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宇宏:社会主义国家蒙古的转身

  内容摘要:虽然1980年代末,蒙古紧跟苏联开始其政治转型,并因缘机会成为前苏东阵营中政治转型最平稳顺利的国家;但蒙古作为一个社会实体,在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中,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经济基础,从来不曾有真正的充分发育,甚至缺少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和经验。相比之下,蒙古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来的远算不上成功。

  陌生的外蒙古

  谈到蒙古,多数中国人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情愫,因为辛亥革命时,蒙古才从中国分离出去,它是近代中国那段积弱落后遭人宰割历史的产物和象征。另一方面,蒙古又是一个陌生的邻居,它曾长期紧跟苏联,与中国为敌,是苏联百万重兵威胁中国的集结地之一。

  苏东巨变后,蒙古令人惊叹地成为政治转型最快且最稳健的国家之一。转型20年来,蒙古的转型之路走得怎样?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因为这场历史性的改革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有着怎样的现状?

  在与中国隔绝往来几十年后,蒙古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交往开始迅速频繁密切起来。但在两国渐行渐近之后,蒙古社会却传出民间反华排华的不和谐声音。这些声音来自何方?蒙古对中国的重要性究竟如何?

  如上种种,是本专题想要告诉读者的。

  “我准备写一本书,把蒙古这几十年的历史梳理一遍。”

  也许没有人比包尔德。巴特尔更适合这项工作,这位前蒙古人民革命党(也称蒙古共产党)的第二书记,今天是国家宪法法院现任“九大长老”之一,同时兼任国立大学历史学院院长。作为一个具有声望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蒙古各高校的蒙古史教材多出自于他之手。

  1990年,“蒙古共产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发起了一场“把现代民主模式与我国特点相结合”的政治体制转型。一夜之间,蒙古实行多党制,并于同年举行了首次民主选举,首任民选总统诞生。

  蒙古的政治转型在前苏东阵营中被视为典范。转型至今的20年间,蒙古经历了四次总统大选、五次国会大选,有过政党轮替,但原执政党人民革命党却能在大多数选举中稳胜,保持执政地位,却也算前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一道奇景。

  谈及蒙古的制度转型,巴特尔不忘对《凤凰周刊》记者强调:“蒙古能和平转型,人民革命党是核心领导力量和最大推动者,并不是今天很多人所说那样,功劳全归于民主党。”在对蒙古自由民主制度深感自豪的同时,巴特尔也对当下的社会弊病痛心疾首。

  第16个加盟共和国

  在国歌中,曾特意强调邻国执政党的伟大并歌颂其两任领袖(列宁和斯大林),这样奇特的国家,世界上也许只有蒙古一个,而国歌中“对世界上所有正义之国,我国都愿加强联系合作”被戏称:这个“所有正义之国”是且仅仅是苏联。

  而苏联的国歌则为《牢不可破的联盟》。蒙古变革前,蒙古就一直被视为苏联的“不加盟共和国”或“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苏联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戈尔巴乔夫就说过,苏联和蒙古“实际上是一个整体,我国政府各部门一向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作是我们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有些政治家,包括蒙方,郑重提出过蒙古并入苏联问题”。

  蒙古作为“牢不可破的联盟”中的一个非正式成员,来得甚至比苏联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历史更久。

  1911年12月29日,外蒙在沙俄策划支持下宣布独立,但沙俄还来不及吞下这个到嘴的果子,一战爆发,接着又是十月革命。待内战结束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才腾出手来打理沙俄遗产。

  1921年,苏联红军在蒙古扶持蒙古人民革命党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苏联对它的改造也绝不含糊,它不但政治经济模式完全照搬苏联,甚至连政治斗争模式和步调都如出一辙:1926-1928年,斯大林在苏联清洗民族主义分子,蒙古也清洗民族主义分子;1929年斯大林推行集体化并导致大规模叛乱,蒙古也集体化也大规模叛乱;苏联大饥荒,蒙古也大饥荒;斯大林清党,蒙古清党,斯大林大清洗,蒙古大清洗——在消灭本国人口方面,蒙古人民革命党取得的成就,按人口比例并不逊色于苏联。

