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承业:小城往事

  茶馆的回忆

  手术后快满一月了没有饮过茶,今日得闲,泡上一杯清茶,浮想联翩:记得曾读过一位台胞的回忆文字说,回忆四川的没有不说到四川的茶馆的,特别是抗日战争时作为大后方抗战中心的四川,我的家乡阆中也是四川闻名的古城,小时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城乡街市无不有茶馆,虽大小不等,简繁有别:有当闹市的,有当要冲的,有临大街的,有居水边的,但格局大同小异,规矩都是一样,还是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风,几文钱(后为几角钱,几元钱,再后为五分钱)一碗茶,可以坐上一天,还有人不断地冲上开水呢!读过老舍先生的《茶馆》就有体会,小小的茶馆就是当时的大社会的缩影,人生百态、社会万象都可以在这里体验到。阆中当时全城几乎处处都有茶馆:知名大街有如‘别有天’、‘庆丰馆’、‘太平寺’、‘四牌楼’、‘保宁茶社’……;寺庙与风景区也有,大小乡场、码头也有;有作交易的,有会朋友的,有见面的,有寻机会的,有见仇家的,有务工的,有说理的,有听书的,有休闲的,有干活的,有闹事的,有打尖的,……,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儿时常在茶馆玩耍,后来上学了,只是走茶馆外过过。49年以后,在中国大陆热闹了百年的茶馆也伴随着民间社会的一步步萎缩与消失而萎缩与消失,外出求学到了重庆,也有一样的濒临衰退的茶馆,人们忙于革命、读书、大跃进,到冷落的茶馆去坐的,不是被认为游手好闲就是被视为前朝遗老遗少。后来因错划而回了家乡,自谋生计时,为了找活干,又不得不常到茶馆,干活累了,也是到茶馆来坐坐,结账分钱也是在茶馆,那时(上世纪六十年代)阆中还有几个茶馆,也算可以维系,我总难以忘记这些茶馆的生动情景与一个个工人师父们的形像:有当年我学徙于的阆中修缮合作社的宋文星、毛文泉、赵世玺、陈开发、何朝发、陈兆勋、田得一、陈国富、朱华礼、刘兴元……,有建筑社的吕维成、……何苟皮,有丝绸厂的倪辅臣、有知名老木匠吴岳仙,……,这些人文化不高,甚至有没上过学堂,但对都快乐好学、手艺求精、敬业、义气、直爽、乐于助人,在与我日后处于知识分子群中的人相比是大有不同啊!我永远怀念他们。工人下工后坐坐茶馆也就习以为常了,使我难以忘记的还有苍溪东街茶馆、苍溪冬青茶旅店、苍溪五龙茶旅店、阆中文成茶馆、阆中东兴茶馆、阆中博树茶馆,阆中河溪茶馆、阆中老观茶馆、……,我就爱那临水边,吊脚楼式的,靠窗的坐位,光线好,空气也好,下工后在那一躺,舒服极了,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啊!至于初到一地,有个茶馆,坐下来歇个脚,饮口水,那更是爽呀!我难忘这段生活,我难忘这段人生。现在闹市的茶馆被更能赚钱的商家取代,换成了高级茶楼,低收入者消费不起;休闲的大小茶馆,也为麻将所占领,即使可以泡上一碗茶坐坐,不仅价高、服务跟不上,主要是没有了那个格调与气氛,作为民间社会反映的茶馆已进入了历史,取代它的也许就是更加开放的民间互联网吧。

  阆中丝妹

  一部生动的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近代中国的社会进步无不首先表现为妇女的进步与解放上。我的家乡阆中是一个文明古城,至今仍较完整地保存有明清古城风貌,明清以来阆中妇女在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中是走在时代前列的:清末民初在妇女的放脚与读书运动中,阆中就有了女学堂(我祖父贺伯韩就与肖择庚共创女学堂呢);这个遗风传下来,民国初年更有妇女了手工劳动的作坊与机房,至今还有‘机房街’(我老家就住此街)之名呢。抗日战争前后,实业救国兴起,就更有了蚕桑与缫丝业的快速兴起与发展,有了近代化的在省内也是知名的蚕种场(我五姑妈早年川大学蚕桑的就多次到此工作过呢),更有那丝厂林立:现在还可以在城内找到当年的闫家丝厂、张家丝厂、赵家丝厂、洪泰丝厂……的地址,这给阆中的妇女开辟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好机遇,到解放前夕已有了相当的基础。

