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我国进入高失业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就是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也就是说近年来我国城镇出现突发性的大规模的“失业洪水”,它远比自然界的大洪水对中国经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和冲击要广泛得多,长久得多,痛苦的多。到底我国城镇目前的失业情况是怎么样呢?

  首先来看,城镇登记失业人口的情况。1993年全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以待业青年为主体)420万人,到1997年上升为570万人,比1993年提高了36%;失业保险覆盖率只有54%;1996年和1997年发放失业救济金分别为13.9亿元和18.7亿元,分别占政府财政支出的1.75‰和2.03‰,分别只有60%和56%的失业人员领到失业救济金,领失业保险金的人每月只能领取35元和49元,不到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7%-8%和9.1%。这说明出现公开失业人口高峰时,我国城镇失业救济金占政府支出比重太低,失业保险覆盖率低,有失业保险者,人均领取的救济金也低。下岗的情况。1993年全国下岗职工300万人,1996年是892万人,到1997年增长到1500万人,相当于1993年的5倍。1997年经济增长才9%,月增长61%,其中2/3是属于国有企业。国企今后三年还要继续下岗。如果按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占总下岗人数的2/3,就意味着今后三年还有1000万到1500万人下岗。下岗人员规模最大的辽宁省为178万人,其次是黑龙江省为124万人,湖南省为90万人,湖北省为87万人,重庆市下岗未就业的人口也在20万以上。从下岗比例来看,1996年下岗职工占全部职工总数的比例是 8%,1997年上升到13%,这就说明平均7个职工就有一名下岗,1998年下岗比例达到17%至18%,也就是说平均6个职工就要下岗 1人。各地下岗比例差异甚大。其中辽宁最高达22.4%,湖南21.3%,吉林 20%,江苏19.9%,黑龙江19%,重庆18%,天津17%、陕西16%、湖北16%,云南最低。东三省和湖南平均 5个人或4个人就有1个下岗。我们的下岗同西方的高失业不同,表现出地区性行业性集中,特别集中在森工、煤炭、机械、军工、纺织、冶金等。

  下岗职工生活费的情况。从全国平均水平看,1996年下岗职工领取生活费每月77元,1997年83元,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15%。当然由于为生活所迫,下岗职工不得不隐性就业带有隐性收入,但从根本上不属于制度就业,无保障,所以说如何解决下岗职工的问题成为一个首要问题。中国到底有多少城镇失业人口?大体是三部分:一是公开登记失业的,主要以待业青年为主体;二是国有集体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下岗职工未就业人员;三是农民进城打工的失业人员。我个人估计1993年是540至560万,实际失业率是3.3%至3.7%。到1997年是1300至1500万人,实际失业率6.8%至7.8%。其中1993年下岗职工失业者占全部职工失业的比例为22%至30%之间,到1997年上升为51.5%至54%。显然我国失业人员多数由下岗失业未就业人口构成,这就是我们的失业特性。

  从目前来看,全国下岗职工将近有一半未就业,实际上工业企业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0%,其中相当一部分地区可能接近20%,特别是东三省,西北、西南等工业基地更为明显。防洪中严防死守大堤,但失业下岗“洪水”还没有“堤”,不得不临时搭个“堤”。去年从中央到地方的财政帐目中就没有补贴费,是临时加上去的,去年要不是扩大内需,就不可能拿出 100多个亿贴进去。所以说现在要死守,就是在制度上。在财政支出上得有这笔钱,称之为必须支付的政策成本,社会稳定成本,国家安全成本。要进一步加大力度,特别是通过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使得那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能够得以解决。

  下岗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从企业微观上看,企业等经济活动主体减员增效,当然有的未必减员能增效,但总体来说还是减员增效的。从全国宏观角度来看,恰恰是 GDP的损失。微观是对的,但宏观不行。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奥肯的奥肯模型计算,由于实际失业率超过了自然失业率,GDP的损失量在80年代为3%至4%之间,90年代初为4%,1997年的GDP损失量就占4%以上,1998年为6.5%。我们知道资本的闲置会造成 GDP的损失,劳动力的闲置更是如此。我主张政府的目标是扩大就业,溶解失业,企业要加快分流下岗,减员增效。因此,扩大内需要考虑五个优先:

  一是就业优先,就是要把增加就业岗位作为各级政府的首要目标。为什么这么讲呢?1997年1300万至1500万的失业人员还不包括乡镇企业这几年亏损下来的人员,还不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我们目前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1997年经济增长率7.8%,实际创造新增就业岗位350万个,是原预计数的一半,就业增长率只有0.5%,是建国以来最低点,高增长并没有带来高就业。那么到底是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呢?还是以就业增长为主要目标?我的观点是以就业增长为首要目标,因为经济增长是为了创造就业,而我们当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就业压力的问题,这是我们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的劳动人口资源中15岁-64岁的人数占世界总量的26.3%,我们人口占世界人口21.3%,年龄结构呈年轻型。而我们的资本资源每年占全世界投资额总量的3.4%。以不到4%的资本,来创造解决1/4人口的就业岗位,所以必须以就业为中心。如果“十五”计划还是投资计划就是失败的计划,因为“八五”计划已经证明就业增长是低的,九五计划也不会高,十五计划还不创造就业岗位,投资再多的项目也不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有选择地发展资本密集、资源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是如何解决就业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二是要制定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现在妨碍私营经济发展在宪法上已没有障碍,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有障碍,我们的银行是完全为资本密集的大型企业服务的银行,就是没有建立中小银行,为小型企业、私营企业服务,现在农村的合作基金会也不规范。我们还没有建立这样一类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商业组织、信用体系,这个制度首先要建立。其次要提供技术援助,我们现在的很多技术都是围绕大中型企业,没有为小型企业、私营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再次要提供信息服务,现在都是为大企业服务,没有为小型企业、私营企业的信息服务,现在的Internet网,入网费高、使用资费高,想起搞电子商务,突然发现不能支付。在国外都可以支付,根据信用卡,银行确认之后可以汇寄支票转帐,电子银行也就出现了,但我们做不到。最后要提供法律服务,现在搞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但我们见了面签了合同都不算数,在西方FAX,MAIL等都算数的,出现了你欠我,我欠你的纠纷在法律上有服务,我们现在私人老板也好,个体户老板也好,包括国有企业老板也好,不但拖帐赖帐,还可以赖税,在西方是绝对做不到的。起码的几个服务都没有,怎么能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因此由过度的干预变为服务,就是提供信息服务、法律服务、技术服务包括金融服务。为什么讲这一点,因为政府本身不会创造多少就业,一是现在机关不仅不增加人而且还要减人,二是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将来也要减人,三是政府的投资也创造不了多少就业,因为你的投资在全部投资中只占 3%。所以,政府工作的关键是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通过投资来创造新的就业。

  三是开放市常开放哪些市场呢?由原来我们集中在制造业向服务业开放。现在一搞开放就是上海浦东、深圳,我们现在要提出来西南地区是否优先开发,能否开放,开放之后,损失会怎么样。首先西南地区的金融和保险业要优先开放。第二电信和增殖服务业开放,第三旅游业开放。第四个开放就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优先在西南地区开放。再一个来看建筑业,在我们修了桥桥塌,修了楼楼塌,原因何在?这是没有公开竞争。这是机制上的毛病,也是和不开放是有关系的。我发现建筑业市场外资企业只占全部建筑业产值的 1%。优先开放,当然还包括广告、律师、工程设计、会计事务所、信息产业等。

  四是要实施有利于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的政策。现在存在三类劳动力市常第一类劳动力市场我们称之为国有企业职工劳动力市场,特点是高福利、低劳动生产率、低流动率、低劳动强度。第二类市场特点是低工资、劳动强度高、无福利、高流动率、低失业率。难办的就是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你既要同情他,还要改变他的就业观念。第三类劳动力市场称之为专业人才市场,特点是学历高、年龄轻、高生产率、高收入、相对中等的福利、流动率相对快。

  五是鼓励非正式就业和非正规部门就业。我们的正规就业比例过高,非正规就业比例过低。在西方国家平均15%非正规就业。我们要给下岗职工说明白,出路无非有几条:下了岗就得走向私营经济,下了岗就得走向非正规就业;下了岗就得走入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尽快把企业分流为主转变为以社会分流为主。

  通货紧缩问题

  中国已经出现了全面性的、严重的通货紧缩,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大敌,应当试用反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及其相关政策。如果中央银行过于谨慎、目标含糊、行动迟缓,中国有可能陷入通货紧缩的螺旋陷阱之中。

  我国从1997年开始通货紧缩,1998年进一步深化,1999年更为严重,已经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从世界来看,目前世界出现了三十年代大萧条以来首次的世界性的通货紧缩。

  中国1997年就发生了通货紧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取决通货紧缩的度量。按照经济学家的观点,只要你的通货膨胀率低于 1%就是通货紧缩的标志。中国1997年零售物价指数0.8%,已经低于1%,1998年是负20%,今年还会进一步恶化。中国通货紧缩的特点,一是通胀率低。二是农产品收购价格剧烈大幅度下降。八亿农民成为这场通货紧缩的最大受害者。1997、1998年农产品平均价格下降12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农民生产同样的农产品,现金收入少了12%。农民成了这次通货紧缩的最大的受害者。如果说通货膨胀是吃消费者,那么通货紧缩无形当中吃的就是生产者。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呈下降趋势。工业生产者成了第二号受害者,包括造纸,矿产等等。库存增加,商业库存、工业库存增加,卖不出去,只好削价出售。四是在消费领域、流通领域价格指数大幅度下跌,流通领域也变成了受害者。所以说中国1992年成了高暴利时代,1993年宏观调控以后开始走向所谓的低利润时代,1997年、1998年我们认为走向亏损时代。现在亏损是我们时代的特色,当然垄断行业有盈利。教育经费支付上升,医院经费上升,电话费上升,垄断行业都在上升,烟草行业多多少少有利润,但利润不如原来高。所以中国从1992、1993年到现在,不过 7年时间走过了三个时代,暴利的时代、微利的时代、现在进入全面亏损时代,这就是通货紧缩。五是不仅全面出现了通货紧缩,而且各地普遍进入通货紧缩,局部地区相当严重。1997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省区进入通货紧缩阶段,1998年所有的地区都处在通缩阶段,其中上海最严重是4.3%,安徽3.3%,云南好点是1.1%,陕西3%,宁夏2.8%,湖北4.1%,从35个大城市来看,严重的是武汉6.7%,成都6.5%至7%,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说现在相当多的地区相当严重。在亏损时代,我也发现有巨大的地区差异,巨大的行业之间的差异。