  到了二战结束时,蒙古是否正式加盟苏维埃大家庭已不重要,因为它早已完成了“在经济上完全依赖苏联,意识形态上完全效忠苏联,政治上完全仿效苏联”的全面改造。

  蒙古的全面“苏联化”,首先体现在党的苏联化:人民革命党的重要干部都必须在苏联学习培训(三分之二的省委书记毕业于苏联中央党校);谁得到莫斯科青睐,谁就能在党内脱颖而出;谁有苏联背景或苏联妻子,谁就有了快速上升的重要资本。泽登巴尔能成为蒙古第二代领导核心,多少因为他的岳父是莫斯科卫戍司令费拉托夫将军,而蒙古的中层干部中,娶苏联人为妻者高达20%.

  其次,在苏联同志的无微不至的帮助下,蒙古社会完成了彻底的文化和社会改造:语言上大量吸收俄文词汇,文字上斯拉夫文代替了蒙古文,服饰上苏式服装替代了蒙古长袍,饮食上俄式西餐在城市推广,历史上成吉思汗被抹掉,宗教上上层喇麻被集体枪决、中下层僧侣被强制还俗……一句话,除了人们的长相和语言,蒙古与苏联已无区别。

  当然,蒙古政治上的高度依附,苏联并非全无代价。虽然蒙古自1920年代后向苏联源源不断提供了肉、皮毛、矿产等大量物资,尤其是二战时蒙古向苏联捐输了远超实力的金钱和物资,为战争贡献不菲(其中黄金300公斤、美元10万、马匹50万),但1948年,苏联从二战中缓过劲来,便开始大力回馈这位贴心的小兄弟。1968年蒙古被拉入“经互会”这个温暖大家庭后,得到的经济实惠就更多,它一半的国家收入直接来自援助。

  本质上,“经互会”这个高度封闭的计划体制,对各主要参与国来说是一种双输选择:东欧各工业国不满自己被安排的分工,同时抱怨苏联用质量低劣的工业设备盘剥自己,而苏联则抱怨自己的工业品和原料低于国际价格是亏本买卖。尽管1960年代,有蒙古领导人质疑加入“经互会”是否合算,但事实表明,对蒙古、朝鲜、古巴等少数国家来说,“经互会”的确是一个奶妈。

  从1960年代起,蒙古由单一的畜牧业国逐渐变成拥有矿业、动力、燃料等工业体系的现代工业国,工业产值由1940年的12.77%上升到1980年的42.5%.城市人口比重从1956年的21%上升到1989年的55.7%.

  但上述成绩并非蒙古的骄傲资本。蒙古的牲畜存栏数量,从清末到民主化转型前夜,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浮动,集体化期间还曾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大牲畜。蒙古的工业体系,并非由自身传统畜牧业积累而来,只不过是作为温顺的不加盟共和国,获得苏联特殊关爱的结果。当然这个照顾也有中国的一份,在中苏交恶前,中国即向蒙古提供了4.6亿卢布的援助。

  苏联对蒙古的援助主要为优惠贷款和直接援助,此外,由于自家兄弟贸易往来不必钱货两讫,蒙古逐渐欠下“经互会”各国的巨额债务,仅苏联解体时,蒙古对苏联就有117亿转账卢布的债务。欠“大哥”的钱甚至是不必还的,2003年底俄罗斯宣布免除其中的98%.

  进入1980年代,苏联和其他“经互会”国家对蒙古的主要援助形式是“交钥匙工程”:你几乎不用做任何努力,一切由兄弟国家包办。它使蒙古加剧了依赖,完全不曾学会这些现代工业项目的基本管理和运行,其灾难性后果要在若干年后才会显现。

  考虑到1990年蒙古人口仅有215万,上述天文数字般的贷款和援助,足够帮蒙古在草原戈壁上堆出一个工业化来。

  虽然蒙古的商店里除了蜡烛和盐外,别无他物,但比起苏东阵营的其他国家,人们不必为肉蛋奶等食品去浪费时间排队或挖空心思走后门。于是,像千百年前的祖先一样,蒙古人不缺肉吃不缺奶喝。