  1949年冬阆中和平解放后,新中国初建,一切都焕然一新,一切都欣欣向荣,阆中的蚕桑与缫丝业更是成了阆中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急先锋,组建了丝业公司与现代化的缫丝厂,一步一步修建了厂房,安装了当时已是先进的机器设备,光厂区就占据了半个县城:高高的烟囱伸入云天,成了古城的新貌;响亮的汽笛响彻城郊,作了全城的时钟;蚕茧漂香了这个块远古的沃土;笑声充填了这个解放刚的县城;最美的是招进厂的年青的女工们,她们大多来至农家,文化不高,不少进厂时还大字不识呢,她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在高温高湿的车间里不间断地来回忙碌八个小时,她们的双手汤得层层脱皮,夏日在40度的高温下操作,她们却不怕苦、不嫌累,她们勤劳坚强,她们满身都带着蚕茧的香味;可她们正当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红扑扑的脸蛋,透露出农家女的淳朴与天真;洁白的工装,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階級的骄傲;上千工人,每天三班倒,还没有脱农田味的说笑与打闹声,嘻嘻哈哈地走在街上分外显眼,这就是当时被子称为‘阆中丝妹’的一代女工。

  是她们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用坚苦平凡的日夜操劳,用女性的善良、坚持与温柔支持了阆中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在艰难的岁月里,在大饥荒的年月中,她们没有下马,没有懈怠,给国家创造了外汇,给阆中带来了荣光,她们之中有上北京见过领袖的劳动模范,她们的产品远销世界五大洲,可她们皆为凡人之家妇,她们的另一半有着各式各样的职业与阶层,她们的收入却是家庭的支柱,那时她们的工资也高(几乎与老中学教师相近,比县级、科局级干部高),她们养活了全城一半以上的人口;她们给阆中的社会进步开创了新篇章,给阆中的现代化、工业化开了个头,从那时起,阆中有了现代工业,有了汽车,有了三班倒,有了劳保,有了工人福利,有了妇女卫生,有了妇女解放,……,她们奠定了阆中现代工业的萌芽与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历次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动荡与不安中,她们又总以农家女人传统的道德与忠贞的爱,以女性特有的善美与温柔,维护着一个个家庭和邻里——这些社会稳定的细胞。在那长时间的、连续不断的以階級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浩劫中,虽然没有幸免的角落,但是相对而言,比起那些知识分子与准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机关、事业、学校等地)完全沦为成政治动物的来说,在工农中要好得多,至少她仍能保持些许人性,特别是妇女与家庭中,总还有一丝丝母性存在;就靠这点母性,使她们为家、为亲、为友、也为阆中操劳了一生,她们关怀着几代人:照顾了老人、丈夫、亲朋,养育了儿女与孙儿。她们许多是我的亲友也曾经(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我的邻居,她们默默无闻地走过了这一段路,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从不提起,也永难忘记啊!斗转星移,时过境迁,阆中的蚕桑与缫丝业发展的顶盛时期已成为了历史,在经济转型的大潮中又是她们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与代价,阆中丝妹们当年的辛劳与光彩早已被现实抛弃,只她只活期在人们的良心之中,她们以“阆中的‘野麦岭’”记入了阆中发展的历史,她们至今还有不少健在的在为儿孙操心着呢!我这篇短文她们多数是看不到了,但对她们的儿孙们却有能读到它的,也算是一份怀念吧!