  综上结论,中国进入到全面的严重的通货紧缩,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大敌,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通缩呢?一是生产能力过剩是造成通货紧缩的主要原因。根据我们对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分析,自然增长率是9.5%,去年78%,距9.5%还差一点。今年7%就差2.5个百分点。今年能不能实现7%,现在也在挠头。形成了这种生产能力过剩,我们估计了一下,1998年大约是18%。总而言之,生产能力突然过剩,使原来“九五”计划的盘子发生很大变化。造成这样的一个根源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

  最重要的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没有及时调整。为什么呢?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存在几个失滞:第一个失滞,认识失滞,就像我研究通货紧缩,我非得等到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以后,我才能研究,他保密,他先不给我们,我们说97年就已开始了,但我们99年才发现这个事,认识失滞、信息失滞。第二决策失滞;第三政策失滞,就算下了决心了,明确提出通货紧缩,等你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6个月、7个月乃至 1年,就这么个情况。怎么治理通货紧缩呢?我的主题思想就是稳定货币,就是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中央银行所制定的货币政策要稳定货币。它有两个含义,第一,要防止高通胀;第二,要抑制通货紧缩,使通胀率保持较低。最好通货膨胀率的目标是2%至3%,现在是-3%,离2%-3%差 5-6个百分点,所以说现在是发票子的好时候。问题是怎么发,用术语说叫通货,通货未必膨胀,这就要讨论了,我们提出的第一个想法叫做通货膨胀,发票子不让它起通货膨胀。这个政策既有别于1993、1998年开始实施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也不同于适度通货膨胀政策。我是反对通货膨胀的,但是在这种特定条件下,就要通货。因为在短期内,我们完全用政策财政这种国家信用,适当利用存贷差,适度扩大货币发行量,比如我们提出的1000-1500亿,这才占存贷差的10%-15%。1000多亿即使是按基础货币计算也不到1/3。基础货币可以有效地来提高在4000至5000亿之间,也不过三分之一。

  第二,就是要合理确定财政赤字结构,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扩大赤字,关键是要有效地利用财政赤字。什么是有效的财政赤字呢?就是要把财政赤字分为两类,一类我们称之为周期性的,叫一次性的;一类我们称之为结构性的。我是讲究一次性的,就是趁现在还有点钱,通货的时候,我把它搞些工程,搞些一次性,这样解决点就业,包括补偿损失等。

  第三,就是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扩大信贷发放规模。一是对三资企业实行资产抵押贷款。二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贷款。三是要对具有明确收入来源的居民,建立个人家庭信用记录,鼓励信用贷款消费。

  第四,就是要取消对外国银行的各种限制,让它们进来。我有一个建议,西南要优先开放金融保险业,就是要对当地的国有银行有一个压力,现在贫困地区的银行亏损,但银行的大楼还是很漂亮的,银行的工资水平还是很高的,银行的其他待遇也是多的,亏损归亏损,生活待遇归生活待遇,原因何在?没有开放,没有“狼”,所以我主张引“狼”入室,与“狼”共舞。

  第五,就是有效地利用通货支出,大幅度增加社会软件投资。社会软件是指一个国家经济得以长期增长的基础,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研究与开发;二是高新技术包括军事工业、军事技术;三是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四是公共机构。当然,我们主张机构先消肿后高薪养廉。现在工资水平太低,公共机构是软件,如果大家有了中等偏上的体面收入,再有严格的防腐败的制度,让你不敢贪,不能贪,也不应该贪,这样的公共机构恰好是市场经济必要条件。征税养政,核心问题就是增加软件投资。另外对中国的国情而言,大幅度增加生态建设的投入,不让砍树,不让砍树吃什么呀,就得把砍树人变成种树人,增加这方面的投资。最后一项我们称之为大扫除措施,就是要把那些污染严重的、不具规模经济的企业扫掉,包括小的大的,必须降低能耗,降低排放污染,这也是解决通货紧缩问题的思路。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胡鞍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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