  蒙古不像东欧国家有过物资丰富的记忆,不像他们知道隔壁资本主义的橱窗里琳琅满目。自清代并入中国版图起,蒙古人几乎就中断了商品经济的历史—相比之下,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只中断了30年的商品记忆,而在苏联,被中断的历史记忆长达70年,在东欧则为45年。当这些国家先后打开市场经济的大门时,这一历史记忆的长短和有无,成为一笔对其市场经济转型成败具决定意义的文化财富。

  转型前的蒙古,就物质而言,不消说是人人平等而基本满足的——除了大约三四千个特权家庭有极高收入,可以通过内部特供商店弄到各种普通蒙古人根本没见过、也不曾知道的消费品。他们唯一的不满,是自由的匮乏和对专政的恐惧。即使是1962年的“政治小阳春时期”,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长铁木尔奥其尔在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时主张举办纪念活动,也惹得苏联大发雷霆,蒙古人民革命党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立即谴责:“成吉思汗是一位恐怖主义份子,不是民族英雄。”这位宣传部长被解除一切职务。

  老大哥送来的政治转型

  反讽的是,向民主化转型的政治变革,同样是苏联向蒙古主动输入的。

  1984年8月,68岁的蒙古领导人泽登巴尔这位任期经过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两个时代的政坛常青树,在苏联授意下,因为“年龄过高”被解除总书记和大呼拉尔(相当于“议会”)主席团主席(国家元首)职位。时年58岁的巴特蒙赫担任总书记。继任的领导集团,大多是拥有苏联博士、副博士(苏式学位制度,无硕士,副博士相当于硕士)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这无疑为其后的顺利转型扫清了障碍。

  1985年3月,54岁、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上台,在国内掀起改革风潮。从来脚步紧跟“正义之国”的蒙古,也迅速拐进了政治转型的快车道。

  包尔德。巴特尔是人民革命党内最早思想解放的一批年轻人。1979年,31岁的巴特尔在苏联社科院攻读副博士时,还是思想“非常单纯”的青年,他的导师悄悄塞给他一些书籍和文章,这些来自苏联异议人士或西方左翼民主社會主義读物,对巴特尔造成巨大震撼。

  而曾为著名作家的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伦当年原本认为“整天写工人、医生、牧民如何把生涯献给社会,是记者职责所在;上级随意删改稿件,不经主管审批新闻不得刊发,也没有什么不对;新闻自由就是保护人民利益,或是保护党的政策、原则”,但在去了苏东和日本等不同阵营国家后,突然意识到本国原来是有马克思所说的新闻审查制度的。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官方媒体突然出现了批评政府的声音。巴特尔等人立即心领神会:“看来我是正确的,戈尔巴乔夫和我想的一样。”巴特尔成为当时在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和蒙古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积极撰文抨击官僚主义、呼吁民主的主力。

  尽管巴特尔的出格言论引来蒙古“国安”的同志找他喝茶谈话,但善意提醒后的默契共识却不言而喻:“天还没亮,说话注意点。”巴桑苏伦认为,媒体和知识界对当时的变革起了奠基和催化作用。

  曾有作家因小说中记载苏联军车压死人扬长而去,结果因“侮辱俄罗斯人”被开除公职;有作家因书中提到成吉思汗,出版被停止……这些民族意识与文化上的压抑、政治不独立带来的个体不自由,使得变革思想很容易征服蒙古精英阶层。

  1985年,苏蒙两国政府打算在有“瑞士风光”之称的库苏古尔湖附近开发矿藏,两国新闻界认为它会污染库苏古尔湖,同时会导致蒙古断水,贝加尔湖也将不保(贝湖水大部分自库湖灌入),发起共同的揭露与抗议活动,结果赢得两国民众支持,最后两国政府居然妥协,放弃开发协议。

  参与此事的巴桑苏伦认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令他永生难忘的“大胜利”。他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带着自己的助手翻译《人权宣言》和《美国新闻记者守则》,广为传播。他们的确很快赢来另一次胜利。1986年,驻各媒体的审查机构撤销,“他们搬走了,我们搬进了他们宽敞的办公室!”

