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看法探究

  在我们印象中,蒋介石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几乎是从一开始就是不证自明的,但据近年来蒋介石私人日记的解密和国内外历史学家的发掘,实际上并非如此,蒋介石早年曾信奉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那他又是什么时候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的,他一生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本文将通过蒋介石的公共讲话、演讲,他的著作,以及近年来解密的蒋介石私人日记,再结合他的所作所为来探究这个问题。

  1.早年曾信奉马克思学说

  蒋介石同当时许多青年一样,受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当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他不仅看像《新青年》这样传播民主与科学的杂志,同时也看马克思学说著作。在他1923年的日记中多次提到“看马克思经济学说。”、“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他不仅看马克思学说,甚至还达到入迷的程度,其在苏俄访问时1923年10月18日日记云:“看马克思学说。下午,复看之。久久领略真味,不忍掩卷。”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还有《列宁丛书》、《俄国革命史》等他也仔细阅读过,并且“甚觉有益也。”1923年6月9日日记云:“看《法国革命史》,乃知俄国革命之方法、制度,非其新发明,十之八九,皆取法于法国,而改正其经验也,然而益可宝贵也。”1925年11月21日记云:“看《列宁丛书》。其言权力与联合民众为革命之必要,又言联合民众,以友谊的感化与训练为必要的手段,皆经验之谈也。”(1)

  而蒋介石早年也并不反苏。在孙中山考虑与共产党合作,并与苏联代表越飞发表《孙越宣言》后,蒋介石同样对苏俄评价有嘉:1923年8月5日蒋介石在其亲笔手书《致苏俄党政负责人意见书》中指出“苏俄为吾中国惟一之同志,中国革命之成败,自与苏俄有密切之关系。” “时至今日,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更甚于前。中俄两国主义之密切,其成败厉害,实有存亡与共之关系。”(2)

  既然蒋介石早年对马列著作学说如此醉心,而且多次表示对苏联的好感和向往,那究竟是什么使他走向了彻底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道路呢?

  2.访问苏联:看法的转变

  1923年孙中山派蒋介石带领一个访问团到俄国去访问,此前他多次向孙文申请在此之前,蒋介石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船上他每天还在学俄文,因为他的心中想着终于有机会可以到“共产主义的祖国”去看。但正是9月到11月这三个月的访问使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蒋介石在苏联期间,参观访问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见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人,听取他们关于苏联的革命经验,并商讨苏联对孙中山革命的支援。

  二,参观访问了苏联红军,军事学校和军事设施,了解苏联红军,军事学校的组织制度和军事装备。

  三,参观考察了苏联的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不仅访问了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部.会,也考察了有关市苏维埃和村苏维埃的政府组织,参观了莫斯科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参观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讨论会,并与各有关党政要员进行了交谈,等等。

  刚到莫斯科,以蒋介石为首的孙逸仙代表团受到俄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的接见,蒋称俄共为“姐妹党”,在日记中称赞:“俄国人民无论上下大小,比我国人民诚实恳切……其立国基础亦本于此乎!”。还在有400名红军士兵出席的大会上称赞红军战士,“你们战胜了你们国内的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我们来这里学习并与你们联合起来。”。在参观军队过程中,他对苏俄的党代表制度以及苏军武器赞赏有嘉。(3)

  虽然苏俄在军事以及革命组织等方面给蒋留下好的印象,但当蒋介石提出在蒙古库仑(1921年起被红军进占)建立军事基地时,遭到俄国人拒绝(4)。这使蒋认为苏联人并非真诚支援孙中山革命,而是为了其自身的利益,特别对中国边疆图谋不轨,他在自己的《苏俄在中国》——我的游俄感观里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和他们商谈中俄之间的问题,而涉及其苏俄利害有关的时候,他们的态度便立刻转变了。我访问苏俄,正是加拉罕发表其对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之后,他到中国来与北京政府谈判新约的期间。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飞亦声明苏俄「决无在外蒙古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之意」。但是我与苏俄党政负责者,谈到外蒙古问题,立即发现他们对于外蒙古,绝对没有放弃其侵略的野心。这一点不只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苏俄所谓援助中国独立自由的诚意所在。”(5)

  不仅如此,蒋介石了解到苏联对孙中山的评价相当低,他在莫斯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上做的演讲中赞颂孙中山与三民主义,而却遭到俄国人和留学共产党人的嘲笑和批判,这使蒋在心里对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6)

  同时,苏联也给蒋留下了不少负面的印象:参观彼得格勒等地时,感到市况萧条和海军士气低落,“两年前,克隆斯达军港曾以海军军士为中心,发生革命,反对布尔雪维克的专制独裁,和战时共产主义的残暴措施。这一革命不久即归失败。当我们到彼得格勒考察时,其地方当局和海军官员对此亦讳莫如深,但是我从当地军民的精神上,还是看得出其创痛的痕迹。”(7)而且随着他在俄国的时间长,对俄国社会了解多了起来,渐渐地认为苏俄政府“无信”、“少数人种当国,排斥异己。”(应该是指正在清党的斯大林)(8)等等