  十个女工的一些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初,某县城一新组的国营缫丝厂,有上千新招进厂的缫丝女工,她们大多来至城市与农村贫苦人家,没有文化,不少进厂时还大字不识呢,她们的工作是相当辛苦:在高温高湿的车间里不间断地来回忙碌八个小时,她们的双手汤得层层脱皮,夏日在40度的高温下操作,她们却不怕苦、不嫌累,她们勤劳坚强,她们满身都带着蚕茧的香味;可她们正当青春年少,含苞待放,红扑扑的脸蛋,透露出农家女的淳朴与天真;洁白的工装,展示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階級的骄傲;上千工人,每天三班倒,还没有脱农田味的说笑与打闹声,嘻嘻哈哈地走在街上分外显眼,这就是当时被子称为‘丝妹’的一代女工。她们的婚姻、家庭与人生的故事千千万万,是讲也讲不完的,这里只讲讲当年全厂出了名的‘十姐妹’的家庭与命运小故事以略见一斑(这些人物纯属虚构,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

  1,张大妈,人们都叫她‘张妈’、‘张书记’,她大名叫张桂兰。胖胖地,年龄较大,约生于1925年,解放前就给资本家作童工,嫁个丈夫是船工,33年红军过境时参加了地下党,因此她也跟着送过情报,后来丈夫因醉酒误事脱离了党,再后来病死,她一直带着一儿一女守寡,50年入厂,并入了党,成了党小组长,人们都叫她为‘张书记’,为人宽厚仁慈,1960年退休后在街道上又当过居委会主任,她大字不识,文化革命中当过工宣队长,到一所学校任过革委会主任,红了一时。儿子后在渡船上当船工,女子进了厂作女工。

  2,李二姨,人们也叫她‘二娘’、‘胡妈’(夫家姓胡),她大名叫李素芬。个子高瘦,比张妈小两岁,嫁个丈夫胡兵,当过国民党的兵,后做小生意,犯了点小事,公安派出所就宣布他为坏分子,他常与李吵嘴打架,闹过数次离婚,后来又只好在一起过,她1960年退休。有一个女儿,下乡当知青时,又被乡干部坏了,后来有数次不幸的婚姻,最后才顶替进厂了。

  3,赵三姐,很少有人当面叫她‘三姐’,都称她为‘书记’,本名叫赵兴芳。生于1930年,20岁入厂,算是年龄较大的了,漂亮能干。她在解放前夕与当时一个国民党连级警官王某结婚,王因和平解放而参加起义,后来安排在县警务中队,后参加了志愿军赴朝作战任过连长,立过战功。她入厂后。政治上进步快,入团又入党,还当上了干部。王转业回来后,对于数次就业安置都不愿去,只在家中等着好工作,哪知暗中就有交待,形势日变,拖久了就什么也不安排了,只在街道上服务。而赵当上了书记之官,便提出与王离婚。王又坚持不同意离,表面上王是军人,法院不好硬判,于是就长期拖了下来,两人只好分居,赵又找关系调到地区厂去了,王就只得带着一个小孩长期独过,以作临时工维持生计,文化大革命时作为暗管分子,境遇难过,越是如此,越是坚持不离婚。两人与家庭就这样拖过了几十年,到退休前夕才办了离婚手续,但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没过几年就先后走了。

  4,刘四姐,人们也叫她‘四姐’、‘四姨’,大名叫刘秀贞。生于1934年,从小生母早逝。其父作小生意,解放前当过甲长。16岁入厂。经人介绍与当时一个商业部门的干部结婚,此人年龄较大,原配在乡下病逝,但他身高体壮,精力旺盛,相比之下刘却娇柔盈弱,加之三班倒工作辛苦,故有了三个小孩后又多次小产,结扎后,常犯腹膜炎,常休病假,每次病假不到一月,便得去上工,否则便作工会开支就大大降低了收入。更有她的生父在文革中因胆小怕查怕斗,便服毒自杀,自然落下个“畏罪”之罪名,再加上文革中大孩子又犯事被劳教,这给刘更带来无形的压力,夫妻也常吵吵闹闹过了几十年。