  1988年,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放弃对各“卫星国”的内政干涉,要求各执政党拿出决心改革,获取本国人民真正的支持,而不是依靠苏联的武力庇护。

  第二年,苏联启动从蒙古撤军。

  自己决定命运的时刻

  苏联老大哥决定彻底撒手不管,蒙古人的命运第一次由自己掌握。

  1989年12月10日,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出现了非官方组织的群众游行,这是半个多世纪里的第一次。青年人喊着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民主改革。受此影响,全国各地陆续爆发规模不等的游行。

  尽管总书记巴特蒙赫等人显示出与前代领导人明显不同的宽容与开明,但这样的局面,没有任何人经历过。

  历史舞台呼唤新的英雄。于是,28岁的卓力格应声出场。

  卓力格,时为蒙古国立大学科学共产主义课程的青年讲师,外祖父是俄罗斯地理学家,死于乔巴山时代的大清洗。1988年卓力格建立名为“新一代”的持不同政见地下青年团体,传播改革和民主思想。

  柏林墙倒塌一个月后的1989年12月,卓力格领导成立蒙古建国后的第一个反对派组织——蒙古民主联盟(今蒙古第二大党民主党的前身),宣称该组织有成员4万人,支持者10万人。

  在12月17日的集会上,卓力格明确提出联盟章程和纲领,要求“全面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允许各组织存在”,要求“同苏联、中国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要求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1990年1月12日,卓力格们无视游行集会的禁令,在苏赫巴托广场发起抗争活动,要求实行多党制,建立独立的经济和“向人民讲出蒙古人民革命党沾染着鲜血的历史”。参与者由数百名积极分子迅速发展成7000余众。

  2月18日,民主联盟举行首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蒙古民主党,其指导纲领是“马克思主义”。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巴图蒙赫向大会发去贺信,并为他们提供会场,允许对大会进行实况转播。反对党似未领情,仍然做了对蒙古人民革命党提出激烈批评和指控的报告。

  因全国局势持续动荡,人民革命党高层决定派兵清理广场,恢复秩序。战士们在执行任务时,与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发生拉扯打斗,人群一时剑拔弩张,卓力格当机立断,立即站到几个同志的肩膀上,拿起喇叭声嘶力竭呼吁激动的民众冷静,坚决不可使用暴力。

  时间在这一刻凝固,全场情绪迅速平静。一场大规模流血冲突被阻止,悲剧未在蒙古重演。

  这个被抓拍下来的历史瞬间,从此成为蒙古和平民主革命的象征。这几分钟影响了蒙古今后的进程。卓力格一跃成为蒙古家喻户晓的政治领袖。

  今天,乌兰巴托中央邮局门口的街中心,立着一尊卓力格的铜像,他被誉为“蒙古民主之父”。

  人民革命党在大时代面前并非无所作为。1986年5月的第19次代表大会后,改革早已是全党共识。但全国持续的抗议,让人民革命党倍感压力,内部分化也日益严重。公安部长吉姆萨森吉夫、国防部长莫罗扎姆茨纷纷表态,反对武力弹压,要警察和军队中立。

  1990年3月,苏赫巴托广场上的游行已发展为绝食,抗议者要求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辞职。党被迫紧急召开特别代表大会,经协商,巴图蒙赫因“反应迟钝、拖延改革”,率领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集体辞职,元老贡布扎布。奥其尔巴特接替总书记一职。

  党的新领导班子宣布,今后的任务是“坚决深化改革”,将蒙古从苏式社會主義制度转入多党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为响应人民清算历史的强烈呼声,下台后一直侨居苏联的泽登巴尔被开除党籍,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元帅亦被剥夺。

  1990年5月,蒙古修订宪法,删除“一党专政”条文,正式开放党禁。6月,人民革命党依法重新登记注册。令人意外的是,人民革命党在应对危机的特别大会结束后,居然吸纳了近7000名新党员,此后党员数量不降反增。