  回国后蒋介石在给孙中山的《游俄报告书》中,讲述了苏俄有侵略边陲的企图,不可对其过于信任。但是,却遭到了孙中山的拒绝,认为其是“未免顾滤过甚,更不适合于当前的革命环境。”(9)

  蒋介石的意见被孙文漠视,而他在第二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只得作为没有发言权的旁听者与会,虽然被孙中山指名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筹备委员长,但他拒绝就任,而奔赴上海。蒋介石自己说:“我又在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现共党份子挟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党党员盲从共产主义的迷惘心理,深以本党不能达成 国父所赋予的任务为忧。于是代表大会闭会以后,我力辞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并将筹备处交给廖仲恺,而离粤归乡……”(10)

  1924年3月14日,蒋给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写了封长长的信,将苏俄比作“凯撒帝国主义”:“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专求于人,而能有成者,决无此理!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所谓俄与英、法、美、日者,其利于本国与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而他同时又斥共产党为“俄奴”:“至兄言中国代表总是倒楣,以张某作比者,乃离事实太远,未免拟于不伦。其故在于中国人只崇拜外人,而抹杀本国人之人格,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11)

  可以说也正是这几个月的苏俄游,使他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蒋介石表示对苏维埃制度很反感,对苏维埃政权开展的各种階級斗争的形式感到不快,认为“在苏联的社会中或是俄共中间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在他看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階級政权的苏维埃政治制度竟然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而“工人階級的祖国”苏联在他看来是比其前任沙俄更具野心的帝国主义,“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12)

  而对于当时与国民党合作的共产党,他认为其并非真心拥护孙中山和国民党三民主义,“共党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论和階級斗争思想来曲解三民主义。只有他们用马克斯主义曲解三民主义,才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党党员对三民主义的正确解释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显著的事件,就是排挤宣传部长戴季陶,及青年部长邹鲁,致使其愤而离粤。”

  他同时更视共产党员为一大潜伏在国民党内的威胁,认为共产党正在对国民党进行渗透、分化、挑拨离间:“至于共党在当时对我们中国国民党所使用的分化、隔离、制造斗争等各种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由俄回国之后,共党以访俄代表团内部意见纷歧为借口,来抵销我们对苏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报告书。”、“共党分子对于本党组织,最初并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仅在渗透,第二步就要来分化。所以他在本党内部,全力制造其所谓「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称,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转」的口号,更加以挑拨离间的工作。如此本党党员受了共党跨党分子分化挑拨的影响,自相矛盾,互为排斥,而共党分子才能乘机把持本党的党务与民众运动。就在本党改组成立不到半年之后,赤色气焰就逐渐猖獗,已为识者所深忧了。”(13)

  尽管蒋介石自访问苏俄之后就对苏联和共产党没有好感,但直到中山舰事件和4.12反革命政变之前,他并没有公开地反苏反共,而且他在任黄埔校长时对军校入伍生训话时指出,我们的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階級奋斗以求生存的……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才能使大家知道做党员的责任。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非仿效他们不可。而且尽管他对苏维埃政治制度很反感,但苏联军队的建制他却是十分赞赏的,所以仍然主张以苏俄红军为榜样来组织培训军队,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他说:“军队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由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党代表这个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的办法。”(14)

  从北伐清党到“五次剿匪”

  前文已经论述蒋介石访问苏联后对苏俄和共产党看法的转变,而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则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开端。由于中山舰事件迄今在历史上还有很多谜团,而且本文要探讨的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看法,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蒋介石自己是怎样说这件事的: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逐渐分成两派,“其时本党已经表明其反共态度的党员,在北京上海另行集会,即一般所谓「西山会议派」。本党在广州的中央负责干部,尚能一致团结,并没有显著的裂痕。但是共党这时对本党内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积极,挑拨构煽,制造左右两派,指胡汉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党党员为「右派」,指汪兆铭廖仲恺及亲共的本党党员为「左派」,而挑拨胡汪间之互相猜疑与冲突。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本党中央更陷入危疑震撼的境地。” 蒋介石一直强调共产党在国民党之间进行分化和挑拨离间:“共党这时竭尽其对本党分化的伎俩,又在其所谓对「右派」斗争之中,更加紧其对汪的包围,而汪亦终受其煽惑,并在共产派压力之下,藉廖案嫌疑关系,强迫胡汉民以出使俄国的名义,离粤出国。于是共党乃以往日挑拨胡汉民与汪兆铭的惯技,转施于汪兆铭与蒋中正之间,制造本党的另一新矛盾。”(15)

  而中山舰事件在蒋看来,正是当时的共产党员李之龙调动中山舰阴谋暴动所引起的,是苏联和共产党要夺权的阴谋:“三月十八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矫令我的坐舰中山号由广州驶回黄埔。他对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报告「奉校长命令,调舰特来守候。」这时我在广州省城,邓来电话问我此事如何,我茫然无所知。随后李之龙亦打电话问我:「中山舰是否仍要来广州迎接?」我很骇异,就问他道:「是谁的命令要中山舰开回黄埔去的?」他答不出来。其实他驶回黄埔,是要先在黄铺装足煤斤,以备临时远航。到了十九日的晚间,中山舰开回广州,舰上升火,通夜不熄,戒备极严。我知道共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的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階級专政」的唯一障碍。”(16)

