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应

  一、九一八事变的经过

  9·18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作战参谋后,开始和板桓征四郎高级参谋一起,策划在东北搞军事事变。石原最初设想招募相当数量的日本人,穿上张学良军的军服,对在奉天(今沈阳)的日本总领事馆和关东军驻地进行袭击,来挑发日本出兵的事端。但后来考虑到这样做牵扯到的人数太多容易泄密,遂改为极少数人进行的铁路爆破事件。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从旅顺的关东军本部前来奉天阅兵,届时要进行夜间军事演习,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9月18日晚关东军在奉天附近进行夜间演习,密谋者们趁演习之际,在满洲铁路奉天车站附近的柳条湖进行了爆破。演习的日军听到爆炸声后,密谋者之一的川岛中队长立即下令停止演习,开始向驻扎在奉天的张学良军队发起进攻。

  奉天日本领事馆的森岛领事,在得知日军进攻奉天后,急忙找日军负责人板桓参谋询问为什么要攻击奉天的张学良军以及是谁下的进攻命令。板桓回答说:因为张学良军队爆破铁路,所以关东军进行反击。由于时间紧迫,他自己代替关东军司令下达了进攻命令。森岛领事请关东军克制,试图说服板桓通过外交的方式解决事端。这时旁边的一名关东军军官拔出军刀喝道:“你这个国贼,想干什么?”森岛只好退出。

  关东军本庄司令官9月18日夜回到旅顺后,接到板桓参谋打来的电报,说狂暴的中国军队突然爆炸铁路,并对日本军队进行袭击。由于本庄司令并不知道石原和板桓的阴谋,对板桓的电报迷惑不解。但经过石原的热心说服后,同意下令向张学良军队进攻。

  9·18事变时,张学良拥兵10万驻扎在北平。张学良得知日军发起9。18事变后,经过和军事顾问们的商讨,向在奉天的军队下令避免和日军冲突的不抵抗命令。张学良最为忧虑的是,如果东北军和日军交战,东北军的败北是毫无疑问的。一旦东北军败北,日军就会占领整个东北,张学良将丧失他在东北的根据地。失去了东北的地盘,张学良也就失去了支撑军队的经济来源,东北军和他本人也就要失去独立存在的资格。因此以不抵抗来避免事态的扩大,力保自己在东北的地盘,对于张学良来说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另外9·18事变时,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正在江西攻打共产党。蒋得知9·18事变后,急忙于9月21日由江西前线返回南京。对于蒋介石来说,当时正全力剿灭心腹之患的共产党,也不希望看到东北事态的扩大,因此蒋介石也完全支持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后人评价说张学良是由于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这不完全正确。尽管蒋介石下令张学良不抵抗以避免事态扩大,但蒋介石并没有对东北军的直接指挥权,张学良如果真想积极抵抗的话,蒋介石并不能阻止。

  日本政府对关东军悍然发动9·18事变,也十分吃惊。当时的若榇首相在他的回忆录中,以“不听命令的军队”为题,描述了9·18事变的经历。

  “(9月19日)一早,我突然接到陆军大臣南次郎的电话,说昨晚9点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进攻,关东军进行了反击,现已占领奉天城,战斗仍在进行中。这就是满洲事变的第一声。政府随后立即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确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然后通过陆军大臣,向在满洲的部队下达了政府不扩大事态的指示,可是关东军并没有停止进军。陆军大臣再次责令停止进军,却被关东军当作耳旁风。”

  “在事变发生时,在满洲的部队仅有1个师团(约1万4千人)。关东军向朝鲜军(日本在殖民地朝鲜的驻军)请求增援,朝鲜军林司令官当即派出2个师团的部队进入满洲增援。本来向外国派兵这样的重大事件,是要经过天皇和内阁批准的,但林司令官却不经过这项手续就独断派出了军队。”

  “关东军进攻嫩江时说是为了保护嫩江铁桥,我以为他们占领嫩江就会停下来。可是他们占领嫩江后,又说离敌军太近不安全,还要越过东支铁路。陆军大臣下令不许越过东支铁路,可是关东军已进军到齐齐哈尔,并又向黑河进军。日本军队竟然不服从日本政府的命令,真是奇怪的事情。”