  1990年7月,蒙古国首次由多党参加的大呼拉尔选举揭晓:执政的人民革命党以85%的席次获得压倒性胜利(422名代表席获357名)。

  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人民革命党的领导层皆为民望极高的学者、作家,对选战极为有利。而各新兴党派候选人大多为初生牛犊,组织能力、基层布局、人脉威望皆有待提升,老百姓支持他们争民主,但对他们的执政能力则持观望态度。此外,反对党缺乏同质政党的整合,力量分散,选战不利自是必然。

  9月,由大呼拉尔选出人民革命党籍的总统彭萨勒玛。奥其尔巴特。

  人民革命党和它的国家一起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历史的危机时刻。

  伟大的妥协

  在苏联庇护下独享了近70年权力的人民革命党,在1990年7月的大呼拉尔选举中获胜后,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为缓和各种政治力量的矛盾冲突,放弃了单独组阁的机会,吸纳了各党派联合力量组成第一届民选政府。

  事实上,人民革命党权力传承到1980年代时,中高领导层几乎全为高知阶层,往往又是蒙古知名的各力量学者,与党内外年轻政治领袖之间有师生之谊,彼此戒备心低,信任感强,对改革进程有着极其微妙的正面影响。

  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笼罩在蒙古人头顶上那片北方的阴云完全解除,改革进程突飞猛进。

  两个月后,在奥其尔巴特领导下,制定出蒙古第四部宪法。这部宪法明确宣布保障人权和自由,抛弃之前宪法中的“社會主義意识形态”,改为强调“民主主义政治”;此后总统由直选产生,呼拉尔席次缩至76席;同年更改国旗国徽国号,修改国歌歌词,一切皆为体现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色彩,正式告别“苏蒙共产主义时代”。

  那段时间,任人民革命党中央部书记的巴特尔跟党内外反对派领袖们夜以继日沟通,“经常我们开完会,天都快亮了。”当时党的总书记已由哲学家达世。江东继任,以他为首的核心层每天都在思索党和国家的前途。

  “国家走到一个生死关头,一着不慎都可引起分裂动荡。”巴特尔回忆道。

  1992年新宪法公布后的国会大选中,人民革命党再度得胜,获76席中的71席。

  但这次人民革命党席位的优势进一步扩大(占93.4%),并非民意的准确体现,因为26个复数选区全额连记法选制下,不易形成两党制,造成反对党过于分散,故人民革命党以56.9%的选票却赢得了93.4%的席位。

  有趣的是,1993年蒙古首次总统直选,人民革命党提名图德夫作为候选人,卸任总统奥其尔巴特与需要一个有名望的候选人的社会民主党一拍即合:奥其尔巴特退出人民革命党,投奔社民党。结果,奥其尔巴特战胜图德夫,高票当选总统。

  议会选举让人民革命党胜,总统选举让民主党胜,“我们蒙古百姓似乎很懂得制衡的道理”,巴特尔笑着说。这样的情况,此后屡见不鲜。

  异常顺利的政治转型,甚至造就了某种宽容的政治和解氛围:声名狼藉的前总书记泽登巴尔很快又被恢复党籍,而在广场危机时因表现不佳而辞职的前总书记巴图蒙赫,一度被留党察看,也很快被恢复名誉。

  为使蒙古尽快形成稳定的政党生态,在时任总统奥其尔巴特和反对党的催生下,1996年,蒙古通过选举法修正案,将26个复数选区改为72个单一选区,大幅压缩了小党的生存空间,迫使反对党整合。结果在当年的选举中,由蒙古民族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等结盟组成的民主联盟战胜了人民革命党,实现了蒙古的第一次政党轮替。

  蒙古大夫的休克疗法

  比起政治转型,经济问题才是真正考验蒙古社会的最大难题。

  作为一个经济体,蒙古不过是苏联这个大型组装厂的一个小车间,对外贸易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世界罕见,而对苏贸易则占80%.

  苏联1980年代末因自顾不暇开始减少对蒙各项援助,接着一夜之间解体,完全依赖苏联血管才能完成经济循环的蒙古,遭此重创,经济从1990年开始剧烈下行,到1993年方到谷底。

  对外贸易,1993年比1989年下降了60%;对苏贸易,1991年比1989年下降了70%.遭遇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其工业,自1990年,每年递减额20.77%,几乎处于半瘫痪状态。其次是仰赖苏联物质供应体系的种植业,因机械、燃料、化肥等基本生产资料供给的中断,1995年,谷物的产量不足1989年的1/3.