  借中山舰事件,蒋介石逮捕了李之龙等共产党人,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和收缴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枪械,又借此打击了党内的敌对右派,随后还对苏联顾问鲍罗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提出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和巩固国民党党员的要求,逐渐开始了“限共”,但蒋介石为了取得苏俄的支持表面上仍维持着“联俄容共”。直到众所周知的四一二清党发生。

  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国民政府以广东及广西为基地,策略以“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为主,实行各个击破。进兵湖南,攻占平江、岳阳,8月31日,大军集结武昌城下。9月初北伐军向武汉三镇发动攻势,6日、7日分别占领汉阳、汉口。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几个月内势如破竹,横扫北洋军阀。

  虽然苏联顾问们和共产党也是北伐的参加者,作蒋介石显然对这群“异类”是怀有敌意的,认为中共奉苏联的命令实行农村暴动、分化革命军、破坏北伐。他在《苏俄在中国》里是这样说的:“十一月,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作成「中国问题决议案」……要中共党徒利用国民政府的机关,接近农民,实现他所谓「农村纲领」,制造他所谓「农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从农村暴动中组织武力,建立共党政权。莫斯科为了指挥中共,实行其「彻度的农村政策」,认为鲍罗廷不够激进,再派罗易(M?N?Roy)和谭平山来到中国……中共为了执行莫斯料这一决议……趁着国民革命军的进展,从本党的民众运动中,纠合城市和乡村的游民无产者(地痞流氓),操纵工会和农民协会,制造武装的暴力……分化本党并离间国民革命军,制造各军之间利害冲突的矛盾,乘机渗透我国民革命军,而伸张其影响,扩大其控制。”(17)

  而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等多次武装斗争,蒋称之为“城市暴动”,在他看来也都是听令于苏联而策动的:“南昌暴动失败之后,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动广州及其它都市暴动。十二月十一日广州暴动是由纽曼及爱斯拉(GerhartEisler)等从苏俄领事馆中策动指挥……他们提出的口号,完全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面包」与「土地」。他们同样组织其所谓「工农兵苏维埃」。”而后,蒋介石政府以俄国领事馆是“俄共间谍策动叛乱的基地”为由宣布与苏俄断交:“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戡乱的时候,即已当场捕获俄国副领事及其助手。叛乱平定之后,查获秘密文件,更证明俄国领事馆及其商业机关就是俄共间谍组织和策动叛乱的根源。国民政府乃于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销各地的俄国领事馆,并勒令各地的俄国商业机关停业,乃即宣布与俄国绝交。”蒋对外宣称:“试观中国各地之俄领事馆,事实上等于第三国际之支部,同时亦为中国共产党阴谋之巢窟。”(18)

  对于共产党当时发动农民的武装起义,他是深恶痛绝的,认为那是“杀人放火”和“制造仇恨”:“共匪所谓「红军」的任务,就是杀人、放火、勒索、筹款,和煽惑群众。而其政治纲领就是「杀地主,分田地,武装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他们在乡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来做他的工具……在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环境,而其在地主与佃户间,更制造其仇恨的心理。并在他们放火焚烧地主富农的家宅时,一面引起贫民的抢劫,制造贫富间的斗争;同时一面又延烧贫民的家宅,强逼他们离乡别井,跟着其匪军,一同走上流寇之路。”同时他痛斥共产党破坏中国的家庭和伦理道德:“尤其是他们要在农村家庭间,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间的斗争,使他的党团在群众中得以发展组织,而确立其控制……所谓打倒廉耻、扑灭道德的口号,更是共匪诱惑他们破坏家庭,毁灭伦理,而甘受匪党役使的唯一方法。”他再次又将中共与苏俄连在一起说:“中共匪徒对民众残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于俄共不只是毫无逊色,而且可说其是青出于蓝,变本加厉的了。”(19) 据其子蒋纬国回忆说:“我父亲跟我说,共产的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没有人性。”(20)

  在一次演讲中,他痛斥共产党所领导的打倒资产階級建立无产階級专政、实现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以恨为动机的”,是绝对不适合中国的:“俄国人民因为受专制帝王的压迫和大地主的剥削,人民对于统治階級充满了愤怒和怨恨,共产党利用人民的这种心理,遂鼓动所谓无产階級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余各階級,所以他们的革命是由于恨……以恨人为动机而实行的革命,不仅在革命的过程中,会发挥残狠的行为,就是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也不能消灭仇视嫉恶的现象”(21)

  他认为共产革命与中华民族的传统伦理观、民族性相反的:“以恨为动机的革命,决不适于中国的民族性,因为动机既然是恨,行动一定是残酷和卑污,而且要损人利己的,这完全和中国的民族性相反。中国几千年来伦理观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国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宽厚的、和光明的;不愿受别人的残酷的待遇,也不愿以残酷的手段施诸别人。”(22)

