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埃及革命与中国天安门运动比较

  目前埃及的这场历时已一周的大规模街头抗议运动,引起了全世界关注。它再次让人们想起二十年前中国那场轰轰烈烈的天安門运动。同样是大众要求民主改革的运动,埃及和中国有相同性,但也呈现出不同的景观。这种“不同”,很值得中国人思考。

  第一个,口号目标不同。

  埃及的示威民众,喊出的口号很清楚,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当权者穆巴拉克下台!这个口号和目标没有任何的含糊、温吞之意。而在当时的中国,天安門运动的主导者,既没有要求中国掌权者鄧小平下台(真退休),更没有把它作为运动的目标。当时的主要口号是“反腐败”。而这种口号目标,非常抽象笼统,缺乏具体实现的标准。

  而且,由于运动从一开始就目标很低,高压之下目标就越来越低,而最后的要求则可谓卑微了:承认学生是“爱国运动”,请不要“秋后算帐”。就别提最早的长时间跪在人民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书等自践举动了。

  天安門运动之所以诉求相当低,首先是出于对共产党专制缺乏实质性了解,不明白这个道理:独裁政权不结束,“反腐败”不仅不可能,简直是荒唐可笑的要求。正由于这样的前提,所以运动从一开始就抱着“对政府好”的前提,摆出“进谏”的姿态,而不是从争取人民的权利这个角度出发,站在政府的对立面。其实那场运动,从那个下跪请求的举动开始,就已经定了调了。

  但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知识分子;其次是受多年“第二种忠诚”之类的影响,被框在了“党内改革”这个紧箍咒中,从来不敢,也不懂得:必须从根本上挑战共产专制。“打倒共产党”的口号,不仅当年,即使今天,仍把中国知识分子们吓死了!

  当时广场上的知识分子代表性人物、改革派的社科院政治所长严家祺等,在运动后期发表了《五一七宣言》,指出鄧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等于是呼吁中国应结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但这种真话和直言,被不少知识分子批评抱怨,认为是激怒了鄧小平,导致天安門运动被镇压。但从后来的资料看出,早在严家祺发表《五一七宣言》之前,鄧小平就已调动军队要镇压。

  更可悲的是,直到陆肆镇压之后,人们喊出的最响亮的声音是:李鵬下台,李鵬是屠夫。可有谁不知道是鄧小平掌权呢?

  第二个,参与的人员不同。

  埃及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有各个阶层人士参加的,而不是任何单一组织或群体。而中国的天安門运动自始至终都是以学生为主体、学生领导的。正因为学生从一开始就只提出反腐败,没有挑战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意愿,所以他们强调学生的“纯洁性”,不欢迎其他阶层的人加入。而其他阶层也“自觉”地和学生保持距离,一是怕被指控为运动的“黑手”(诸如方励之等),二是也怕破坏学生运动的所谓纯洁性,导致政府“秋后算帐”。

  而真正反抗独裁的运动,应该是首先挑战独裁者的合法性,要求独裁者下台。在这样的宗旨和目标下,自然是越多的人参加越好。而且运动的领导者不可能是既没有理论基础,又没有反抗专制历史的年轻学生。学生的年轻,自然导致运动的不成熟。八九民運后期,虽然已经形成了全国各界人士都加入的浩大阵势,但学生主导的情形持续到最后。

  第三个,都没有“见好就收”。

  在中国八九民運时,有人提出什么“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所谓民運策略。但这种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根本没有操作的任何可能性,不仅在八九民運中没法实践,今天在埃及仍完全不可能。如果埃及民众按照这种所谓策略,在刚有小好(穆巴拉克前几天已经宣布九月下台,不再连任)的时候就“收”,那不失掉了后来的比较大的“好”了吗?所谓“好、坏”,是个抽象概念,没有具体的、可以衡量的标准,人的天性和常态也是“见好更上,见坏就撤”。

  埃及这次街头抗议运动,不仅没有“见好就收”,而是一再升级。和中国八九民運不同的是,抗议民众从一开始直到今天,都坚持这个信念:埃及需要民主改革,首先穆巴拉克应该下台!他们把这个“好”定得非常清晰、明确。

  第四个,没有“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

  中国八九民運自始至终,都是和平请愿形式,既没有“非理性”,更没有暴力。但就是有要作秀的人,高喊什么“和平,理性,非暴力”。在当时中国压根不存在“民间暴力”的情况下,高喊这种口号,就等于是把任何挑战政权合法性的言行,都自然划入“非理性”和“暴力”。像“打倒共产党”的口号,和往毛泽东像上泼墨的举动等,不仅立刻遭到排斥和阻止,甚至连人都被学生押送给警察了。

  今天,在埃及的街头抗议示威运动中,没有领导者或什么文化名人,出来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常识,不能呼喊制止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即使在埃及的抗议示威中,出现烧车辆,砸商店,甚至抢劫博物馆文物等违法行为,但也没有组织者喊这种口号,因为他们知道,这种行为,是偶然的,不是常态;是个别人的,不是多数更不是全体参与者的行为。现在需要的是更多人站出来,需要的是勇气,而不是用这种虚无缥缈的口号,把人们吓住。

  正因为埃及反抗者们清楚,独裁是民主的敌人,所以他们的目的是战胜敌人,而不是“没有敌人”,更没有人唱“我们没有敌人”的高调,做“宽容大度”的“高级秀”。在中国是,“没有敌人”的高级秀做完了,迎来的是杀头。

  更可悲的是,已经杀了,二十年后,今天还在继续杀,但还有那么多人跟着合唱“我没有敌人”。中国异议人士们,准备把“高级秀”做到什么时候呢?更令人摇头的是,在中国的大年初一,眼睁睁地看着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成功、看着埃及人民那么明确地要求独裁者下台、官方武力丝毫没让他们改变初衷的情况下,中国又一批人签署请求中共修改宪法的《零八宪章》,这也太可怜、太掉价了吧?中国人好像被“巫”在了请求皇上改革的状子里了。

  埃及的这场人民反抗运动,即使不能获得突尼斯的“茉莉革命”那样的立即民主成果,但也绝不会像中国的八九民運那样,最后仍然是共产党统治,仍是政府暴力,而是会像埃及异议作家阿默(Kareem Amer)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文章标题所说:“埃及永远不会再依旧”(Egyp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2011年2月3日

  作者: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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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条评论 »

  1. Bill Rich 说:,

    2011年02月06日 星期日 @ 15:41:55

    1

    “你好”

    One word: Guts. Egyptians have guts. They dare to hope, dream, thought out, and demand what they really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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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 说:,

    2011年02月06日 星期日 @ 19:39:29

    2

    对穆斯林来说,从来都是真主最大,对中国人来说从来都是政府最大。这是最大的原因。中国需要一个火星,历来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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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ss 说:,

    2011年02月17日 星期四 @ 08:28:38

    3

    真没想到居然没爬墙就过来了,我不是做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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