  而当年的“交钥匙工程”在苏联专家们走后,变成了“断奶工程”。早期进入蒙古的中国建设者们发现,蒙古人甚至分不清建筑物内各种管道的用途。乌兰巴托的男人们似乎还不适应如何去工作。中国施工队在建设,一大群蒙古人围观。

  蒙古经济转型为人诟病最多的,还是暴风骤雨般的私有化方式。

  1991年1月15日,蒙古国政府决定将60%的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定价,由于这个国家经济几乎瘫痪,并且,蒙古不像苏联只是忘记市场经济好多年,而是压根就不曾有过,价格信号并未如期刺激生产,蒙古遂很快成为世界通货膨胀率最高的10个国家之一。

  蒙古需要私有化,但几乎没有人懂经济,尤其是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于是Naidansurengiin Zholzharga这个关键先生及时出现了。

  Zholzhargal是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不二人选:他父亲是蒙古前商务部长,母亲是前财政部长,哥哥是中央银行行长。Zholzhargal本人曾在匈牙利留学,但这段经历让他对计划经济彻底失望并对市场经济产生了兴趣。

  1989年,供职于蒙古中央银行的Zholzhargal因为一个联合国项目的资助,得以在美国待了半年,并在那里有机会学习西方经济。

  在Zholzhargal看来,蒙古国这个经济体毫无疑问是病了,病得很重,需要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方案。于是,Zholzhargal花了半个月的时间,与几个哈佛大学毕业生朋友,在一间屋子里闭门造车地制定了蒙古私有化方案。

  此时,这位年轻的“蒙古大夫”只有27岁。

  Zholzhargal的方案最初形式被认为是采用了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采用的“投资权力证书”。这种证书将国有资产按1万图(蒙古的货币单位)面值分为1股,平均地向蒙古每个公民发放。投资权力证书的最初动机是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

  1991年5月31日,蒙古国小呼拉尔通过《财产私有化法》,除铁路、航空、邮电、矿山工业等国民经济核心部门外,对当时国有固定资产的44%通过向公民发放“投资产权证书”的途径私有化。

  私有化的第一阶段,是服务业和其他小企业的私有化,每人领到一张粉色的券,上面印有成吉思汗头像,可以竞购牲口、小商店和其他小企业;第二阶段,是确立私有制在国家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人们领到一张蓝色券,可以购买工业企业的股票。

  Zholzhargal坚持认为,缓慢变革会产生腐败,只有快速推进的“休克疗法”才能将国有资产快速、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蒙古公民,从而实现私有化。但Zholzhargal没想到,“快”同样可以导致腐败,而且能快得使普通民众更无还手之力。

  在蒙古,善于经营管理、富有责任感的企业家群体不存在,强大的市场、法律约束机制和廉正高效的政府同样不存在。由于没有成熟的资本市场、证券股票市场、健全的法律体系,权力证书持有者实际无法约束和监督企业,企业管理阶层很容易使自己成为企业唯一的主人。

  更糟的是,大部分民间百姓对游戏规则一无所知,甚至对他们解释都无从解释,不但牧民们丢弃股票的现象非常普遍,就连北方某省一位金矿领导及现在蒙古BTV总经理这样的人物,也因为不知道股票该干什么用而把手上的证书弄丢了。

  丢弃股票的另一原因是,由于没有成熟的证券市场进行流通,股票一开始几乎一文不值。直到1994、1995年间,股票才逐渐涨价,在一个破旧的自由市场门口开始有人站着收购。

  畜牧业私有化同样因没有成熟合理公平的方案,导致原农牧业合作社的管理阶层及其亲属利用权势,将大量集体财产和牲畜占为己有,公平平均分配的设计方案最终流产。

  根据1996年的推算,53.75%的牧户拥有的牲畜不足100头只,少数牧户则达到1万头只。

  不过,蒙古灾难性的经济困境未酿成全面崩溃和社会动乱的惨剧,除了政治转型稳定外,另一原因是其传统畜牧业的支撑。尽管畜牧业私有化过程中,分配并不公平,但牧民的积极性依然被极大调动,1997年比1989年,牲畜总头数增长了近乎1/3,是蒙古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未取得的奇迹,这个数字依然在飙升。