  日本政府之所以反对关东军对中国领土的露骨侵略,倒未必是完全出于对中国的好意。日本的政治家们,比关东军的狂热军官们看得更远一些,认为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从日本的整体利益上来看,是弊大于利。首先日本是一个在粮食、原材料都严重依赖外国的对外依赖型国家,这样的国家最怕在国际上被孤立。而关东军的露骨侵略明显违反了保证中国领土完整的九国条约,这样下去日本势必成为国际社会的孤儿,会对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阻害作用。其次当时中国是日本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侵吞一块中国领土,中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必然使日本失去这个巨大市场,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未必有利。9·18事变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的对华贸易额由原来的每月2500万日元骤降为每月400万日元。

  由于中国军队基本上没有进行抵抗,关东军几十天之内就占领了锦州以北、除黑龙江以外的东北全境。

  二、国民政府的苦恼

  面对关东军的挑衅,国民政府陷入了是“战”还是“和”的苦恼。此时蒋介石采取了“忍辱负重”的对日退让政策,蒋介石认为:当前中国的国力不能与日本相比,中国军队战胜日本军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应该“忍辱负重”优先解决中国的内部问题,使中国能够尽快走向自强的道路。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说法:“当之国力不足抗日,果若引起大战,必遭亡国之祸,故忍辱而避战。”

  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却有强大的反对派。1931年5月,汪精卫、孙科等人,在广州成立了一个广州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对抗。9。18事变后,针对蒋介石剿共优先于抗日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广州政府打出了积极抗日的口号,给蒋在社会舆论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当时中国的社会舆论完全倾向于采取对日强硬的态度,特别是爱国学生更是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积极抗战。9·18事变爆发后,在全国学生中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热潮。学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等活动,反对国民政府的对日消极不抵抗政策,学生们还派出了请愿团前往南京。9月28日,数千学生在国民党党部外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不抵抗方针”。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抵抗方针的责任者,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于9月30日辞职。

  在中国学生发起爱国运动的同时,日本的学生也发起了大规模的“爱国运动”。他们组织捐款、义演等活动,酬慰满洲前线的“爱国将士”。日本的社会舆论界也倒向关东军一方,称赞关东军的“爱国行为”,指责日本政府的“软弱”政策。后来日本人在反思为什么日本会走向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时,认为当时的舆论界应负相当的责任。本来日本并不是没有反侵略的声音,在20年代中期,曾有学者提出放弃台湾、朝鲜等国外殖民地,专心进行经济建设的“小日本主义”;日本共产党更是坚决支持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可是这些反侵略的声音全部淹没在一片“忠君爱国”的爱国主义舆论之下。

  中国政府于9月21日正式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控告日本的野蛮侵略行为。中国称中国对日本的暴行采取了克制和忍耐,希望国际社会给予公正的裁决。日本当时是国联的常任理事国,日本温和派的代表人物币原外交大臣,亲自前往国联解决满洲问题。日本代表对关东军的行为进行了辩解,但也同意立即进行撤军。9月30日,国联理事会达成中日两国都能接受的决议案。日本政府表态说:1、日本没有对满洲的领土野心;2、在满洲日军的出动仅仅是为了保护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3、日军将立即开始撤退。中国政府表态说:中国将在日军撤退后保护日本平民的安全,要采取措施防止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如果关东军能够遵守国联的决议案,9·18事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是关东军却有更大的阴谋,这就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国政府的“独立国家”。1931年9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石原、板桓,以及关东军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举行秘密会议,确立了在满洲建立一个以满族人为国家元首的“独立国家”方针。这个国家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国防外交等均由日本掌管,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最合适候选人自然是清朝的废帝溥仪。会后土肥原立即前往天津找溥仪密谈。

  若榇首相察觉关东军的一夥少壮派准备在满洲搞独立国家时深感忧虑。9月26日,若榇首相通过南陆军大臣向关东军司令发出电报,电报说:“本国人如果参与在满洲树立新政权的活动,将使帝国的立场陷于非常不利的地步。此事事关重大,严格禁止一切本国人对此事的参与。”然而,收电报的军官居然将如此重要的电报私藏起来不给本庄司令官看,可见关东军的少壮派们气焰之嚣张。此外,币原外务大臣还指示天津的日本总领事向溥仪发出密电,告诉溥仪在满洲建国是一个政治阴谋,请溥仪自重,不要轻率地投入这个阴谋的旋涡中。但溥仪复辟心切,还是投入了关东军的怀抱。