  而且他也反对马克思的階級学说,认为中国社会不能搞階級斗争:“中国近代产业,并没有发达,階級的区别,并不明显,如果勉强要说中国有階級也不过粗具階級的雏形,階級的对立,既不明显,階級的利害,自然没有什么冲突,階級的利害,既没有多大的冲突,就没有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别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没有为单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许多階級的可能。所以我们应该以社会全体的利益为前提而消灭階級的区别,不应该以階級的利益为前提,促成社会的分化。这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说明共产党的階級革命不适于中国。无论就打倒帝国主义说,或解放农工说,中国都不能采取階級斗争。”(23)

  在他看来,共产党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只不过是以民众为工具而已:“至于夺取民众,乃是以民众做工具,不是以民众做本位。以民众为工具,实在是残酷和卑污的行为,不适于宽厚和平的中国民族,前面都曾经说过了。综上所说,就是階級斗争武装暴动和夺取民众等方法,在中国都不能实行”(24)

  蒋介石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其后的宁汉合流,使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建立自己的武装以夺取政权的道路,毛泽东、朱德等人在南昌各地起义,建立根据地,并在江西建立苏维埃。蒋介石自奠定南京国民政府以及中原大战后,也腾出手来进行“剿匪”,他在1930年10月10日,于南京发表《告全国同胞文》,指出“肃清匪共”为当前要务之一,开始了先后的五次“剿匪”。

  在他看来,这一小股共产党比盘锯在关外的日本强敌对中国前途威胁更大, 似乎由共产党统治的话中国人民就会陷入比被日本占领更甚的水深火热之中,他1931年8月22日在南昌时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他更将“剿匪成败”和“国家存亡”联系在一起:“我们晓得历史,无论那一个朝代差不多都有土匪,尤其是每当新旧交替的过渡时期,即国家正要由乱而治的时候,土匪格外要扰乱得凶,历史上每遇到这种局势,国家的治乱兴亡,全系于剿匪的成败,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将匪寇剿灭,国家便可安定稳固下来,而能生存发展于无极,如果政府不能将匪剿清,国家便日益陷于危乱贫困而转趋衰弱,以至于灭亡,我们现在所处之环境,正是如此”(25)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社会各界掀起了“抗日救国”的爱国运动,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需安内”的政策,继续其“剿匪”。而对于学生及社会各界的爱国运动,他认为那本是爱国运动,但却受共产党所利用,为共产国际所指使的“人民阵线”作宣传活动,“挑拨地方军与中央军的感情,唆使地方军,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之下……孤立国民政府与中央军,让共匪得以生存和发展,重整武装,准备下一次的叛乱进攻;而其所标榜的主张却是「抗日救国」,更显然是企图引起中国抗日全面战争,使共匪在抗战阵营的背后,扩大武装,乘机坐大,达到其颠覆政府,控制中国的目的。”(26)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一致抗日。而在蒋看来,张和杨是与共产党勾结已久的:“其主动者,实是张学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劫持主张者,则为杨虎城。且其事前,并未与共党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过当时张学良与共党直接的接触,已有半年之久,故共党与张之关系,亦自到了相当的程度,而且首倡此议的杨虎城,其与共党勾结更深。”(27)

  西安事变及其后的日本全面侵华促使了蒋介石停止内战,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但蒋介石表面上虽然承认中共红军的合法地位,实际上他对共产党的看法仍然是没有改变的,下文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共产党的态度。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日从此全面开战,蒋介石也被迫应战。但由于中日军事力量差距较大,战争一开场国军便伤亡惨重,此时蒋介石仍寄望于国联调解,同时也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1937年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29)虽然如此,但他显然对俄国人仍存有戒心,在1937年8月1日日记里写道:“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如苏俄先与我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借以威胁倭寇,亦要求倭寇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而作固守中立之计,此亦不可注意也。”(30)他对苏联态度始终未脱离“苏俄之外交,诡诈无比”这一概念,与日本比较,则“作狡而倭暴,吾中华实处其中。”(1937年9月30日)即使他被迫向斯大林求援,他仍认为苏俄为中国之一大隐患,1938年1月1日日记曰:“尤以对俄问题处理为难,盖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患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也。”(31)

  1941年4月,苏联为避免二线作战,与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保证尊重“满州国”的领土完整,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当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竟未想到其互认满蒙之领土,此乃余对事理未能究其至极之过也。”(32)从这里也可见蒋对苏联一直都是当作和日本一般的帝国主义。

  而对于中共,他虽然表面上给予新四军和第十八集团军的番号,但内心可以说从来都没有把共产党当作一同抗日的战友,在他看来,共产党不过是想“在抗战过程中,尽量扩大党的武装力量,以为将来争取政权的基础”,实际上是“七分发展、二分应付(国民政府)、一分抗日”,同时他还是认为共产党受命于苏联:“他还有一个更高的指导者,那就是俄共的首领斯大林。而且苏俄的利益始终是高于中共本身的利益”。(33)

