就象投奔梁山的诸多好汉一样,怀着对贪官恶吏、地主资本家的仇恨,参加革命。中国的革命是血腥的,被颂扬的革命都是从杀人开始,贺龙的“两把菜刀闹革命”故事,也是以杀人方式进行革命,不过后人都说是階級仇恨引起,哪怕是个人报仇行为,如果将它上升为階級斗争的高度,那就是革命。宋江杀媳、鲁达拳打镇关西、武松杀嫂都是犯罪行为,但在中国老百姓看来,被杀的都是恶霸刁(淫)妇,都是正义行为。

  “忆苦思甜”是共产党过去经常组织的活动,每个人都可以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诉说个人的仇恨,激起广大贫苦农民对地主报仇雪恨的愿望和情绪,形成群体报仇意识。“不忘階級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煽动群众把心里情绪上的仇恨化为具体的报仇行为。共产党经常教育参加革命的人民把个人的仇恨转化为崇高的階級仇恨,把个人的报仇愿望化为群体的报仇欲望。

  但中国人的集体报仇不完全是抽象的階級仇恨,一定要针对具体的階級敌人。于是“斗地主、分田地”,揪出暗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階級敌人,都是共产党革命的具体对象化行为。文化大革命也是煽动个人仇恨作为革命基本动力,红卫兵运动看起来是抽象仇恨行为,但造反派的夺权运动就充满了个人复仇意识,最早响应伟大领袖造走资派反的常常是那些对领导干部怀有个人私怨的群众。就象上边所讲,报仇的对象常常扩大,比如资本家崽子、地主羔子都是报仇对象。共产党非常重视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衡量一个人根红苗正的标准,要看你的社会关系,直系亲属不必说,就是亲戚里面有地主、反革命,你就会成为怀疑对象,一旦你有点什么错误,也会联系你的社会关系,从階級关系上分析问题。

  煽动仇恨常常是统治者惯用的伎俩,尤其将个人仇恨转化为集体仇恨是维护统治者权威的手段。当年“反清复明”、“驱除鞑掳,恢复中华”的口号是煽动汉族人对满族人的民族仇恨,而且要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这的确是煽动,而且汉人也确实有这种报仇愿望。不过这种报仇最后失败了,因为满族人已经被汉族人完全同化,而且满族人原来的故土东北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再“驱除鞑掳”也不知道把他们驱除到哪里,此仇恨成了历史,满汉的民族仇恨已经自然消失。但对日本的仇恨就不可能消失,不存在“驱除日寇,恢复中华”一说,如果中国被日本亡国,而且也经过三百年统治,大概日本这个国家都不存在,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省,日本民族也同样被汉族同化,中国人想报南京大屠殺一仇的愿望也就没有了目标。

  日本的对华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包括在战略上日本政府从来不敢小觑中国,当然由于日本民族一样有中国汉族的劣根性,始终也不愿意真诚就侵华战争道歉,中日的民族仇恨不会消除,这种仇恨将长期萦绕在中日人民的心中。

  如果煽动中国人的复仇愿望,报仇的目标不仅是日本人,俄罗斯人也是潜在的复仇目标。在中苏珍宝岛事件中,中国政府翻出历史旧帐,沙皇俄国强加给满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而且这些领土列宁曾许诺归还中国,当时中国人民新仇旧恨被煽动起来,激起中国人民对社会帝国主义苏联的复仇心理。但现在中国人谁会还有这种心理?早就丢到爪洼国去了。中苏友好蜜月时期,政府只说苏联老大哥的好处,老百姓跟着政府歌颂斯大林、歌颂伟大的社會主義苏联。这就说明,中国人本来就有的报仇雪恨之火是需要点燃才能形成烈炎,如果不去煽动,中国人心理是平静的,是屈从于现实的,就象历史上曾屈从于蒙古人、满族人一样,就象日本侵华中的广大良民和汉奸一样。

  (本刊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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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赵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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