  更幸运的是,仅有的两个邻居中,北方的邻居撒手不管时,南方的邻居及时找上门来,于蒙古正好形成一种互补:蒙古遍地丢弃无用的废铜烂铁,以及苏军撤退时留下的各种废旧物资,中国商人当作宝贝收购回来;与此同时,中国商人们源源不断输送到蒙古的各种时尚花哨的假冒伪劣商品,正为蒙古人所急需。

  此外,不能不提的是,苏联老大哥无力庇护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美、德、世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近40个国家和组织对蒙古紧急援助,在1990-1995年阶段,国际社会对蒙古实际援助累计达9.2亿美元。最高年份援助一度高达蒙古GDP的10%.这些援助对蒙古迅速走出经济低谷起了决定作用。

  贫穷但幸福着

  经历过社会转型初期剧烈的经济震荡后,蒙古经济自1993年就开始恢复性地缓慢增长,有段时间搭上矿产品价格上涨的便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中国。尽管2008年的经济危机重挫蒙古,但其人均GDP早已从1989年时的人均600美元上升到今天的1600美元,与中国已相差不远。

  今天,蒙古精英普遍认为,蒙古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贪腐低效和全社会的依赖症。

  尽管蒙古今天的基尼系数还远低于中国,但蒙古国的贫富分化以一种特殊的直观情形让人触目惊心:2000年后,乌兰巴托市睡在下水道、涵洞里无家可归的蒙古人越来越多,在乌兰巴托寒冷的冬季,贴近下水道里的供暖管道能让他们渡过严寒。

  下水道越聚越多的人群成为一个著名景观,甚至成就了一些国际摄影师的江湖地位:英国摄影师James W. Hill的作品《爱与和平(Ouynaa And Tsetsegee)》获得尼康2002-2003年度国际摄影比赛一等奖,而美国独立摄影师Paula Bronstein的镜头中,下水道居民中出现了18个月大的婴儿。

  下水道居民的后备大军似乎还在不断增加:失去工作也不愿找工作的酒鬼、游牧到首都附近干脆扎个帐篷住下不走的牧民、被亲人抛弃的流浪儿。1990年代中期的转型中,蒙古地区和社会群体之间的经济的不对等逐渐扩大,这导致大规模的农村向城市移民现象,以及失业和贫困。

  据蒙古政府公布的数字,全国有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而根据世行的标准,蒙古则有70%的人仍在贫困线下。不过,在此线下生活的不少蒙古人不但没有一点自怨自艾,甚至幸福、自信溢于言表:“有酒喝有肉吃我怎么算是穷人?”

  贫穷的原因有多种,但在蒙古,懒惰恐怕是重要因素。

  懒惰不只是蒙古人留给外国投资者最深刻的印象,在其国内,从前总统奥其尔巴特到议员、学者,几乎所有被《凤凰周刊》记者采访到的蒙古精英知识分子都提到:蒙古人应该更加勤劳。

  与懒惰并行的是习惯性酗酒。到目前为止,许多蒙古人依然是有酒有肉,就可以快乐地生活,即使是住在简单的蒙古包里,甚至下水道中。

  在社會主義时期,蒙古买酒需要凭票,很难如愿。一些酒鬼只好去商场买香水喝,或是闻汽油味来满足酒瘾。转制之后,蒙古人再也不愁买不到酒,酒鬼顿时多了起来。

  多年前,蒙古国会就通过《同酗酒行为作斗争法》,规定每月第一天严禁卖酒,但歪歪斜斜的醉汉在乌兰巴托随处可见。今年前9个月,这个人口只有270万的国家,刑事案件发生14511起,醉酒犯罪案件同比上升了1.9%.