  1937年9月起,中国共产党开始积极开辟晋冀察敌后根据地,而这在蒋介石看来是“围攻地方团队及中央抗日游击部队,将其收编,以扩充其实力”。而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这在蒋介石看来,是由于新四军违抗军令,攻击国民党抗日部队,作恶在先:“新四军又乘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在江北正与日军激战之时,他乃渡江袭击江苏省政府作战基地之如皋泰兴一带,韩德勤的部队受了重大损害,但为避免冲突,撤至东台。新四军继续进攻,复陷东台……新四军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图进兵掌握京沪杭三角地带。三十年一月五日,竟围攻中央的第四十师于三溪。”(34)

  1941年起,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逐跟中国组成反法西斯同盟,英美同时许诺放弃在华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倒向英美的蒋介石态度更是与苏联相对,认为:“俄共与中共从此集其全力……在中国国民中间,破坏我西方盟友对我国的友谊,与平等新约的重大影响。而其最显著的一点,就是他们对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内,及其在各国使节中间,多方扬言中国政府已与日本秘密进行单独停战交涉的反宣传。”当然说到底,蒋介石还是害怕中共要夺他的权:“此其目的,全在影响美国使其对我政府断绝援助,促成我抗战军事早日崩溃,以达到其颠覆政府之阴谋。”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美国共产党也是“俄国间谍”,“是在美国舆论和政府中,直接破坏中华民国政府的信誉,与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间接为中共宣传其抗战努力,实力强大,和「土地改革」与「新民主主义」,描写陕北匪区的「民主自由」和「康乐进步」,几乎是乌托邦的理想实现了。”认为俄共及国际共产党“努力在美国舆论及其对华外交上打击中华民国与国民政府的信誉。一切「贪污」、「无能、」「反动」、「独裁」的名词,反复积累,加以我中华民国国家、政府和我个人,其目的全在破坏中美两国的关系,使中国陷于孤立,并乘国民政府对日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使抗战归于流产,其政权由中共取而代之。”甚至将他自己与美国派来的史迪威将军的矛盾也嫁祸到中共头上,认为史将军正是被这种国际宣传所误导,“误信中共部队可以服从他的指挥……对于共党的阴谋毫无了解。他不知道过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坏中国国民革命的事实。他也没有预想共军得到装备,开出「边区」之后,将取何种手段来破坏抗战,颠覆政府。”(35)

  1943年,蒋介石发表他的《中国之命运》,他无视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开展的抗日斗争,称中共为“变相军阀”与“新式封建”,宣称“无论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甚至于组织武力,割据地方,这种行动,不是军阀,至少亦不能不说是封建。”他甚至将中共指为“反革命”:“世界上那一个国家的政党,有从事武力和割据的方式,来妨碍他本国的国家统一,而阻碍他政治进入轨道的?这样还不是反革命?还不是革命的障碍?这样革命的障碍,如果不自动的放弃和撤消,怎么能不祸国殃民?不止是祸国殃民,而且最后结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36)

  1943年5月,第三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认为这是个机会,他命令胡宗南集结部队,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不料此事被泄露给外界,中共中央立即发动舆论攻势,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批判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此,蒋介石原先决定发布 《劝告中共党员书》,要中共也同第三国际一同解散,共产党员服从他的“中央”,并且宣称:“共产主义只有马克思化,决无中国化之理论,亦无中国化之可能。如有之,则共产主义中国化者,即陷于杀人放火、叛国殃民之流寇化、土匪化而已。”但后来经考虑后没有发表。 对于共产党表明要和平不要内战的社论,他认为中共“即非仁义所能石化,则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共匪非武力不能解决,惟在减轻其程度而已。”(37)

  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消息走露被国际知道之后,引起了包括美国特别是苏联的谴责,蒋在日记里说:“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队”,指斥中共“为俄作伥”、“其罪恶则又甚于汉奸十倍”。此时欧洲战场苏联已经逐渐掌握主动权,胜利在望,墨索里尼已经垮台,蒋介石感到欧战结束后中共潜在的威胁,希望迅速消灭共产党,计划进攻延安,他在日记里说:“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无穷也。”、“对共匪计划,无时或忘。”、“延安必须于德俄战争未了之前与倭俄未确切妥协之时,更须于我对倭总攻之前,从事肃清为妥,过此则无此良机,如是共匪坐大,中国莫救矣。”同时他还想要宣布并判决所谓中共“破坏抗战之罪状”,认为共产党违背其1937年宣言,“集中部队,阻碍北战场榆林于绥远交通线”,斥共产党为“敌寇变相之第五纵队”。不过,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及种种原因,蒋介石最终决定对中共“围而不剿”,并没有真正发动内战。(38)

  在蒋介石看来,中共在抗日期间的罪行不仅有上面所说的不抗战、破坏抗战、破坏外交,而且还在边区进行“走私贸易”、“私发伪钞”。中国共产党在南沙湾开展大生产自力更生,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弯成了“平川稻谷香,肥鸭遍池塘。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却被蒋介石污蔑为种稙和推销鸦片:“中共在陕甘宁特区之内,指使农民种植罂粟。至成熟时,中共派人收取烟土。依土地的肥瘠,或与农户三七分,或与农户四六分。其农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价收购……鸦片倾销所得的法币,一部分用作他「特区」擅自私发伪钞的准备金;一部分就地拨充其对自由区渗透颠覆与组织宣传的经费。”(39)