  5,邵五姐,人们常叫她‘五姐’、‘五妹’,大名叫邵淑华。温柔善良,不多言语。与四姐同年,只小月份。小时在农村老家曾给人做过童养媳,后进城入了厂,新婚姻法使她解除了童养媳之患,后嫁给了一个供销社的干部,三反五反时此人又因小事而下放,当了农民,已有了大小三个孩子的她,只好拖了下来,后来男人就回家做家务、带小孩,只不过长期以来男人没有城市户口与口粮,还得常下乡去应付几天,分点东西回来。就这样来回过了数十年。79年退下来,为的是一个女儿顶替进厂,还有两个男孩子上山下乡时当知青走了,后一个在文革中死于武斗,另一个进了街道工厂。

  6,王六姐,姐妹们叫她 ‘六妹’,本名叫王秀云,比五姐小一岁多,身体原很壮实。她生父母没有正式工作,父亲干零活,母亲作家务,还有一小弟,要靠她供养。嫁了个是丈夫李军又是民警,当然是好,也有了小孩,可好景不长,原来李只是临时人员,在压缩中,下放到一县办小厂,后该厂又下马,只好回来作零工。全家九口,就靠她这点固定收入。这时她们已有了两男两女。好不容易盼到了其弟外出当了工人,只松了口气,弟又结婚安家,不久弟媳又死于车祸。两个女儿,一个病逝,一个进了厂,两个儿子,一个因犯小偷被劳教,另一个也只好外出打工走了,后王的父母先后过世,丈夫李军也死了,但进厂的女儿又因女婿早逝丢下一双外孙儿,需由外婆照料,依赖着重她这点不多的退休金,还得外出去当保姆以增加收入,老年也多病了,还操心着外孙女的就业。

  7,陈七妹,姐妹们也叫她 ‘七妹’,本名叫陈桂华,1936年的,个子不高。清秀可人,当时隐瞒年龄进厂时才14岁。丈夫原是法院的律师,五七年突然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走了,丢下两个小孩由桂华一人拉大,还得常常去探望丈夫,问候公婆,送点吃穿用的。陈有个弟弟,在农村参加抗美援朝后只说是牺牲了,后来才知道是被俘后转去了日本,因而家庭也受连累,好不容易,到了丈夫的右派改正后,弟弟又从日本回国探亲后便有了一点海外关系,于是安排其丈夫当了一个政协委员,总算出了头,但岁月已逝、年华不再加之老年多病矣。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另一个后来也考上了个大专。

  8,罗八妹,姐妹们常叫她 ‘八妹’,名叫罗玉群,37年的,52年进厂,矮胖矮胖地不算漂亮。丈夫原是转业在农村供销社当干部,后因一点经济问题加上犯男女作风问题而开除回家。同时戴有坏分子帽子,罗玉群养着一大家八口人(公公、婆婆、小姑,丈夫,三个儿女),丈夫的男女作风问题总也改不了,还得受着四类份子之家的贱民的苦难。后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

  9,朱九妹,人们叫她为 ‘九妹’,名叫朱大秀,与八妹同岁同年进厂。丈夫原是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回来作了泥瓦工,挣不了多少钱,有两个女孩,一个男孩。生活本也过得去的,可丈夫就是有点不大愿出工,也没有多少技术,还嗜酒如命,活也不大好找。常是每月过得等不及发工资之日。后一个孩子顶替进了厂。

  10,徐么妹,人们叫她为 ‘十妹’、‘全妹’,名叫徐秀菊,生于39年,53年才入厂的,十姐妹中数她最小,也数她命运最好,嫁了个是丈夫是现役军官,虽然公婆凶点,但夫妻关系好,即使多年分居也常有探亲假期,只带了一个小男孩,请她妹进城来带,经济过得去,后丈夫转业到某地人武部门工作,她也随着调走了。

  这些顶替进厂的孩子们,后来在工厂倒闭后,只一次性地得了点买断工龄的钱,自谋工作,一时找不到工作,还得靠老人们那不多的退休金维持时日。

  作者:贺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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