  关东军不但不执行日本政府和国联达成的撤军协议,反而在1931年11月又向东北军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在此情况下,一度有所缓和的学生运动再次勃发。12月上旬,全国各地的1万多名学生来到南京,抗议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12月15日,学生们冲击了中央党部,蔡元培等人负伤。17日学生又冲击了中央日报社,与军警发生了冲突,双方均有人受伤。12月18日政府开始镇压学生,学生领袖拘捕,外地学生被强行遣出南京。

  对学生的镇压,引起了社会各层的强烈反蒋运动。在社会舆论和国民党反对派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下野,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再次统一。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以广州派的人为主,孙科(孙中山长子)出任行政院长。新政府一改过去对日避战的方针,宣布准备积极抗战。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于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后一块地盘。

  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么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然而不久另一个考验又落到孙科政府头上,这就是1932年1月18日发生的上海事变。

  三、上海事变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化

  1月18日,在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后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板桓参谋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

  在此情况下,上海总领事村井1月21日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了四项强硬要求:1、上海市长对该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村井总领事声称如果中国不接受上述条件,日本就要对上海进行海上封锁。

  吴市长当时表示可以考虑前三项要求,但第四项要求事关重大,要请示南京政府后才能决定。由于上海是国际都市,英美法等国在上海均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封锁上海必然给英美法等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所以欧美诸国也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孙科政府放弃激进的外交政策。在此情况下,孙科自感无力处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蒋介石和汪精卫出马,自己于1月25日辞职。1月28日再次成立新政府,由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蒋出任军事委员负责军事领导。

  1月25日,村井总领事再次到上海市政府进行督促,并开出了类似于最后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上海市政府在1月28日下午6点以前作出回答,否则日本就要对共同租界以及附近地区进行军事戒严。上海市政府向中央政府请示后,1月27日表示接受日本的前3项要求,第4项要求同意解散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但没有同意解散所有的抗日团体。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日方的全部条件为由,决定在1月28日夜开始戒严。

  当时在上海的共同租界中,英、美、法等国各有数千人的驻军,日本也驻有数千人的海军陆战队。日本在共同租界分担的警备地区是虹口地区,与驻扎在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隔街相对。由于越过虹口进入闸北的北四川路、松沪铁路等越界道路,也被各国划分为共同租界的警戒地区,这些在共同租界境界线以外的道路,成为后来中日两军开战的前线。十九路军约3万余人,以德国装备为主,战斗力较强。1月25日开始,十九路军在北四川路、松沪铁路附近用沙袋、铁丝网等建筑防御工事,准备和日军一战。

  共同租界的欧美列国由于惧怕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波及到上海,也对日本的立场表示“同情”,1月28日共同租界的国际参议会同意对共同租界实行戒严。1月28日晚,日军戒严部队强行进入闸北区,在北四川路、松沪铁路等地与十九路军发生了战斗。由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日海军陆战队在遭受重创后,无力继续战斗,紧急请求国内派陆军部队增援。2月中旬,以白川义则大将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在上海陆续上陆。日军得到增援后,向十九路军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2月20日以前,向后撤退20公里,但十九路军没有接受日方的最后通牒。于是日军在2月20日发动总攻,十九路军将士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伤亡人数达14000多人,但十九路军并没有得到其它部队的增援。日军在上海事变中也遭到重创,伤亡人数达3100人,而9。18事变后占领整个东北时,日军的伤亡仅为1200人,可见中国军队的全力抵抗与不抵抗的区别。

  3月3日,十九路军和日军脱离接触,日军占领了当初要求的20公里纵深地区后,宣布作战胜利。3月6日,十九路军的将领接受国联的请求,宣布停战。1932年4月30日,国联通过关于上海事变的决议,要求日本军队撤回到1月28日以前的防线,同时要求中国不再在浦东地区部署军队。中日两国接受了国联的决议,第一次上海事变结束。日本的上海派遣军在撤退前举行了庆贺仪式,在仪式中朝鲜独立党的爱国者投掷了炸弹,白川司令炸死,村井总领事重伤。