  酗酒极大损害了蒙古男人的身体、精神、家庭、人生,甚至是国家经济。这也成为部分蒙古人贫穷的重要原因。

  一个蒙古人说,有人捡两天垃圾挣来的钱,宁愿买酒喝掉,也不愿意给孩子买面包。流浪汉凑钱买酒喝的情况亦是乌兰巴托的常景。而美国摄影师Paula Bronstein2000年在拍摄下水道里的蒙古人时,拍到了11岁的醉鬼:他醉醺醺地爬回洞口,然后在镜头前酣然入梦。

  酗酒造成的家庭问题,甚至迫使不少国际慈善机构不得不代为照顾被蒙古男人抛弃的女人和孩子。据乌兰巴托官方2009年统计,该市37%的儿童因家境贫困辍学,每日有1500名儿童流浪街头。

  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谈及蒙古社会的懒惰和依赖症时,对今天蒙古两大政党为讨好选民,动辄承诺给每个公民发钱、给公务员加薪的办法极为痛恨。2008年大选,民主党承诺要给每人发100万图(约合人民币5000元),人民革命党则喊价150万图(果然在大选中胜出)。

  今天,依然有牧民从遥远的牧区骑着马来到乌兰巴托,为的就是要求全部兑现人民革命党竞选时150万图的红包承诺。

  “除了导致通货膨胀和人民懒惰,(这种承诺)什么作用都没有。”额尔德尼摊着手说。

  蒙古知识分子们大都对成功转型的民主制度自豪溢于言表,但谈及贪腐低效率,则倍感痛心。

  蒙古政治转型成功后虽运转经年,但离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尚有相当距离。

  “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实施新宪后两次当选为国会议员,1998年成为建设部部长。他对政府很多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质疑,认为某些方案不公平并将不少人推进贫困线。

  1998年4月,蒙古因为复兴银行的私有化问题发生府院之争,最后各党达成妥协,商定让卓力格出任总理。没想到,他在10月2日晚被两名凶手入室杀害,凶手逃走前在冰箱里“偷”了一瓶醋一瓶酱。前途无可限量的卓力格意外死去,迷案至今悬而未破。

  外界揣测,卓力格可能是因为上台会妨碍某些利益集团,才遭此惨祸。他离世后,加深了政治危机,无数人到广场为他做烛光守夜,直到乌兰巴托市长纳兰察茨热勒台被指定为总理才化解。

  2008年6月,首都再次迎来一场震动:反对者因为不满人民革命党在大选中胜利,指责选举舞弊而游行,但大批流浪汉、酒鬼的加入,使政治游行最终演变为一场骚乱,人民革命党的中央部大楼被人纵火焚毁。

  胜选的人民革命党再次使出“妥协大法”,获得单独组阁权的人民革命党最终把反对派也拉进来,组成了“联合政府”。

  这届联合政府似乎解决了以前各派只为反对而反对,导致蒙古各级政府不断扯皮、决策效率低下的问题,但在变成最稳定、最高效的一届政府的同时,又因在联合中实现利益共享,出现了反对党消失、多党合伙腐败的问题。

  被当地人认为是合伙腐败最直观的戏剧性场面,是蒙古的公路上,左肽车(方向盘在左)和右肽车(方向盘在右)同时乱跑。这一景象被认为是来自不同国家的进口车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各自维护、彼此放行的结果。

  有新闻自由,监督力度够大,为什么用处却不大?尽管新闻媒体不断揭露各种腐败,但平时公共参与度很低的老百姓似乎对此漠不关心。蒙古科学院政治研究所主任额尔德尼对此痛心疾首,但他坚信,随着时间推移,除法制建设之外,加强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公民意识教育,可以逐一改善这些问题。

  不过,对那些深为本民族陷于依赖症为忧的蒙古精英来说,即将到来的矿业繁荣未必将全是好消息:“荷兰病”(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现象)风险和“挥霍的民粹主义”回归,并非远在天边的一片阴霾。一个尚在谈判中的矿产开发项目还未敲定,预定将会产生的红利已提前派发给选民,这在蒙古并不是新鲜事。

  《凤凰周刊》2010年32期《凤凰周刊》 段宇宏 周宇

  作者:段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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