  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发动的整风运动,在他看来,更是要“毁灭民族性”、“以階級性代替人性”:“中共要背叛国家,要破坏抗战,要反抗我们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必须从他每一个党徒的思想中,毁灭其民族性;为了毁灭民族性,必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须毁灭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风运动,在其所谓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自我批评」和检讨之下,对于民族思想与自由思想,痛下攻击,而其对于党徒的最后要求,就是「以階級性克复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说了一句话:「斯大林伟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严厉的检讨,最后是失踪了。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风运动的第一个宗旨。”(40)

  总之,在蒋介石看来,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可谓是无罪不作。1944年1月21日,他指责共产党“毁灭本国历史和伦理”,2月8日,他又认为共产党“毒辣凶狠”。(41)几乎所以能想到的罪名他都套到中共头上去了,并且还是延续着中共为“俄奴”的看法:“他们决没有所谓祖国爱与民族感。他共产党徒不仅是不爱国,而且是蓄意卖国,甚至为了他共产主义祖国苏俄,即使亡国灭种,亦所不惜。”(42)

  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可以说已经胜利在望。蒋介石此时更是担心苏联和共产党在战后对他的威胁,他在7月12日的日记中说,“国家前途多难,尤以俄国与中共问题为最大……”。(43)

  纵观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是一直延续着自访问苏联之后的态度,而且“罪行”是越来越多了,从这就不难想象抗战胜利后他会怎样对待中共了。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延安,到达重庆。而在前一天即2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就说道:“对共方针,决予其宽大待遇,如其果长恶不悛,则再加惩治,犹未为晚也。”(44)足可见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其发动内战的野心!

  毛泽东等到达重庆后向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民主与团结的立场。随后,向蒋介石国民党提出了包括“实现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的十一条谈判要点;其中也包括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要求,提出应出中共推荐山西、山东等五省主席、委员,六省副主席、四特别市市长等,并要求解放区部队编成四十八师。对共产党提出的这些合理要求,蒋介石十分反感,他在9月3日日记里写道:“余以极诚对彼,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反要求华北五省主义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以为余提之十二师三倍,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认为“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45)

  而后,国共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而蒋介石也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了日记里。在他看来,共产党是受苏俄指使的,9月8日日记写道:“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自受俄之主使,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而且他认为自己是以“诚与敬”对待,9月11日日记云:“余今日对俄、对共,惟有以诚与敬对之,未知果能收效否?”他同时还斥共产党“作恶卖国”,9月21日云:“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此时主动尚在于我,不患其作恶卖国,吾仍以理导之。”(46)

  蒋介石虽然表面以笑脸接毛泽东,但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中共是“汉奸”、“叛逆”、“害国殃民”的“罪魁祸首”,谈判时曾经想过要扣押毛泽东,“惩治汉奸”。1945年9月27日,他在日记里写下了自己的真实看法:“如欲不惩治汉奸,处理叛逆而已,否则非以惩治此害国殃民,勾敌篝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也。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犹不自后悔,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47)他认为共党“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终不甘心。”(48)

  9月29日,他更在日记里写下了一条条“中共之罪状”:

  “甲、资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

  乙、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階級独裁之阴谋。

  丙、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欺民欺世,忘信背义,莫此为甚。

  丁、藉民选之名以行其拥兵自卫,割据地盘,奴辱民众,破坏统一之实。

  戊、破坏外资政策,捕杀盟军官兵,阻碍联军行动,破坏国军反攻计划,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

  这种种“罪恶”我们在前文抗日战争期间大都分都叙述过了,他无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始的抗日斗争,不仅认为中共破坏抗战、破坏统一、阻碍外交,在陕甘宁边区拥兵割据一方,甚至还诋毁共产党勾结敌军、强种鸦片:

  “已、勾结敌军,通同汉奸,倾害国本,颠覆政府,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而达到其多数控制,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

  庚、企图割据华北各省,盘踞热察,隔绝中苏联络,破坏中苏聪明,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

  辛、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劫持第十八集团军,促使新四军之叛变,反抗军令,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

  “壬、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割据地盘,反对中央政令,私发钞票,擅征租税,强种鸦片,私设关卡,与敌伪公开贸易,交换货物,以接济敌军,助长侵略,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

  他念念不忘指责共产党是苏联共产的“支部”:“癸、迹其宣传,直接以攻讦政府,诬蔑盟军,间接以协助敌伪,毁灭国本,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

  而他也同时无礼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民主选举,认为解放区是没有言论和信仰自由的極權统治:“子、共军所到之地,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甲)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乙)人民之纳租、出捐、抽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且变本加厉,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对政府抗粮抗役,以不出粮、不征兵,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 (49)

  尽管蒋介石对于共产党深恶痛绝,但迫于各方压力,他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和平共处”,并且尽管他内心认为共产党“罪恶滔天”,但45年的双十节蒋介石还是给毛泽东等人授予了“胜利勋章”,称是希望共产党对自己的“罪行”能够“有所悔之”,他在1945年10月13日日记里是这样说的:“双十节授勋,特将中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惟恐政府 其罪状,帮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世界上恐怕没有这么可笑的事了!(50)

