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目:女性与民族

  99年6 (?)月《读书》杂志里登过一个系列的关于女性主义的文章,其中谈到女性在战争中遭受到的性侵害问题,指出其中不光有性的因素,更隐藏着男权社会对女性地位的扭曲,读来非常发人深省。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一旦爆发战争,女性总是首当其冲的成为受害者,而且是完全失去人的地位,成为一种物品、或者一个象征。记得小时侯看过一幅油画印象很深,叫“酋长的战利品”,画面左方是推门而入,面带得意微笑的酋长,右方则是各种金银珠宝,以及若干被捆住的女人,身体极度扭曲,面露恐惧的神色。对于战争,女人始终是以战利品的形象出现的。相对于物化,另一个极端大约就是神化了,战争双方往往将女性抽象为一个概念,譬如“祖国母亲”等等,将敌人的入侵虚拟为母亲受辱,这样总能够极大的提高士气。很少有国家说保卫“祖国父亲”的,相反,许多当时强有力的领导人往往会被形容为“父亲”,宣传“父亲带领大家前进”云云。一个坚强的父亲“领袖”和一个软弱的母亲“祖国”的组合,给人以很微妙的感觉。神化女性,不但不能改变女性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而且只会加重她们的苦难。

  文章还谈到,在民族冲突中,女性的身体总要担负更多的象征,因此而带来更多的苦难。一个民族往往借侮辱敌对民族女性的身体来达到羞辱整个民族的目的。远一点如抗日战争,近一点有印度民族冲突、印尼对华人妇女的有组织施暴、以及前南地区的民族冲突等。女性的身体似乎生来就“代表着民族的尊严”,一旦被敌人或者“贱民”进入了,就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荣誉感,似乎整个民族被强暴了一般。这种思维根深蒂固,已到了不需思考而可以直接感知的程度,这大约也是战争中女性始终苦难深重的原因吧。

  前几天看《黑板报》电子杂志,这是份自命“新左派”的刊物,号称关心全世界受苦大众,但似乎始终只是在和“美帝国主义”做着不懈的斗争,有些文章看看很有趣,也算是领略一下文革时的文风。里面有篇文章,说某出租车司机有回载了个老美和中国女学生,在车上亲热,司机看不惯说“放尊重一点”,老美掏出一把钞票扬了扬叫“MONEY !MONEY !”结果司机把车开到僻静处叫了帮兄弟把老美一顿痛扁。文章最后大讲了一通世风日下的老调,结尾很有趣,说其实老百姓看事就这么实在(大意)云云。当时我在想,要是车上是一对中国“狗男女”,会怎么样呢?毕竟现在这世道,“狗男女”也多的见怪不怪了,想来司机大哥也没这个精力和兴趣去扁了?男女之事一牵涉到老外,就是国际问题,问题就比较复杂,一不小心就“有辱国格”了。金庸的《鹿鼎记》结尾处韦小宝问他妈韦春花(妓女)爸究竟是谁时有一段对话很说明问题。韦小宝问:“有没有洋鬼子呢?”韦春花骂到:“你以为你娘是烂婊子?有回有个罗刹鬼想来嫖,被老娘用大扫把赶出大门。”(原文记不清了,大意如此)原来妓女也是有“操守”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也算是有道德的表现。换句话说,被老外干,自然是没道德的表现,比婊子更贱,是“烂婊子”。女人的身子竟然承载着国家的荣誉,这是多么奇特的现象啊?

  《聊斋》里有个故事说某狐精想和某人结亲,先提出狐精的儿子娶那人的女儿,不被同意,又提出把狐精女儿嫁给那人的儿子,即获允许。可见在与外族的性行为乃至通婚来看,本方(本国、本民族)男性对于异族女子是“免疫”的,甚至能带来荣光,其潜意识里表现为一种征服、占有的优越感。相反,本方女性对于异族男性的结合则往往被视为被侵犯或者被侮辱,带来某种道德感上的缺憾。我一直很吃惊这种非理性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对许多理性判断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解放前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引起的轩然大波。如果是被某个国民党兵痞强奸,相信被激起的义愤会小很多。前者所激起的感情是超越强奸案本身的,虽然两者从个案分析,美国兵痞同中国兵痞所犯的罪一模一样,但我们对前者的愤怒会强烈好多,因为这时候我们思考的起点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整个民族,虽然对于个人来说罪行是相同的。正如我们在路上行走,看到一个姑娘傍着大款的感觉和一个姑娘傍着一个洋人的感觉是不同的。

  综观历史我不得不承认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给女性带来了无数不必要的痛苦。特别是在民族对立冲突中,性暴力的产生不仅是为了满足性需求(相反这只是一小部分原因),更是为了摧毁对方的尊严感。而女性作为这种“操守”的承载物,必须承受来自敌我双方的重压,有时后者往往表现的比敌人更严酷,更残忍,还涉及到许多死亡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名誉,但这些本不该由女性来承受。

来源:读者投稿

  作者:沐目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百家争鸣 » 女性与民族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