  上海事变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方面高度评价了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另一方面又解释说政府接受停战是由于担心共产党势力的崛起。1931年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此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又向日本宣战,在军事和社会舆论上都对国民党构成了巨大威胁。上海事变解决后,解决东北问题又成为国民政府的焦点。1932年3月1日,趁上海事变之乱,在关东军的策划下,面积120万平方公里、人口3400万的“满洲国”宣布正式成立。本来关东军准备建立一个共和制的“满洲共和国”,但由于溥仪坚决要当皇帝,则改为帝制的“满洲帝国”。

  但关东军扶植的满洲国并没有得到任何国家的承认,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1931年12月,若榇政府倒台后,犬养毅接任首相。犬养首相坚决反对在满洲搞一个独立的满洲国,认为这样露骨地违反九国条约势必造成日本和欧美列强的正面冲突,同时还试图对军队中“下克上”的作风进行遏制。上海事变的解决,和犬养首相对事件不扩大的努力有直接关系。但犬养的行动激怒了军国主义分子,1932年5月15日,一夥狂热的军人冲入首相官邸,明目张胆地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被杀后,再也没有敢于挺身而出抵抗狂热军人的政治家,日本的政府其实成为军人控制下的政府。1932年9月15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但这激起了全世界各国的反对。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发表调查结果,否认了“满洲国”的成立理由,要求一切退回到9·18事变以前的状况。然而国联的调查结果却在日本国内引起一片怒骂,谴责国联对日本内政的干涉。1933年2月21日,国联进行了表决,以41票对1票(1票为日本)通过了要求日本从东北撤军的决议案。然而日本的松冈代表却在表决后微笑退场,宣布日本退出国联,使大会一片谔然。松冈代表回国后受到了狂热日本国民的夹道欢迎,舆论界也盛赞松冈“干得好”、“有骨气”。日本从此走上与世界人民为敌的军国主义道路。

  四、几点反思

  9·18事变中,中国军队几乎没有进行积极的抵抗,拱手把大片国土让给了日本。其最大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私家军”体制。不管张学良的军队,蒋介石的军队,还是其它军阀的军队,都是“私家军”。对于私家军来说,他们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保卫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而是保卫他们军队司令的个人利益和个人的安全。所以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时,私家军们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自己而不是国家,都希望别人出头和敌人拼死一战,最后自己坐享胜利果实。

  中国在9·18事变中,拱手把东北让给日本,表面上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责任,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军队的责任。当时中国的很多军阀和政治家,口头上大喊要抗日救国,实际上自己并不肯出力,只想让张学良军和日军拼死一战,自己坐享渔翁之利。孙科政府请各路将军援助张学良时,竞没有一人考虑把自己的军队派到东北前线和日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愤而撤军也是可以理解的。在上海事变时,大家都一致称赞蔡廷锴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日,实际上却没有一支军队前往增援十九路军。从言行一致的为人品德来看,那些口头高喊抗日实际上按兵不动的“爱国者”,还不如蒋介石诚实地说出不抵抗的“卖国者”。

  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其目的也是要首先消除各路私家军,建立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否则各路私家军都打保存自己实力的小算盘,无法进行有效的抗日。后来的抗战结果证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理论并非没有道理。1945年初,美军正和日军在海上苦战,作为盟国的中国军队本应该配合美军向日军发起反攻,可是中国军队却在一旁隔海观战。1945年7、8月份,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国完全有可能出兵东北收回失地,根本没必要等苏联人来解放东北。可是各路军阀都想着不出力而坐享胜利果实,不要说反攻收回失地,就连一个反攻收回失地的军事计划都没有制订过。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军事力量的迅速增强,和日本消除了私家军,建立起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有密切关系。9·18事变中,一夥年轻军官们在没有中央政府的命令下发动对外侵略,并不是为了自己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了关东军司令的利益,而是出于一种对国家前途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关东军的侵略是非正义的,中国军队保卫祖国是正义的。可是在某种意义上,那些非正义侵略者的内心世界,反而比正义的祖国保卫者更无私单纯一些。

  私家军体制是中国军事体制上的一颗毒瘤,是中国无力抵御外国侵略的最大原因之一。

  作者:林思云

当前位置:中国报道周刊 » 历史长河 » 九一八事变的经过以及中国政府的对应 浏览数

发表您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