  败退台湾时期

  1949年,百万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蒋介石政府在大陆溃败了,逃到了台湾去,但蒋介石并没有因为失败而放弃反共,相反,他想要把台湾建设成“反共抗俄”的“复兴基地”。

  “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共抗俄”、“杀朱拨毛”……这些口号在蒋介石统治的几十年里是年年喊天天喊,而近年来台湾史学家们的挖掘也证明了蒋介石不是光喊喊口号而已,而是有真正准备要反攻的,如1965年的“国光计划”,但由于美国的阻拦和自身实力不足等原因,没有实现。本文在这里不讨论军事等问题,只讨论蒋介石是怎样看待大陆的。

  蒋介石到台湾,实行高压白色恐怖,逐渐巩固其政权之后,便开始对台湾人民灌输其反共的观念,将大陆解放区称为“沦陷区”,妖魔化共产党的大陆统治。

  1952年10月16日,他向全党宣称“中华民族,现正在苏俄帝国主义侵略宰割、以及其傀儡朱毛控制奴役之下,大陆人民的生活,早已陷入绝境,群众的生命,皆已被其涂炭,民族的文化,社会的基础,几乎被其彻底消灭。我五千年来,民族所赖以生存、国家所赖以建立的伦理道德,亦将被其毁弃尽净。我们全体同胞,若再不能共同奋起,救亡自救,则这种礼义扫地、廉耻道丧的禽兽社会,与牛马生活,皆要由我们这一辈子来身受此一浩劫与悲运。”他称自己的“反共抗俄”是“救国救民”的反侵略战争:“因之,此次反共抗俄的战争,实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惨烈救国救民的战争。这一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我国家的存亡,与文化的绝续,并且关系亚洲的安危,与世界人类的祸福。我们认定今日交通的进步,已使世界幅员为之缩小,这缩小的世界,决不能一半奴隶、一半自由。俄帝也决不会容忍这一半自由人类之存在,所以我们中国反共抗俄战争必为世界反侵略阵线的一部,而为其重要的环节。我中华民国大陆领土的光复,大陆同胞的解救,将为亚洲的安定与世界的和平之确实的保证。”(55)

  蒋介石不屑余力地妖魔化共产大陆,企图为自己反攻大陆重夺政权提供合法性,将自己标榜为是为“民族的生存”、“亚洲安全世界和平”而战,似乎由共产党统治的话中国的文化就会被毁灭至尽一样:“中国反共抗俄战争,不仅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恢复国家的领土,保障四亿五千万同胞的生命和自由而战。并且是为了亚洲安全,世界和平,与全人类文化进步而战。如果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失败,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中断,亚洲安全与世界和平的毁灭,而人类文化亦将退到一个黑暗时代。若是中国反共抗俄战争的成功,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东西文化的融和,亚洲与世界和平安全的建立。中国存亡,亚洲安危,与人类祸福皆在此一举。 ”(57)

  而1971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蒋介石政府进入联合国时,蒋介石声称不与“汉贼”为伍,这也看得出他一直延续着共产党为“俄奴”的看法。

  蒋介石总结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

  在台湾,蒋介石还总结了他对苏联和共产党的看法,写出了《苏俄在中国》、《反共抗俄基本论》、《俄共在中国三十年来所使用的各种政治斗争战术及其运用辩证法的方式之综合研究》等专门反苏反共的书(有些是蒋与人合著或请人代笔的,但都经过蒋的严格审批,所以皆代表蒋介石的观点)。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怎样说苏俄和共产党的本质的。

  对于苏俄,他总结说是“节取了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今日俄国共产主义正确的说,乃是布尔塞维克主义。

  列宁更一手承受了巴古宁与尼卡也夫及朵斯妥也夫斯基的虚无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思想,所谓「为了革命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也不妨杀死人类之一半。」所谓「奴隶必有主人,我们便是主人。」列宁把这两种思想与马克斯的階級斗争论相结合,构成他的「无产階級独裁」的理论。

  在列宁史达林的手上,还有东方正教的「忏悔」、「坦白」、「最后审判」,俄国保罗一世的铁幕制度,以及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也渗入布尔塞维克主义,为其重要的部份。

  今日俄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节取马克斯主义,并融化了俄国民粹主义、虚无主义、沙皇专制、与大斯拉夫主义为内容,在一国建立集权独裁的专制制度,对世界进行征服人类的思想系统。

  列宁主义,乃是马克斯主张階級斗争的社会病理学与俄国的残忍、狡诈、阴谋、暴行的总合所产生的变态心理学的结晶。“(58)

  他延续着共产党是“俄奴”的看法,更痛斥共产党为“赤俄侵华的工具”、是苏俄的傀儡:“列宁的布尔塞维克主义是俄罗斯的产物。中共匪徒在组织系统上,是俄国侵略者御用的共产国际的支部,在性格上是俄国大斯拉夫主义征服中国的工具。”他甚至将共产党与历史上屠殺同胞的外族相比较,称其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

  “共产党自称其为「无产階級的前卫」,但中共朱毛却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流寇。东汉末年的「黄巾」,晋末的王弥,唐代的黄巢,北宋末年的方腊,南宋末年的李全,明代末年的李闯、张献忠,这都是朱毛奸匪的先驱。  中共匪徒之汉奸的性格,更使其对于祖国怀抱仇恨,对同胞肆意屠殺。在历史上,外族入主中原,总有一般乱臣贼子帮助他残害我爱国的同胞。五胡乱华时代石虎的残暴,元、清两代的恐怖屠殺,都是历史的实例。  我在「为何汉奸必亡侵略必败」的讲词里,就曾经指出:「异族征服中国以后,必从武力与文化两方面来摧残我中华民族。所以侵略者对于民众生命财产的压迫,比任何专制君主都要残酷,而其对于民族文化思想的箝制,更比任何专制君主为凶狠。」今日中共匪徒,是流寇与汉奸以及侵略者工具的结合,其暴虐凶顽,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只有石勒与王弥合兵亡晋,满清与李闯并力亡明,可与比拟,而俄帝史达林的残暴阴狠,更远在前代的任何匪寇之上。”(59)

  他甚至还总结出了苏俄“灭亡中国”的步骤:

  “根据以上各点综合来说:最近六年间俄帝灭亡我们中国的步骤是这样的:

  第一步骤——号召「联合政府」

  这一步骤是朱毛以在野党的地位,在外形上利用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提出联合政府的口号,来联合其他在野党派,孤立政府,在实质上,从民主斗争中发展階級斗争,制造武装暴动,以为颠覆政府控制人民之用。

  第二步骤——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这一步骤是在共匪夺取政权,控制国家之后,做到下面三个条件:

  (甲)極權主义的专制政府。

  (乙)对人民资产之原始掠夺,并将国家资源供给俄帝。

  (丙)控制人民的生活,以控制人民的思想,及其人民的命。

  第三步骤——完成整个中国属于俄帝的苏维埃政权的版图

  这一步骤就是:

  (甲)政治上并入苏维埃联邦为藩属。

  (乙)经济上加入俄帝国防体系为其侵略战的工具。

  今日中国大陆匪区是在由第二步骤转向第三步骤,朱毛奸匪之所以加紧剥夺人民资产,断送国家资源,而不恤以大规模屠殺人民生命,以达成其任务,就是为了转变中国人民为农奴工奴,以服事俄帝,替俄帝耕种操作,并替俄帝打侵略战的先锋。 “(60)

  临死仍不忘反共

  1975年3月29日上午,秦孝仪坐在蒋介石身边执笔,由蒋口授,记录了一份《遗嘱》的草稿。后来它果然就成为蒋介石最后定稿并公布的《遗嘱》。秦孝仪记录的《遗嘱》是: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而且据说蒋介石临死前在昏迷中,嘴里念的还是“反攻……大陆……救中国……救同胞……”可见蒋介石就是临死也不忘他的“反共”大业!

  尾声

  今天,中国大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两岸的“三通”也在逐渐推进着,而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已经被民进党陈水扁等改了名,口号更多的变成了“台湾独立”,就是刚上台的国民党马英九也宣称坚持“不独不统不武”。蒋介石那曾经喊得响亮的“反攻大陆,解救同胞”,还有谁记得呢?

  注释:

  (1)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何虎生《蒋介石传》 142页,华文出版社

  (3)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93,96,100,101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4)同上,107-109页

  (8)同上,110-111页,蒋介石1923年11月11日日记

  (5)、(7)(9)(10)(11)(12)(13)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取材于秦孝仪主编之《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央党史委员会,民国七十三年)

  (6)[日]家近亮子《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 王土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48-49页 同时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也有叙述

  (14)何虎生《蒋介石传》 142-143页,华文出版社

  (15)-(19)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0)见日本PBS纪录片,《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China:A century of revolution》),蒋纬国口述

  (21)-(24)蒋中正 中华民国十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出席长沙市民欢迎大会讲演《本党国民革命和俄国共产革命的区别》,见中国黄埔军校网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zc1nz0055.html

  (25)蒋介石全集之《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

  (26)(27)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29)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240页

  (30)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132页,九州出版社

  (31)同上,148页

  (32)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344页

  (33)(34)(35)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36)蒋介石全集之《中国之命运》,第七章 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

  (37)(38)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414-423页

  (39)(40)(42)蒋介石全集之《苏俄在中国》

  (41)(43)傅国涌《蒋介石日记中的历史》

  (55)蒋介石全集之《反共抗俄基本论》第一章 前言

  (56)见台湾网友“小瓜呆”的帖子:

  1.台湾小学课本里的「杀人」场面: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549501
  
  2.台湾小学课本里的共产党: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replyid=551987&id=551987&skin=0&page=1

  (57)蒋介石全集之《反共抗俄基本论》第三章 第一节 反共抗俄战争的意义

  来源: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31310.shtml

  作者: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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